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变革的战略途径：向结构调整要速度、要效益、要质量
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至今没有完全消退，全球经济正运行于重大技术革命到来之前产业结构调整的周期性底部阶段，一旦以3D打印机为特征的智能化技术革命浪潮正式确立，世界经济将由此进入新一轮上升阶段。在此之前，全球经济将长期处于衰退的底部阶段。中国将长期面临并不宽松的全球发展环境。而影响国内中长期经济运行的环境因素，即前期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改革的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土地红利，都在逐步消失，同时体制瓶颈、发展瓶颈、资源瓶颈、环境瓶颈等制约因素集中出现。
另一方面，支持持续增长的因素则表现为新一轮改革的制度红利正在发力；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虽然在减弱，但是人力资本红利正在累积；低成本模仿和学习的红利趋于消失，但是创新驱动的红利正在增长。另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其实使中国的发展更加具有缓冲能力，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同理，中国具有众多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和城市的再城市化的红利，也有很大的空间和厚度。
中国发展的经验证明，我们的困难不在速度的高低，而在于在既定的、适合的速度下，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如何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向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就提出了如何围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做好持续发展这篇文章的问题。发展理论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主动积极地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迎接新经济变革所提供的战略机遇的不二法门。向结构调整要效益、向结构变化要速度，是走出仅仅依靠投入和消耗维持发展速度的怪圈、全面进入集约化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标志和途径。
根据我的粗浅认识，十八大后的中国在追赶战略目标下，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几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问题，以建立应对经济重大变革时代的均衡发展机制：
第一，从需求结构看，最重要的是必须调整好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均衡关系，确立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只有需求这个龙头调整好了，整个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会有正确的方向。以追赶战略下增长所依赖的市场为例，过去追赶战略所依托的是外需市场，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逐步失去了这种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的增长条件。因而怎样利用自己的内需市场去实现新一轮的追赶，就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选择。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背景下，目前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分崩离析，同时欧盟和美国将达成一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壁垒被打破后，它们之间每年的贸易总额将达到4 500亿欧元左右。为此需要中国学者认真严肃地评估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联盟的具体内容，以及一旦实施可能对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影响。总的来看，这种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迫使中国要更加积极主动地调整开放战略，更紧迫地实施基于内需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再如，虽然从总体上看，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力量的支撑，我们不可能诱导企业提高生产率从而消除成本高企态势下的各种负面作用，但是如果这种需求仅仅是外需而不是内需，也无法引导企业进入自主技术创新的轨道，更无法实现赶超战略下相对均衡发展的目标。因为实践证明，自主创新必须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基于外需进行国际代工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国际代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只能做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的业务(如加工制造装配)，而无法做“中国设计”和“中国创造”。因为在国际代工下，一方面中国的比较优势将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另一方面，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和业务又被牢牢地掌控在跨国企业手中。在开放的全球化经济中，发展国内价值链，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和纵深的产业转移基地，培育掌控产业价值链两端的中国跨国企业，才能够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此，需要我们依托于内需市场组建中国跨国公司，建立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惟其如此才能抓住新一轮经济变革环境所提供的发展机遇。
第二，从供给结构看，最需要调整的是产业间均衡关系和产业内均衡关系，建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间的均衡关系和产业内部的均衡关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实体内容。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建立中国产业间的均衡关系，就是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替代那些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传统产业，替代那些容易引起经济泡沫、使经济过度虚拟化的产业，就是要摆脱中国经济对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的依赖，降低对低附加值、高消耗产业的依赖，解除房地产泡沫绑架经济发展进程的危险格局。建立产业内部的均衡关系，就是一方面要打破市场结构的垄断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放手让民营经济进入进行充分竞争；另一方面，要通过竞争和并购等资产重组形式，在现代产业体系内形成以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为主的市场结构，代替那种“大企业不大、小企业不小”的低水平过度竞争的格局，利用自己的内需力量培育和壮大中国的跨国公司。因此产业的均衡化和高度化，既表现为国民经济资源不断地流入高附加值、高技术水平、高生产率的产业部门，同时在不断地淘汰那些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传统产业，也表现为产业内部的资源在市场信号驱动下通过竞争选择向效率高的企业集聚和集中的过程。供给结构调整的通俗说法是用加减乘除法：(1)加法。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让其形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从而逐步替代房地产这个事实上的现实中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减法。要逐步淘汰“三高一资”产业，使政府预算逐步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不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类似泡沫化的房地产业等的“沙滩”上。(3)乘法。要通过提高鼓励创新等措施，提升科技在发展中的贡献度，増加专利和核心技术。(4)除法。通过法制化建设，推进市场竞争环境的相对公平化，使市场主体进行以效率为核心的经济竞争，对称化市场主体的权责利，从而形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机制。
第三，从空间结构看，最需要调整的是东中西经济布局的均衡关系，建立以国内价值链为基点的产业治理关系。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突出地表现为沿海化、城市化、城市群化三种倾向。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大城市和发达省份。如目前沿海三大城市群(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和增长极，面积只占全国3.4%，创造了全国近40.6%的GDP，全国70%左右的货物出口，吸引了一半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注14当前，我国沿海地区、大城市和发达省份正处于走向全面建成高水平小康社会和启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经济集聚状态将会进一步显现，而同时“过密效应”下所显示的大规模的产业扩散效应还没有真正到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是这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区域集中趋势，在引入了开放型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因素后，可以发现并不仅仅是政策的区域歧视带来的，更重要的是地理位置、出口导向、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在形成地区发展差异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形成具有较强的内生性。注15二是这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区域集中趋势，导致了中国区域间居民生活和福利的严重不均衡。出于对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十八大之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很自然地就是要使中国经济增长在空间上保持相对的均衡。回归地区均衡发展趋势从表面上看,似乎可能有损于直接的经济效率，但是这种政策要求不仅从政治社会稳定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从间接的经济效率看，也可以直接起到扩大内需、促进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作用，因此它是应该在市场调节基础上逐步得到有效实施的政策。注16三是根据中国新一轮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是要从加入全球价值链逐步走向建设和完善国内价值链，发挥国内价值链中微观治理机制对产业布局和转移的自动调节作用。这个问题需要专题讨论，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论述。
第四，从动力机制结构看，最需要调整的是从低成本驱动的发展转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更换发展的引擎系统。过去我们的发展，总体上属于利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进入国际竞争，是一种典型的“后发战略”。进入相对均衡发展时期后，虽然我们仍然可以利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回旋余地，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延伸低成本“比较优势”或“雁阵形态”的产业配置和转移格局，但是从本质上看，最终还需要形成创新驱动的竞争优势，真正彻底地进入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的现代经济增长轨道。我国广大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逐步扬弃“后发优势”战略和实施“先发优势”战略的基本条件。这时，科技创新就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上。在制度创新的支持下，突破发展陷阱“魔咒”的主要武器，也在于加速发展创新型经济。由此才能用高经济回报化解生活水平提高后要素价格再评估的巨大压力。在创新经济发展中，我国发达地区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角色，会由追赶者和赶超者逐步变为并行者，甚至成为领跑者，同时在角色定位上，会由技术标准的遵循者、模仿者变成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在市场结构的地位上，将由弱势的追随者变成市场的垄断者或寡头竞争者；在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位置上，将由从事低端国际代工的“被俘获者”变成为价值链的控制者和“链主”。为此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机制，形成财富效应刺激科技创新的有效氛围。还要建立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实施定期垄断的专利制度，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和转化机制，等等。
第五，从调节机制结构看，最需要的是重新构建政府与市场的均衡关系，建立“强政府+强市场”的调节机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得出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坚持走“强政府+弱市场”逐步向“强政府+强市场”有效结合的道路，即除了发挥政府的有效作用外，还通过经济转轨不断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不是简单地通过引进政府调节的方式，而是通过不断地完善市场的方式去解决，如放松政府管制，着力完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只有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才通过政策解决或者引入政府来提高运行的效率，如基础设施领域和创新驱动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代替市场和政府去挤出市场。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强势政府”，不是干预经济多、干预力度大、干预手段多的政府，而是坚守自己的公共调节职能、坚定不移地控制住自己干预企业经营投资的冲动的政府，是坚守政府理性边界、只扮演适合于自己的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的政府。就政府行为动机来说，比起干预经济，控制住自己不干预是更加困难的行为，是更强势的政府！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和追赶战略，如果坚持走“强政府+强市场”有效结合的道路，那么根据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最重要的机制结构改革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强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二是变“弱市场”为“强市场”；三是在实现“强市场”的基础上，实施“强政府”的有效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