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速度追赶到双重追赶：均衡中国的新一轮战略
中共执政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根据需要提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追赶目标。如定量的指标体系从十六大提出追求GDP翻番，到十七大提出追求人均GDP，再到十八大提出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对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这一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与GDP翻番指标共同写入党代会报告，彰显出今后中国共产党会更注重人民的收入水平、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民众的社会保障水平，更加注重追求人民幸福的目标。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十八大报告将十七大报告中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提法调整为“关键”。这一改变并非无足轻重，而是精心谋划。这意味着过去集中资源投放于经济建设领域而形成的非均衡发展格局以及所造成的问题，必须在新的相对均衡的发展阶段中予以正视并妥善地解决。例如，收入、机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不平等问题不解决，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冲突有可能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我们注意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于发展速度的要求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十八大报告在关于今后经济发展的部署和任务中，没有再继续沿用“加快发展”这个词，即使对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也没有要求“加快发展”。注3这充分说明全党已经高度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必须从过去追求增长速度，转变到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发展的立足点上来。
综合来看，以“两个翻一番”和“两个全面”的目标特征所界定的第二轮追赶战略，虽然与以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为特征的追赶战略相比，在本质属性上仍然属于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战略，但在许多实质性问题上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种变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略的背景不同。实施第一轮追赶战略的基本背景是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和现实。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成为迅速实现追赶的唯一可以为社会各界接受的发展理由。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中国的政治诉求和经济政策倾向于追求速度和数量，就是一种完全可以被充分理解的行为。经过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跨入了世界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也迈上了大台阶。在中华民族逐步崛起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根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调节好生产、收入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合理关系，在保持生产率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使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迈上新的台阶，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发展实惠。
第二，战略的出发点不同。第一轮追赶战略的出发点是要脱贫。迅速解决贫困是一切发展的核心问题。为此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实施非均衡发展。该战略成效明显但也遗留下来许多日益严重的民生问题。这成为第二轮赶超战略的基本出发点。解决这些问题既是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进一步发展、克服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如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比重偏低、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差距、仍然遗留着占总人口十分之一的贫困人口等。目前全球70%的贫困人口分布于中等收入国家而非低收入国家的现实，值得已经步入基本小康社会并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的中国警惕。注4中国过去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奉行增长第一的策略，导致了收入和资产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平等，抑制了居民消费和国内市场需求的形成。这些因素都被认为是其他国家经过近半个世纪挣扎，依旧未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第三，战略目标的内涵不同。过去的追赶战略，一切围绕发展速度，推动发展的立足点只是GDP、只有速度，盲目追求高速度，甚至互相攀比速度。这造成了我国发展的质量效益不高，积累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方面的矛盾较多等问题。十八大所确定的追赶战略，则是一种混合型的、相对均衡的追赶目标，即GDP翻番目标是要解决发展速度问题，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充实和内涵的提升，则属于要解决的民生和收入提升问题，属于经济、社会、文化、法制、生态等相对均衡发展的追赶战略目标。注5这种混合型的、相对均衡的追赶目标，体现为发展速度不再是我们所追求的唯一的主要目标，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发展。
第四，战略的支撑点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才真正启动的第一轮追赶战略，经济增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开放，走的是出口促进发展的道路。从最初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外汇以进口急需的设备或原材料，发展到后来更多地是为了解决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的出路。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国内低收入、市场容量小所导致的“市场缺口”，主要是通过出口这个重要的支撑点来解决的。经过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后的开发开放，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的迅猛发展，使中国成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者。但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暴露出发展方式的严重的粗放性，必须尽快转向“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利用自己的巨大市场容量作为发展的支撑点，即“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创新要素加速发展中国的创新型经济”。注6这不仅是为了消除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产能过剩的困境，而且是为了利用国外经济危机给中国引进高级要素所带来的加速发展机遇。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前提，是要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没有这个前提，中国的市场优势不可能发挥出来。由此凸显了适时纠正非均衡战略、尽快实施均衡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第五，战略的实现机制不同。中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和追赶战略, 直接导致了强势政府和弱势市场的机制匹配格局，以及依靠“储户、农户、散户、外来户、购房户”的资金来源和集中使用的方式。注7以发展为第一取向的产业政策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扭曲，是我们理解当今中国几乎所有一切发展矛盾的关键因素。随着我国整体上进入基本小康社会以及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出，追赶战略目标和内容的转换不仅意味着中国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变革，而且意味着我们的资本积累和集中、收入分配政策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支持新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未来的经济体制要把“强政府”与“强市场”有效结合起来，并以此改革发展资金积累的来源和使用方式。我们需要通过“强政府”来消除市场失灵领域的非均衡格局，如消除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的不平等，实施更加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给每个人提供共享发展成果的平等机会。我们需要通过“强市场”来消除政府管理过多、管制过度、管控过死等体制弊端，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