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服务业发展与经济转型[1]
李江帆 张少华[2]
摘要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作为改革开发的先行地区，三十余年来，依托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珠江三角洲地区锐意进取，大胆改革，抓住国际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历史机遇，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经济总量持续稳定地增长。但与此同时，珠江三角洲地区所面临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也非常紧迫，以往依托本土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到了加快发展服务业正当其时的阶段。加快发展服务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选择，是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的必由之路。[3]
一、珠江三角洲地区服务业发展现状
（一）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结构分析
从2010年的数据来看，如表1所示，土地面积仅占全国0.57%的珠三角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却达到了9.4%，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相应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2.0%、9.8%和10.7%。可以看出，珠三角经济在全国经济系统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珠三角地区中，广州和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最大，分别占珠三角地区的28.53%和25.43%。佛山和东莞分列第三和第四地区生产总值占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超过10%。仅从生产总值来看，珠三角地区广州和深圳的水平远高于其他城市，充分体现了穗深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优势。
表1 珠三角各市及全国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从区域层面上看，如图1所示，珠三角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较为发达，2010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48.61%和49.24%，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中，珠三角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为2.15%，远低于全国的10.10%。从区域内部来看，作为全球的制造业基地，珠三角九市中七个城市第二产业比重在50%左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珠三角地区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其中佛山第二产业比重高达62.68%，排名第一。而在第三产业方面，上述九市第三产业比重均在35%以上，其中五个城市市第三产业比重在40%以上，广州和深圳的第三产业比重更是超过了50%。可以看到珠三角地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均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与国际城市相比，珠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2010年珠三角地区中第三产业比重最高的广州为61.01%，虽高于珠三角其他城市，但大大低于国际城市的水平。对比伦敦、东京和新加坡三个国际城市，2006年上述三市中服务业比重最低的新加坡也达到了近70%，而伦敦和东京的服务业占比高达89.67%和84.46%。从服务业产值比重这个角度来说，珠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发展与国际先进城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4]
从三次产业就业比重来看，如图2所示，珠三角地区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最高，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低。2010年珠三角地区工业就业比重达到了48.58%，比服务业就业比重高近10个百分点，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珠三角九市中除广州和珠海[5]外其余城市工业就业比重均高于服务业就业比重，中山和东莞工业就业比重更是超过60%，高达67.24%和63.93%。而伦敦、东京等国际城市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仅仅介于10%~20%之间，由此可以看出珠三角地区现阶段第二产业对就业的吸纳作用仍较强，是就业的主力军。在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2010年珠三角九市中仅广州、深圳和珠海超过了40%。其中最高的广州为50.40%，虽首次超过了50%大关，但大大低于国际城市的水平。对比伦敦、东京和新加坡，服务业就业比重均在70%以上，分别为91.97%、78.04%和77.92%。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来看，珠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在吸纳就业人口方面仍有较大的差距，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2010年珠三角地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最高的城市为肇庆、江门和惠州，充分说明第一产业在这三个城市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图1 珠三角各市及全国2010年三次产业产值比重（%）
图2 珠三角城市和全国2010年三次产业就业比重（%）
综合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来看，珠三角地区已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正经历产业结构从工业为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逐步向服务经济迈进，部分城市如广州和深圳已经体现出了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珠三角地区服务业发展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落后于国际城市，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二）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和服务密度分析
第三产业比重（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增大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表现。但比重是一个相对指标，只能反映地区产业发展的相对水平和三次产业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比如某些城市，第三产业发展实际水平其实不高，但是由于当地第二产业落后导致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较低，从而造成了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的第三产业“虚高”现象，如20世纪末我国西藏和青海等地就出现了第三产业“虚高”的现象，第三产业比重远远高于同期的广东等发达地区。而作为全球的制造业基地，珠三角地区的第二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如佛山、中山、东莞等市2010年第二产业比重均超过了50%，其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的实际水平低。此外，在最初两地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相同的情况，如果“甲地一个大型工业项目上马了，其第三产业比重马上下降，显然我们不可据此断定甲地的第三产业倒退了”[6]。而且，比重还有上限（100%）的制约，不能全面地反映地区第三产业发展的真实水平。因此在衡量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时，除了利用第三产业比重这一相对指标外，还需要结合第三产业发展的绝对指标——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和服务密度。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元/人）=第三产业增加值/全区总人口。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高，标志着第三产业发展的绝对水平高。它可用来消除比重指标的不确定性缺陷。不过，此项指标也有缺点，就是难以反映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的关系及其相互适应的程度。服务密度（万元/平方公里）=第三产业增加值/全区总面积。与此对应的还有农业密度（第一产业增加值除以全区总面积）、工业密度（第二产业增加值除以全区总面积），三者统称产业密度（GDP除以全区总面积）。它们可用来分析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的空间布局状况和土地利用效率。[7]
如表2所示，从区域层面来看，2010年珠三角地区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达到了33028.31元/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55倍，充分显示出珠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发展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从区域内部来看，珠三角九市中仅有肇庆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八市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最高的广州数值约为全国的4倍，深圳也达到了3.77倍。但与国际都市相比，珠三角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仍有较大差距。2006年伦敦、东京和新加坡的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为415012元/人、411369元/人和175506元/人，分别是广州2010年数值的8.04倍、7.97倍和3.4倍（如果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倍数将会更高），远高于珠三角城市。
表2 珠三角各市及全国2010年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 （单位：元/人）
表3为珠三角地区及全国2010年的服务密度。从表3可以得出与表2数据相同的结论。从区域层面来看，珠三角地区的服务密度是全国的18.80倍，说明珠三角地区第三产业的土地利用效率较高。从区域内部来看，深圳、广州、东莞和佛山服务密度排名前四，均高于珠三角地区平均水平，其中深圳达到了25868.35万元/平方公里。但即便是深圳仍与国际都市有着不小的差距，2006年伦敦、东京和新加坡的服务密度分别为195840万元/平方公里、240534万元/平方公里和110432万元/平方公里。[8]
表3 珠三角各市及全国2010年服务密度 （单位：万元/平方公里）
从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和服务密度这两个第三产业发展的绝对指标来看，珠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其中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最高，但远落后于国际发达城市，说明珠三角城市第三产业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服务业内部结构分析
接着分析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从区域层面来看，2010年珠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内部其他服务业所占比重最大，这是因为其他服务业中涵盖了包括计算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教育等在内的10个第三产业细分行业。批发和零售业排名第二，比重达到了20.96%，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分居三四位，比重均超过了10%（见表4）。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珠三角地区的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比重较高，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比重低。仅从区域层面看，珠三角地区第三产业中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已经有所发展，但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仍较高，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从区域内部来看，珠三角九市中除东莞外批发和零售业占第三产业比重均在20%以上，即便是东莞也达到了19.61%。而珠三角地区金融业比重较高主要源于广州和深圳两大区域中心城市（特别是深圳）发达的金融服务业。2010年深圳金融业增加值达到了1300.58亿元，占珠三角地区金融业的比重超过了50%，达到了50.32%。而珠海、江门、中山、惠州和肇庆五市金融业增加值总和仅为250.87亿，占珠三角地区金融业比重不足10%，而2006年伦敦服务业内部的主导行业为房地产、租赁、商务服务业和金融业，占比分别为33.33%和19.13%；东京服务业的主导行业为批发和零售业（24.97%）及金融保险业（17.22%）；新加坡的主导行业为批发和零售业（26%）、商务服务业（16.49%）和金融业（16.24%）。因此可以初步判断珠三角地区城市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够合理，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较高，而现代服务业比重较低。
表4 珠三角各市及全国2010年第三产业内部细分行业所占比重 （%）
（四）第三产业内部行业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和服务密度
从表5中可以看到，2010年珠三角第三产业所有细分行业的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充分说明了珠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其中，9市住宿餐饮业的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市房地产业的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市批发和零售业和金融业的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深圳金融业为例，2010年其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达到了12539.33元/人，是全国的8倍多，但与伦敦、东京、新加坡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2006年上述三市金融业的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分别为78684.78元/人、71465.60元/人和28278.99元/人，分别是深圳的6.28倍、5.7倍和2.26倍，差距十分明显。
表5 珠三角各市和全国第三产业内部行业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 （单位：元/人）
为便于观察，表6将2010年珠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内部行业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前五名提取了出来。从区域内部来看，广州和深圳在各细分行业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牢牢占据前两名，说明广州和深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综合服务功能较强，充分体现了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对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最大。而三到五名被珠海、佛山、东莞和中山四市瓜分，江门仅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上占据了第五的位置。从第三产业内部行业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数据来看，珠三角地区形成了广州和深圳突前，珠海、佛山、东莞和中山居中，江门、惠州和肇庆列后的三个集团。
表6 珠三角城市2010年第三产业内部行业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前五名
从服务密度指标来看，2010年珠三角第三产业所有细分行业的服务密度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体到各市，除肇庆金融业的服务密度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各市所有细分行业的服务密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与全国相比，珠三角地区城市第三产业的土地利用效率较高，更为合理（见表7）。
表7 珠三角各市及全国第三产业内部行业服务密度 （单位：万元/平方公里）
为便于观察，表8将2010年珠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内部行业服务密度前五名提取了出来。从区域内部来看，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在各个细分行业上的平均水平都高于珠三角的平均水平。虽然深圳仍然占据了所有第三产业细分行业排名的首位，但与第三产业细分行业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结果略有不同的是，在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和其他服务业三项，东莞的服务密度均排名第二，仅次于深圳，而广州在这三项均排名第三。
表8 珠三角城市2010年第三产业内部行业服务密度前五名
综合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对指标和绝对指标，可以看出珠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工业化后期，珠三角地区部分城市已经显示出了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并呈现出向服务经济社会迈进的态势。从第三产业发展的综合水平来看，珠三角城市中，广州和深圳处于第一集团，远远领先于区内其他城市；佛山、珠海、东莞和中山四城市处于第二集团，江门、肇庆和惠州处于第三集团。同时珠三角九市第三产业发展的优势产业各有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珠三角地区城市群内部的分工与合作。
二、珠三角服务业发展的提升对策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过去珠三角部分地区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意识到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没有正确认识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第三产业现代化的趋势缺乏了解，观念仍停留在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当家长子”的旧轨迹上，只是一味强调“工业立市”和“工业强市”，偏重投资周期相对较短、见效快的工业大项目。同时，受地区的发展经验限制，珠三角部分地区常常局限于路径依赖的发展轨迹上，只盯着自身较为熟悉的工业，忽视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展第三产业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决策。可是，不少政府官员虽然也把发展第三产业挂在嘴上，但实际上只是把它当做贯彻上级意图的口号或显示政绩的标志。对于为什么要加快发展服务业缺乏理性认识，这就使得发展服务业在一些地区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状况。[9]
同时，许多城市虽然意识到了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性，但仍以第三产业比重论输赢。从忽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到将第三产业比重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是一个进步，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比重指标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存在着“比重陷阱”的可能。以珠三角地区2010年三次产业结构为例，如图1所示，肇庆的第三产业比重为40.42%，高于中山的39.22%和佛山35.44%。如果仅从比重来看，似乎肇庆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高于中山和佛山，但事实恰恰相反。从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来看，中山和佛山2010年的数值均超过了20000元/人大关，分别达到了23242.97元/人和27831.70元/人，是肇庆（11191.11元/人）的2倍多。而从服务密度来看中山和佛山2010年数值也达到了4031.97万元/平方公里和5206.29万元/平方公里，远高于肇庆的296.14万元/平方公里。因此可以看到，单纯以比重论输赢，唯比重论是不够科学的。
政府应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从旧有的产品观、产业观和财富观中解放出来，正确认识三次产业发展的辩证关系，避免急功近利的思想，将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升到地区发展的战略高度，改变以往不重视第三产业发展和单纯以比重论输赢的做法，将服务产品人均占有量这一科学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投资成本相对较高，周期长，见效慢，难以在短期内带来地区GDP的明显提升，但其长期经济效应明显。而第二产业则不同，往往一个工业项目的上马就能带来地区GDP的迅速增长。政府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在投资过程中避免过度追求短期的成效，要注意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协调发展。
政府一方面要加大第三产业的宣传，可以通过举办理论学习班、组织考察学习等多种方式对各级干部进行培训，使得广大干部在第三产业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等方面形成科学、统一的认识，改变以往对于三次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第三产业现代化规律等方面的模糊认识；另一方面，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认识误区，应积极做好理论知识的普及工作，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宣传工具加大对第三产业的相关知识的宣传报道力度，引导人们全面正确认识第三产业的重要性，营造一个全社会都关心第三产业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
（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10]的产业升级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进入一定阶段之后，生产性服务将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导力量。从某个角度看，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生产性服务作用日益增强的过程。如表9所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生产性服务业在先进生产系统中的角色不断演变和升级。进入工业化后期，作为新技术和创新的主要来源和传播渠道，生产性服务业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先进生产系统中的的管理功能（“润滑剂”效果）提升为战略功能（“推进器”效果）（李江帆、毕斗斗，2004）。
表9 生产性服务在先进生产系统中的角色演变
高效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改善服务业的结构和效率水平，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足够的支撑，带动三次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从而推动整体经济的转型发展。
从珠三角地区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来看，如表10所示，2010年珠三角七市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有广州、深圳和东莞超过了20%，肇庆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甚至在10%以下，只有8.94%。对比伦敦、东京和新加坡三个国际城市[11]（一般国际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都在50%以上，东京和新加坡这里是因为分类不细，有部分归入了其他服务业内），可以看到国际大都市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均高于珠三角地区城市，参见表11。
表10 2010珠三角七市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占GDP比重（%）
表11 伦敦、东京和新加坡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占GDP比重 （%）
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来看，对比国际都市，可以看到其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中金融业占GDP比重较高，均在10%以上，伦敦更是达到了17.22%。而珠三角七市仅有深圳金融业占GDP比重超过了10%。同时国际都市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较为发达，如新加坡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了11.38%，而珠三角七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GDP比重均在10%以下，其中深圳、珠海、佛山和肇庆的这一数值在5%以下。由此可以看出，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传统服务业比重较高而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比重较低。总体来看，珠三角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够合理，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政府应注意到这一点，加快发展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调整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结构，若继续保持这种不太合理的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必将制约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升级过程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创造由产业链中间的制造环节向两端的服务环节不断攀升的过程（Bryson, 1997）。Gereffi（1999）在研究美国买者与东南亚供应商之间的服装价值链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一般的升级规律：产业升级的次序将会遵循“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线索。与之相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升级也有类似的发展规律。首先从工艺升级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工艺升级指的是通过新的技术、工艺或是材料的应用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的引入，将投入更加有效地转化为产出，从而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以计算机、互联网等新的信息传输方式为例，它们在生产体系中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长距离信息传递的效率，降低了信息传递的空间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服务产品的服务范围问题，使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交付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空间的界限。
其次是产品升级。产品升级是指通过技术和流程改造对原有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改进或者研发新的产品和服务，转向更高端、更有潜力的生产线，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以物流业为例，珠三角地区城市近年来大力发展物流业，兴建物流园区。但是现有的物流园区内的企业更多的是传统的物流企业，仅有极少数大企业真正意义上采用了现代化的设备和管理方式，基本实现了专业化和现代化的物流服务。如德邦物流自身拥有一套完整的运作体系和网络系统，它拥有自己的车队，并配备了GPD定位导航系统，每3小时刷新一次，客户可以从网站上实时查到货物运输情况。同时，通过信息化作业，德邦物流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空车回程的情况，降低了自身的成本。
最后是功能升级，即企业通过外包方式剥离原有的非核心服务活动，集中资源于自身最有竞争优势的核心环节，提升自身的竞争力。由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逐渐失去了在原有价值链的成本优势或技术优势，因而企业需要通过改革现有的组织结构，以外包方式剥离原有的低附加值环节和非核心服务活动，集中资源于产前研发、创意设计、生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技术培训和管理服务等附加价值高的核心环节，以提高企业的效率。
（三）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和珠三角城市群的互动发展
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促进城市产业和空间结构的升级与优化，提高第三产业的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提升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增强城市群的集聚和辐射的功能，扩大城市群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城市群内部城市的产业分工与合作可以形成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城际产业链，通过区域产业合作、制造业服务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由于珠三角地区毗邻港澳，因此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过程中珠三角城市要以自身的地理、历史、人文等特点为依据，把发展第三产业的合作作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结合港澳的发展特点，抓住CEPA带来的机遇，充分利用香港国际航运、金融、贸易中心和澳门国际赌博、旅游中心的城市功能，主动承接港澳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金融、会计等）的带动、辐射和转移，提升城市的服务功能结构和能级，扩大珠三角城市群的辐射和影响力。
从珠三角城市群内部来看，如果区域内的城市间的功能比较相似，就会造成城市间竞争过度，从而会限制各自的服务范围和自身潜力的发挥，并造成资源的冗余和浪费。城市群内的城市应形成一种互补的组合优势，注重错位分工。以美国的纽约都市圈为例，作为世界五大都市圈之首，纽约都市圈北起缅因州，南至弗吉尼亚州，跨越了10个州，涵盖了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等在内的城市。都市圈中的纽约市是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非常发达，其定位是为都市圈内和全美乃至全球的城市提供足够的专业化服务，其他城市如华盛顿则充分挖掘其作为美国首府的独特的政治地位的潜力，发挥其政治中心的影响力，聚集了相当多的全球性公司和机构的总部，而巴尔的摩和费城则承担了作为工业中心的功能。
因此，对珠三角地区而言，应进一步加强城市群内城市间的服务业合作，构筑互动共赢的长效运行和区域服务业合作机制，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产业融合、市场开发和人力培训等多种途径，在金融、信息、物流、科技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开展长期深入的合作，通过服务外包拓展城市群的区域功能，整合服务业资源，形成发展合力，推动功能互补、协调发展，实现“功能互补、合作共赢、联动发展、共同繁荣”的服务业发展局面。具体到生产性服务业来看，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应以自身的经济条件和发展情况为基础，顺应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发展趋势，结合地区特色和产业结构特点有重点地发展商务服务、金融保险、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从而实现城市群内部生产性服务业的错位发展和分工合作，增强城市群的活力和对资金流、物流、信息流、人流的吸引和控制能力，提升城市群的综合服务功能。政府应避免发展思路雷同、一窝蜂和一拥而上的现象，从而防止造成大量服务项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恶性的同质竞争，导致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性失衡。以物流业为例，近年来珠三角各市纷纷出台物流业发展规划，将建设物流中心作为城市的发展目标，大兴土木修建物流园。物流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地理位置、发达的信息网络系统等坚实的基础条件作为支撑，同时不同地区对于物流服务的需求不同，并不是每个城市都能成为物流中心。对于许多地区而言，外购物流服务反而比自己发展物流更为划算，成本更低。各地纷纷发展物流业，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
生产性服务原指非政府组织为工农业提供的服务形式的生产要素。随着第三产业比重日趋提高，生产的概念由工农业生产扩展到服务生产，生产性服务越来越多地被从广义的角度加以理解。广义的生产性服务指在三次产业生产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过程中被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服务。按服务对象，生产性服务可分为第一产业生产性服务（农业生产性服务）、第二产业生产性服务（工业生产性服务）、第三产业生产性服务（服务业生产性服务）（李江帆，2008）。相应地，生产性服务业指为三次产业生产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提供服务形式生产要素的行业。从美、英、日等已进入“发达经济”和“服务经济”的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来看，在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第三产业生产性服务的比重远高于工农业生产性服务，第三产业生产性服务已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主体（朱胜勇，2009）。而在发展中国家中，为第二产业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是生产性服务的主体。
结合珠三角城市的自身特点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广州和深圳作为珠三角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同时穗深应充分利用其区域中心的地位和综合能力的优势，扩大生产性服务的输出；而佛山、中山等市具有良好的工业发展基础，因而应重点推进第二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以佛山为例，通过改革开放的发展，佛山现已构建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产业体系，形成了包括家用电器、机械装备、金属材料加工及制品、陶瓷及其他建材、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精细化工及医药、家居用品制造在内的十大优势行业，涌现了一批高新技术龙头企业，“佛山制造”闻名海内外。2010年佛山工业增加值3653.18亿元，占珠三角地区工业增加值的17.09%。工业化的高度发展使制造业对服务业产生了大量的延伸需求，为包括工业设计、信息分析、工业检测等第二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肇庆、惠州和江门三市农业所占比重较高，可以着力发展第一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一方面它们可以加大研发和投入力度，建立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服务、农业金融服务、农业信息服务等在内的完善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机制，另一方面可以依托广州的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推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四）大力发展生活服务业，以供给创造需求
政府在发展服务业时要采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并举的方针，在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同时，加快发展生活服务业，以供给创造需求，完善珠三角地区的城市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输出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支出也日益增长，人民生活已经从小康逐渐步入富裕，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呈持续增长的态势。如表12所示，从广东城镇居民数据来看，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9761.57元增长为2010年的23897.80元，涨幅高达144.82%，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也从2000年的8016.91元上升到2010年的18489.53元，增长了130.63%。而珠三角地区作为广东的经济发达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更高，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更高，如表12所示，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2010年珠三角九市中仅有江门、惠州和肇庆的数值低于全省平均值，而城镇居民消费性支付方面只有江门和肇庆低于全省平均值。
表12 2010年广东和珠三角九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 （单位：元）
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无形的服务产品消费需求日益上升。表13列出了2000年和2010年广东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可以看到从2000年到2010年11年间，广东城镇居民在衣着、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以及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不断提升，其中交通和通信的上升幅度最大。服务产品在居民的消费性支出中的占比日趋增加，2010年交通和通信以及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已经成为消费结构中仅次于食品的第二和第三大项目。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构成中，医疗保障、交通和通信等服务消费项目也出现了一定的增长。从总体来看，“广东居民消费由生存型消费结构向享受、发展型消费结构升级，刺激了服务消费品需求的上升”[12]，这一特征在珠三角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珠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正符合了服务需求上升律，即“从长时期看，对服务产品的社会需求量及其比重必然会趋于增长”[13]的客观规律。
表13 广东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 （%）
因此未来珠三角地区应大力发展包括文化、旅游、娱乐等在内的生活服务业，扩大服务供给能力，以适应珠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的服务化趋势，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服务产品消费需求，进一步推动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第三产业的现代化。在发展生活服务业过程中，政府不能只停留在“大力发展面向民生的服务业”的口号上，应结合地区的发展现状，积极引导文化、旅游、娱乐等生活服务业的发展，并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为生活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借助媒体等宣传工具和展会等多种方式在全社会推广健康、文明和合理的消费方式，为人民群众提供正确的消费引导，从而扩大居民在旅游、文化、休闲、娱乐、体育等方面的消费。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生活服务业的供给，结合地区发展基础，针对不同的消费人群有重点、有选择的发展生活服务业。如珠三角地区中，广州和深圳地区计算机服务、金融、法律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相对较为发达，行业工资水平较高，拥有一大批高素质和高收入的消费者，针对这些消费群体的消费特点可以加大享受型服务的供给。而对于中山、珠海等市，政府可以重点推进如休闲旅游业等生活服务业的发展。以中山市为例，政府可以依托其身后的历史文化底蕴，结合其居民服务、文体娱乐、卫生社保业发展水平高的优势，充分发挥名人故里的品牌效应，以文化休闲旅游业为重点发展生活服务业，拓展第三产业消费链。
（五）建立健全服务业考核指标体系
如前文分析，长期以来，珠三角地区政府以GDP的增长作为政绩的首要考察指标，并辅以三产比重论输赢，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珠三角地区服务业的发展。部分城市政府还以区位熵[14]（Location Quotient，简称LQ）作为考察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区位熵也称生产的地区集中度指标，它通过各产业部门在各地区的相对专业化程度间接地反映区域间经济联系的结构和方向。但区位熵概念是以假定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生产率相同为前提的。如此假定成立，一个产业的比重较高，确实意味着这一产业的产值大，集中度和发展水平高。但此前提在现实经济中是很难存在的。此外，区位熵没有考虑产业发展的绝对水平，只是以“比重定高低”，它默认产业比重高即产业发展水平高，反映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以区位熵概念解释产业的地区集中度在精确性方面存在着误差，只能谨慎使用。
表14列出了2010年珠三角城市的第三产业产值区位熵，从表中可以看到佛山2010年第三产业产值区位熵值（0.82）仅仅略高于惠州（0.81），低于其余七市。仅仅从第三产业区位熵来看，佛山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比江门、肇庆都要低，这明显和现实情况不符。如表1所示，在第三产业的总体规模上，2010年佛山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仅次于广州、深圳和东莞，排名第四，远高于珠三角其他城市。而在第三产业发展的绝对水平指标上，2010年佛山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达到了27831.70元/人，仅低于广州、深圳和珠海，在珠三角地区排名第四；从服务密度来看，佛山也排名第四，仅落后于深圳、广州和东莞。因此可以看到区位熵并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从区位熵的计算公式来看，珠三角地区的分母是统一的，其取值取决于分子。佛山第三产业产值区位熵低于珠三角七市，是因为佛山市第二产业发展较为发达，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现代产业体系，其第二产业增加值较高，从而第二产业占城市的产业结构比重较大，导致佛山第三产业占产业结构的比重较小，造成了分子偏小的结果。在分母统一的情况下，分子小其取值自然较小。
表14 珠三角城市2010年第三产业产值区位熵
因此，珠三角地区政府应改革现有的服务业考核指标体系，引入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和服务密度作为考核服务业发展的硬指标，准确、全面、科学地设立符合国际惯例、反映服务业发展特点和水平的统计指标体系，改变以往只问比重的做法。政府要建立健全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加强服务业统计调查力量。按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方法，划清各服务行业增加值的统计界限和核算口径，并结合城市的基本单位名录库，建立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和滚动调查相结合的统计制度，建立健全各市服务业发展的监测、预警、预测制度，定期发布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重点行业的最新统计信息，提高统计数据的时效性、准确性和权威性。
另一方面，政府应建立健全服务业绩效考核制度，发挥目标评价导向作用。依据《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各市政府应明确服务业发展每年的具体目标，量化分解，落实任务，分清职责，将服务业发展水平纳入各行业主管部门的绩效考核范围，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别服务业发展的不同特点，实行分类考核，形成完善的服务业工作落实机制，构建长效、动态的奖惩及监督措施，充分发挥各级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统计部门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Bryson J.R., "Business Service Firms, Service Space and the Management of Chang",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1997, (9):93-111.
［2］G.Gereffi,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48): 37-70.
［3］李江帆、毕斗斗：《国外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年第11期，第16—19页。
［4］李江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第三产业现代化》，《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124—130页。
［5］李江帆：《第三产业的产业性质、评估依据和衡量指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1—9页。
［6］李江帆：《第三产业经济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0页。
［7］李江帆：《推进广东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羊城晚报》2008年8月17日。
［8］李江帆等：《广东省服务业发展现状、定位与对策》，《南方经济》2005年第3期，第56—60页。
［9］朱胜勇：《第三产业生产性服务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注释
[1]本文得到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快发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研究”（11JZD023）、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服务业发展与城市群演进的互动机制研究”（11BJL063）的资助。
[2]李江帆，中山大学管理学院N423；张少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善衡堂S357。
[3]本文中服务业指广义服务业，与第三产业外延相同；工业指广义工业，与第二产业外延相同。本文中数据如不做说明，均为当年价。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九市。
[4]伦敦、东京和新加坡的数据均为2006年，分别来自Focus on London 2008, Tokyo Statistical Yearbooks 2007和Yearbook of Statistic Singapore 2007。下文国际比较数据来源同此。
[5]珠海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的原因主要在于其第二产业不发达。
[6]李江帆：《第三产业的产业性质、评估依据和衡量指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9页。
[7]李江帆：《第三产业的产业性质、评估依据和衡量指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9页。
[8]伦敦、东京和新加坡的数据均经过了汇率的换算。
[9]李江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第三产业现代化》，《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126页。
[10]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和外延及数据可得性，本文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五大行业。以2007年投入产出表计算，中国和广东房地产业中间需求率仅为25.11%和34.11%。
[11]笔者所能得到的国外都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类不够细，部分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没有单列出来，被划归到其他服务业中，实质上国外都市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等较现在的数据要高。
[12]李江帆等：《广东省服务业发展现状、定位与对策》，《南方经济》2005年第3期，第57页。
[13]李江帆：《第三产业经济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0页。
[14]常用的指标可以是产值、产量、就业人数、固定资产等。以产值区位熵为例，其计算公式如下：区位熵（LQ）＝（某地区A部门总产值/某地区全部总产值）/（总地区A部门总产值/总地区总产值），其中总地区可以是全国也可以是某个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LQ＞1，表明A产业在某地区专业化程度超过了总地区，属于地区专业化部门。LQ＜1，说明该地区A产业的专业化水平低于总地区，还必须从区域外输入产品；LQ＝1，表明该地区A产业专业化水平与总地区相当，基本自给自足。LQ值越大，表明专业化水平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