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子继承周礼为华夏文化缔造根脉

孔子的最高政治伦理目标是“克己复礼”，此礼应包括三代之礼，而其中要以周礼为代表性总汇。所谓周礼不仅仅是一套典章制度，规则仪节，它是指小至个人的行为规范、思想意识法则，大到亲缘组织、社会结构、国家制度及其风俗习惯、道德法律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等全部包括在内的文化体系。恢复周礼成为孔子的理想，而且其中颇添加了孔子个人的一些向往和期望，并经其整理加工为一个文化系统以垂范后世。但由于现实的关系，孔子理想中的周礼原型主体仍是周代的社会文化制度本身。分析孔子对周礼的向往与推重，可以透视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民族文化自觉。

中华民族自很早的时代起就十分注意保存自己的历史文化，一方面是借此为现实提供一种文化借鉴，另一方面也是借此培养一种民族自觉意识，增强本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信念。如司马迁作《五帝本纪》，以黄帝为五帝之首。虽然他通过血统关系的追溯证明颛顼、帝喾、尧、舜及夏商周三代俱为黄帝之后，从而制造了五帝同祖说，但更大的意义在于他为当时的人们找到了一位大家相互认同的人文始祖，一位本民族文化的最初缔造者。最主要的，是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格局，从史学理念上奠定了最初的信仰根基，从而配合了中国古代多民族共同体的巩固确立。司马迁自称他撰《五帝本纪》有得于孔子所传《五帝德》与《帝系姓》，但稍早的记载表明，孔子儒家更多谈论的却是虞夏商周四代，孔子序《尚书》之首为《尧典》，所谓：“《诗》《书》所述虞夏以来”（《史记·货殖列传》），“《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盛”（《史记·平准书》）。据孔子之意，中国历史文化应以尧舜时代为理想发端，《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史记·五帝本纪》：“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孔子认为，尧舜以来经周文、武及周公的发展，圣道大备，自己通过对虞、夏、商、周四代文化的总结，为后代提供一个理想楷模。当然孔子更赞赏周代的文化制度，他不仅自诩为周文王的继承人，而且时刻想要复兴周文化。《史记·孔子世家》：“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

春秋时代，由于周室衰微，周礼文化已在崩坏之中。面对此礼崩乐坏的局面，于是出现一些有志复兴周礼的卿大夫贤哲，孔子是其中的代表。这里有必要简溯周礼的形成来由，以为诠释孔子对周礼的态度做些铺垫。周礼之作大体经始于周公，《左传·文公十八年》谓“先君周公制周礼”，《尚书大传》谓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周公制礼又绝非前无所承，如《左传·哀公七年》谓“太伯端委以制周礼”。西周礼乐制度绝非周公制礼一蹴而就，而是周公肇始，又经西周以来的持续努力才最终完成。可以说，周公制礼是重要发端，最后孔子为复礼而搜集整理礼学资料所作出的努力，不容尽没，它在周礼的形成发展中具有相当的作用，这是在研究周礼时必须注意的问题。从春秋开始，渐现礼崩乐坏的过程，但由于周礼在整体上还是支持和维系现实生活秩序的基本文化准则，因此它在春秋的社会生活中仍旧存在并发挥着相当的影响作用。如周襄王使召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惠公行礼不敬，内史过因论“晋不亡，其君必无后，且吕、郄将不免”（《国语·周语上》），可见其时对礼是如何看重。周襄王又使大宰文公及内史叔兴赐晋文公命，记载中详记策命礼仪过程，论礼中又预言文公必霸。（参见《国语·周语上》）结合上例可证春秋中期对礼仍十分看重。晋随会聘周，周定王享之，且教告以王室享宴之礼，随会“归乃讲聚三代之典礼”（《国语·周语中》），时为春秋中期之末。鲁叔孙穆子聘于晋，悼公飨之，因诗乐所及，穆子详陈礼乐节目及其意蕴。时入春秋之末，近孔子之生。春秋末，吴季札聘鲁观乐，论诗乐极详审精确，时孔子已生，《礼记·檀弓下》载季札葬子，孔子观之，且称之为“吴之习于礼者也”。时在春秋末，吴又被称为蛮夷之国，能出现季札这样精熟礼乐之人，可知直至孔子时，礼乐不仅存在且仍在实行，相关亦有颇晓习礼乐之人在活动。春秋时开始礼崩乐坏，应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正是此礼崩乐坏的现实刺激了人们复兴周礼的信念及整理礼学的实践，其中尤以孔子为代表。记载中说：“自大贤之后，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以观众。”（注：《晏子春秋·外篇八》：“仲尼见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为不可”，《史记·孔子世家》引此文作：“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无“威仪加多”以下两句。是《史记》疏忽，抑传闻异辞，待考。然以《晏子春秋》为胜。）按“威仪加多”、“声乐繁充”显然乃当时众多复兴周礼者努力的结果，继言“今孔丘”以下则顺理成章地指出孔子乃复兴周礼活动的代表。孔子在鲁国复礼有极好的条件，如《左传》中有“周礼尽在鲁”，“鲁犹秉周礼”之说，《礼记·明堂位》曰：“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是故天下资礼乐焉。”此所言，与《左传·襄公十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相合。正是凭借这些条件，孔子得以“修起礼乐”（《史记·儒林列传》）

、“追迹三代之礼”（《史记·孔子世家》），此与前引《国语》“讲聚三代之典礼”同，皆谓保存三代以来的礼乐传统，其中周礼乃其代表性总汇。《史记·太史公自序》谓《春秋》乃“礼义之大宗”，《淮南子·泛论训》谓“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则《春秋》亦有维系周礼的意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谓“《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是也。从孔子复兴周礼的角度视之，礼书的编纂自与孔子有关，《史记·孔子世家》谓“礼记自孔氏”，是后经儒家的持续努力完成了礼书的整理编纂。可以说，以礼书的编纂为标志，周礼始在形式上最终完成。如果没有孔子复礼的努力，也可能经浸衰浸废的过程之后，周礼最终澌灭净尽，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是另外一番风貌，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审视，孔子复兴周礼的意义应予充分的肯定。

周礼主要指周代的礼乐文化制度，其形成发展过程又与周代社会历史及天子、诸侯关系的升降变化密切联系。如果由此进行考察分析，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孔子复兴周礼在缔造华夏文化方面的意义之所在。

第一，周克商之初，王室独享克商的胜利成果成为天下共主，所封于各地的诸侯势力微弱，只能对周室尽朝觐纳贡的义务。这样，便形成以周室为中心的诸侯一统格局，周礼文化也成为弥合天下政局的精神认同中心，维系着周室的独尊，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替代的。第二，经西周一代发展，周初所封诸侯已发展壮大，开始要在文化上表现自己，因而要摆脱周室控制，寻求自我发展的机会。而经西周一代的发展，王室的潜力与能量已释放殆尽，因西戎打击，入春秋之始即只能维持气运再无发展生机。这样，王室与诸侯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原来的文化平衡格局面临破坏的危机。第三，在周礼文化之外的戎狄势力，经周初分封的扼制之后（注：参见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45~52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这时却膨胀起来，昭王南征而不复，穆王征犬戎而荒服不至，懿王时戎狄交侵，宣王败绩于姜氏之戎，最后幽王灭于犬戎而西周亡。此戎狄之倡与周礼文化的对抗，若戎狄得势，周礼将覆亡。故春秋时诸侯虽对王室有离心倾向，但保卫中原诸夏的共同文化使命，却使二者联手共同对付戎狄。由于王室已无力独自承担戎狄的挑战，霸主政治应时而生。此时谁能出而抵御戎狄，保卫中原诸夏，谁就有资格为霸主。霸主所倡“尊王攘夷”的口号，说到底还是保卫周礼华夏的问题。齐桓公伐山戎救燕，伐狄而存邢救卫，晋文公伐戎狄，都为此。还有楚，西周以来就是中原最大的夷患，《孟子·滕文公上》：“《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楚也是齐桓公、晋文公必须应对的最大夷患。保卫周礼，抵御戎狄，是春秋霸主联合诸夏的首要历史使命。第四，经过春秋霸主领导诸夏的斗争，以周礼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得到保护和进一步发展。首先是各诸侯国把自己发展起的地方文化因素充实到周礼文化之内，如鲁、齐、晋等大国都如此发展起具有各自特色的地方诸侯国文化。其次是戎狄文化融入周礼文化之内。这方面的明显例证是楚与秦。这两国本是诸夏之外的大国，春秋初期仍被视为戎狄，经过春秋时的斗争融合过程，两国接受了周礼文化，被接纳入中原文化圈。《国语·郑语》：“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即不同民族部落的文化与姬周文化间的冲击渗透，使新的文化个体及母体就在此过程中孕育成熟。春秋时期的军事斗争和民族斗争，使周礼文化得到各地诸侯文化与戎狄文化的充实，得到进一步发展。世界上古史有所谓希腊化时期，即马其顿吞并希腊城邦之后，建立起一个大帝国，之后随马其顿东侵，使希腊文化传播到东方，并与东方诸国的文化相融合，史称希腊化时期，它使希腊文化得到传播繁荣。周礼文化在西周时代发展成熟起来，并渐次向外传播。春秋时代的列国形势，加速了这种传播的深广度。对周室来说，春秋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对列国来说，春秋则是周礼文化向各国深入传播及与各国文化相融合的时代，不妨称之为周礼化时代。经春秋的周礼化运动，周礼文化普及延伸了，接下来便瓜熟蒂落、转型和蝉蜕了，它化入继起在秦汉大一统文化之中。通过上述的分析，周礼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中的地位，自然清楚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周代分封制变为秦汉郡县制的政治转型中周礼文化的作用问题。

第二，周初在接受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周礼文化，又以周礼文化为根基，建立和维系分封制的政治格局。在新的政治格局取代分封制政治格局时，必须有新的文化基础与之相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新型社会文化的产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以经过西周春秋充实发展起来的周礼文化为其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孔子出现了。所以，孔子在文化上的最大贡献，是他对已然积累起的周礼文化加以总结，指示未来文化的发展希望；孔子之成为文化转型期的历史伟人，是他以表面上的保守形式为未来的文化趋向开新指路。从五四以来，人们大多只谈孔子在文化上的守旧倾向，却很少明白孔子在文化上的承前启后地位。只有注意到西周春秋时代向下一阶段的文化递嬗走向问题，才能真正明白孔子在文化上的承前启后地位及其作用之重要。孔子是以周礼文化为根本，再加以损益因革提出新的文化设计方案给社会。所以，他不仅讲周礼，同时究悉虞夏商周四代之制，以创通的形式求得文化上的继承批判总结。《论语·卫灵公》：“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注：韶者舜乐；舞即武，武王之乐。）这是兼取四代礼乐制度。《礼记·明堂位》谓鲁备虞夏商周器服制度，应对孔子有所启示。所以，孔子讲周礼，究悉四代制度，乃是以其文化损益因革论为据。孔子讲周因于殷礼，殷因于夏礼，《吕氏春秋·贵因》总结为：“三代所宝莫如因。”可见因革损益论的影响，而且它在相当时期内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孔子绝不是一个守旧派，他是在因革损益论的主导下，于社会文化发生变革之际，努力在做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建设工作。但在孔子时代，周礼文化仍处于蜕变的过程中，新的文化形式仍在旧的躯壳内发育，仍未到最后的文化脱壳阶段。在孔子之后，又经过战国诸子的学术文化论争，最后由秦统一在政治上做了总结，新的统一形态的华夏文化取代原有的周礼文化脱颖而出。但要讲到春秋时代开始的思想文化变革运动，孔子堪称其先知先觉者，最重要的是孔子对周礼文化的把握为进一步的文化变革奠定了根基，使周礼文化向下一阶段嬗变导入正轨。总之，孔子作为对其前思想文化的集大成性总结者，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伟大地位；尤其是他提出的文化损益因革论，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同时，它也启示我们，为准确把握孔子的历史文化定位，必须抓住孔子与周礼文化的关系这一关键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