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法分则与总则的关系
刑法总则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般原则、原理，分则规定具体的犯罪以及其法定刑，因此，总的来说，总则规定与分则规定大体上是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但是，严格地说，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并不是对总则和分则关系的完整表述，因为总则的大部分规定并没有抽象出分则的全部内容，或者说没有全面抽象分则的规定。原则上，如果没有分则的规定就不能适用总则的规定。“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总则的规定依据分则的规定而需要具体化过程，而是说适用总则的规定需要分则规定来进行补充。刑法分则的本质就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明确。由此可见，刑法总则的规定与分则的规定并非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更不是在具有普遍性的总则中，作为普遍性的具体化过程而演绎出分则来。”（注：〔韩〕金日秀、徐辅鹤：《刑法各论》，6版，博英社，2004，第5页。）也就是说，与民法中的债权总则和分则的关系不同，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并非体系上的上下位关系，总则与分则是既有区别又需要相互补充的关系。刑法总则中规定的因果关系、犯罪未遂、共犯论等规定并非分则的上位概念，而是修正可罚性的一种补充概念。另外，分则中的绝大部分规定，只有和总则的规定一并适用，才能成为完整的规范。比如，分则中有关未遂犯的处罚规定，就不能离开总则中有关未遂的相关规定。
目前，区别刑法总则和分则是各国刑法理论界的一种趋势，即便是在没有刑法总则而只有刑法分则的英美法系，部分学者指出传统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因此，在刑法分则的研究过程中，不仅有必要重视总则与分则的区别及关联性，而且不应忽视体系上的完整性。总则和分则虽然在概念上有所区别，但是，在内容和机能上却相互补充和制约，并依此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两者之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相互补充关系，并非上下位关系。由于分则是具体或特别规定，因而分则完全可能在总则要求之外另设特别或例外规定。所以，不能要求分则规定完全“符合”总则规定。
分则规定不同于总则的一般规定时，应当认为是分则的特别或例外规定，而不能简单地否定分则的规定。比如，刑法第241条第6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针对这一规定，不能认为这一条款违反了总则的一般规定。事实上，这一条款是基于刑事政策的理由以及为了更好地保护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所作的特别规定。（注：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39页。）同样，针对刑法第390条第2款“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不应认为，该行为不是犯罪中止，因此规定适用中止的法律效果是错误的；该行为虽然可以认定为自首，但总则只是规定对犯罪较轻的自首可以免除处罚，故该规定违反总则关于自首的规定。因为该规定除具有法律理由外，还具有刑事政策上的理由。
总则中有许多一般原则、一般概念。这种一般原则、一般概念不仅指导总则的规定和对总则的解释、适用，而且指导分则的规定和对分则的解释、适用。比如，刑法第14条和第15条规定：“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针对这两个规定，不应离开规范意义而单纯以形式上的、文字上的意义进行理解。也就是说，故意犯罪不需要法律规定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过失犯罪则需要法律规定，或者说，不能对故意犯罪实行罪刑擅断主义，而对过失犯罪实行罪刑法定主义。因为上述规定的含义是：由于刑法分则条文通常只是描述具体犯罪的客观要素，一般没有说明主观要素，因而在刑法分则条文没有规定过失可以构成该罪的情况下，只有故意行为才能构成该罪。比如，刑法第141条生产、销售假药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针对刑法的这一条款，一般人并不知道这里的生产与销售是仅限于故意行为，还是同时包括过失行为，因为在实践中完全可能因为过失而生产、销售假药。但是，一旦联系刑法第14条与第15条的规定，一般人就会明白：由于该条并没有明文规定过失可以成立生产、销售假药罪，因而只有行为人出于故意时，该行为才能成立本罪。
总则虽然指导分则，但分则完全有可能作出例外规定，因此，总则有时出现本法分则另有规定的，依照分则的表述。另外，即便刑法总则没有这种表述，也完全有可能出现分则的例外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分则的规定违反了总则。如前所述，总则与分则的相互补充关系，决定了总则不可能将分则的内容纳入总则，分则必然出现一些例外规定。比如，刑法第23条第2款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那么，是否存在由于分则已经为未遂犯规定了独立的法定刑，因而不需要适用该条款的例外情形？关于这一问题，在我国的刑法理论界尚未达成共识。刑法分则有不少条文，起先规定了危险犯，后来规定了实害犯或结果加重犯。如果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均以既遂为模式，那么，危险犯便以发生危险为既遂标准，则可能存在例外情形。但是，如果认为危险犯不以发生危险为既遂标准，就不存在例外情形。例如，刑法第116条、第117条分别规定了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包括造成轻微后果和没有造成任何后果。如果认为，上述犯罪仍以造成了交通工具的倾覆、毁坏为既遂标准，那么，第116条、第117条规定的就是未遂犯或者其中至少包含了未遂犯；既然分则对未遂犯已经规定了独立的法定刑，那么，就不能再适用总则关于未遂犯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本书倾向于后一种立场。
刑法第27条规定了从犯及其处罚原则，其中包括帮助犯。但是，刑法分则也可能将帮助行为规定为独立犯罪。比如，刑法第358条第3款规定：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刑法没有规定本罪，对于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应认定为组织卖淫罪的共犯。但是，刑法考虑到这种行为的严重危害程度，避免将本罪主体以从犯论处而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从而导致刑罚畸轻现象，便将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犯罪。“据此，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与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不构成共同犯罪，应当分别定罪量刑处罚。不能认为刑法第358条的上述规定违反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原理，因为分则不是总则的演绎，相反，总则是分则的抽象，另外，为了实现处罚的合理性，分则完全可能作出与总则不同的特别规定。”（注：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50页。）
刑法总则第29条第1款规定了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根据这一规定，教唆犯与已经实施犯罪的被教唆犯构成共同犯罪。但是，分则也可能对某种犯罪的教唆行为作出特别规定，因而导致不再适用总则关于教唆犯的处罚原则。刑法第104条第1款规定：“组织、策划、实施武装叛乱或者武装暴乱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第2款规定：“策动、胁迫、勾引、收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进行武装叛乱或者武装暴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这里的“策动、胁迫、勾引、收买”都是教唆他人实施武装叛乱或者武装暴乱的方式。基于教唆对象的特殊性，刑法将其规定为法定的从重情节，因此，不再适用总则第29条第1款。
只要分则不存在特别或例外规定，在解释分则时，应当注意分则和总则的协调。比如，刑法总则规定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刑法分则的部分条文对犯罪行为规定了“明知”的特定内容。这两种“明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总则中的“明知”（注：不管总则中的明知还是分则中的明知，都是一种现实的认识，而不是潜在的认识，即明知是指行为人已经知道某种事实的存在或者可能存在（如明知自己窝藏的是赃物或者可能是赃物），而不包括应当知道某种事实的存在（不包括应当知道是赃物），否则，混淆了故意和过失。遗憾的是，我国的部分司法解释将“应当知道”解释为“明知”，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中的禁止类推解释之嫌。）是故意的一般构成要素，分则中的“明知”则是故意的特定构成要素，只有具备分则中的“明知”，才能产生总则中的“明知”，但分则中的“明知”不等于总则中的“明知”，只是总则中的“明知”的前提。例如，刑法第312条规定的有关赃物的犯罪，以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赃物为成立条件：行为人明知是赃物，然后才能明知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质与危害结果；如果不明知是赃物，则不可能明知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质与危害结果；如果行为人明知可能是赃物，则意味着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是窝藏赃物、收购赃物、转移赃物或代为销售赃物的行为，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妨害司法活动的危害结果，倘若行为人放任该结果的发生，便成立间接故意。（注：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53页。）因此，当分则规定以“明知”为要件时，也不排除间接故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