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需求结构失衡内生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

我国总需求结构对投资和出口的高度依赖性在根本上源于经济赶超战略的政治动因和实现过程。为了在短期内实现经济赶超目标，经济总量的扩张成为政策层面的首要目标。

第一，在中国经济传统增长模式下，适应于经济赶超战略，经济总量的扩张成为政策层面的首要目标。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面临较多的约束和不确定性，促进资本投入的迅速增长就成为实现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首要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设定了一系列的发展目标，但是总量扩张始终是最重要的目标。十二大明确宣布了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即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实现翻两番，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增长。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十七大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一目标明确提出了人均指标，不仅比此前的翻两番更加宏伟，且将见证更高水平的小康。

第二，处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我国的高投资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经验表明，工业化过程必然以大量投资作为基础。与东亚其他国家类似，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政府一般会选择快速的工业化，发展可贸易部门，通过对外贸易积累资本，学习技术，获取前沿知识，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是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必然选择。

城市化过程必然形成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近年来，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与中国城市化率相对照，不难发现中国快速的城镇化是房地产投资增长的客观基础。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城市化水平还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对房地产投资仍然具有一定的依赖，见图20。

图20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中国高投资能保持较高的投资收益率，也与中国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随着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比的下降，对农民工流动限制的放松，农民工为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劳动力资源为中国投资驱动经济发展奠定了禀赋基础。例如从就业结构看，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从改革之初70%下降到目前35%左右。农业部门释放的劳动力弥补了工业部门劳动力需求，第二产业就业占比不断上升，见图21。

图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

第三，资本投入的增长不仅受制于资本形成的来源，即储蓄的供给，而且受制于资本成本和资本收益的权衡。为了加速资本的形成过程，推动投资的迅速增加，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增加国内储蓄的供给，提高资本收益率，压低资本成本。

增加国内储蓄的手段有很多种，首先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深化措施，通过金融自由化改革促进金融深化，以高利率和多样化金融工具吸引家庭增加储蓄供给。但是这在短期中不利于资本形成过程的加速，因为利率的提高会抑制投资的增长。而且，现有理论和经验证据也无法在利率和家庭储蓄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为了兼顾促进储蓄和增加投资的双重目标，必须做出其他选择，最有效的措施是维持甚至增加要素市场的扭曲。

要素市场的扭曲导致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这使得政府和企业成为国内储蓄供给的重要主体。在中国的总储蓄中，家庭储蓄所占的比重不到50%，另外一半以上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企业收入构成了资本积累的直接来源。在政府承担大量经济建设和投资职能的情况下，政府储蓄也成为资本积累的直接来源。通过要素市场的扭曲，使得家庭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总量的扩张速度，这就使得总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通过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主体直接转变为国民储蓄，并成为资本积累的来源。

中国家庭的消费倾向不仅受制于收入水平以及谨慎性储蓄动机，而且还受到供给结构的影响。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家庭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支出成本大幅增加。城市化以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虽然带动了农村居民收入的上升，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村移民工人难以充分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家庭谨慎性或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增强。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非贸易品供给的不足，使得家庭对潜在需求即便有收入支持，也无法转变为实际的购买支出，由此导致“强制储蓄”问题。这就使得家庭虽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的份额较低，但是却依然维持非常高的储蓄率。

在特定的制度安排和市场结构下，储蓄行为与市场价格机制的联系弱化，甚至没有明显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体系蜕变成政府影响社会资本形成成本和结构的工具。利用利率管制下的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政府可以对相关行业和企业的融资成本施加实质性影响，控制其信贷可获得性，影响其融资成本。利用产业政策实施行业进入壁垒，影响特定行业的竞争成本，达到直接影响特定行业中资本收益率的目的。利用对生产、投资和出口直接的政策性补贴，改变资本形成成本和资本收益率。

借助于要素市场扭曲、收入分配体制和政策、产业政策、供给政策以及生产和投资补贴等手段，一方面能够增加国内储蓄供给，使得资本积累有了充足的来源；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资本收益和资本成本之间持久的、较大的差异，进而维持企业强烈的投资动机。这是支持我国高投资最为重要的内部因素。尽管随着我国劳动市场的完善，实际工资在不断上升，但是由于扭曲资本收益和成本的政策性或体制性因素依然存在，资本收益和资本成本的差异依然显著存在，见图22。在劳动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企业具有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动机，这导致我国的投资率无法出现实质性下降。

图22 我国的资本收益率与资本成本

高储蓄和高投资必然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大规模投资意味着未来生产能力和产出规模的膨胀，在国内消费需求受到压制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日益扩大的产出能力的市场实现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口成为中国经济赶超型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由此引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产品更适合于出口？在一般意义上，产业部门可以分为贸易品行业和非贸易品行业，贸易品行业主要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工业，非贸易品部门主要包括建筑业和服务业。既然最终需要通过出口来解决国内大规模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的市场实现问题，那么，投资的快速增长就应该主要集中在贸易品部门，即第一产业和工业。第一产业的生产特点导致其对自然禀赋条件的依赖较高，所以无法成为中国的选择，剩下的选择自然也就是工业部门。工业部门不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禀赋条件或不可再生要素的依赖，而且具有最高的可贸易性。此外，相对于农业和服务业，工业部门具有更加显著的规模化生产特征，最容易实现大规模投入和大规模产出。因此，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往往就成为赶超战略下政府的必然选择。这样，从最终表现来看，我国的经济赶超战略演变成“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