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四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孔子的批判与战国封建论

现在面临一场全球性的现代化反思，它带来颇多的启发与教益，更有益于我们审视自己的历史。在当年西方对近代化不遗余力吹捧的时代，孔子开始被诅咒和怀疑；如今西方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恶果感到困惑与彷徨，于是若干有识之士又盛赞孔子并转而求教于孔子。近代以来的中国就在这个世界文化大潮中不自主地左右升降沉浮。今日中国的许多事都应由五四算起，五四时相当的中国贤达们也曾受到西方圣哲的左右甚而失去进行正确自我判断的主体意识，当日激烈的反传统与批孔运动应该多少能说明这个问题。其中有些应在今日重新予以审视评量，如对孔子应作出恰当的评价，特别应摒除那些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非学术性因素，力求客观公正地为孔子作出正确的历史文化定位。

有学者在追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思想的渊源时，曾指出先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有一股批判传统历史文化的思潮，其中首当其冲，受攻击最厉害的就是孔学儒教；因为自西汉独尊孔学儒教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伦理都以孔学儒教为指导思想，它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正统和权威，因此，批判孔学儒教就成为批判传统文化价值的集中表现，五四继续了这一点。（注：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12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可以说，近代以来孔子受到最大冲击的开端就是五四的批孔运动，这与当时的认识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基本宗旨就是反传统，在中国提倡由西方传入的科学与民主的新风气，“‘科学’是意味着追求一个像西方16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的革命，以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民主’是意味着要求进行像西方17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反对封建制度”（注：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4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在这场古今中西的思想文化论辩中，孔子就被选为代表古、中而与今、西相对的主要批判对象。反孔英雄吴虞的看法对此颇有影响，因为吴虞特别赞赏明代李贽关于两千年以来“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之说。（注：参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21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受吴氏之影响，在数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批孔运动中，李贽又被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大肆表彰一番。李大钊也把孔子作为旧制度、旧文化的代表而批判，他在1917年所作《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说：“余之剖击孔子，非剖击孔子之本身，乃剖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剖击孔子，乃剖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易白沙作《孔子平议》，认为当时有人要以孔子一家学术代表中国古代与现代之文明，这是完全做不到的。此从反面证明五四批孔就是把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批。此出于当下政治目的的需要而对孔子的批判，是不具有学术公正性的，但它却在思想文化上影响及于学术研究。

考察五四时中国本土把孔子作为几千年愚昧贫弱的文化代表予以批判，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不排除来自西方的强势舆论影响。19世纪是中西力量对比最为悬殊的时期，西方对中国文明的蔑视亦达于极致。于是，本作为中国文明圣人的孔子，在美国媒体中被塑造成反文明的圣人，成为中国融入近代世界的巨大障碍，也是中国愚昧落后的根源，而且认为中国为改变这种状况，取得文明进步，必须抛弃孔子，以基督教取而代之。（注：参见张涛：《“反文明”的文明圣人：排华酝酿时期美国媒体的孔子形象》，载《史学集刊》，2009（5）。）这是论者据1849年至1882年《排华法案》期间，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以及众多期刊的相关文章，所揭示出的美国媒体之孔子形象的片断。根据论者的这些介绍，中国于五四时为宣传科学与民主而视孔子为中国积贫积弱、愚昧落后的文化代表而果决予以批判的运动，诸如此类来自西方的舆论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直接推动原因。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五四的批孔自有其主客观层面的多种原因。一方面古老中国开眼看世界的时间毕竟尚不算长，对西方亦知之不深，乃至被突如其来的西方列强之气势汹汹震慑得不知所措，懵懵然把恐惧、怨气以及图存自强的愤懑全发泄在孔子这位中国古老文化代表的身上。二是西方列强以近代化代表形象初现于世界，其横空出世，截断古今，究竟会为世界带来什么，一时还无从洞悉，只是被其当下的强盛繁荣蒙蔽了理智。人们的认识是无法超越历史的，因此举世为之披靡，盲从专意于师法西方而无从辨其是非。如果在多少有些现代化经验之今日，当不至发生那样果决的决裂传统与批孔运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舆论需要把孔子推上被批判的舞台，它与真正的学术研究是有区别的。

如果说五四批孔还带有些因不甚理解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困惑的话，那么与此不同的是，1949年以后的大陆批孔几乎完全是受某种有目的的政治意志的驱使。有学者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孔子的评价是反映政治与学术之关系的“晴雨表”，70年代批孔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参见李明辉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总论篇》，2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1998。）五四以来的批孔至“文化大革命”而极，因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批孔运动，其一是他受五四影响而有强烈的反传统意识，要在中国进行一场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其二据说是认为国民党靠孔子，共产党要靠马克思（注：参见上书，20页。）；其三是孔子受了林彪之累，“当毛泽东最终知晓那个表面上极尽恭顺之意的林彪，所真正尊崇的并不是毛本人而是孔夫子的时候，仍然存活于人们心中的孔夫子也就成为了早已‘灰飞烟灭’的林彪的替罪羊”（注：同上书，21页。）。也有学者指出因林彪被认定为孔孟之道的信徒而导致“批林批孔”运动。（注：参见陈卫平、郁振华：《孔子与中国文化》，275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文化大革命”批孔并不得人心，但它是继神圣的五四之后，故其影响及于学术文化的因素不可忽视，况且还有相当的学者卷入其中。1949年以后的大陆孔子研究基本上都带有政治背景及意识形态上的目的性，但有时也需要些学术上的介入，这种介入也带有些意识形态上的若干色彩。如五六十年代的儒学研究中，关于孔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始终是一个焦点，而孔子的阶级成分问题，即其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还是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更成为关注的焦点。（注：参见李明辉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总论篇》，18页。）为批孔的需要，必须把他说成是政治上的反动派才合乎革命的逻辑和时代形势特点，于是便有人谥孔子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由于孔子生活于春秋末，那么战国封建论最适宜于此目的，同时为坐实孔子是反动派，正可利用它说明孔子对春秋以来的新生事物样样反对。

李泽厚曾指出：孔子研究中出现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当时社会变革不很清楚，从而对孔子思想的性质和意义也就众说纷纭”（注：李泽厚：《李泽厚集——思想·哲学·美学·人》，1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此言有理。因为正是如此，才使战国封建论成为论证孔子是奴隶制复辟派的最好的社会历史变革层面的理论根据，对孔子与儒家的评价也因此与古史分期问题密切相关。如在有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专著里，特设《孔子与儒家的阶级属性》专节。郭沫若主张战国封建论，但却主张孔子是革命派，由此引起诸多争议。如童书业认为，如果承认孔子学说是封建理论，那就不能不承认西周时代已进入封建社会，否则就等于承认说在春秋时代奴隶社会的基础上可以树立封建上层建筑。唐兰同意说孔子思想有革命性，但却不同意郭沫若的分期主张，认为春秋时代已进入初期封建社会，孔子是初期封建社会中的革命派。谢德风认为，郭沫若一方面把孔子和儒家看作封建思想的代表，另一方面又主张春秋时代是奴隶社会，这是自相矛盾的。（注：参见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1929—1979年》，358~3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在这种从思想理论到语言逻辑上充分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大革命”批孔运动中，有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提出，为正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必须把他放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战国封建论就更加成为孔子是奴隶制复辟派的最好的历史唯物论说明。战国封建论把春秋战国之际定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孔子生活于春秋末，因此在时间上极便于把孔子说成是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战国封建论也就因此成为“文化大革命”批孔时期的最好理论根据。

“文化大革命”中对战国封建论的肯定，只是对其前肯定的进一步肯定。因为“文化大革命”前已将战国封建论写入学校教材中，战国封建论借此扩大其影响，它助成人们相信：“从孔子一生的言行看来，凡是当时发生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体现封建地主阶级要求的重大事件，他都从维护奴隶制度的立场坚决反对。”（注：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战国封建论在批判否定孔子的过程中几乎成为决定性的理论基础。有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中，大陆儒学研究是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因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在50年代即已奠定，而这一原则同样盛行于“文化大革命”中，只是被进一步推向极端。又指出，50年代至70年代儒学研究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成果是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963—1979）和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1957—1980）。（注：参见李明辉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总论篇》，22页。）其实根据上述观点，关于儒学与孔子的代表性成果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版的两本《中国哲学史》。（注：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战国封建论也正处于官方支持下的一枝独秀的巅峰地位。可以说，战国封建论在批孔问题上起到了关键性的理论作用，也助长了学术问题的意识形态化色彩，与之相关的古史分期讨论所遵循的指导原则即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也存在先天的缺失。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概括根据中从来就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历史实例，所以若从学术上看，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也缺乏学理上的合理性，所以有相当的学者感到以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研究中国历史，未免有削足适履之感。所谓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五种生产方式的概念，是根据中国之外的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所总结概括出的五个范畴，然后按照历史与逻辑发展一致的原则，把它们按次序相承的发展系列组合为一个单线的进化模式。但遗憾的是，不仅哪个民族都未曾经历过如此模式化的完整发展阶段，而且其范畴成型的根据中就是没有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国历史实例，如今却要中国历史遵照它作为发展规律，此岂非削足适履，强人就范吗？有人指出，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曾经炮制出“批孔”与“批儒评法”的大闹剧；他们把孔子说成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复辟狂”，用以影射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注：参见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1929—1979年》，362页。）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孔根本不可视为学术研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国封建论成为这场思想政治斗争中的舆论工具。正如有人所指出，“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利用郭沫若战国封建论压制其他各家分期说，“由于林彪、‘四人帮’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说什么古代史分期已有‘定论’……禁止发表不同意见”（注：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186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这就在事实上把战国封建论定为一尊，取消了古史分期讨论。“四人帮”为什么定战国封建论于一尊？显然是为了要把孔子说成是复辟派的党内斗争需要，因而这与学术研究根本无关。总之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批孔是古今孔子被利用为政治工具的最显著例证。

今天对孔子的重新认识，应该抛开战国封建论那样的思想误导，从社会历史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去加以考求。如礼是孔子文化思想的一个核心内涵，也是他希图挽救世道，指引世人的一个主要手段，所以他赞同服膺周礼，以周礼作为自己思想言行的主导。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对周礼发展过程及其意义的分析，看孔子服膺周礼是否合理。章学诚曾指出：“学孔子者，不当先以垂教万世为心，孔子之大，学周礼一言可以蔽其全体。”（注：章学诚：《章学诚遗书》，1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即谓孔子之伟大不在其垂教万世，而在能发扬周礼。这对我们正确审视孔子的历史文化地位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