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契丹开国史再认识——学术史的梳理

《辽史》一书自元末问世以后，很快便以其官修正史的身份取代了出自坊肆书贾之手的《契丹国志》而大行于世，此后人们在谈到契丹开国史时无不以《辽史》为据，于是《契丹国志》之神册元年建国说遂渐渐湮没不闻。

至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家开始对《辽史》的记载发出质疑。首开其端者是日本学者松井等，他于1915年发表的长文《契丹勃兴史》，概括地叙述契丹从兴起到建国的五百余年历史，其中讨论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年代问题。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考定阿保机于贞明二年称帝立国并建元神册，其结论可从。对于《辽史》和《契丹国志》的矛盾，松井氏做了如下推论：《辽史》谓阿保机于开平元年称帝，九年后建元神册，《契丹国志》则认为阿保机称帝是神册元年的事情，这一矛盾可以用《新五代史》讲述的契丹开国故事来解释。据欧阳修说，阿保机被推举为契丹主，九年不受代，最后诱杀七部大人而得以并吞诸部。由此可以推知，阿保机在开平元年只是被立为契丹主，九年后统一契丹诸部，才在贞明二年称帝建元，正与《新五代史》阿保机立九年不代的说法相符。[65]

据我所知，这是现代历史学家最早倡言神册元年称帝建国说者，后来这派观点在辽史学界占据主流，恐怕与此文有很大关系。[66]但松井等与《历代纪年》《通鉴纲目》和《契丹国志》的作者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即误解了《通鉴》的原意。

上世纪40年代初，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中也提出了与此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辽史·太祖纪》谓阿保机于开平元年即皇帝位，“此所谓皇帝，即可汗之译称，后来史臣夸张其词，称曰皇帝，其实非也”。又据汉地传说，称阿保机为契丹主九年而被迫退位，自居汉城，当在后梁贞明元年（915）；此后不久在盐池之会中伏兵消灭七部大人，遂于次年称帝建国，建元神册。[67]这种说法与松井等的观点十分接近，只是对阿保机为王九年的解释略有不同，一说九年指907年为契丹主至916年称帝，一说九年指907年称可汗至915年暂时退居汉城，但在神册元年称帝建国这一点上并无歧异。

自1950年代以后，上述观点已逐渐成为辽史学界多数学者的共识。如赵卫邦、[68]蔡美彪、[69]张正明、[70]陈述、[71]杨树森、[72]李桂芝、[73]李锡厚[74]等人，都在他们的论著中接受了开平元年即可汗位、神册元年称帝建国的结论。但这些论著均存在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在提出一个与《辽史》截然不同的说法时，学者们既不对史料源流做必要的辨析考证，也没有任何学术史的交代，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自明、不存在任何争议的问题。姑且不论其观点正确与否，如此理所当然的结论未免显得太突兀了。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仍有少数学者依然坚持《辽史》旧说，如杨志玖、[75]华山、费国庆、[76]舒焚[77]等，不过由于他们并非专门讨论此事，故对于契丹开国年代的见解都只是一笔带过。1981年，孟广耀先生撰文重新检讨阿保机称帝建国年代问题，指出今天学界通行的神册元年称帝说出自《契丹国志》，而《契丹国志》之所以将阿保机称帝一事系于神册元年，乃是误解《通鉴》的结果，于是孟文力主回到《辽史》的开平元年称帝说，但因未能提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故亦不为学界所认同。[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