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金融危机重塑了全球化和中国经济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全球化的重大挫折，也是世界经济秩序的一个分水岭。危机后，中国经济的相对实力显著增强，在世界经济中影响力不断提升；但也必须看到，危机的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面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和新动态，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路径面临重大挑战。

和1929年“大危机”相对应，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其发源地美国又被称作“大衰退”。这场危机实际上包含金融、经济和债务三重危机，其背后隐藏着两大全球性失衡：世界范围内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以及被普遍忽略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不平衡（见本章第2节）。危机使世界经济遭遇重挫，也意味着强势全球化浪潮的结束。金融方面，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骤减；实体经济领域，世界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贸易增长不振，而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动机明显不足。经济国际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趋势，这在企业层面表现为部分跨国公司生产活动从“离岸”到“回岸”的转变，在政策层面表现为部分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努力。从地理范围看，危机的间接影响波及全球，但其直接冲击则经历了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新兴市场传播的三个阶段；债务问题是主要传导机制，QE实施背景下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则是新兴市场面临的最大问题。对中国和世界经济而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一直持续，其“二次冲击”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

世界经济秩序的分水岭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战后世界经济史上第一次大型金融危机在发达世界爆发，而且肇始于世界经济的“领头羊”美国，并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虽然股票市场早已复苏，但2013年以中位数计量的美国人的财富水平仍然较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低约40%。这场危机始于美国的国内金融体系，但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机制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渠道转化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震中”之外的其他国家而言，可能因资本的国际流动或者本国金融机构的国际业务直接冲击本国金融体系，也可能因贸易和投资等实体经济方面的传导机制受到间接影响，还可能因海外资产和债权价值等渠道受到潜在影响。实际上，此次危机的波及范围和严重程度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世界经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影响程度和范围仅次于1929年的大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尽管由于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政府的果断干预，类似1929年大危机的最坏局面得以避免，但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并不顺利。另外，危机过程中不得已而为之的、非常规的经济政策的后遗症层出不穷，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即证明了这一点。

全球化由强到弱的分水岭。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强势全球化时代的终结。金融全球化进程随着去杠杆化的过程出现倒退，实体经济领域产业资本的国际流动和生产能力的国际转移显著弱化。跨国公司仍然是全球化的支持者和动力源，但面对经济复苏不利的局面，其国际投资和运营较危机前普遍显得更加审慎。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导致来自发达国家需求的疲软，也导致来自发达国家投资的减少（见第6章第1节）。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途径的生产能力转移大幅度放缓，这其中既有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短期因素，也有一些具有制度性和长期性的结构性因素。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在经济复苏乏力和投资盈利前景不明朗所导致的跨国公司在资本支出方面的审慎态度。对后者而言，则表现在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减弱和企业对外经济扩张能力的相对缩减；同时，政府和公众对跨国公司生产能力大规模外移负面效应的认识加深，并力图留住跨国公司投资以促进本土就业和经济增长。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制度层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全球化”倾向。“逆全球化”在国家层面的一个表现是开放与封闭之争中后者的日渐强势，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中屡见不鲜。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方面，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努力从全球层面转向区域层面。在1990年代曾经辉煌之后，“区域主义”的重新崛起反映了对全球化的反思，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全球化治理的退潮。国家层面特别值得注意的两个方面是部分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及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倾向（见第5章第3节、第7章第5节）。经济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对“全球资本主义”各方面问题的反思为政策领域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提供了支持。然而，从总体上看，逆全球化倾向尚未成为主流，并可能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而减弱。

作为强势全球化时代的领导者的美国也在反思，这导致在多边层面推动全球化的力量转弱。一部分人甚至认为，美国全力推动的多边贸易体系和让中国加入WTO的决定最终造就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面对危机中遭到削弱的美国，不断崛起的中国正在与之展开全方位的竞争。的确，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不安心态有所加剧，遏制中国的声音有所增强；更有甚者，近年甚至出现了寻求所谓对华政策“B方案”的探讨。[1]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美国将主要精力放在区域、双边和诸边层面；其主导的若干重要自由贸易议程中，中国均被排除在外（见第5章第4节）。这与强势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代表协力推进全球化进程的情况形成了对比。

世界经济格局的转折点。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是世界性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从短期冲击看，危机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是直接的，范围更大，程度更深；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是间接的，范围相对较小。相应地，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相对经济实力上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变化。另外，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工业化国家的认可；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见本章第6节）。然而，随着危机波及形式和范围的演变，其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也在变化。特别是伴随金融动荡从美国到欧洲、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的波段变化，无论在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内部都出现了显著分化。另外，发展中国家中的资源型经济体（包括石油和矿产出口国）和发达国家中的偏重资源的经济体（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均经历了初级商品价格在危机后“大落—大起—大落”的影响。

在金融危机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的双重作用下，世界经济格局正在经历一个显著的转折，其突出表现为中国经济地位的迅速加强，其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从以当期美元及实际汇率计算的GDP看，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002年的4.2%提高到2008年的7.2%，用6年时间提高了3个百分点（见图2.3）。金融危机爆发6年后，该比重又提高了6个百分点，至2014年达13%，带动了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的转移。2015年，汇率大幅波动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全球GDP总值出现下降，而中国经济在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提高到了15%。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5年的中国GDP高达19.4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为17.1%；美国、欧元区、印度和日本紧随其后，占比分别为15.8%、11.9%、7.0%和4.3%。同时，中国经济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增长：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高达1/3以上，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引擎。

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期，发达经济体出现“分化”倾向。美国经济的表现抢眼：作为危机发源地的美国不仅避免了经济崩溃，反而成为发达国家中经济复苏的领导者。这与美国在科研创新等领域的独特优势有关，也与其政策创新和积极作为密切相关，而经济体系的自我更新能力是基础（见第3章第4节）。相比较而言，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一度安然无恙的欧盟则在债务危机的重压下难得喘息之机。自我更新和应变能力的差别使美欧经济在危机挑战下高下立判。从中长期看，由于欧盟内部各国竞争力的不平衡，各方面的经济结构缺陷，移民、难民和国内政治分歧等问题，加之经济一体化受阻，欧洲将面临一个持续的衰落过程；英国“脱欧”可能是一个“结束的开始”。同时，日本经济在经历了两个“失去的十年”后又遭遇金融危机冲击，难有明显起色。虽然“安倍经济学”起到了抑制通缩、刺激经济的短期作用，但在国际竞争力无法有效提升的情况下，单纯的货币手段对重振日本经济的长期作用非常有限（见第4章第1节）。在较长时期内，发达国家经济体将呈现欧日一蹶不振、美国一枝独秀的格局。

另一个“分化”发生在新兴经济体内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宏观经济表现不佳，增长相对于中国而言显得更加乏力。从结构特征看，俄罗斯经济过度依赖资源出口；巴西经济相对单一化；印度尚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但在IT服务业等领域实现了超前发展。在2014年以来金融货币动荡、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背景下，宏观经济不稳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国家遭受强烈冲击，经济结构单一、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贸易、国际收支和财政收入等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内外部压力。从作为新兴市场主体的金砖国家看，其经济表现出现分野，中国之外的其他几块“金砖”都因外部金融风险的冲击而褪色。另外，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遭受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其经济受到严重的短期冲击，而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也可能对其经济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以来新任总理莫迪治下的印度经济开始展现比较强劲的增长势头。截至2016年3月底的财政年度，印度GDP增长达到7.6%，创5年来最高水平并超过中国。作为仅有的两个十亿人口经济体，新兴市场之“龙”与“象”在经济增速上的较量中，后者开始占上风。

2014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2]以实际汇率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差异甚大，以之反映经济总体规模的差别也很大——对中国、印度等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购买力平价所反映的经济规模远超按实际汇率计算的GDP。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两者的差异可能会逐渐缩小。正是由于GDP数字选取的不同，关于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也有不一样的说法。姑且不论“赶美”速度之快慢，若中国达到与美国经济相同的规模，人均GDP仍仅为美国的1/4。即便如此，中国经济规模超美仍将是一个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大事件。讳言“争当第一”的老二和直言“不当第二”的老大的座次何时调整，在经济规模此消彼长的同时，老大和老二在其他领域的关系如何演进，将成为塑造21世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

伴随全球化从强势到弱势的转变，世界经济也从一个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低速增长阶段。在整体降速的同时，各发达经济体和各主要新兴经济体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能否及时有效地进行调整和转型是在这一分化过程中成为“赢家”的关键。对中国而言，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主权债务累积、保护主义蔓延的情况决定了借助外部市场和资源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明显缩小；与此同时，生产能力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的大规模转移趋势大大减弱。对于前期经济增长倚重出口和投资的中国而言，危机的负面影响尤其明显。中国“四万亿”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虽救中国和世界经济于水火，但后遗症很多，并将在很多方面、很长时间制约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金融危机彰显了开放经济条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金融危机在一国爆发后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从而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危机“震中”之外其他国家的影响包括直接冲击和间接影响两方面。直接冲击主要是在金融和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下，由于资本的大规模流出所导致；一般而言，本身宏观经济有弱点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且影响的幅度较大。间接冲击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由于需求下降对出口国，以及由于投资下降对资本接受国带来的影响；也可能由于汇率的非正常波动或主权债务问题使债权国的利益受到波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度之猛烈、波及范围之广泛表明，金融危机已经成为一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威胁，而来自境外的危机冲击可能对经济安全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人民币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金融安全）产生巨大冲击。历史经验表明，仅有石油和金融是能让整个世界陷入危机的行业。不同的是，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可能在长期内成为稳定油价的力量，从而避免大规模危机的发生；但在监管滞后的情况下，金融行业的创新和开放却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助长信贷过量扩大、杠杆过度提高、泡沫膨胀失控的“破坏性力量”，从而对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稳定带来重大威胁。一部分人率先建仓、提前“逃顶”的明智行为往往是以多数人的严重亏损为代价的；而离场避险带来的羊群效应又可能极大地加剧市场调整的幅度，并可能导致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

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相对封闭（特别是人民币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金融和资本项目不完全开放，国内金融体系对外开放程度低），中国幸运地躲过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然而，由于中国实体经济的高度开放，特别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所以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间接冲击。从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作用看，商品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的百分点从2005—2007年的平均1.6个百分点降到2008年的0.3个百分点，2009年猛降到-3.9个百分点（见第3章第3节）。换言之，如果消费和投资维持2008年的贡献度，贸易衰退带来的负面效应将使中国的GDP增长率降到5.4%。随着全球贸易的回升，出口骤降带来的严重短期冲击随之结束，但国际需求弱化带来的影响却一直存在。其实，危机爆发前几年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之高是罕见的——这是由中国发展模式的自身特点决定的，也与强势全球化时代的空前机遇有关。入世后，强大的海外需求极大地带动了出口，同时又通过出口带动了产能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国内投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意味着，净出口对增长的拉动效应骤降，而前期大量投资带来的巨大产能在出口减缓的情况下出现过剩。

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是短期的、周期性的，更是长期的、结构性的。以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分水岭，来自外部的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发生了由强转弱的根本变化。实际上，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国际经济（贸易和投资）和主权债务领域的三重危机对中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显示了源于外国的危机如何对本国经济产生冲击，也彰显了开放经济条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中国应对危机的举措有值得反思之处。有效的危机应对应扬长避短。扩大内需从短期内和中长期内对于应对来自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都至关重要。然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应基于审慎的评估和分析——应制定适度的经济目标，并在合理的限度内对经济刺激措施加以运用。在2009年2月接受相关采访时，我强调“警惕靠投资扩内需出现新一轮盲目建设”。遗憾的是，类似的建议并未得到重视。随着“四万亿”强刺激措施推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猛增到8个百分点，从而将GDP增长率硬拉到9.1%。

无疑，中国政府针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方向正确，时机得当，但问题出在力度和规模。其一，在经济“自然增速”（或者说“潜在增速”）从10%以上掉到5%以下的危急情况下，设定一个什么样的增长率目标合适值得探讨——这也正是我在2009年写下关于增速目标文章的初衷（见引言）。其二，为实现设定的增长率目标，采取何种规模的刺激政策和方式恰当需要深入分析——“四万亿”的规模和投入方向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银行信贷宽松背景下巨大的金融杠杆和对基础货币带来的乘数效应。其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控制完全放开，甚至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扶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剧膨胀，结构日益复杂，风险迅速膨胀。这就决定了经济刺激的规模在地方层面被极大地放大。总体上，由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也由于地方融资和金融体制的“放大效应”，经济刺激的实际规模被极大地放大了，远超4万亿的设想规模。

从政策效果角度看，“四万亿”在经济增长及其刺激手段上的透支有寅吃卯粮之嫌；它增加了宏观经济的长期风险，加大了后续政策实施的难度。从影响上看，经济刺激措施在房价高速上涨、地方和企业债务膨胀、金融过度杠杆化和产能过剩等方面的后遗症很多，对中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威胁很大。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当时的宏观经济决策有关，也离不开中国发展模式和经济体系的固有特征（见第3章第2节）。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必须进行必要的“去杠杆”，而这意味着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压制。更为重要的是，在外部冲击到来之际对高增长的过度追求使中国经济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也错过了市场出清的机会。

中外学术界对1929年的大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行了有益的比较研究。[3]实际上，从全球范围看，导致两次危机不同后果的主要因素在于有效的政策应对，其核心是美国的QE和中国的“四万亿”。两项政策分别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角度对本国经济进行了空前的强干预；而借助两国分别在金融货币和投资贸易领域的巨大影响力，两者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和全球影响。中国的经济强刺激在发达国家增长动力枯竭的情况下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了“终极动力”；而美国的量化宽松则在发达国家接近零利率的背景下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流动性。两者合力将世界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使大危机的灾难性后果得以避免。从全球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中国的政策代价由自己承担，而收益却与其他国家分享；美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收益是自己的，但代价却在很大程度上由全世界共担。前者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作为主要资源进口者和工业品生产者的地位有关，也与危机过程中刺激政策的主要作用对象（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有关；而后者则主要是由美元作为世界支付和储备货币的霸权地位所决定的。

全球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路径意味着什么？历次严重危机都会导致经济学界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反思和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方式的相应调整，此次危机也不例外。对中国而言，危机彰显了“中国模式”之长，也暴露了“中国模式”之短。面对全球化从强势到弱势、世界经济从高速到低速的双重转变，“中国模式”短期必须调整，长期必须重构（见第3章第2节）。这要求对经济增长路径和经济政策架构进行重大的调整。适当减速增长是必然要求，同时需要全面推进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在适度“保增长”的同时大力“调结构”。需求侧的政策仍是保增长的核心，而供给侧的政策则是调结构的关键（见第3章第3节）。

生产能力“回岸”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

全球金融危机所暴露的问题使学界和经济决策者认识到金融过度发展、实体经济“空洞化”带来的问题，开始重新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应地，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普遍提升，并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政策主张。值得注意的是，这方面的政策变化并非局部的，而是系统性的，其目的在于加强工业发展，并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升级。相关的举措包括美国通过《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项目实施的“再工业化”、日本的“产业复兴计划”、德国的“工业4.0”、法国的“新工业法国”以及英国的“高价值制造”等。

企业层面，出现了将生产能力从新兴市场迁回母国或邻近国家的“回岸”现象。这无疑意味着对国际资本和生产能力从发达国家到新兴经济体转移的反作用，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逆全球化”倾向。其出现有企业层面的成本考量，也与政府层面“再工业化”的努力有关。存量方面，跨国公司制造能力的回流规模仍然有限，但增量方面，其海外直接投资（特别是股权投资）减少的趋势却非常显著（见第6章第1节）。

分析“再工业化”的推出，还要从“去工业化”的原因和结果来看。从经济史视角看，发达国家经济经历了早期的“工业化”和后期的“去工业化”的过程。首先，“去工业化”过程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服务业不断发展、制造业占经济比重逐渐降低的自然演进过程——这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规律。这个内生的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逆的，其逆转则意味着一种倒退。其次，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现象还与近30多年来通过直接投资和外包进行的制造能力对外转移有关（见本章第1节）。此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逆的，其经济合理性来自不同区位生产成本的相对变化。最后，部分发达国家（如美、英等国）的“去工业化”还与金融的过度繁荣相关（见本章第2节）——与之相关的经济过度杠杆化、金融市场高风险化、房地产市场泡沫化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直接原因。

企业层面，跨国公司将制造能力向新兴市场转移，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绩效，提升了国际竞争力。然而，在产业和宏观经济层面，制造业的大幅转移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产业空洞化”。就经济结构而言，制造业相对衰落，服务业比重达到很高的程度——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约为75%。就业方面，制造业向海外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工作机会的流失，特别是在经济和教育结构升级跟不上，高端经济活动不能有效吸纳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经济景气时情况尚可，而一旦经济陷入萧条，就业压力加大，这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就日益突出——这也正是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的情况。很明显，危机之后经济学界的反思加深了制造业对经济长期重要性的认识。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西方国家推出“再工业化”战略，短期的就业考量是主要的因素。从这方面看，美国近几年的再工业化努力达到了一定的目的：自1990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就业持续下降，但到2013年开始出现工作岗位的正增长。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努力和部分跨国公司生产活动从“离岸”到“回岸”的转变已经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加剧了制造业利用外资的下滑倾向（见第6章第2节）。对中国工业而言，面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长期威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力提高所带来的短期挑战，固守是下策，升级才是关键（见第3章第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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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Geoff Dyer，“US-China: Shifting sands”，Financial Times，21June2015.

[2] 2014年4月底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从而引起很大争议。参见World Bank（2014）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and Real Expenditures of World Economies: Summary of Results and Findings of the2011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3] 参见刘鹤：《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载《比较》，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