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自10世纪以来，契丹开国年代始终是一个众说纷纭、疑点很多的问题：既有《辽史》的开平元年说，又有《契丹国志》的神册元年说；在五代文献中，还有早至9世纪末，晚至梁、唐之际的种种说法；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耶律阿保机始终未曾采用中国皇帝名号。虽然今天辽史学界的认识已经基本趋于统一，普遍认为辽太祖称帝建国应在神册元年，但大抵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于这一结论的来龙去脉从来无人予以深究。
今天看来，《辽史》的开平元年称帝说确实很难让人相信。首先，从种种迹象判断，当时契丹尚未建立国家政权，也还没有创立中华帝国特有的年号制度。按《辽史·太祖纪》的说法，是时耶律阿保机已有天皇帝之称，而契丹归明人赵志忠则谓阿保机“自号天皇王”，[79]多种五代文献以及宋庠《纪年通谱》也都称之为天皇王，可见天皇帝应该是后来才有的名号。其次，从《辽史》里看得很清楚，在阿保机取代遥辇氏可汗之后，并未能够马上确立世袭君主地位。契丹世选制的政治传统是建立世袭皇权制度的最大障碍，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镇压了来自家族内部的三次叛乱之后，阿保机才最终在神册元年称帝建国，并宣布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这标志着世袭皇权的正式建立。[80]
那么，《辽史·太祖纪》又为何会将阿保机称帝建国一事系于开平元年呢？如上所述，《辽史·太祖纪》的直接史源是《皇朝实录》，亦即出自辽朝国史系统。已知辽朝的第一部国史是成书于统和九年（991）的室昉《实录》，即便此书包含辽朝开国史的内容，其成书之时上距开平元年也已有八九十年之久，属于事后追述。由于辽朝的修史制度很不完备，恐怕很难指望建国初期的历史会有什么文字记载保存下来，仅凭口耳相传，自然难免疏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辽史·太祖纪》所记阿保机称帝建国事，竟连辽朝的国号都只字未提，其疏漏可想而知。[81]因此，如果辽朝史家将耶律阿保机开平元年取代遥辇氏可汗成为契丹之主误记为即皇帝位，确实不是没有可能的。
今天学界通行的神册元年称帝说，仅见于两种南宋文献《历代纪年》《通鉴纲目》以及出自元人之手的《契丹国志》，究其史源，无非是出于对《通鉴》原文的误解，按说不足为凭。但综合各种文献记载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说法是最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辽史·太祖纪》明确记载是年二月丙申建元神册，宋庠所见重熙三年历书也以是年为神册元年，这是阿保机采用汉制皇帝名号的一个最明确的信号。
第二，《辽史》中还有两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迹象，一是神册元年三月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二是神册三年二月营建皇都。[82]立储和建都无疑都是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政权、确立世袭皇权制度的标志性事件。
第三，中土文献系统中广泛流传的阿保机为王九年的故事，可以作为开平元年立为可汗、神册元年称帝的一个旁证。在五代实录、《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书中，都有阿保机被推举为契丹主、九年不受代的故事，松井等和金毓黻先生不约而同地将这个故事与契丹建国过程联系起来，认为它实际上反映了阿保机从907年立为可汗到916年即皇帝位的事实。[83]这一推断是很有道理的。在中土文献系统有关契丹开国史的种种传说中，这大概是唯一能够与《辽史》相互印证的内容。
总而言之，虽然神册元年称帝说并没有来源可靠的直接文献依据，但根据我们今天对辽朝历史的认识，它却很可能是一个正确的结论。《历代纪年》《通鉴纲目》和《契丹国志》诸书作者无意中的误解，可谓歪打正着，正中其鹄。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
[1]华山、费国庆：《阿保机建国前契丹社会试探》，《文史哲》1958年第6期，第46—53页；孟广耀：《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年代考论》，《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第46—53页。
[2]小川裕人：《橋本增吉氏の「遼の建國年代に就いて」を讀む》，《東洋史研究》1卷5号，1936年6月。
[3]桥本增吉：《遼の建國年代に就いて》，《史潮》第6年1号，1936年2月。
[4]关于契丹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演变过程，前人已有很多研究，故本文不拟涉及。
[5]《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册，第2—3、10—11页。
[6]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见《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7—130页。
[7]《辽史》卷四四《历象志下·朔考》，第2册，第568页。按传世诸本皆至太祖十一年后始续以神册元年，与《太祖纪》不合，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卷八已指出其误。点校本校勘记详细分析了其致误之由：“按太祖十年已建元神册，不当有十年、十一年。盖先是七、八两年重出，后误改重出之七年、八年为九年、十年，又改原九年为十一年。”（第680页，校勘记七）
[8]《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5册，第142页。
[9]检《辽史》卷四三《闰考》和卷四四《朔考》，直至天祚保大年间仍有耶律俨《皇朝实录》的相关记载，令人难以理解，故《皇朝实录》的下限究竟止于何时，仍是一个有待考究的问题。
[10]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冯家昇论著辑粹》，第102—103页。
[11]《廿二史劄记》卷二七“辽史”条云：“至兴宗时，耶律孟简上言：‘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兴宗始命置局编修。其时有耶律谷欲、耶律庶成及萧韩家奴实任编纂之事，乃录遥辇氏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共二十卷上之。盖圣宗以前事皆是时所追述也。”按耶律孟简上言乃道宗大康间事（见《辽史》卷一〇四《文学传下》），此处误为兴宗朝，遂与耶律庶成等人重熙十三年所上实录混为一谈；又辽朝最早修成的一部实录成书于圣宗统和九年，赵翼谓圣宗以前事皆兴宗时所追述，亦不确。冯家昇先生已指出其误，见《辽史源流考》，《冯家昇论著辑粹》，第102页。
[12]尤袤：《遂初堂书目》，涵芬楼《说郛》本卷二八，《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89页。
[13]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史类·实录”，《知不足斋丛书》本，叶37b。
[14]不过，曾有学者对陈氏《世善堂藏书目录》的性质提出过疑问，怀疑它并非实藏书目，而是一部待访书目（见《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卷《琼东杂记》“陈第藏书”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88页）。按此书著录的两种辽朝国史均见于卷上“史类·实录”，实录类末有小注曰：“内多奇闻异事、正史所未载者，亦有与正史相矛盾者，不可不知。约而抄之，共四十五本。”据此可知，实录类中著录的45册历代实录，均系陈氏手抄本。
[15]与此情况类似的还有《契丹会要》和《大辽国登科记》，分别见于《遂初堂书目》地理类和《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传记类，也是到南宋才见于著录。
[16]《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国朝文类》卷五一，《四部丛刊》本，叶2a。
[17]修端：《辩辽宋金正统》，《国朝文类》卷四五，叶3a-b。
[18]因原文仅称“岁在甲午”，故以往学界对此文之系年颇有分歧，或谓指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按修端谓“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复其仇”云云，李治安《修端<辩辽宋金正统>的撰写年代及正统观考述》（见《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据以考定为太宗六年甲午（1234），今从其说。
[19]《玉堂嘉话》卷八，杨晓春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0页。
[20]修端：《辩辽宋金正统》，《国朝文类》卷四五，叶7b-8a。
[21]日本学者古松崇志认为，陈大任《辽史》可能在贞祐南迁之后即隐晦不显，故元好问误以为亡于“南迁之变”，修端甚至以为原未成书，直至元末修《辽史》时才被重新发现。参见氏著《脩端「辯遼宋金正統」をめぐって——元代における「遼史」「金史」「宋史」三史編纂の過程》，《東方学報》（京都）第75册，2003年3月，第146页。
[22]据《金史·熙宗纪》《萧永祺传》《移剌子敬传》记载，熙宗时，辽遗老耶律固奉诏修《辽史》，未成而卒，其弟子萧永祺续成之，皇统八年（1148）上之于朝。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冯家昇论著辑粹》，第105—106页。
[23]陈桱：《通鉴续编》自序，元刊本卷首。
[24]杨循吉：《辽小史》（不分卷），《辽海丛书》本，沈阳：辽沈书社影印本，1985年，第5页。
[25]钟渊映：《历代建元考》卷下“辽”，《守山阁丛书》本，叶32b。
[26]见《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册，第8033页。
[27]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肇兴》，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47页。
[28]《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二年十二月《考异》，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册，第8809页。《汉高祖实录》《唐余录》有关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的记载，见《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开平元年五月《考异》所引。
[29]《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起居注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7页。
[30]《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别史类（第109页）曰：“《唐余录史》三十卷，直集贤院益都王皞子融撰。宝元二年上。是时惟有薛居正五代旧史，欧阳修书未出。此书有纪，有志，有传，又博采诸家小说，仿裴松之《三国志》注，附其下方。盖五代别史也。”
[31]见《资治通鉴》卷二六〇唐昭宗乾宁二年八月壬子，第18册，第8475页。
[32]《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列传一·契丹传》，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册，第1827—1830页。
[33]又《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总序》云：“天祐末，契丹阿保机遂建大号，署百官，为城郭。梁祖建号，契丹遣使求封册。”这条史料中的“天祐末”究竟是指唐天祐末还是后唐天祐末，似乎还存在歧义。若是指后唐天祐末，则与下文“梁祖建号，契丹遣使求封册”一事时间先后相左。姑存疑待考。
[34]《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第886—888页。《文献通考》卷三四五《四裔考·契丹上》也基本上照抄《新五代史》的这段文字。
[35]《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二年十二月《考异》，第19册，第8809页。
[36]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嘉祐二年四月辛未条。
[37]《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二年十二月《考异》，第19册，第8809页。
[38]见《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乾符五年二月《考异》，第17册，第8197页。按张昭远因避后汉高祖刘知远讳，更名张昭，《宋史》卷二六三有传，谓昭于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上《武皇以来功臣列传》三十卷”。又《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曰：“应顺元年（934）闰正月，平章事兼修国史李愚与修撰判馆事张昭远等，进新修《唐功臣列传》三十卷。”据《旧五代史》卷四六《唐末帝纪上》，清泰元年（934）七月乙丑，“史官张昭远以所撰庄宗朝列传三十卷上之”。同书卷六七《李愚传》：“长兴季年，……（愚）转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兼吏部尚书，与诸儒修成《创业功臣传》三十卷。”《武皇以来功臣列传》《唐功臣列传》《创业功臣传》皆《庄宗功臣列传》之别名，惟《宋史》所称成书年代不确。
[39]见《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后唐同光元年三月己卯，第19册，第8881页。
[40]《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673页。
[41]桥本增吉：《遼の建國年代に就いて》，《史潮》第6年1号，1936年2月，第51—86页；《舊五代史契丹傳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2卷1号，1936年10月，第36—58页。
[42]傅海波等：《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71页。该书英文本出版于1994年，其中辽代部分由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执笔。
[43]小川裕人：《橋本增吉氏の「遼の建國年代に就いて」を讀む》，《東洋史研究》1卷5号，1936年6月，第26—37页；《遼の建國に就いて》，《東洋史研究》2卷3号，1937年2月，第27—45页。
[44]参见李义：《辽代奚“大王记结亲事”碑》，载《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4—251页；《内蒙古宁城县发现辽代<大王记结亲事>碑》，《考古》2003年第4期，第92—95页。此碑首行即称“天赞二年五月十五日”云云。
[45]参见齐晓光等：《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期，第82—83页。
[46]董新林等：《辽代祖陵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7年11月28日第2版。
[47]《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二》，第3册，第908页。若按此说，天显元年当为后唐天成三年（928），《旧五代史》等谓耶律德光即位两年后始“改为天显元年”，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然据《辽史》，天显元年实为后唐天成元年（926）。可见即便是徐无党提到的这两个年号，中土文献的记载也未必都靠得住。
[48]关于《契丹国志》与《辽史》纪年的歧异，可参看松井等：《遼代紀年考》，《滿鮮地理歴史研究報告》第3册，1916年12月，第362—408页；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收入氏著《辽金史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3—334页。
[49]参看《廿二史劄记》卷二七“《辽史》二”条，第584—585页。又如田村实造试图将中土文献中的契丹开国传说与《辽史》的记载糅合到一起，并煞费周章地考证耶律阿保机为可汗时所治汉城以及传说中的盐池之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参见氏著《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上册，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第119—123页。
[50]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年4月，第213—225页。但此文并没有讨论阿保机称帝建国的年代问题。
[51]见《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二年十二月《考异》，第19册，第8809页。
[5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九庆历六年七月丁亥：“参知政事宋庠上所撰《纪年通谱》。”参见衢本《郡斋读书志》卷五编年类、《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编年类。
[53]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见《辽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8页。陈述《辽史》点校本仅出一异同校，未置可否，见《辽史》卷一八《兴宗纪一》，第1册，第223页。
[54]检范镇《宋景文公祁神道碑》，亦无宋祁使辽的记载。见《琬琰集删存》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71—76页。
[55]《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五，引范成大《揽辔录》，第1761页。
[56]“更增二十年”句，《职官分纪》卷一七“太史局·五官正”、《玉海》卷一〇律历门历法下“至道王睿献新历”条皆作“六十年”，似是。
[57]《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二年十二月，第19册，第8808—8809页。按照《通鉴》一书的作者分工，唐五代部分系由范祖禹分撰，这段考证有可能出自其手笔。但司马光既任笔削取舍之责，最后这样处理也应该能够代表他的观点。
[58]孟广耀：《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年代考论》，《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第46—53页。
[59]参见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均见《辽金史论》，第323—334、357—372页。
[60]晁公迈：《历代纪年》，《续修四库全书》据宋绍熙三年盱江郡斋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26册，史部政书类，第207—208页。
[61]《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编年类：“《历代纪年》十卷：济北晁公迈伯咎撰。……其自为序，当绍兴七年。”但今本仅存卷二至卷十，其自序已佚。
[62]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载《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册，第3178页。
[63]《大正藏》卷四九史传部一，第848页。
[64]《大正藏》卷四九史传部一，第651页。此书编年迄于顺帝元统元年，有至正元年虞集序。
[65]松井等：《契丹勃興史》，原载《滿鮮地理歴史研究報告》第1册，1915年12月，参见第249—251页；刘凤翥汉译本，载《民族史译文集》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刊，1981年，第27—30页。
[66]但奇怪的是，后来主此说的中国学者却从来无人提及松井等此文，也许是对学术史关注不够，也许是缺乏学术规范意识的缘故。
[67]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本，1980年，第305—307页。此书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初版于1943年。
[68]赵卫邦：《契丹国家的形成》，《四川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第4—6页。
[69]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合刊，第184、189页；《中国通史》第6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2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辽”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377页。
[70]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4—29页。
[71]陈述先生上世纪40年代初版的《契丹史论证稿》和80年代修订重版的《契丹政治史稿》均对契丹建国年代问题避而不谈，但实际上他也赞同神册元年建国说。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契丹”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68页。
[72]杨树森：《辽史简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27页。
[73]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26页。
[74]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12页。
[75]参见前揭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
[76]华山、费国庆：《阿保机建国前契丹社会试探》，《文史哲》1958年第6期，第52页。
[77]舒焚：《辽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9—129页。
[78]前揭孟广耀：《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年代考论》。
[79]《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二年十二月《考异》引赵志忠《虏廷杂记》，第19册，第8809页。
[80]关于契丹世袭君主权力的确立过程，前人已有深入研究。可参看小川裕人：《遼室君主權の成立に關する一考察》（1-4），连载于《東洋史研究》3卷5、6号及4卷1、2号，1938年6—12月；前揭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
[81]辽朝曾经先后数次更改国号，但仅有一次见于《辽史》记载，故清代学者在这一点上屡屡指责《辽史》的疏漏。参见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30—44页；收入氏著《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7—52页。
[82]因辽朝实行捺钵制度，都城仅具有象征性意义。故神册元年建国时尚未建都，后来在阿保机身边汉人谋臣的怂恿下，才于两年后营建皇都，太宗会同元年（938）诏以皇都为上京。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2—175页。
[83]对于阿保机立九年不受代的传说，小川裕人的理解与此不同，他认为这里说的“九年”是指从唐天复元年（901）阿保机任夷离堇至梁开平三年（909）统一契丹诸部。其理由是，《辽史·太祖纪》自天复元年后每年都有阿保机频频攻伐周边部族的战事报道，惟独太祖三年（909）十月至四年七月没有任何记载，估计当时阿保机正忙于处理契丹内部矛盾，也就是说，此数月间正是他被迫退位到诱杀七部大人的这个过程。参见前揭小川裕人：《橋本增吉氏の「遼の建國年代に就いて」を讀む》，第33—34页。笔者以为此说欠妥，阿保机天复元年任夷离堇还不能被称为契丹主，所谓为王九年只能从他取代遥辇氏可汗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长之时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