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仁义礼智信与其他美德

在中华传统美德的诸多德目中，“仁义礼智信”五德目，无疑是最重要和最需要加以弘扬的。然而，“仁义礼智信”并不能把中华传统美德的所有德目囊括无遗。对于与“仁义礼智信”有内在联系的中华传统美德德目，我们可以尽量把它们融入仁义礼智信的内涵之中。譬如，可以把忠、勇、公、正等德目纳入义德之中，把孝、敬、让等德目纳入礼德之中。对那些不能融入“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德目，譬如廉、俭、耻等，也不能忽视和抛弃，应注意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以继承和弘扬。因此，在弘扬“仁义礼智信”的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与其他传统美德德目之间的关系。

我国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传统道德遗产，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与之相媲美。传说在尧舜时代，就有了道德“五教”。《尚书·舜典》记载，舜任命契担任司徒，考虑到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所以要求契“敬敷五教”。对于这“五教”，后人将之解释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道德的功用是教人如何做人，即约束人、塑造人，做完美的人。我国先民处在农耕宗法型社会，人们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从《左传》看，春秋时就已经提出了做人的“六顺六逆”。“六顺”是指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六逆”则指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见《左传·隐公三年》)。当时还提出了规范社会伦理关系的一些道德范畴。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

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

这就提出了正确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婆媳关系的行为规范，要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不同身份的人要遵守不同的道德原则。

管子以“礼义廉耻”作为“四维”。《管子·牧民》说：“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管子·五辅》还提出了七体：孝悌慈惠、恭敬忠信、中正比宜、整齐撙诎、纤啬省用、敦懞纯固、和协辑睦。这七个方面涉及非常广泛的内容，如果人人这样做，家庭一定和睦，社会一定安定。

儒家对道德最有建树。一部《论语》，就是一部讲做人的百科全书，它提出了中庸、礼、义、智、勇、信、忠、恕、孝、悌、宽、敏、惠、温、良、俭、让、敬、和、爱、友、善、逊、勇、廉、正、聪、庄等许多道德范畴。

《墨子·兼爱下》指出：“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这对如何处理好君臣、父子、兄弟等关系提出了相应的道德规范。

汉朝学者贾谊对我国古代道德范畴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他在《新书·道术》中提出了56对道德范畴：

慈嚚、孝孽、忠倍、惠困、友虐、悌敖、恭媟、敬嫚、贞伪、信慢、端趽、平险、清浊、廉贪、公私、正邪、度妄、恕荒、慈忍、洁汰、德怨、行污、退伐、让冒、仁戾、义懵、和乖、调盭、宽阨、裕褊、熅鸷、良啮、轨易、道辟、俭侈、节靡、慎怠、戒傲、知愚、慧童、礼滥、仪诡、顺逆、比错、僩野、雅陋、辩讷、察旄、威圂、严软、任欺、节罢、勇怯、敢揜、诚殆、必怛。

这56对范畴基本包括了当时人们所认识到的美德和恶德，其中，这些美德德目对人们的道德认识、道德行为、道德品质所应具备的规范作出了详尽规定。

汉代《礼记》提出了“三从四德”观念。

所谓三从，就是妇人“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大戴礼记·本命》)。

所谓四德，就是妇女在未嫁之前要学会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礼记·昏义》)。妇德指贞顺，妇言指辞令，妇容指仪态，妇功指女红。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三从观念是有它的时代局限性的，但四德观念有相当的合理性。

晚清大臣曾国藩对诚、忠、勤、恕、敬、廉、俭、信、谦、慎等道德规范都有论述，主张用传统道德维护社会秩序。

可见，尽管我国传统美德内容非常广泛，但基本上是对“仁义礼智信”五德目的延伸或扩展。

“仁义礼智信”五德目源远流长、内涵丰富、自成体系、高度概括、简洁明了，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理念。

从内容上看，它用五个字浓缩了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易于得到广泛认可；它既有一般性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基本道德要求，又包含着较高层次的道德追求，便于人们身体力行。

从形式上看，“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易记、易懂、易传，便于普遍推广。

“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内容，也就是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影响深远，在历史上对塑造国民性格、培育中华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应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科学审视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并大力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