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扬：新一轮追赶战略下的经济变革
经过三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速增长轨道。2011年全国经济增长率跌至10%以下，2012年则跌破了8%。未来我们不得不习惯于面对长期的相对低速的增长。实施相对均衡的追赶战略，对中国经济体系的影响机理和效应，主要表现在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中长期增速下滑与成本上升，以及内外部双重夹击的多种挑战，这一挑战所引发的革命，将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注8我认为转型面对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但是转型必须找准方向和路径。
第一，作为中国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的劳动力价格正在被重估。如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从2008年开始反转，2010年这一指标已经从2008年的41%上升到48%；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上升注9；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自2007年起逐年上升。注10，由此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如果考虑中美两国生产率的巨大差异，考虑到航运成本、隐藏的“冰山成本”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相对于美国趋于收敛，是促进美国“制造业本土化”的重要因素注11，也是中国未来若干年内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稳步下降的内在驱动力。
第二，除劳动要素之外的其他要素价值都在被重估，中国过去低成本的要素价格正在补涨。近年来，中国各类能源成本的飙升、用地价格的支出水平、高昂的利率水平等现实因素，由此叠加上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人口数量减少及老龄社会来临后的家庭抚养比率上升、社会福利程度提高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等，不难发现，十八大承诺的民生工程一方面意味着发展重心的转移和将追求人民幸福放在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将在外生推动和内生驱动下，面临着十分强劲的要素成本上扬趋势。由此必将带来劳动、人口、收入、消费、环境等一系列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增长、民众环境意识的高涨，是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关键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回归满足民众利益增长的需求的基本途径之一。
第三，这一场以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为基本特征的变革，会对中国经济自发地产生一场波澜壮阔的变革冲击，迫使经济出现以“转体制、转方式、转发展的立足点”为主要特征的转型升级需求和压力，同时这个过程的主要副作用是无法避免的通货膨胀趋势。一方面，前一种情景正是我们过去梦寐以求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即经济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和推动力量开始形成，发展进程越来越接近于人本化的本质要求。过去我们推行的转型升级之所以成效不显著，是因为经济变革缺少这样一种内生的动力。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这个环境形成的过程中，如果不断上升的要素成本难以被相应的创新和生产率上升所消化，就必然会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如民众收入的不断提高将推高包括农产品价格在内的所有消费品和劳务的价格水平，同时使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劳动的机会成本提高，由此带来经济体系中的连锁涨价反应和对物价总水平长期上涨的潜在压力。
第四，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会下拉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这种条件下，意味着企业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等创新驱动因素支撑，才能够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因此它预示着中国将进入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的快车道，但由此经济增速会降低。这是因为：一是低附加值出口导向的企业势必会被挤出国际市场，原来某些低技术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会被逼转移到周边一些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二是成本高企态势下的市场竞争，虽会“倒逼”企业产业升级，但暂时不能适应的企业会因此而破产倒闭，这是适当速度换取结构调整的代价之一，也会表现为速度降低；三是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升，消费者选择度增加，企业之间竞争消费者的力度空前提高，企业投资风险更大，投资行为也会更加谨慎；四是在过渡到以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将直接面对发达国家高竞争力企业的竞争，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和由此决定的市场差距，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空间。
第五，在可能的“高通胀”、“低增长”的经济滞胀中，社会可能因此付出高失业率的代价。经济将可能较长期地陷入“低增长、低就业、高通胀”的“滞涨”的漩涡。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的历史经验看，显然短期承受这种“阵痛”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未来化解这种两难选择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尽快进入创新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轨道。这种转变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减少对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过分依赖，转向更多依赖第三产业；二是把过度依赖出口、投资转向将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互相协调；三是把以依赖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向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上。注12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资本调整和劳动调整，由于要素调整尤其是劳动的刚性，社会必然会出现各类结构性失业。如果发展的动力机制转换不力，发展的社会保障基础不牢靠，中国就极易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陷入发展的陷阱。
因此，我们说要避免陷入发展的陷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说要在相对均衡追赶战略下，如何面对以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变革的挑战，及时转换发展政策取向，从而抓住新经济变革所提供的发展机遇。
对政策决策者来说，为了应对要素价格不断上扬的压力，首先是货币政策当局需要控制好货币的发行量，这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本前提。但是这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还远远不够。考虑到中国物价的变动极大地受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后者又不是货币管理当局能够有效控制的变量，因此需求管理政策需要辅之以供给面的改善政策，以扩张有效供给和改善供给结构。例如，世界油价问题、粮食进口问题、矿产资源进口价格问题等，都是显著地影响中国物价总水平的重要变量，都不是中国货币管理当局可以自主调节的变量，而需要从供给角度开拓新的多元化的供给来源，或寻找新的替代解决方案。再如，为了应对“低增长、低就业”的压力，必须纠正长期的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不良倾向，把发展的立足点真正转移到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低一些的增长率不可怕，可怕的是增长无效率。政策决策者应该追求的是“居民有收入、企业有利润、政府有税收”的协调同步增长。注13为此，未来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要从偏向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向偏向于追求直接关系民生的就业和反通胀上来，建立和不断完善各类社保、医疗和养老体系，由此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对企业界来说，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对从事实业的企业压力最大，但是也会给勇于创新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一是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提升，是企业抓住商机变化的重大战略机遇。全面地研究和开拓居民消费的升级趋势，在更加差异化的细分市场中找到蕴藏着的巨大商机，体现了企业战略管理的水平和能力；二是以收入增长为依托的内需扩大，必将带来具有本地化生产和消费特征的中国服务业的大发展，率先行动的企业将在各类生活类服务业如养老、医疗、健康、家政、旅游等行业中寻求到重大发展机遇，在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保险理财服务、法律财务咨询服务、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找到新的增长点；三是消费的升级和差异化，将给企业以明晰的信号，引导企业沿着创新驱动方向发展，从而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消除工资快速增长的负面作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