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强势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崛起

借助海外市场和资源，利用国际资本和技术，中国在不断加深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高速崛起，成为“强势全球化”浪潮中的大赢家。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无足轻重到第二大经济体，转变仅用了30年的时间。中国在实现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

始于冷战结束、以加速度运行的强势全球化浪潮将新兴经济体广泛而深入地纳入全球经济。在美国的主导下，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思想基础，经济各领域的竞争延伸至全球范围。空前规模的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人流跨越国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经济福利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提升。然而，一个经济主体受益到何种程度既取决于其参与不断加深的国际合作的程度，也受制于不断强化的国际竞争。换言之，竞争中的赢家获益大，输家则可能没有收益甚至遭受损失。驾驭了全球化浪潮的主权国家、商业机构和个人大受其益，而置身其外或在全球竞争中失利的市场主体则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借助加入WTO后强大的外部动力，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的国际化，成为“发展竞赛”中的佼佼者。其经济的国际化浪潮从广度、深度、范围和影响来说，在中国没有先例，在世界经济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国际市场和资源成为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乘风破浪的“东风”，而全球化环境下国际贸易和投资则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财富迅速膨胀的强力“引擎”。

全球竞争及其福利影响

全球化涉及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也涉及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全球资源配置的影响程度在各类要素和资源之间有所侧重，且不平衡，但总体上是全球化带来的福利增量的主要源泉。全球竞争是与市场、投资等的开放密切相关的，是全球化带来的绩效提升的主要动因，也是增量福利分配的关键决定因素。从最终结果看，多数国家内部收入分配出现不平等加剧的情况。然而，全球范围内收入不平等则呈持续下降趋势，自2000年以来尤其明显。[1]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全球资源配置和竞争在全球层面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收入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全球同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提升。然而，对世界而言，去除“中国因素”后整体情况则没有这么乐观。另外，对中国来说，伴随平均收入高速增长的则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迅速扩大。

在开放经济格局下，一国收入水平取决于该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定位和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它在什么领域、哪些行业、价值链的什么环节具有国际竞争力决定了其创造经济增加值的能力。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合作（简称“竞合”）关系中，合作是基础。实际上，全球化通过重塑国际分工、合作和竞争格局，也改变了收入分配格局。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全球化从市场、资本、技术等方面提供了发展机遇，但受益到何种程度则取决于其自身的选择，也受制于国家间的竞争。

经济学意义上竞争的核心问题是企业间的竞争。理论上，在非垄断的市场结构中，这是同一行业多个企业间的竞争；现实中，企业竞争可以在地区、国家、全球等多个层面展开，涉及技术、品牌、成本等多个领域。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使得企业竞争的地域范围空前拓展，竞争强度空前提升——这是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绩效和福利提升的重要来源。然而，对全球竞争的认识仅停留在企业层面是不够的，对国家间竞争的认识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全球化的广泛影响。国家间的竞争不具有一对一的普遍性，但却是现实存在的：竞争可能在国际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研、文化、教育、人才等各领域展开，也可能在国家、组织（特别是企业）和个人等多个层面展开。经济竞争是其中的关键，而各国企业间的竞争又是经济竞争的核心——实际上，企业是国家间经济竞争的真正主体。全球化时代经济“竞合”的过程和结果受到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国家间的竞争也有规则，这些规则反映在国际法架构下的国际协定体系中。在经济领域，与贸易、投资等相关的国际协定体系就是这样一个规则的体系，而相关国际机构往往在规则的制定、解释和维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经济学对国家间（经济）竞争的认识是不足的。在贸易领域，国际经济学告诉我们，国家间的交换带来双方福利的提升。但现实存在的问题是，国际市场上存在激烈的竞争，一国可能没有能力介入很多行业的生产和出口；对自身比较优势的依赖则意味着这些国家被长期“锁定”在初级商品或低附加值产品领域。同样，在国际投资领域，低收入国家间也存在吸引外资的竞争，而各国纷纷推出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就是这种竞争的结果（见第6章第3节）。

全球化拓展了国家间经济合作的空间，同时也使国家间的竞争呈现更加复杂和激烈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从全球层面看，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了很多原来被发达国家垄断的经济领域，成长为新的竞争力量并改写了世界产业和贸易版图；其二，新兴市场进入全球经济体系，间接地给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带来了竞争压力；其三，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入新兴市场，对当地产业带来冲击，使当地企业面临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从总体上提升了经济福利，做大了世界经济的“蛋糕”。然而，经济福利增量在各国之间和一国内部各部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很不均衡，各层面竞争的过程和结果决定着“蛋糕”如何分配。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的再分配影响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实际上，关于贸易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传统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贸易的再分配效应。二战结束后40年的时间里，全球贸易的增长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总体上各国工人的收入差别不大。然而，强势全球化时代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剧增，从而使高收入国家的工人不得不与低收入国家的工人竞争。同时，持续的贸易不平衡也使得再分配效应加剧。从投资和产能转移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在向低收入国家输出资本和制造能力的同时，不同部门和阶层从全球化中的受益程度可能出现分化。通过海外投资和国际运营，跨国公司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绩效、扩大盈利，利益相关者（股东、高管及员工）将受益。从全社会范围看，高收入、高技能群体获益极大，中产阶级也普遍受益。然而，在制造和服务外包的背景下，工作机会向海外的转移对本国的就业市场并非好消息；特别是相对低技能的劳动者不得不面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的“竞争”——这种竞争不是通过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实现的，而是伴随企业的跨国投资和采购活动实现的。能否变挑战为机遇，产业升级是关键。然而，部分发达国家由于传统服务业发展空间有限，新兴经济活动创造的就业往往是有限的和高端的，因此低技能劳动者往往难以从中受益。

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全球化对其发展的促进主要是通过不断加深的国际经贸活动实现的，涉及国际贸易、直接投资、资本和人员流动、信息和知识传播等很多方面和维度。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商品或服务以推动本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本国市场规模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庞大市场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提供重大的机遇（见第5章第1节）。另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进口提升经济福利，而装备和设备的进口又对技术进步和产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吸引国际投资，低收入国家可以克服资本短缺的发展瓶颈，特别是国际直接投资在提供资本的同时，还能带来人才、就业、技术、管理经验和国际市场等多方面的宝贵资源（见第6章第2、3节）。

国家经济发展中后发优势的来源是广泛的：后发国家的发展水平低，增长基数低，因而实现高速增长相对容易；后发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在贸易方面是比较优势的来源，在投资方面则可能成为区位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意味着有学习借鉴的对象，也意味着择优而从、高起步的可能。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前提是自身的不断自新和突破，外部条件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总体上，全球化扩大了后发优势的范围和实现的可能性，为低收入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最终结果看，部分发展中国家搭上了全球化“客机”，成为经济增长“奥林匹克”中的佼佼者；另一些国家借助特定领域的竞争优势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有的国家则没这么幸运——相当多的低收入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中持续边缘化，无法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收益。

全球化带来经济福利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在于国际分工。然而，对部分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而言，全球化可能使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固有位置不断强化，乃至陷入“分工陷阱”。这首先表现在对于自然资源和初级商品的依赖，其次表现在专注于低端、低附加值领域，无法实现产业经济的提升。从国际分工格局看，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出口产品是各类初级商品（或称“大宗商品”）。然而，除了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等个别富油国之外，很少有低收入国家可以通过此类商品的出口使国家达到高收入水平。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需要借助工业制成品出口，特别是那些增长迅速、高度动态的产品类别（见第5章第1节）。当然，前提是有效的产能建设和相应的国际竞争力。从价值链角度看，在相对低附加值的生产组装环节的介入可以发挥低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因此，低端产品、价值链低端往往是切入点，也是比较可行的产业发展的起步策略。在此过程中，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制造外包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部分亚洲国家的确通过这样的途径实现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转变。价值链的服务环节存在类似的机遇，而服务外包是主要的途径；然而，低端服务贸易本身的市场规模限制了其对发展的推动作用。

劳动密集型行业往往是低收入国家工业产能和国际竞争力建设的起点。此类产业对劳动力成本最为敏感，因而在国际化生产的浪潮中首先受到影响。同时，一个行业的价值链也有低端、高端之分，相对低端的生产组装环节为低收入经济体提供了“接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机会。然而，如果不能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行业、从价值链低端到高端的升级，一国经济就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对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贸易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但是传统贸易模式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的作用明显下降。相应地，发展中国家必须实现从依赖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s）到依赖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s）的转变，本国企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因而就变得非常重要。另外，以降低成本为目的外资是不稳定的，可能会随着东道国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的上升转移到其他国家。因此，单纯依靠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发展模式不足以支撑向高收入经济体的升级，特别是对相对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见第6章第4节）。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

中国的全力参与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也使中国成为强势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受益者。强势全球化的30年与改革开放的30年恰巧重合；借助内外双重机遇，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特别是入世以后，庞大的国际市场和资源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成为“发展竞赛”的最大赢家。以当期美元计算的GDP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规模在1980年约为300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8，仅为美国的1/10；人均310美元，仅为美国的1/40。2015年，中国经济规模达到11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约为其60%；人均8000美元，约为美国的1/7。展望未来，中国GDP总量可望于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见引言）；何时发生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中国经济在规模上超过美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史的一个分水岭。

空前的“财富爆炸”。2003年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两位数超高速、超常规增长的阶段，并于2007年达到了14.2%的GDP年增长率的峰值。如果说19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峰值是由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的“改革”大潮所推动，那么2000年代的这个峰值则是由中国入世后的“开放”浪潮带来的。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阴影中走出，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空前的景气周期：经济增长（反映流量概念的经济增加值）是惊人的，财富创造（反映存量概念的资产总量）更是令人瞩目（见图2.2）。姑且不论增量财富中的“水分”，也不论财富分配的不均、不公等问题，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人所拥有的财富发生了爆炸性的增长——无论货币财富还是以货币计价的实物财富，无论以人民币还是美元计价都是这样。

这一场空前的“财富爆炸”来自以下几方面：其一，财富的创造效应，表现在国家范围内经济增加值、物质财富、资产存量等多方面的高速增长。其二，财富的集聚效应，表现在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对于资本、产能等的强大吸引力所带来的财富积聚。其三，财富的重估效应，表现在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对于中国作为市场、营商地、居住地等的价值再认识；同时，宏观上持续的增量流动性在微观层面转化为经济主体（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的资产配置需求，改写了资产价格的格局。从国际层面看，持续、巨额的资本项目“双顺差”使中国积累了超过4万亿美元的外汇资产——这反映了强势全球化时代世界金融财富的重组和向中国集聚的趋势（见第8章第1节）。从国内看，集聚效应同样存在，这反映在北、上、广、深等城市向国际性都市和具有特定功能的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的转型，以及其对周边城市群和区域协同发展带来的辐射效应。以上海为例，“全球城市”的新定位意味着其带来国际集聚效应的新空间，而综合交通枢纽等方面的新规划则意味着其区域辐射效应的极大加强。

十年的“财富盛宴”之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跃升；微观层面，那些具有稀缺性的资产的持有者，对这些资产进行投资的人，特别是借助杠杆进行大规模投资的人，最终成为大赢家。巨大的财富效应在国内极大地促进了消费和投资，其国际影响也是巨大的。“国际财富效应”推动了中国居民海外旅游、购物和置业的持续大幅增长（见第5章第2节），也推动了企业及个人“资产置换”型的对外投资（见第7章第1节）。然而，财富的爆炸性增长难免伴随泡沫。实际上，价值的发现和创造是以有效的市场供求为基础的，超出市场供求关系（特别是实质性需求支撑）的价格上涨必然导致价格与价值的过度背离，从而造成泡沫的产生。不可否认，增量金融财富中有一部分是泡沫：它们从国内看缺乏宏观基本面和实体经济的支撑，从国际看则缺乏合理的比价效应和国际竞争力的支撑。

史无前例的生产能力转移。强势全球化时代工业生产能力向中国的转移从规模和影响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一方面接受了大量的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也通过委托加工、合同制造的形式成为最大的制造外包的承接地。这两方面是密切关联的，很多在华外商投资项目从事合同制造。产能建设和国际产能转移带来了空前的集聚效应：借助劳动力数量和成本、基础设施规模和质量、产业配套完备和集中等各方面的优势，中国一跃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同时，工业产能集聚又与出口增长密切相关，“离岸生产”将中国作为组装和出口的平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增长。与之相关的合同制造、加工贸易模式涉及行业广泛，电子行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发达国家电子行业大规模的制造外包在1980年代起步，1990年代加速，21世纪的前十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从消费电子产品，到PC机和笔记本电脑，再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穿戴设备——制造外包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提高使全球价值链呈现新的形态，生产网络和出口基地实现了向东亚（特别是中国）的高度集中。[2]

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和欧洲在工业生产能力上的对比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发生了大逆转（见第1章）；直到最近30多年，中国才开始快速追赶。随着服务业的发展，西方自1960年代起逐渐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1990年代后加速运行的强势全球化浪潮中由于生产能力的外移又进一步经历了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以美国为例，自1990年代以来，制造业就业总人数开始减少，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2012年。相反，中国则抓住了这样一个转折时代的历史机遇，借助强势全球化时代的国际需求实现了重化工业的超高速发展——这是继计划经济时期的早期工业化之后基于国际市场和资源的新一轮工业化。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在总计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在超过一半的产品中产量居世界首位；在很多产品领域，中国产量已居绝对主导地位。如果说苏联的技术和援助是中国1950年代工业化的重要助力的话，那么西方的资本和市场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加速的重要动力。

就工农关系而言，早期工业化受益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在一定程度上以农村和农民的贡献为代价；新一轮工业化则充分利用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农民工体制基础上引导了农村和农民对工业发展的贡献。最新数字显示，全国范围内农民工总数达到了2.7亿，相当于一个印度尼西亚、两个日本、三个越南。[3]在农民工制度的支撑下，伴随史无前例的产能建设出现了规模空前的生产设施；雇工人数和生产规模极其庞大的工厂大量招募来自农村的农民工从事工业组装生产线上的劳动。富士康设在深圳的生产基地一度容纳了30万人。如此规模的大工业生产可能是自1910年代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模式出现以来工业生产组织模式所经历的最显著的变化。

农民工体制压低了劳动力成本，却没有增加城市福利负担。低工资、低福利使“中国制造”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具备了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农民工阶层的出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优化了劳动力资源配置。从产业分工看，规模极其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调动了起来，持续进入工业部门，成为拉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主要因素（见第3章第4节）。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在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上的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并迅速崛起，成为参与全球化的主力军。就影响而言，农民工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也通过低价产品的出口重塑了世界经济。

农民工体制的强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工业化加速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农民工体制具有极强的中国特色，其存在与强势全球化时代的“全球生产模式”和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特征都有关系——户籍制度及其带来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关键。全球金融危机后，农民工数量增长逐渐趋缓，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农民工体制作为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增量动力的结束。

全球化的多维度影响。在经济领域之外，强势全球化时代中国在社会转型和环境污染方面也出现了“加速度”。产能的转移和集聚给中国带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污染的转移和集聚（见第9章）。在一定程度可以说，国家层面的“财富爆炸”和“超额利润”既来自高效率，也来自低标准，后者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环境监管方面。经济全球化的环境影响是一个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具体分析涉及全球层面的评估，也涉及污染在各国间的“分配”和“转移”等问题。就这两方面而言，中国所受到的影响应成为关注的核心之一。

全球化的其他方面——人员、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对中国发展的贡献也非常重要。人员、信息和知识的流动主要是伴随着资本和商品的流动进行的，如跨国直接投资带来的外籍工作人员，以及外资分支机构和母公司之间的信息、知识交流；也可能是伴随留学、学术交流等途径进行的。从历史上看，中国与欧洲之间“知识存量”的差距是中国自18世纪以来开始落后的一个重要的深层次原因（见第1章）。随着20世纪以来现代化的努力，中国一直在努力缩小这方面的差距。然而，正是强势全球化时代的人流和信息流极大地推动了学习效应和知识转移，使中国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缩小与西方的知识差距。人员和信息的流动促进了中国人力资源的提升，带来了强大的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同时也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为“后发优势”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从人员流动的角度看，劳动力流动是全球化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然而伴随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活动，实际上出现了劳动力的相对国际流动。日益密切的国际经济交流必然伴随越来越多的机构业务和人员的国际流动。另外，服务跨境提供（特别是旅游）等的发展使人的国际流动成为全球化的重要环节。值得注意的是，优秀人才是全球化时代劳动力国际流动的重要环节；与低端环节的限制不同，劳动力市场高端环节的流动是高度动态的。其实，全球竞争归根到底是机构、人才和知识的竞争。对一国而言，人才的内生培养是根本，但积极吸引境外优秀人才是重要的补充。传统的多元文化、移民国家在这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特别是美国，文化特性、教育体制、人才市场决定了其在吸引全球高端人才方面的高度竞争力。例如，独具优势的高等教育使其能吸引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到美国就学、就业，使其得以在全世界的人才之树上摘果子。比较而言，文化、民族相对单一的国家亟须突破这方面的劣势，在全球范围寻求高端人才资源的有效供给和最优配置。显然，中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中国崛起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

从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认知来看，强势全球化时代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对世界经济从“两分法”到“三分法”的变化，而中国经济的崛起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所谓“两分法”反映了冷战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和以前苏联为首的国家集团之间的西方、东方的关系，也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北方、南方的关系。相应地，早期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也是基于所谓核心—边缘关系的认知，以及对南北方经济关系的分析。强势全球化时代，作为发展中世界一部分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起来，但由于其市场规模庞大、经济实力雄厚，占世界经济、贸易、金融和投资的份额不断增长，因而日益被视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一极——因此“三分法”出现了。就具体经济影响而言，强势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影响”是极其显著的。仅从贸易领域看，中国大量廉价产品的出口在带来消费者福利和企业竞争压力的同时，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性通缩力量；而中国的需求格局则对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带动了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崛起。战后长达40年的冷战期间，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在政治军事上针锋相对，在经济文化上则各成体系。两个经济体系内部联系密切，但相互沟通有限。除少数东亚经济体以非常积极的姿态建立了以“出口促进”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外，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是秉承了“进口替代”的思路建立了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同时经济中的计划成分也很高。另外，很多发展中地区对世界经济的参与还是以出售资源为主。可以说，1980年代之前的世界经济秩序是相对分割、缺乏融合的。最终，以市场和开放为特征的西方经济体系的优势得以显现，东亚经验也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重视。1980年代以来，主要发展经济体纷纷推动市场化改革，开始以积极的姿态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当然，各国的反应亦有快慢之分：中国经历的磨难较多，又有东亚邻居的对比，因此痛定思痛自1970年代末率先进行改革；其他大型经济体也开始效法，如印度于1990年代初开始市场化改革。

总体上看，美国的全力引导，中国的大力参与，意味着一个强势全球化时代的诞生。强势全球化带来了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崛起。为了反映这一重要现象，“金砖国家”的概念被提出——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被称为“金砖四国”（BRIC）；后来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南非列入其中，称为“金砖五国”（BRICS）。如果将世界经济前20强其他主要大型新兴经济体纳入的话，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和政治影响力将非常可观。在“金砖国家”概念之后，又有所谓“展望五国”（VISTA）（包括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灵猫六国”（CIVETS）（包括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金钻十一国”（Next Eleven, N-11）（包括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等概念的提出。实际上，这些概念在中、印、巴、俄四个传统金砖国家之外，特别强调了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潜力，也代表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的未来方向。

从历史上看，东亚（包括“四小龙”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经济崛起带来的所谓“东亚奇迹”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的典范。1950年代中期，东亚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水平与非洲的扎伊尔（今刚果）和苏丹相当。当时没有人能想到，半个世纪之后，前者的人均收入已经与发达国家比肩，而后者仍在极度贫穷的陷阱中挣扎。“东亚奇迹”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努力推动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积极政策两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的成功。亚洲四小龙及若干东南亚小虎的经济腾飞是由出口推动的，而外资在其中起了比较大的作用。它们的成功颠覆了发展经济学中传统的“出口替代”理论和政策实践，而使“出口推动”的发展模式得以大行其道。

中国的高速发展一定意义上是“东亚奇迹”的延续，但其规模和影响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后者。中国的崛起塑造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同时拥有10亿以上人口和10万亿美元以上GDP的经济体，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奇迹”所不能比拟的。另外，“中国奇迹”的速度更快，程度更深，影响之深远是世界性的、历史性的。如果说“东亚奇迹”重塑了亚洲与其他发展中地区关系的话，“中国奇迹”则重塑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全新的经济关系。强势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崛起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会和重大的机遇，这包括中国的庞大市场、规模不断增长的发展融资和海外投资等。但由于强势全球化阶段基本的国际分工格局和中国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需求倾向于自然资源和初级商品。实际上，一个“全球分工模式”在中国入世后得以形成和强化：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资源型发达经济体）大量地吸纳自然资源，同时向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大量地出口工业制成品。当然，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组装车间”，必须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技术和高端零部件。

这种“全球分工模式”的强化使中国成为初级商品的最大买家。自2000年代初期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全球初级商品市场经历了一个长增长周期。在这段时间内，资源出口国无不大获其利。实际上，初级商品大牛市的形成和持续与来自中国的庞大需求增量密切相关；可以说资源出口国都从中国的经济高速崛起中受益匪浅。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初级商品的“大牛市”本该结束，但在中国放大版“四万亿”的强刺激作用下又延续了几年。因此，在金融危机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很多以资源出口为主的低收入国家乃至澳大利亚等偏重资源出口的发达国家经济仍然表现良好——这种情况直到2014年中期以后才出现明显的逆转。

当然也必须看到，上述“全球分工模式”强化了资源出口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也可能对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带来不利的影响。的确，一国资源出口的大幅增长可能加强其经济偏向资源行业的程度，从而对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带来间接的不利影响——国际经济学中“荷兰病”的概念分析了这种不利影响的具体途径，包括劳动力和资本转向资源行业、出口猛增导致本币升值等。[4]对一般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单纯依靠自然资源禀赋和初级商品出口难以实现真正的经济腾飞，工业化是其经济现代化难以跨越的阶段。另外，对资源出口的过度依赖使本国经济容易受到国际初级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增强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素——2014年中期以来资源出口国遭遇的困境充分地反映了相关风险和问题。对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对国际援助和初级商品的双重依赖使其经济难以实现真正的起飞。这种情况的改变首先需要发展中国家自身加强基础设施、生产能力和人力资源的建设；而来自中国的投资和产能输出有望成为低收入国家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见第7章第2节）。

中国的经济崛起也给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压力，这主要是那些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与中国类似的国家，如部分东南亚和南美国家。199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在吸引外资和出口方面的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因而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等宏观经济问题。从外部原因看，1994年的人民币贬值是一个因素，此次贬值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和东南亚两者之间的竞争格局。2010年代以来，东南亚经济增长前景趋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增强，但其整体规模和经济影响已经难以和庞大的中国经济相抗衡。同时，中国和东盟已经通过相互贸易和投资在经济领域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合作为主、竞争为辅的双赢关系。

作为拉美主要经济体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经济水平、人均GDP仍高于中国，但其增长潜力和动能远弱于中国，加之汇率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与拉美大国的人均收入将趋近。回顾强势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可以看到，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1990年代墨西哥与美国的投资和贸易往来迅速增长，国民收入迅速提高。在中国入世后的2000年代，对美国企业而言中国成为投资和生产能力转移的首选，墨西哥的吸引力明显弱化。然而，随着中国生产成本的上升，墨西哥的制造成本开始低于中国；考虑到美国制造成本的大幅下降，生产能力向北美的“回岸”势头将加强。

总体上看，中国已经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者，也开始充当关键的融资来源和金融后盾。随着中国这方面角色的不断强化，其海外商业利益的规模将不断膨胀，互利发展的机遇也会不断扩大。展望未来，亚洲（包括东南亚和南亚）、非洲和拉美的低收入国家有望更多地受益于来自中国的投资、技术和市场需求，并通过纳入一个全球范围的发展“雁阵”（见第3章第3节）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

“全球化红利”之外的“和平红利”。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红利”。从更广泛的国际关系视角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平红利”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不可低估——这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有关，更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密不可分。通常认为作为西方集团的领导者，美国不战而胜，是冷战的最大赢家。实际上，虽然美国的宿敌被极大削弱，但其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并未真正消除。另外，中国从冷战终结中获得的收益同样巨大，中国实际上是冷战的一个隐形赢家和重要受益者。首先，中国边境最大的军事威胁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而中国也得以与西方国家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因而赢得了长达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其次，冷战的结束使中国在军工等技术领域获得了大量外援，因而在面临西方制裁且1990年代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适度的军备发展和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中国抓住机遇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拥抱全球化，实现了高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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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Branko Milanovic（2016）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Guoyong Liang（2012）“The‘Fox-Apple’partnership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How di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ontract manufacturing reshape the landscape 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in Xing（2014）Uncovering Value Added in Trade, World Scientific.

[3] 数据来源：《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5年6月8日发布。

[4] 关于“荷兰病”的早期理论分析，参见Corden W.M.，Neary J.P.（1982）“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in asmall open economy，”The Economic Journal，92：825-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