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全球化新动力：从“美式”到“中式”
在世界经济中“分量”的不断提升决定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作用的不断增强。通过推出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重大战略并进一步积极推动企业海外投资，中国有望在全球化由弱转强的过程中发挥关键的推动作用。“中式全球化”将与“美式全球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核心特征在于对发展的强调以及对于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作用的重视。
对世界和中国经济而言，金融危机后全球化“列车”需要新的动力源，世界经济治理的“轨道”也亟待完善。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阶段，中国经济需要引领全球化以促进中国发展、世界繁荣。的确，随着“一带一路”推出、“走出去”战略升级，中国正在积极地推动全球化由弱转强。相应地，世界范围内重大的发展机遇也随之出现，在上一轮强势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国家可望极大地受益。中国推动的全球化无疑是原有全球化浪潮的延续，但又与“美式全球化”有着明显不同，对发展的高度重视将成为其主导思想。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增强，其转型和升级释放的巨大市场潜力将在长时间内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和“世界银行”，中国的发展将给世界上众多的国家和庞大的人口带来巨大的机遇，包括在贸易、投资、发展融资等众多领域。
“走出去”战略的升级与中国对全球化的引领作用
金融危机后全球化浪潮由强转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领导者美国在危机中遭受重挫，难以继续推动世界经济高速全球化的步伐。新的强势全球化周期何时到来，取决于复苏中的美国，也取决于崛起中的中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浪潮由强转弱的现实，如何延续原有全球化进程，并为其提供新动力，如何从全球化规则的接受者和全球化游戏的参与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游戏的领导者，对相对经济实力空前提升的中国而言，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全球化由强转弱的一个分水岭（见本章第1节）。在新的国际政经格局下，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走出去”战略的升级正在为全球化注入重要动力（见第7章第2、3节）。宏观层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输出和输入双方供需的吻合是中国“走出去”战略升级版的大背景，也是其成功的基础。对中国经济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增长动能明显减弱，亟须新的动力源。而作为强势全球化时代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副产品”，中国出现了工业产能和外汇资产两方面的“过剩”。对后者而言，国际收支格局的演变使这一问题发生了变化，但中国规模极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在保值增值方面仍然面临严峻挑战。要提高中国巨额外汇资产的整体收益率，就需要对原有管理模式和资产配置方向做出重大调整。如果说“两个过剩”从供给方（或者说输出方）决定了中国“走出去”战略升级的经济合理性和必要性，那么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上的“两个经验”则决定了其可行性。这两方面的经验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见第3章第2节），也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可以说，伴随中国资本和产能输出的，还有中国的发展经验，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工业领域。
再看需求方（或者说输入方）。强势全球化时代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了资源的配置，带来了巨大的福利增量，但其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看，很多国家并没能搭上全球化的航班实现经济起飞；一些国家从全球化中受益，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自然资源的生产和出口领域。从世界范围看，低收入国家面临的一个普遍挑战在于工业产能建设，特别是通过工业化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和现代化。这些国家仍面临严峻挑战，包括资金方面国内资本的不足和国际发展融资的不力、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限制、基础设施的不足等。很明显，来自中国的资金、产能、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解决方案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希望。
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升级最主要体现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21世纪的今天，地理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已经不再重要，但中国政府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一带一路”涉及经济、外交以及投资和发展规划，是一项目标宏大的国家战略和国际合作议程。联通国内、国外，沟通开放、改革，贯穿投资、贸易，该政策反映了“走出去”战略的升级，也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乃至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的升级（见第3章第1节）。“一带一路”战略的可行性也来自经济方面，但其经济和政治维度是密不可分的（见第7章第2节）。
伴随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升级，全球范围内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正在出现。这表现在可以投入发展领域的资金潜力，也表现在涉及行业和经济活动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可能产生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上。从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看，以中国为“枢纽”，辐射亚太乃至全球，互联互通的程度将迅速提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些重要的国际、洲际陆地“交通走廊”的建设之外，尼加拉瓜运河等“世纪工程”的建设可能如同历史上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一样通过对海运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对全球化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升级和次第发展的角度看，一个以中国为“头雁”的新“雁阵”有望形成，其范围不仅在亚洲，更延伸至非洲、拉美（见第7章第3节）。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演变的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将重塑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弱化的全球化进程正在注入新的重大动力，而发挥核心作用的将是中国。
因此，有必要将“走出去”战略升级命名为“走向全球”战略。从“going abroad”到“going global”，一词之别将更好地描述外向开放战略在范围上的扩大、形式上的演变和力度上的提升。在金融危机后全球化动能明显减弱的情况下，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推动全球化进程，为其注入新的关键动力。实际上，中国在经济规模、贸易规模、海外发展融资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和金融资产在更广泛领域和范围的配置正在使这种潜力转变为现实。这方面，基于大视野、大格局、大手笔的国家战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器。
中国推动的全球化与“美式全球化”的不同
一个主导性大国对全球化的领导力来自其经济实力，特别是规模庞大的进口和资本输出能力。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地位对比首先可以从经济规模看，其次可以从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看：贸易方面主要是进口量，投资方面主要是对外直接投资量，金融方面主要是国际证券投资和资金借贷方面。在资金借贷方面，发展融资的规模特别值得重视，另外国际官方援助规模也值得参考。“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0多个国家，基建投资总规模可能高达6万亿美元，其对国际贸易、发展融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带动作用是极其巨大的。无疑，这将使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化由弱转强的一个关键动力。
很明显，从发达国家的领导者，到新兴市场的领导者，全球化的驱动力来源也在次第转移。然而，这种转移并非排他的。换言之，在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的同时，中美可能共同带动新的一轮强势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当然，两国之间的合作必然存在，竞争也不可避免。实际上，中国推动的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原有全球化浪潮的延续，但又有明显不同。与“美式全球化”金融资本的主导不同，中国推动的全球化将更强调实体经济。如果说美国主导的强势全球化时代是以金融为主、实体经济为辅的话，那么中国未来引领的一个全球化浪潮则将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特别是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在金融领域，官方机构主导的发展融资将起到核心作用，这与“美式全球化”私人资本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主导不同；而强力发展融资的驱动又与基础设施建设、基础工业发展等相辅相成。无论对于基础设施还是制造业投资，充足、顺畅的国际资本流动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不同，中国引导的新的全球化浪潮将强调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金融资本对于实体经济的服务作用。换言之，具有较强投机性的证券投资大进大出冲击市场的风险将得到有效遏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直接投资将更为直接地服务于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发展和产能建设。
全球化浪潮的形成必有其思想基础：如果说19世纪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推动的早期全球化浪潮是基于自由主义思想，冷战结束后逐渐走向高潮的一轮全球化是基于新自由主义思潮，那么中国推动的全球化将伴随一个新的思想动力——“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正被赋予新的内涵，可持续性、包容性的重要性空前提升（见第3章第1节）。随着中国资本、产能以及发展经验的协同输出，这一理念在得到优化的同时也有望获得更多国家的认可。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的提法最早于2005年出现，反映了国际上对中国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的认可以及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反思。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作用的增强，有必要重提“北京共识”并对其赋予新的内涵。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升级，“一带一路”推出，新设国际金融机构陆续启动，对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推广也显得日益必要。很明显，在“中国模式”的延伸、“中国经验”的分享过程中，相关政府机构、智库和国际机构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所谓“华盛顿共识”其实是同处华盛顿的美国政府机构（国务院和财政部）、国会和联储，相关智库，以及世界性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宏观经济治理上的共识。[1]不可否认，“华盛顿共识”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的政策价值；然而，其政策主张并未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没有充分考虑制度变革的过程及其规划，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政策灵活性。一个关键问题在于站在富国的立场上思考穷国的问题：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方案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经济治理体制，但却是来自富国的现成经验，并不适合穷国的特定国情。来自书斋经济学家的建议往往并未深入思考理想制度模式在特定国情下的有效性，没考虑表面制度和实际制度的区别（或者说制度因素的“隐”与“显”），也没充分考虑制度变迁的代价和不确定性（或者说从现实状态到所谓理想状态的转轨过程）。无论给俄罗斯和转轨经济体建议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还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结构调整项目”（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SAP），都是如此。
而“北京共识”将突破这些方面的问题，为经济发展提供一套更为可行、有效和灵活的政策主张——包括中国经验在内的东亚经验是这些政策产生的实践基础。中国发展模式中有的与中国特殊的国情密不可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的则具有一般性，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后者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改革的渐进性；实体经济先于金融的开放战略；贸易和外资共同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基础设施先行和对工业发展的重视等（见第3章第2节）。
注释
[1] 关于“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和提法，参见Williamson, J.（1990）“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in Williamson J.（eds.）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illiamson, J.（1993）“Democracy and the‘Washington Consensus，’”World Development，21（8）：1329-1336。关于“华盛顿共识”的兴起和衰落，参见Gore, C.（2000）“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s aparadig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World Development，28（5）：78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