（二）总需求结构失衡的外部成因

从外部条件来看，中国出口在2000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亚洲地区垂直分工体系以及服务于这一分工体系的区域内贸易关系和东亚—中国—欧美“三角贸易模式”。

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的转变，亚洲地区垂直分工体系和区域内生产供应网络逐步形成。2001年以后，以美国IT泡沫破灭为转折点，国际产业转移过程出现了新的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高速发展的高端制造业开始加快对外转移和投资步伐。在这一阶段，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制造业分工调整和产业转移过程深入到同类产业或产品内部，根据同一产品内部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的要素投入要求，把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配置到具有不同区位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的基础从一国在最终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演变为一国在价值链条的特定环节上的比较优势。由此带来“全球制造”和“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国际分工的细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进入到国际产业转移过程。美国、西欧发达国家、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逐步转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或加工环节，大规模向外转移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加工环节。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经济规模优势、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优势，以及2001年加入WTO带来的全方位影响，使得中国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流入地。在国际分工体系新一轮的调整过程中，亚洲地区逐步成为全球经济中一个统一的供应网络，中国在这个网络中充当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中心，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成为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供给方，参见图23。

图23 2000年以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国际转移

这首先带动了中国对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最终产品的出口。日本等亚洲主要经济体专业化生产并向中国出口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其国内对最终消费品和投资品的需求必须依赖中国的供应。其次，推动了东亚、中国和美欧之间的三角贸易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日益成为其他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发达经济体的产品出口欧美市场的平台。亚洲发达经济体的企业不再直接对美欧出口最终产品，而是向中国出口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在中国完成组装和加工环节，以中国为出口平台完成对美欧的最终产品出口。

亚洲地区的供应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欧美需求驱动的供应网络。所以，亚洲供应网络整体的出口增长受制于欧美市场需求的增长状况。对比美国2000年前后的需求状况可以看出，2000年以后美国对外部产品的需求大幅增长。2000年至2008年，美国进口需求占GDP的平均比重为15.4%，远大于20世纪90年代的11.9%。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进口需求大幅增长的背后，驱动力主要来自家庭消费。2000年以后，美国总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并没有增加，而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显著提高，平均比重比20世纪90年代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美国市场对外部产品需求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消费品领域。欧盟的进口需求在2000年以后也有了大幅增加，2000年至2008年进口占GDP的平均比重为36.1%，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28.4%。对比欧盟进口、投资和家庭消费的动态轨迹，从中可以看出，进口与投资的变动轨迹高度同步，进口与家庭消费的变动轨迹差异很大。这意味着，2000年以后支撑欧盟进口需求增长的力量依然主要是投资。总体而言，2000年以后，欧美市场对外部产品的需求大幅增长，其中，美国市场对外需求的增长集中在消费品，欧盟市场对外需求增长集中在投资品，见图24。

图24 欧美市场条件

注：市场条件用进口占GDP的比重表示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欧美市场需求的增加使得整个亚洲供应网络的出口增长具有更大的空间。随着中国逐步在亚洲供应网络中成为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中心，中国事实上也就成为亚洲对欧美市场出口最终产品的重要平台。这导致中国逐步替代亚洲其他经济体成为欧美市场上最终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包括最终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供给。从图25和图26可以看出，以美国市场为例，在1991年以来美国的消费品进口中，亚洲所占份额维持在40%左右。在这当中，中国所占份额从1991年的8.2%上升到2009年的27.1%。亚洲其他经济体对美国的消费品出口份额稳步下降，见图27。欧美市场需求的上升和中国在欧美市场上对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替代，共同推动了中国出口在2000年以后的迅猛增长。

图25 美国消费品进口来源情况

资料来源：2011年4月的IMF《地区经济展望》（亚洲和太平洋）。

图26 美国从中国进口消费品在进口消费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1989—2008年数据及进口消费产品的分类均来源于章艳红（2009）, 2009年数据来源于美国USITC数据库。

图27 中国以外的亚洲经济体对欧美消费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2011年4月的IMF《地区经济展望》（亚洲和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