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产品定位演变的理论机制阐述
(一)产品层次的界定与衡量
产品的层次可以分为低端、中端和高端三类，这体现为产品的垂直差异化。这种产品的垂直差异首先是与其质量密切相关的，本小节就将产品的垂直层次差异视同为质量差异，低端、中端和高端产品分别对应于低质量、中质量和高质量产品。在足够细分的产品种类内，同一种产品的层次差异就是由质量差异所导致的，这种质量差异直接体现在产品性能的高低、功能的多少、精密或安全程度的高低等方面，最终体现为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水平的高低差异。
然而，产品质量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了产品的外观、物理性能和化学属性等多方面的特征。这就说明，一方面，特定产品质量所包含的属性可能比较复杂，难以量化；另一方面，不同产品质量的判断标准也差异较大，难以直接进行纵向比较，要全面精确衡量产品质量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找到能全面准确反映产品质量水平的指标，所以我们也经常将产品的品牌作为判断其质量或判断其产品层次的一个重要指标。从企业的角度来分析，在消费者缺乏足够能力判断其产品的质量时，为了体现其产品具有较高的质量，企业有动机去培育品牌，将品牌作为高产品质量的市场信号来吸引消费者，所以将品牌视为产品质量判断标准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品牌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产品层次，品牌的根本作用是在于将自身区别于竞争对手。虽然一般认为品牌企业的产品质量要高于无品牌企业的产品质量，但是不同品牌企业的产品质量之间可能就难以直接比较，此时品牌就很难成为衡量产品质量的精确指标。
以上是从供给角度来理解产品的不同层次，也可以从需求角度，即从市场角度分析产品层次。在特定产品的市场上，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同时存在低端、中端和高端三个层次的细分市场，它们分别对应于低端、中端和高端三个产品层次。低中高端细分市场的存在是由于消费者收入不同会产生对不同质量产品的消费行为，形成不同的消费模式。高收入消费者消费高质量产品，对产品性能、功能和安全等方面的要求更高，他们所组成的市场被界定为高端市场。类似地，中等收入消费者形成了中端市场，而低收入消费者形成了低端市场。这三类市场除了产品质量的差异之外，最容易观察到的差异就是产品价格差异，高端市场上的产品价格要远远高于低端市场上的类似产品价格。一方面，这种价格差异是其生产成本差异的必然体现，往往与其生产中投入品的质量正相关，高端市场上的高质量产品往往需要投入高质量的投入品，高质量投入品的价格相应较高，而低端市场上低质量产品的低质量投入品价格更低，其成本更低；另一方面，不同市场上消费者收入水平需要能支撑这种差别定价，只有高收入消费者才可能消费高价格的高质量产品，低收入消费者无法承担高质量产品的高价格。所以综合来看，产品价格是能较好衡量产品层次的指标，产品价格不仅反映了供给角度生产成本的差异，而且还反映了需求角度收入水平的差异。另外，产品价格信息易被直接观察，易被横向比较，它比直接衡量特定产品质量也更为可行。
由于产品价格在衡量产品质量和层次上的便利性，Azhar 和 Elliott(2006)与Azhar, Elliott 和 Liu(2008)在研究产业内贸易时就以出口产品平均价格与进口产品平均价格之比来判断该出口产品是否属于高质量产品。施炳展(2010)也借鉴了Azhar 和 Elliott(2006)的做法，根据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与世界该产品出口的平均价格的差异来决定该产品的层次，如果前者低于后者，那该产品就是低端产品，反之就是高端产品。注21
(二)传统比较优势均衡的产品层次选择
通过积极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中国大量吸引FDI和发展加工贸易，获得了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东部沿海地区更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能够成功实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在全世界寻找成本最低廉的生产加工地，跨国公司试图在全球实现产业的最优配置，这是外部环境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中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劳动力禀赋丰裕的优势，加入全球分工体系，这是内部环境的原因。进一步来说，中国在出口导向战略下发挥的比较优势可以概括为其在各类低级或基础要素上的禀赋优势，其中既包括简单或低技能劳动力，事实上也包括土地、水、电、环境、矿产等各类在我国定价过低的资源。我国各类要素市场和资源市场的市场发育程度不高，政府管制和干预力度过大，从而缺乏完善的市场机制；市场交易主体面对不完全信息，没有能产生多次重复的自主交易，这些最终导致我国各类要素和资源的价格被人为扭曲。所以，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中，作为世界上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较少的国家，中国事实上是在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资源。
在这种前提下，中国的出口企业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来接受大量代工订单，面对国际市场的旺盛需求。即使在短期内生产能力有所不足，中国的出口企业也完全可以在扭曲的低端要素和基础资源的市场上获得这类要素和资源低价的充分供给，其生产扩张的潜力也很大。如果没有先进的自主技术投入，出口企业在大量使用这类低端要素和基础资源投入生产时，其生产的产品必然是较为低端的产品，这些产品必然体现出技术含量少、价格低、附加值低等特征。
同时，国外客户交给我国出口企业的订单也大多以低端产品为主。这一方面是由于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即使在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发达国家，它也同样会有一批低收入消费者，这些低收入消费者对低端产品存在旺盛的需求，所以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它们都对低端产品有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外客户对我国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有较为准确的了解，我国对外开放早期大多数制造业的技术水平都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技术水平低限制了我国企业生产制造更为高端的产品。所以即使国外客户有对较高档次或质量产品的需求，其也不会将这类订单发给低技术水平的中国出口企业。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国外客户可能作为采购方向中国出口企业转移部分技术，提高后者的技术水平，使其达到生产较高质量产品订单的技术水平。但这种情况产生的前提必然是该产品的质量要求并不是很高，其技术复杂程度与我国出口企业的现有技术水平差距不大。如果该产品质量要求过高，技术难度过大，那么由此导致我国出口企业无法全面吸收或掌握国外客户提供的技术，最终也难以生产出符合国外客户要求的高质量产品。综合看来，在对外开放初期，鉴于我国普遍相对较低的技术水平和较为廉价的各类低端要素或资源，我国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档次均不会很高，主要面向低端产品的国际市场。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市场分割是导致我国企业大量出口低端产品的直接原因，同时金融体系落后，尤其是科技和金融结合水平差，这导致企业创新活动难以获得足够的金融资源支持，只能出口低端产品(关伟、韦静强、黄鸿星，2011)。具体而言，我国科技金融不完善导致国内企业缺乏足够资源投入创新科技研发，国内企业缺乏足够的能力在国内市场获得发展；同时由于国内存在市场分割，社会信用水平低且外企占据国内外高端市场，国内企业在国内市场发展的环境恶化，最终国内企业选择低端出口。这将进一步导致科技金融效率下降，国内企业科技创新活动风险加大，越发依赖低端出口。所以总体看来，正是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国内金融体系不断支持国内企业低端出口，国内企业产品逐渐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与上文的理论分析相印证的是，“低端产品出口大量过剩”似乎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对中国出口产品档次结构的基本认识。注22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都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档次并不高。例如2011年广交会上中国出口的电视机仍然以中低端产品居多，国际市场上高端产品市场空间基本被日韩品牌占据，中国的电视机主要占据国际市场的中低端空间。注23宇新芳(2012)提出虽然家电行业是我国有一定竞争力的制造业行业，其产业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品牌建设还有所欠缺，品牌的国际化经营程度较低，产品同质化程度高，出口以定牌加工中低端产品为主。在机床行业，2006年1月至5月，我国金属加工机床出口4.23亿美元，同比增长54.1%，其中数控机床出口虽然同比增长了75.7%，但仅有1.34亿美元，占金属加工机床出口的31.6%。同期我国机床出口中，低附加值的台钻、砂轮机、锯床、普通车床等的出口额占了将近70%。2003年到2005年机床工具出口创汇十佳企业的排名中，位于前3位的出口大户，除了2005年沈阳机床跻身前3名之外，其余的全部被非主机厂包揽。它们出口的低端机床产品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几乎就是铸件和壳子，出口利润率微薄，还耗费了大量资源，污染了环境。注24所以虽然从2005年开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机床第三大生产国，但低端机床产品的出口比重过高表明我国并不是机床强国。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也出口大量低端产品，例如轮胎、玻璃等，这些低端产品出口对美国增长较快，从而导致在2012年该行业被美国提出反补贴诉讼。注25刘婷(2008)对我国汽车行业出口的研究也发现，2001年到2005年间，我国汽车和底盘出口数量增长了46.6倍，出口额增长了8.83倍，这实际就是我国汽车行业瞄准低端市场低价出口在统计数据上的表现。我国汽车行业出口低端产品与其缺乏自主品牌、出口秩序混乱、生产不规范等原因有关。2011年瑞士银行的研究报告也指出，2010年到2011年中国低端工业制成品在美国和欧盟市场的份额已经基本达到顶峰，在50%左右。这些低端工业制成品主要包括玩具、服装、鞋类、家具和体育用品等，在贸易数据中被纳入到杂项制造业产品，中国出口的这类低端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正受到东南亚、东欧和南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挑战。注26由此，有学者提出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核心特征就是进口高端产品而出口低端产品(贾根良，2010)，甚至中国向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出口低质量制成品(Azhar, Elliott and Liu，2008)。
近年来，在原先出口低端产品的基础上，中国出口产品的层次似乎有所提升。官方观点就提出我国“目前出口产品已从低端过渡到中端”注27，理由是：“如果把世界产品的附加值和结构分成高、中、低三档，中国出口产品70%以上是机电产品，其中大多是利用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在中国制造的产品，这些产品不能算是低端产品；而中国出口中20%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例如服装、鞋帽和箱包等，处于从低端向中端发展的进程，个别已经是高端，例如纺织面料、呢绒面料等。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和财务成本的上升推动了企业向中高端发展。”2011年商务部的数据发现，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上涨10.2%，7月份出口平均价格上涨9.2%，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价增量减，出现了出口价格总指数超过出口数量指数的现象。注28但是持不同观点的研究发现，中国70%以上的出口产品都是中低端产品，并且有增加趋势；产品技术复杂度越高，中国出口产品就越处于低端位置。具体而言，1995年至2001年间，中国高端产品出口比重从17.71%上升到24.18%，而低端产品出口比重从50.99%下降到39.26%；2000年后，虽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高端产品出口比重一路下降到2007年的3.8%，低端产品出口比重持续上升到2007年的62.38%(施炳展，2010)。
(三)开放新均衡实现的背景
在经历了多年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后，我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本土制造业企业中有相当比重都是面向国际市场，为满足外国市场需求而生产，其出口产品大多为低端产品。但是过去这种比较优势均衡下的产品层次选择难以为继，低端产品的低价出口难以成为长期均衡的结果，我国开放新均衡的前提条件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首先，随着国内低端要素和资源的价格上升，我国低端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逐步丧失，尤其是东南亚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低端产品市场上构成了对中国的强烈冲击。事实上，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由于东南亚国家融入全球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我国原先出口的低端工业制成品已经开始逐步受到东南亚国家的冲击。这些国家尽管在物流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配套等方面与我国还存在明显差异，但是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显著低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其产品价格相对于我国产品而言也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包括沃尔玛、家乐福、H&M、Zara等超市和快时尚类的中低端产品订单已经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这就表明了它们在低端工业品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出口产品档次也面临着不得不提升的压力。
其次，“走出去”或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成为当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低端工业品的出口企业的必然选择。这些企业已经充分感受到国内劳动成本和其他资源或要素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压力，这些方面的价格上升必然导致其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逐步丧失。为了应对这一变化，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纷纷向中西部或东南亚国家转移。以纺织服装和鞋业为例，由于这些行业需要大量密集使用劳动力，所以劳动力成本是企业经营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目前国内劳动力成本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不具有任何优势，例如孟加拉国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为100美元，而国内起薪要2 000~3 000元人民币。2013年初，有媒体报道引用亚洲鞋业协会的统计数据，广东东莞的鞋业企业中，有25%到东南亚例如越南、印度、缅甸等国家设厂。注29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在2013年年初也组织北京、山东、上海等地企业代表到东南亚国家参观考察产业转移情况。注30当然，考虑到原料供应、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和政治稳定等因素，50%左右东莞的鞋业企业也到我国中西部地区设厂，服装行业中需要快速反应和高档制造的部分也难以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所以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产业成为必然选择。
再次，传统比较优势均衡下，我国低端工业制成品的低价出口导致大量贸易摩擦，这也已经成为传统比较优势均衡难以持续的又一重要因素。低价优势虽然有助于我国出口企业迅速抢占国外市场，但是当低价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时，这毫无疑问将会对进口国的进口竞争部门造成巨大的竞争压力，给进口国带来失业等负面影响，于是进口国会在WTO框架下使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等各种政策工具调查我国低端工业品的低价出口，从而使得我国成为连续17年以来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中国遭遇的反倾销案件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反补贴案件占世界的一半。注31这又对我国低端工业品出口行业的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传统比较优势均衡下低价出口低端产品的模式难以持续。以我国轮胎行业为例，自2009年4月美国对中国发起轮胎特保案以来，我国12%的轮胎业产能过剩，数十家轮胎企业倒闭；2012年巴西、泰国和哥伦比亚等发展中国家也分别对我国轮胎业出口进行反倾销调查。注32为了规避相应的贸易壁垒，我国轮胎行业已经着手走出去，在海外投资建厂。同时国内制造成本的上升也加速了这一趋势。
最后，“扩大内需”成为我国整体经济的重要发展战略，这也意味着传统比较优势均衡已经在国家政策层面上被放弃。自2008年以来，我国一直面对着国际经济危机不断、世界经济恢复缓慢的外部环境，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外需不振，这些导致我国无法再依赖向外部市场获得出口的高速扩张，并由此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换言之，传统比较优势均衡中以外需拉动低端工业品出口的前提不复存在。出于保护各自国内市场的动机，不仅是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也采用各种WTO框架下的合理措施来限制我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低端低价工业品的出口。在这种形势下，以内需市场来替代外需市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支柱，成为2008年后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须选择的战略。内需市场上的需求具备了多层次、多样化和不平衡等重要特征，单一的低端工业制成品无法满足内需市场的需求特征，原先以出口低端工业品为主的出口企业必然要转型，推出多元化、多层次的产品体系来满足内需市场的需求。
(四)开放新均衡的产品层次定位
中国在过去三十余年紧紧抓住了第一波全球化获利，低端工业制成品的低价出口是传统比较优势均衡的重要特征。但是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中，中国需要转变其经济发展战略，放弃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全球化战略，转而实施扩大内需的全球化战略。这意味着我国需要以庞大的内需市场规模为基础，吸引全球的高端要素集聚到国内市场，加速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从而形成类似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在第二波全球化中，本土企业为了争夺内需市场就会产生对高级要素的强大需求，同时要素价格不断上扬压缩低端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出现创新驱动、生产率上升、服务业大发展的趋势。因此第二波全球化的主要的前提是提升要素的质量和生产率，而不是单单凭借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在这种背景下，本土低端工业品出口企业就必然转型，产品层次定位必须要从低端产品向中高级产品提升，这是未来我国开放新均衡在产品层次选择上的必然发展方向。
1.中端产品是我国未来中期开放新均衡中产品定位的合理选择
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根本前提发生改变后，中国需要从低端产品定位提升到中高端产品上，但是从“中期”的重点转变方向来看，中端产品应该成为我国未来开放均衡在产品层次上的合理定位。本书所界定的“中期”是指未来十年到四十年左右的期间，这段时期将是我国出口产品层次定位从低端向中端升级的重要期限。以上观点的得出主要基于以下判断。
第一，社会分工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转变的渐进性决定了我国出口产品层次直接从低端升级到高端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众所周知，产品定位差异背后体现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价值链体系的差异，它不仅涉及特定企业的研发、质量实施与控制、营销品牌等众多价值环节，同时还涉及上下游企业、产业配套体系等多条价值链的配合协调与共同升级问题。一家企业如果要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来提升自身产品定位，需要具备足够的产品设计研发能力，需要有一支合格的研发队伍，同时还需要制造部门技术工人参与研发，需要有强大的市场信息搜集系统来指导研发过程；研发结束后，它还需要有强大实施能力的制造生产部门将研发成果实现批量生产，然后通过高水平营销部门尽快打开市场销路，快速占据市场份额。它还需要供应商为其提供符合更高要求的投入品，甚至是为其高质量产品进行专用性的资产投资；需要物流仓储部门和下游销售部门进行适当投资，调整其流程要求来适应更高层次定位的产品的相应要求。这一过程显然会导致资本、人才等各类社会资源的流向发生重大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产品定位提升不仅是一家企业的任务，事实上应该是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与资源配置体系的任务。这种社会分工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的调整必然是渐进式、分步式的调整，需要逐步推进，这就决定了产品层次定位的提升不可能从低端产品一次性跨越到高端产品，必然需要经过中端产品这一过渡阶段。
第二，我国制造业企业自身综合实力不足，这也限制了其从低端产品开始的升级幅度。在融入全球价值链，接受国外客户订单而代工生产的过程中，我国制造业企业获得了生产能力的扩张，初步具备了大规模生产过程的精细化管理能力；同时完整的产品配套体系也已建立，在华南和华东等东部沿海地区都形成了相应的制造业集群，能及时反应以应对国外客户交货期的弹性产业链体系已经形成。这些实力提升都是局限在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最多体现为生产工艺改善、流程优化、精度提升等方面，而较少涉及价值链的其他高附加值环节。当我国制造业企业要在扩大内需背景下满足更高层次的市场需求时，它们就必须要在价值链其他环节积累足够的资源，尤其是足够的高端运营人才。虽然少部分国内制造业企业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部分进展，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小规模的国际代工企业而言，缺乏研发团队、品牌薄弱等诸多不足决定了它们无法从低端产品定位直接跨越到高端产品定位上，只能从低端产品定位出发取得小幅的升级。
第三，主导全球价值链的跨国公司压制我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层次的升级，导致我国制造业企业无法直接从低端升级到高端。在第一波全球化进程中，为了提升我国国际代工企业的生产水平，主导全球价值链的跨国公司或国际大客户会有意识地对前者进行技术辅导或技术转移，从而使得前者能够达到其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国际代工企业获得的技术外溢和生产率提升都源于此，它与跨国公司或国际大买家之间更多的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但是在第二波全球化的进程中，如果我国国际代工企业要摆脱代工地位，要在提升自身产品层次的同时创建自身的品牌，这就与跨国公司或国际大买家形成了直接的市场竞争，有可能会抢占后者的国际市场份额。此时，跨国公司会在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内通过各种方式来压制我国制造业企业，例如减少或取消发包给后者的订单，或者在中高端市场设置各类进入壁垒等。面对来自全球价值链主导者的这些策略行为，我国制造业企业显然难以短期内形成突破，我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层次升级的过程必然要逐步从低端定位升级至中端定位。
2.高端产品是我国未来开放新均衡中产品定位的远期目标
从长期来看，我国未来开放新均衡的产品定位不可能限制在低端或中端产品，必然会以高端产品定位为目标。我们界定的“长期”应该是在未来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期限，高端产品定位是经过前面近五十年的努力，我国制造业产品定位已经基本实现从低端向中端的转变，并在国际中端产品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或具有一定市场势力后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虽然这一期限距离当前还较为遥远，但是提出这一判断的基本动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长远目标决定了长期产品定位必然是高端产品。一国产业体系的高端化有多方面的体现，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体现就是产品层次的高端化。从世界各国产业发展经验来看，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产品层次逐步从低端上升到中端，然后再进入高端的过程，这在日本、韩国的产业发展经历中尤其明显。它们都是作为产业后发者，其产品都经历了这一完整的演变过程。我国已经提出要“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这一产业发展的长远目标，这说明各个产业门类要完整齐全，要能互相支撑，同时在特定产业部门中产品要能进入国际高端市场，并占据有利竞争地位。而且，从价值链的角度看，我国产品定位的高端化必须是在本土企业主导下的国家价值链升级行为，而不是依附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环节内的升级。正如上文分析的，由于遭遇到跨国公司的压制和狙击，在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内事实上难以实现向高端市场渗透，这就要求我国制造业企业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积极集聚国际高端要素，先利用我国多层次的市场需求空间，在国内首先构建本土企业主导的国家价值链，然后利用未来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将其升级为全新的全球价值链。这一过程既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长远目标的实现过程，也是我国产品层次定位转变为高端产品的过程。
二是我国产品定位在中期成功进入中端市场后必然有向高端市场挺进的动力和实力支撑，这将是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经过中期后实力提高向高端产品的自然过渡。从动力上分析，高端市场的利润率高于中端市场的利润率，这是激励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在占据中端市场优势地位后进一步向高端市场挺进的最直接的动力。高端市场上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更高，支付能力更强，同时品牌的溢价也更多，所以一般而言，高端市场的利润率在所有层次的市场中最高。从实力上分析，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通过从低端产品定位升级到中端产品定位，已经具备了较为雄厚的技术积累，对市场需求的把握也更为准确，总体上有一定的能力能触碰到高端产品市场的门槛。当然，它要能进入高端产品市场，就必须能克服高端产品市场上的各类进入壁垒，尤其是能够培育出符合高端市场定位的品牌。未来长期我国本土制造业向高端定位挺进的有利条件是我国内需市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端市场，目前这部分市场很大程度上都被国外品牌和国际知名厂商所占据。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可以在国内市场上发挥本土化优势，利用中国高端市场消费者对本土文化价值认同程度更高的优势先进入国内高端市场；其路径应该是先在国内高端市场上打开局面，然后向国际的高端市场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