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地位在汉代的官方定位与《春秋》素王说

《淮南子·泛论训》：“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学术为政治服务，春秋战国诸子已然如此，但以孔子的影响为大。《列子·仲尼》载孔子曰：“曩吾修《诗》《书》，正礼乐，将以治天下，遗来世，非但修一身治鲁国而已。而鲁之君臣日失其序，仁义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国与当年，其如天下与来世矣？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陈澧引此曰：“凡道、墨、名、法诸家所以自为其学者，皆以为孔子之诗书礼乐，无救于乱而思所以革之也，此道、墨、名、法诸家之根源也。”（注：陈澧：《东塾读书记》，25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8。）此谓诸子受孔子启发而各自立学以救世革政。后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谓诸子皆托古改制而孔子实首开其端；罗根泽承之更谓孔子乃复古改制第一人，后来诸子之托古改制导源于孔子。（注：参见罗根泽：《诸子考索》，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此主张从改制革政的层面考究诸子学说，对近代的诸子研究有莫大启发，而陈澧盖引其端绪。如从改制的角度视孔子，孔子确以政治追求自期。

如孔子以周文王继承人自居，《论语》载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新发现的上博简《孔子诗论》多有孔子美文王之言，如：“文王受命矣”，“此命也夫？文王虽欲已，得乎？此命也”，“《文王》，吾美之”，“《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吾美之”，皆是孔子美誉文王之证。孔子以继文王自命，故春秋家以“元年春王正月”之王为文王，《公羊》隐公元年：“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孟子》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亦谓“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孔子自谓继文王，是为兴周，如《论语》载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其或继周者，虽百代可知”。文王之周，就是孔子理想中的社会政治制度。时人亦视孔子及其弟子乃一有行动能力的政治集团。《史记·孔子世家》：“昭王将以书社之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注：《楚辞·九章·抽思》：“望三五以为象兮”，与此“孔丘述三五之法”皆楚人之说，多以为指三皇五帝。）是孔门弟子人才济济，不仅形成自己的学说思想体系，且以孔子为首已形成一个政治集团，有能力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行动。孟子、荀子亦俱谓孔子可据百里之地王天下，是汉儒“素王”之说不可谓无据。《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史记·孔子世家》作：“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汉书·董仲舒传》引《论语》此文谓孔子“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是乃孔子以受命圣人自诩。《说苑·杂言》孔子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顷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赐，丘之道几于废也。”是殆后人借孔子之口自言其不得志在无“时”、“势”可据。但这些仍无碍孔门诸子比拟孔子于尧、舜、禹、汤、文、武诸圣王而盛赞之。上博简《君子为礼》中多有缺文，但可与相关文献对勘而完足其意。简文载子羽向子贡提出“仲尼与吾子产孰贤”的问题，子贡的回答自应仲尼贤于子产。继又提出仲尼与舜禹相比的问题，子贡肯定回答仲尼贤于舜禹。因为《孟子·公孙丑上》载孟子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孔门诸子视孔子为生民以来第一圣人，即孔门奉为崇拜偶像之尧舜禹亦不及孔子之圣。《君子为礼》又曰：“与禹孰贤？子贡曰：禹治天下山川……子治诗书。”此可与《孟子·滕文公下》对勘：“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即孔子大圣作《春秋》，其功可与禹治水、周公兼夷狄比拟。孔门诸子既以孔子贤于尧、舜、禹，故对孔子备极推崇赞誉之辞。如《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郑注：“圣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此乃誉孔子德如天地之广大，赞誉至此可谓辞无以加。孔门诸子比孔子于尧、舜、禹、汤、文、武，即相当于在政治上的极力肯定，但这终非官方的正式认可。孔子在世时可谓名满天下，亦得仕宦列位于各国朝廷，但其思想学说并未获得官方认可。孔子的思想地位真正得到官方高度的政治认可，是在汉代。

虽经秦代焚书坑儒的暴行，但儒家的思想文化影响并未因此绝灭，在汉初朝廷重大举措及相关代表人物的活动中，仍不乏儒家的表现。据《汉书·高祖本纪》：“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其中叔孙通、陆贾系儒家人物，二人亦对高祖颇有影响，如叔孙通谓高祖：“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因征鲁诸生及弟子儒生制朝廷礼仪。陆贾时时向高祖称说诗书，著《新语》褒扬儒学仁义。（参见《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高祖二十一年过鲁以太牢祠孔子，此与其左右儒家人物的影响不无关系，因而孔子在汉初已获得朝廷的某种认可。元帝时，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故霸还长子福名数于鲁，奉夫子祀”（《汉书·匡张孔马传》）。成帝时，梅福“以为宜建三统，封孔子之世以为殷后，复上书曰……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追圣人素功，封其子孙……绥和元年，立二王后，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礼记》相明，遂下诏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汉书·杨胡朱梅云传》）。《汉书·成帝纪》记载，绥和元年封孔吉为殷绍嘉侯，“三月，进爵为公”。《汉书·平帝纪》：元始元年，“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褒鲁侯，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注：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钱大昭曰：“宣尼之号始见于此。”）。西汉朝廷对孔子及其后人的这些祭祀、封赐，其实是出自官方对孔子地位的正式认可。为此，必须提到董仲舒在表彰孔子方面的巨大作用。

《论衡·超奇》：“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汉儒董仲舒上承孔子，并以文王、孔子为道统所传，自有其道理。如据汉代谶书所言，孔子自谓将由董子阐发论定其思想学说。《论衡·实知》：“孔子将死，遗谶书曰……董仲舒乱我书。其后江都相董仲舒论思《春秋经》，造著传记。”又《案书》：“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乱者，终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尽也……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此乃借谶书之言，道出汉儒以董子上继孔子且终成论定孔子学说之意。董子不仅通五经，而且最精《春秋》，冠冕一代，《汉书·董仲舒传》曰：“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讲诵，潜心大业，令后儒有所统一，为群儒首。”故谓董子“轶荀超孟”而上承孔子，下启汉代经学，实不为过。《史记·儒林列传》：“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生。”《汉书·儒林传》相关记载有曰：“江公讷于口，上使与董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是汉初以来董子最精《春秋》，明在诸儒之上，公羊家之兴亦多恃董子之力。《汉书·儒林传》谓董子弟子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孟弟子百余人，唯（严）彭祖、（颜）安乐为明，质问疑谊，各持所见。孟曰：‘《春秋》之谊，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乐各专门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是颜、严两家公羊学传董子《春秋》学。清惠栋曾以《石经》考定何休所注为颜氏家言。（注：参见谢详皓、刘宗贤：《中国儒学》，17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则何休公羊学兼承董子之学。《公羊》所传微言大义具详于何休注，但其基本内容已备于胡毋生、董子著作中。何休自称其注“略依胡毋生条例”，但胡毋生著作已佚，何氏之义却往往见之于董子对策中及《春秋繁露》。（注：参见王铁：《汉代学术史》，205页，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是可见董子《春秋》学在汉代之盛，董子亦实为汉代《公羊春秋》之正宗祖师。有学者指出：谶纬中凡解释《春秋》的大义微言均采自《春秋繁露》。（注：参见钟肇鹏：《谶纬论略》，12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此足以见董子《春秋》学在汉代影响之大。从现有记载看，董子才是《公羊春秋》的正宗祖师，不知何休为何“略依胡毋生条例”注《公羊》。郑玄《六艺论》谓《公羊》善于谶，据今传谶纬考求，“董仲舒的著作是谶纬的先导，谶纬是董仲舒思想论的继承和发展，甚至援用董子之文，不改易一字”（注：同上书，127页。）。所以，何休注《公羊》“略依胡毋生条例”而不明据董子，不是孤陋寡闻，就是有门户私见横于其胸中作梗。此有待考明。康有为作《春秋董氏学》，谓孔子之道在六经，六经灿然浩博，统一于《春秋》，《春秋》大义在《公羊》，因为“惟《公羊》详素王改制之义，故《春秋》之传在《公羊》也”。康氏又谓：“公羊家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说……及读《繁露》，则孔子改制变周，以《春秋》当新王，王鲁绌杞，以夏殷周为三统，如探家人筐箧，日道不休……故所发言轶荀超孟，实为儒学群书之所无，若微董生，安从复窥孔子之大道哉！”因而主张：“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经，而窥孔子之道。”（注：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康氏谓董子公羊学推明《春秋》，以《春秋》推重孔子之道，实乃深谙于董子公羊学大旨之知言。察董子《公羊》大义的最重要之点是推明孔子素王事业在《春秋》。有学者指出，据《庄子·天道》及郭象注，成玄英疏，战国人即以素王属孔子，唯未明言。《淮南子·主术训》：“孔子专行教道，以成素王。”始明以素王属孔子，只是尚未以《春秋》成书为孔子唯一受尊为素王之文，董仲舒对策：“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始倡言孔子作《春秋》，为素王之文；易言之，孔子受尊为素王，由手撰《春秋经》也，是后纬书及汉晋诸儒亦皆以《春秋经》为素王之法。（注：参见程元敏：《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证》，87~88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9。

）由此可见董子借《春秋》推重孔子，尤其是以《春秋》为孔子素王事业所在，乃董子之孤诣特识。

董子推重孔子的最重要举措，是他对策武帝使朝廷从官方角度正式认可孔子地位。董子对策大旨乃为尊儒改制，深望汉廷能推行仁义礼乐，以德教化民，去秦政之残酷，行唐虞三代之圣道，最后归结为应以孔子之道持一统。所有这些多借《春秋》之义申论之，辅成之，希望武帝能尊儒改制，上承三代遗绪为汉室开新。董子对策中屡称《春秋》以论，从而表现其《春秋》学，实欲借孔子之名助益其对策之效，期以歆动武帝尊儒改制之意。下据《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对策之言，试申董子《春秋》学之大义梗概。

1.“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

此言孔子素王事业在《春秋》。

2.“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

此言《春秋》正王之义。

3.“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谓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

此言《春秋》一元正始之义。

4.“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

此言《春秋》受命改制之义。

5.“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6.“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

以上两条言《春秋》天人相与及天人灾变之义。

7.“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以大化之后，天下常无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千万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

此言《春秋》讥变古之义。（注：天人古今之义为《春秋》所究，即董子所言：“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上言天人相与、天人灾异乃关于天人之义，此讥变古相当于古今之义，并为《春秋》之义所关注。）

8.“《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此言《春秋》大一统之义。

董子治《公羊春秋》，主发孔子《春秋》大义。当对策汉武之时，时借《春秋》之义发论，以剀切汉事，期喻武帝之心。为提升《春秋》大义的权威影响，乃倡言《春秋》为孔子改制素王事业所在，继由司马迁在《史记》中发挥弘扬，孔子以《春秋》当素王之义由此成。董子所揭诸《春秋》大义皆主为当下政治发，对策中屡称述之尤可见此意，其为政治服务的宗旨显然。其终所倡言《春秋》大一统之义，更是明告汉代统治者应如何一统和持一统的守成之策，亦即明确希望朝廷要以孔子的思想文化体系作为政治上的主导。董子要求以孔子之术持一统，事实上为官方采纳，故《汉书·董仲舒传》又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武帝纪》赞亦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是董子尊孔崇儒之策与立学校、举孝廉之议，皆为朝廷采纳，从而使汉代官方从政治上正式承认孔子的地位。

司马迁曾问学于董子，董子以《春秋》为孔子的素王事业，司马迁继起大力弘扬其义。《史记·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此乃司马迁概括的孔子作《春秋》之义。其中谓孔子欲以《春秋》批评当世，开示后世王者，震慑乱臣贼子，此非素王而何？汉儒谓孔子曾自言“我志在《春秋》”，此处所言可为其注脚。司马迁把孔子作《春秋》欲表达的强烈目的，作《春秋》时表现的果决态度，都表述得备极深入形象。《太史公自序》亦曰：“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此乃序次纪传作意及旨趣，其中贯串有素王之意。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修六经以达王道，其意义可与汤武伐夏殷、陈胜反秦相比，其以孔子为代周而起的素王之意显然。《太史公自序》又以孔子《春秋》“达王事”、乃“王道之大者”、可“当一王之法”，《儒林列传》亦谓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是皆孔子素王的另外说法。是司马迁承董子发扬孔子素王之义最为显著，实乃孔子地位得到汉代官方认可在史学上的反映。

以孔子《春秋》为素王之意，可上溯至孟子，《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据此则孔子作《春秋》乃代行天子之权，是即《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周失其道而《春秋》作”，几以《春秋》当一代。孔子如此，在春秋家是认可的，如《公羊》宣公十一年：“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为无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是孔子作《春秋》，犹身遭乱世而以己身代行天子、方伯之权。孔子如此亦不过仅在行其褒贬诸侯之志，宣明先王之道而已。故《孝经钩命决》载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又载孔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与先王以托权。”（注：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1009~1010页。）皆谓孔子有德无位，不得行诛赏实权，只能假托先王之权黜陟，以伸其正天下之志而已，是即素王。唐代追赠谥孔子为文宣王，其义殆相当于“以《春秋》之文宣明圣道之王”，义亦相当于素王。孔子垂世本在删述六经，为后世立教，孟子乃特为提出《春秋》殊加表彰，又与夏禹、周公并列，即《孟子·滕文公下》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从而使孔子之空文得与夏禹、周公之实治同列，至董子乃明揭《春秋》素王之义，从而为汉代官方正式承认孔子做好了舆论准备。

太多的政治因素使孔子终于得到汉代官方的正式认可。这里不能不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无论是谁，只要想对社会生活产生真正的影响，几乎一律都无法对政治予以回避，孔子自然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