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零售商业与经济发展的结构比例

2.3.1 零售商业与工农业生产的结构与比例

“十一五”和“十二五”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保持了较好、较快的增长势头。从产业对比角度，“十二五”期间特别是2012年以后，相对而言，中国零售商业消费的增长速度略快于工农业生产，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商品零售额的比例从2011年的0.5降至2014年的0.44，如表2-3所示。

由于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的变化，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口径指标基本上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指标替代，全国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全部工业增加值近几年来波动幅度较大，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2011年增速较快，其占商品零售额的比例在2011年较上一年有所增加，为5.17；但2012年以后逐年下滑，2014年为4.67。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占商品零售额的比例在2010年和2011年稳定在1.15的水平，但是全部工业增加值2012年增速有所放缓，该比例下降至1.07，“十二五”期间零售商业增长速度较快，导致2015年该比例下滑至0.85。

2.3.2 零售商业与物流运输的结构与比例

2015年中国的全年货物运输总量增长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货物运输总量为417.1亿吨，货物运输周转量为177401亿吨公里，分别比上年下降了4.92%和4.54%，反映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即便如此，“十二五”期间这两个指标仍保持增长，全年货物运输总量和货物运输周转量分别较“十一五”期末增长了28.66%和25.1%。

与零售商业发展相比，货物运输的总量和周转量都有明显下降，如图2-8所示，“十二五”期间，每万元商品零售额中所含货物运输总量从2010年的23.26吨降至2015年的15.5吨，同期，每元商品零售额中所含货运周转量也从2010年的1.02吨公里逐渐下滑至0.66吨公里。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受到近年来网络零售兴起和快递业务迅猛发展的互动影响，“十二五”期间快递业务量和收入飞速增长，2015年快递业务量为206.7亿件，是“十一五”末期23.4亿件的8.83倍，“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率约为54.6%，同期快递业务收入为2770亿元，是“十一五”末期574.6亿元的4.82倍，“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率约为37%。

“十二五”期间快递业务的大发展推动了行业效率的提升以及成本和运费的下降，每件快递成本（收入）已经从“十一五”末期的24.57元下降到“十二五”末期的13.4元，相应也使得快递业务越发普及。“十二五”期间，全国商品零售额中每万元使用快递业务量从“十一五”末期的1.68件增长到7.69件，增长了4.58倍，因此，虽然快递业务本身的单价有所下降，但是综合下来，每万元商品零售额中发生的快递费用也从“十一五”末期的41.23元增长到2015年的103.12元，增长了2.5倍。

2.3.3 零售商业与货币流通的结构与比例

中国的货币流通和信贷发放在整个“十二五”期间继续增长，货币和准货币（M2）较“十一五”末期接近翻倍，达到139.2万亿元，年均增长率约为13.9%；狭义货币供应量（M1）达到40.1万亿元，流通中现金（M0）达到6.3万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5%和7.1%。

据此折算，每元货币（流通中现金M0）所拥有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4.78元，所拥有的商品零售额约4.26元。每元货币（货币M1）所拥有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0.75元，所拥有的商品零售额约0.67元。按照城乡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口径计算的每元人民币存款所拥有的社零额2015年为0.55元，较“十一五”期间的0.5元左右的水平有所提高，反映出国内居民储蓄存款相对下降，消费相对上升。

从发展趋势来看，如图2-9所示，每元货币（M2）流通量所拥有的社零额在整个“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都比较稳定，保持在0.22元的水平，这是由于M2指标含有定活期存款和保证金在内的储蓄存款，实质上是全社会消费支出的最终支付保证，也表明从社会消费的角度来看货币投放量整体合理。

但是，由于流通中现金（M0）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在“十二五”时期增速低于社零额增速，因此，“十二五”期间，每元货币（M1）流通量所拥有的社零额和每元货币（M0）流通量所拥有的社零额均有所增长，相比于“十一五”末期，分别从0.59元增长到0.75元和从3.52元增长到4.78元。

以上三者的差异整体上来源于三种货币投放量的构成差异，相对于消费支付，M1指标如果加上历年的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其所拥有的社零额指标在“十二五”期间则是缓慢下降，M0指标加上历年的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其所拥有的社零额指标则仅有较小幅度的增加。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消费贷款余额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2012—2015年每年消费贷款余额增长分别为17.63%、24.31%、18.45%和23.34%，远高于同期GDP和社零额的增速。到2015年，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接近19万亿元，较“十一五”末期的7.39万亿元增长了2.56倍，年均增长率为20.7%。每元社零额中所包含的消费贷款从2010年的0.47元增长到“十二五”末期的0.63元。

其中，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增速更为惊人，2012—2015年每年增速分别高达42.88%、37.13%、22.34%和26.21%。到“十二五”末期，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突破4万亿元大关，达到4.1万亿元，相比“十一五”末期增加约3.14万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3.7%。每元社零额中所包含的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从2011年的0.07元快速增长到2015年的0.14元。这些数据表明了中国居民消费观念和支付形式的巨大变化，现代金融和信用消费已经成为新时期居民消费模式的主流之一。

从发展趋势来看，全部消费贷款和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以及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增长率持续高位运行，受到房地产形势趋于稳定的影响，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和全部消费贷款增长率明显低于个人短期消费贷款增长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受宏观经济和消费意愿的影响，如图2-10所示，2014年个人短期消费贷款增长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较上年度增长率下滑了15个百分点，但2015年有所回升，达到26.2%。

2.3.4 零售商业与地区发展的结构与比例

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5》的数据，2014年中国有城市合计653个，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城市273个，县级城市361个。“十二五”期间，大中型城市具有远超出其人口应有比例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辐射能力，产业集聚和消费集聚现象突出。

从零售商业发展的城市地区结构分化来看，人口和消费的城市化集聚现象较为突出，中国的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作为国内的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代表，2014年仅以18.92%的全国人口，创造了全国40.72%的GDP，贡献了40.11%的社零额，占有38.33%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从发展趋势来看，如图2-11所示，中国的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总人口“十二五”期间有小幅增长，从“十一五”末期的25126万人增长到2014年的25881万人，占比也基本上稳定在18%~19%。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GDP增长“十二五”期间仍然略快于全国水平，占比提升了约1.5个百分点。相应的财富占有自2004年以来有一定的波动，2010年以后有所下降，2014年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占全国比例相较于“十一五”末期下降了约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水平“十二五”期间基本保持稳定，消费能力占比维持在40%左右，整体上呈现轻微下降的态势。这些数据表明了中国特大型城市的集聚能力和增长后劲相对开始减缓。

中国的地级城市，按照市辖区口径，即一般意义上包含一线、二线、三线和部分四线城市的中国全部城市市区（即国家统计局口径的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截至2014年底，拥有31.4%的全国人口，创造了全国62.32%的GDP，实现了62.3%的社零额。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在“十一五”和“十二五”两个五年规划期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扩张态势，核心表现在市辖区城市土地面积和人口的双扩张上。一方面，所有地级城市市辖区土地面积从2005年的57.4万平方千米增加到2014年的69.3万平方千米，占全国的比例也增加了1.2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人口也有明显增长，从2005年的36285万人增长到2014年的42953万人，占全国的比例则增长了将近3.6个百分点。这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在“十二五”期间以传统城市的面积扩张和人口涌入为突出特点。

在以上两个因素的推动下，所有地级城市市辖区的GDP增速和消费增速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都呈现出扩张态势。如图2-12所示，“十二五”期间，GDP占比从“十一五”末期的61.31%提高到2013年的63.87%，增长了2.5个百分点，2014年占比回落至62.32%。地级城市市辖区的社零额占全国比例在“十二五”期间出现小幅增长趋势，从“十一五”末期的61.68%提高到2014年的62.3%，仅提高不到1个百分点。

社零额占比和面积与人口占比在“十二五”期间变化率的差距，反映出中国传统城市虽然在持续扩张并入新的原有农村地区，也在加大吸引人员流入，但是相较于其他县及县以下地区的收入与消费的快速增长，呈现出明显差距，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城市的消费能力的增长实际上相对有所减缓，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导致社零额部分的消费相对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