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神册元年称帝说的来历

综上所述，上一节谈到的有关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年代的种种说法，都是无法印证的历史传说。在中土文献系统中，真正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资治通鉴》的一段考证。

针对五代以来有关契丹开国年代的种种纷纭，《资治通鉴》做过一番认真的考证，并在《考异》中引述了《纪年通谱》的一段文字：

旧史不记（阿）保机建元事。今契丹中有历日，通纪百二十年。臣景祐三年冬北使幽蓟，得其历，因阅年次，以乙亥为首，次年始著神策之元，其后复有天赞。按《五代·契丹传》，自耶律德光乃记天显之名，疑当时未得其传，不然虏人耻保机无号，追为之耳。[51]

《纪年通谱》是宋代颇为流行的一种历史知识手册，作者为宋庠，成书于庆历六年（1046）。[52]上文自称“臣景祐三年冬北使幽蓟”，但《长编》中并没有宋庠使辽的记载。检《长编》卷一一九景祐三年八月丙辰：“左正言、知制诰、史馆修撰宋祁为契丹生辰使，礼宾副使王世文副之。”而《辽史·兴宗纪》重熙五年（即景祐三年）十月则说：“宋遣宋郊、王世文来贺永寿节。”傅乐焕先生因谓“宋祁，《辽史》作‘宋郊’，误”。[53]其实《辽史》并没有错误，出错的是《长编》。按宋庠本名宋郊，关于他更名的始末，见于《长编》卷一二一宝元元年三月戊戌：

刑部员外郎、知制诰宋郊为翰林学士。……左右知上遇郊厚，行且大任矣。学士李淑害其宠，欲以奇中之，言于上曰：“宋，受命之号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为不详。”上弗为意。他日以谕郊，因改名庠。（原注：庠更名在十二月乙未，今联书之。）

由此可知，宋郊于宝元元年（1038）十二月更名宋庠，那是在他景祐三年出使辽朝之后的事情。可见《长编》是将景祐三年八月丙辰使辽的“宋郊”误记为“宋祁”了。[54]

在确定《纪年通谱》这段引文内容的真实性之后，接下来再对它做一点分析。据宋庠说，他景祐三年（1036）使辽时见到的历书，始自乙亥岁（915），“通纪百二十年”，则应止于重熙三年（1034）。首先需要解释的是，这本历书为何不是始于太祖元年（907）或神册元年（916），而是始于乙亥岁？它是否与契丹建国年代有什么关联？这让我想起范成大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朝时见过的一种小本历，据说也是“通具百二十岁”。[55]辽金时代民间通行的历书皆纪百二十年，恐怕不是一个巧合，这种现象可以从宋代文献中得到解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至道二年（996）十一月丁卯条有这样一条记载：

司天冬官正杨文镒上言，请于新历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56]事下有司，判司天监苗守信等议，以为无所稽据，不可行用。上曰：“支干相承虽止于六十，倘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期颐之人，得见所生之岁，不亦善乎！”因诏有司，新历以百二十甲子为限。

据此可知，在太宗至道以前，一般历书按惯例以六十年为限，至道二年以后颁行的新历则包含两个甲子，即百二十年。辽金民间行用的历书“通纪百二十年”，大概就是仿效宋历的结果。宋庠所见辽朝历书编成于重熙三年（1034），首尾百二十年，故理应始于乙亥岁（915），这与契丹建国年代原来毫无关系。宋庠指出，该历书始自乙亥，次年丙子（916）记为神策（册）元年，其后还有天赞年号，与《旧五代史·契丹传》至耶律德光始有天显纪元不符。他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旧五代史》记述不周，“疑当时未得其传”；二是辽朝史家有意作伪，疑“虏人耻保机无号，追为之耳”。

司马光和范祖禹根据《纪年通谱》提供的重要线索，对契丹建国年代做了非常审慎的处理，《通鉴》贞明二年（916）十二月末记述阿保机称帝及改元神册一事：

初，燕人苦刘守光残虐，军士多归于契丹，及守光被围于幽州，其北边士民多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强大。契丹王阿保机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册。

《考异》特地对此做了说明：“阿保机称皇帝，前史不见年月。……不知其称帝实在何年，今因其改年号，置于此。”[57]作者参酌诸说，既不认为契丹建国会早到唐昭宗乾宁二年以前，也不认为会晚至后唐建立前后。按作者的意思，阿保机称帝建国当在贞明二年之前，最迟不晚于是年——即见于辽朝历书的神册元年丙子。但究竟应在何时不好判断，姑置于此。对于没有见过《辽史》的《通鉴》作者来说，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然而《资治通鉴》这一严谨的表述却也不免遭致后人的误解。《契丹国志》卷一《太祖大圣皇帝》曰：“丙子神册元年（梁均王贞明二年）：是年，阿保机始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为皇后，置百官，建元曰神册，国号契丹。”卷首《契丹国九主年谱》也说：“太祖大圣皇帝，梁均王贞明二年丙子称帝，国号大契丹，改元神册。”孟广耀先生认为，《契丹国志》将阿保机称帝建国系于神册元年，当是误解《通鉴》的结果。[58]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契丹国志》一书是元朝书贾托名宋人叶隆礼编纂出来的一部伪书，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之前。[59]该书帝纪部分在宋朝建国前主要取材于《通鉴》，宋朝建国后则以抄《长编》为主。将《契丹国志》卷一的那段话与上文所引《通鉴》贞明二年十二月记事做一比较，即可明显看出二者间的因袭关系。但因《契丹国志》作者没有细读《通鉴考异》的缘故，故误解了《通鉴》的原意，径直将此事系于神册元年。其实在此之前，宋人已经有过类似的误解。晁公迈《历代纪年》卷一〇云：“太祖大圣皇帝姓耶律，名亿，初名阿保机。国名契丹，僭称皇帝，自号天皇王，改国号大辽，建元神策（原注：梁末帝贞明二年丙子）。……右大辽自梁末帝贞明二年丙子阿保机建国，至本朝宣和六年甲辰灭，九世。”[60]据说此书有绍兴七年（1137）自序，[61]但卷一〇所记金朝纪年迄于熙宗皇统末，其成书当在绍兴二十年以后。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明确提出契丹建国于神册元年的说法。又《通鉴纲目》卷五四后梁贞明二年末曰：“契丹称帝，改元。”目云：“契丹王阿保机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改元神册。”[62]很显然，这两种宋代文献所谓神册元年建国说，也都是出于对《通鉴》原文的误读。

在《辽史》问世之前，《契丹国志》的说法在当时颇有影响。《释氏稽古略》卷三云：“贞明二年，阿保机始自称皇帝，国号大契丹，年曰神册，国人谓之天皇王。”[63]此书有至正十四年（1354）李桓序及至正十五年崔思诚题识，四库提要谓书成于至正初，不知何据。这段文字显然是取自《契丹国志》。又《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七丙子岁（916）下说：“辽主阿保机称帝立国，号大契丹，改元天赞，辽之始也。”后有小注：“中国简册所不载，远夷草昧无可考，故其年代不可得而详也。”[64]此书既然将阿保机称帝立国系于丙子岁，应该也是本之《契丹国志》，但又谓是年改元天赞，似乎是兼取《新五代史》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