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综述

20世纪下半叶，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外包的盛行，无疑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Kohler，2002)。在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下，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被拆分为不同的生产环节，并且分散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来进行，使得国际贸易的性质和规模基于产品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国家之间发展模式的差异都发生了重要的异化。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内国际贸易活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与外包这一国际贸易方式的盛行密不可分。在当前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代工体系中，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能否促进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升级和品牌集聚，就成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事实上，很早以前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就曾经指出，在全球新国际贸易与分工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参与到全球性的出口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接触到了先进的生产和制造技术。这种代工模式客观上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只能通过以下手段获取：一条路径是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从发达国家的委托方那里获得免费的产品设计方案或工艺改进流程，代工企业再向委托方提供价格低廉、质量较高的产品(Evenson and Westphal, 1995)；另一条路径是发达国家的加工方给东道国代工方企业的技术人员提供技术培训及指导，或委派自己的工程师到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的工厂指导生产，双方共同参与到产品的研发设计以及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改进的活动过程当中(Rhee, Ross-Larson and Pursell, 1984; Hoekman, Maskus and Saggi,2005)。除了技术和人员的指导之外，发达国家还会通过各种专利授权等方式，来协助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迅速提升自身生产工艺和产品设计能力，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由不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代工生产向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加工生产方式转变(刘志彪，张杰，2007)。

从欧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大企业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出，近现代大规模生产推动了大规模的营销，企业也需要掌握营销技术以适应大规模生产活动的需要，同时运用先进的知识进行研究开发，创造出新产品。所以，早期的先进企业在研发、生产和营销上往往一体化于企业内部的几个重要部门(Chandler，1978，1990)。与之相适应，企业从一开始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就出现了OEM、ODM和OBM这三个重要的概念。其中，OEM作为“原始装备制造”即委托加工方式，品牌拥有者将生产制造业务外包给其他厂商。比如，耐克的经营模式是只负责设计和营销环节，而生产环节则统统外包出去。这里，接受外包订单的行为就是代工，OEM也就成了代工的特称。在实践中，原本处于落后地位的企业，通过早期的OEM方式，学习能力不断增强，在对设计及最终消费者的需求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之后，它们会从发包者那里接受越来越多的业务，甚至可能逐步承担包括产品设计、进一步深加工、售后服务等在内的一系列环节。此时，OEM也就转化成了ODM，即代工企业除了承担制造加工活动之外，也进行深度的加工组装以及产品的设计等活动。但是，在ODM模式下，品牌还是被发包者所控制，只是一种较高级的OEM方式而已。只有当OEM发展到一定阶段并转化为OBM以后，才开始进入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一个崭新的阶段。此时的制造业企业不仅进行深度的加工组装和产品的设计活动，而且还拥有了自己的品牌。在OBM模式下，企业不再是简单的获取加工费，而是能在自有品牌运作的过程中赚取更多的品牌利润。一旦产业升级为OBM，原来的发包方企业便会终止与代工方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这一链条也就会主动断裂(刘志彪，2005)。原来的代工企业有可能转化为新业务的发包者，并建立起新的独立的发包者与代工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代工企业如果最终想实现OBM，就需要有更强的组织和学习能力，并在全球价值链中跃升为链主的控制地位，这是企业升级为国际企业集团的最为本质的特征，也是代工企业由成本领先实现向品牌集聚战略转变的必经阶段。

在1999—2011年的十多年间，我国整体的工资水平显著上升，但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的上升幅度要远远低于我国整体工资水平的上升幅度。在此期间，虽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水平，但其贡献度十分有限。与此同时，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对出口量及FDI的流入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虽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不意味着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但由于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上升，客观上对企业出口量及FDI流入量还是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过，整体来讲，当前我国廉价劳动力这一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刘厚俊、王丹利，2011)。这也是外国企业愿意把工厂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我国是人口大国，但缺乏优质的人力资源。而相对于普通劳动力而言，人力资源具有高频次的流动性。因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人力资源流动导致创新要素在核心区高度集中。而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更加有利于企业创新，有利于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吴福象、王新新，2011)。

除了工资这一低成本优势之外，地方政府利用各种优惠措施来吸引外国企业的进驻。比如开发区的建立，不仅吸引了外来资本的进入，而且增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出口，刺激了经济增长。然而，外来企业的进驻是否促进了本土企业的集聚，研究者见仁见智。如果企业入驻开发区仅仅是简单的“扎堆”，它们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仅仅是短期的GDP增长，牺牲的却是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反之，如果企业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那么该地区就能留住入驻企业，并通过产业集聚效应带动本土企业发展(郑江淮、高彦彦、胡小文，2008)。事实上，十几年之前波特(1998)就从企业之间竞争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现象，并认为集群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竞争是产业集群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波特的理论体系中，区域品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产业集聚是区域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产业集聚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获得交易成本、外部经济和创新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在一个给定的产业和区域，公司的竞争不仅仅是为消费者而进行的竞争，而且是为劳动力、资本、公司形象和获得各种支持而进行的竞争与合作，在竞争的作用下形成了企业集群，促进了企业集群的扩大。因此，当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区域经济实力的提高，区域的品牌集聚效应也就呈现出来。

20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试图通过产业集群来提高国家竞争力，并通过相互分包和加强与大型国际跨国公司的联系等方式来搭建起密切联系的企业生产网络，并在合作视角下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比如，迈克尔·恩赖特(Michael Enright)就曾指出，合作意味着企业有更多机会去共享资产、管理、营销和培训等方面的好处。尽管如此，企业还是要进行竞争，因为市场上存在着众多国内外的竞争者，还有大量的潜在竞争者。与波特的竞争理论相比，恩赖特的产业集群理论更多地包含了合作的概念。其后的经济学家对这一理论做了更深入的阐述。比如，Cook(1998)认为，企业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成了产业集群模式的核心保障；再比如，Meyer-Stamer(2002)研究了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揭示了企业间合作的一些典型障碍，探讨了应该如何克服文化对合作的不利影响，并提出通过企业合作来营造创新环境这一途径，以此来提高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此后，产业集群的一个最新发展是将其纳入新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并从知识集群和人力资本集群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问题。

有关企业集群理论研究的代表性框架是Martin(1997)和Ottaviano(2001)综合了Krugman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Romer的新增长理论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有关经济增长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之间的自我强化模型。该模型框架旨在证明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状态由于降低了创新成本，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根据该理论框架，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在产业升级上的空间比较狭小。原因在于，在现行经济全球化格局下，有贸易规模和市场结构的品牌空间，已经基本上被发达国家的现有企业所占满。虽然品牌空间的变化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动态性，某些处于竞争弱势的品牌会被更强势的后起品牌所挤出，然而，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和一定的领域之内，品牌具有刚性特征。即一个世界知名品牌的诞生和发展，都与其市场容量和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密切相关，尤其是与品牌所内含的文化性、包容性和流行性有密切的关系(刘志彪，2005)。只要这种品牌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属于流行的强势文化，它被更强势的后起品牌所挤出的可能性就十分微小。因此，虽然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代工已成为长三角产业发展的普遍现象，但现有的代工模式能否形成有效的产业集聚效应，尤其是当这种产业集聚效应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又将如何实现品牌集聚效应，现有的研究文献对这方面并没有涉及。这正是本章重点研究的问题。本章论证的基本逻辑是，产业集群内的利益相关者长期合作经营所积淀的无形资产是品牌产生的基础，而产业集群效应造就了品牌的集聚效应，同时品牌集聚效应又是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产业集群升级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如果能有效地构建这种双向互动机制，将会极大地促进本土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进而推动就业机会的增加。这种循环累积因果联系在一轮又一轮的迂回之中不断强化，经济活动持续不断增长，社会福利水平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