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元大都大城城墙的空间走向与规划步骤

元大都大城城墙的空间走向是有规划依据的。刘秉忠、赵秉温在金中都城东北郊规划中都新城，依据河渠、湖泊、道路、历史建筑来规划中都新城城墙的空间走向——将南城墙规划在金中都城北的金口河北岸以北约200元步东西一线上，将东城墙规划在历史漕渠西岸以西约50元步南北一线上，将西城墙规划在海子西岸以西约50元步南北一线上，将北城墙规划在中心台以北8元里东西一线上。

但元大都大城南城墙的空间走向，在实际筑城时发生了局部变化，即南城墙西段往东修筑时，因避让大庆寿寺海云、可庵二师双塔而向南“俾曲”了“三十步”，然后再直东与丽正门西城墙相接。所以南城墙的空间走向不像其他三面城墙那样为一直线走向，而是在中、西段位置呈一类似“”形的空间走向。

元大都大城城墙的规划步骤是：一、依据历史遗留的河渠、湖泊、道路、历史建筑来确定大城东、西城墙和南城墙的空间走向；二、以历史遗留的四条东西向的道路分别确定东城墙崇仁门、齐化门与西城墙和义门、平则门以及东南城角和西南城角的空间位置；三、依据东、西城墙相距的空间长度来规划南、北城墙相距的空间长度，以及确定大城东北城角和西北城角的空间位置；四、为保护而避让大庆寿寺海云、可庵二师双塔，大城南城墙的直线规划改为局部曲线规划。

一、元大都大城东、西城墙的规划走向与相距长度

元大都大城东、西城墙的规划走向，是依古代漕运河渠与海子西岸而确定的，即在古代漕运河渠西岸约50元步南北一线规划大城东城墙的空间走向，在海子西岸以西南北一线规划大城西城墙的空间走向。

规划的元大都大城西城墙与东城墙呈不完全平行状，即西城墙北段因海子西岸略微偏西。因此，东、西城墙的南、北两端和中门这三个位置点相距的空间长度是不一样的——东、西城墙的南端点的外侧相距长度约为14.113元里（合4234元步，约6658米），东、西城墙的北端点的外侧相距长度约为14.307元里（合4292元步，约6749米），东、西城墙的中门的外侧相距长度约为14.15元里（合4245元步，约6675米）。两个北端点相距的长度比两个南端点相距的长度多出了58元步（约91米），比两个中门相距的长度多出了47元步（约74米）；两个中门相距的长度比两个南端点相距的长度多出了11元步（约17米）。

元大都大城东、西城墙之中门的空间位置，因历史遗留的道路而确定，故不在一条东西水平直线上。而东、西城墙之南、北两个端点的空间位置，又因东、西城墙之中门和东、西城墙的规划长度而确定，所以东、西城墙之南、北两个端点也不在一条东西水平直线上。

元大都大城东、西中门内距大城中轴线的距离是不相等的——东城墙中门崇仁门内距大城中轴线约6.865元里（合2059.5元步，约3239米），西城墙中门和义门内距大城中轴线约7.285元里（合2185.5元步，约3437米）；大城西城墙中门距中轴线比大城东城墙中门距中轴线长出了约0.42元里（合126元步，约198米）。

二、元大都大城南、北城墙的规划走向与实际走向及相距长度

元大都大城南、北城墙的规划走向，依大城之四隅而定——大城南城墙的规划走向，为连接大城之西南隅和东南隅的一条与宫城南垣呈非平行的东西直线；大城北城墙的规划走向，为连接大城之西北隅和东北隅的一条东西非水平直线。

根据对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的《京城全图》分析，得知：元大都大城南城墙的规划走向，与宫城南城墙不平行，略呈东北～西南走向。原因有二：①元大都大城东南城角，因东城墙中门崇仁门和东城墙南门齐化门的空间位置而确定；西南城角因西城墙中门和义门和西城墙南门平则门的空间位置而确定。②元大都的规划者刘秉忠将元大都大城南城墙的规划走向与其实测的中轴线经度呈直角所致。《析津志》记载：刘秉忠曾在丽正门外第三桥南立杆“测定”大内方向，测出元大都大城中轴线因沿用金大宁宫中轴线，而南端点较北端点略偏东约2度。换言之，中轴线北端点较南端点略偏西约2度。所以，刘秉忠又在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以西测定与中轴线北端点相垂直的南端点，恰与一棵古树相直，遂以这颗古树为坐标。于是元世祖忽必烈诏封这棵古树为“独树将军”。想必这棵古树很可能也是前人测定离宫中轴线留下的一个标志！

但大城南城墙在实际修筑中，因南城墙西段之东端和中段之西端正直大庆寿寺海云、可庵二师双塔，忽必烈下旨“俾曲其城以避之”⁽⁵⁾，使大城南城墙西段与中段、东段的实际走向不在一条东西直线上。

通过对乾隆《京城全图》的分析、研究，发现在今东、西长安街以南一线，街道与胡同的东西走向参差不齐，还留有元大都南城墙东段和西段的东西走向的痕迹：

1．元大都大城南城墙东段，位于古观象台——裱褙胡同与麻线胡同之间东西一线⁽⁶⁾。在连接裱褙胡同的鲤鱼胡同南端，考古勘查发现了元大都大城南城墙的城基。应该就是原规划的城基走向，后因大城南城墙东段城基南移了，使裱褙胡同成为大城南城墙东段之顺城街；麻线胡同、喜鹊胡同、箭杆胡同东西一线为元大都大城南城墙东段之护城河。

2．元大都大城南城墙西段，位于大庆寿寺双塔以西的秋子胡同与泊子街。秋子胡同与泊子街以北为元大都大城南城墙西段之顺城街；察院胡同、手帕胡同东西一线为元大都大城南城墙西段之护城河。

1960年代的考古勘查发现：在西单至复兴门内大街的南侧东西一线，元大都大城南城墙西段城基的夯土层与元大都大城南城墙东段城基的夯土层不同——大城南城墙东段城基的夯土层均为整齐划一的新筑夯土层，而大城南城墙西段城基的夯土层，基本就是沿用的前代民居房屋的夯基⁽⁷⁾。这一考古勘查发现，与《元史·世祖纪》记载的因修筑大城城墙而拆迁有382户的史实相吻合。

3．元大都大城南城墙中段，在大庆寿寺西侧向南“俾曲”⁽⁸⁾，故使大庆寿寺以西的顺城街至大庆寿寺以南的顺城街，呈西北～东南曲线走向，“俾曲”后的大城南城墙东直至大城丽正门西城墙，并与东南城角呈一东西直线。

三、元大都大城之四隅位置的确定与四隅角度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元大都大城南、东、西三面城垣的实际走向，均与“水”密不可分，而大城东、西、南门及四隅位置的确定，又均与“路”相关联——

1．因受金代开挖的位于金中都郭城北城墙以北的东西流向的金口河河道的影响，元大都大城南城墙基本是沿着金口河北岸约200元步一线规划修筑的：元大都大城南城墙西段（即金中都郭城北城垣以北的金口河北岸）的实际走向，基本呈正东～正西走向，所以元大都大城之西南隅呈一直角。元大都大城之西南隅与东南隅不在一条东西水平线上，即大城东南隅比西南隅略偏南些，使东南隅呈一锐角。

2．因受隋代漕运渠道的影响，元大都大城东城墙的实际空间走向位于隋代漕渠的西岸南北一线，故而内距中心台不足7元里，实为6.865元里，合2059.5元步，为帝都金城九五之数。元大都大城东城墙的实际空间走向，不是因为东部低洼而西移，实则是利用古漕渠作为东城墙护城河之故而为之。元代史料记载：在元大都大城东城墙南门齐化门“附郭”（今朝阳门外）与东城墙中门崇仁门“附郭”（今东直门外）之间，有数十条东西向的“火巷”存在。

3．因受西海子西岸的影响，元大都大城西城墙的实际空间走向位于西海子西岸南北一线，故而内距中心台超出了7元里，实为7.285元里，合2185.5元步，为帝都金城天地之合的五五大衍之数。根据①西直门外石桥为金代所建；②西直门大街与阜成门大街相距为1860米⁽⁹⁾，恰合4金里；③且阜成门大街西直金代钓鱼台北街；④阜成门外又为金中都北郭通玄门关厢地带；⑤阜成门内大街以南的“金城坊”位于金中都北郭崇智门关厢地带；⑥修筑元大都南城墙时曾拆迁382户民宅⁽¹⁰⁾等六方面的客观条件，笔者推断：西直门大街和阜成门大街形成于金代，规划修筑元大都大城西城墙时，将和义门和平则门确定在金代形成的两条东西向的道路上，而元大都大城之西南隅就确定在大城西城墙之中门和义门以南约7.9元里（合2370元步，约3727米）、平则门以南约3.95元里（合1185元步，约1863米）的位置上。

元大都大城东南隅的位置，也是依据东城墙崇仁门与齐化门的距离，以及参照西城墙和义门、平则门与西南隅的距离而确定的。崇仁门大街和齐化门大街形成于隋代，为隋代永济渠支渠与诸粮仓之间的东西向运粮道路，这两条道路相距恰为1295隋步，约1830米。规划修筑元大都大城东城墙时，将崇仁门和齐化门确定在隋代形成的两条东西向的道路上。而大城东南隅就确定在大城东城墙之中门崇仁门以南约7.76元里（合2328元步，约3661米）、齐化门以南约3.88元里（合1164元步，约1830米）即在古观象台北侧稍东⁽¹¹⁾的位置上。后来因东南角楼南移约15元步，使东城墙南端北距齐化门为3.93元里（合1179元步，约1854米）。

元大都大城西南隅和东南隅的位置，均因东、西城墙之中门、南门的位置而确定，故西南隅与东南隅不在一条东西水平线上，而是东南隅较西南隅偏南了约100米！如果将大城东南隅和西南隅规划在同一水平线上，则大城之东南隅距齐化门的距离只有约3.72元里（合1116元步，约1755米），显得距离较短，且与其他城门之间的距离不太相称，故将大城东南隅确定在大城西南隅东直平行线以南约63元步的位置上。

刘秉忠、赵秉温规划的元大都大城丽正门南城墙南侧与北城垣外侧，在中轴线上相距约16.093元里（合4828元步，约7592米），而大城东、西城墙之南、北两端外侧的长度规划分别为先16.08/后16.13元里（合4824元步/4839元步，约7586米/7609米）和16.15元里（合4845元步，约7619米）；中轴线处的大城南、北城墙外侧相距的长度，比规划的西城墙南北长度少17元步，比原规划的东城墙南北长度多4元步，比修订规划的东城墙南北长度少11元步。又因大城西南隅与东南隅不在一条东西水平线直线上，所以大城西北隅和东北隅的位置，也不在一条东西水平线直线上，即大城西北隅较大城东北隅略为偏北。

实际修筑的元大都大城之四隅呈现出三个角度：即西南隅为直角，东北隅为钝角，东南隅和西北隅为锐角⁽¹²⁾。西南隅之所以为直角，是大城奠基处所致；东北隅之所以为钝角，是因为东城墙与北城墙的夹角大于直角；东南隅和西北隅之所以为锐角，是因为东南隅和西北隅分别在西南隅偏南和东北隅偏北位置上。

元大都大城之四隅均规划建有角楼，西北角楼和东北角楼，在遗存至今的北土城之西端墩台和东端遗址位置上，西南角楼约在今复兴门立交桥东南位置上，东南角楼约在今建国门立交桥南西侧马路上（即古观象台东侧位置上）。

有人推测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位于今北京建国门内古观象台位置上。这一推测观点能否成立，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论证一下：

1．从乾隆《京城全图》和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上获知：古观象台位于明清北京内城东垣内侧，而不是位于东垣外侧的墩台上。明北京内城东城墙系沿用元大都大城东城墙，并将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改建为明北京内城东城墙之大墩台（注：即明北京内城东垣最大的马面，南北长约40米）。如果认为北京古观象台基址是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的话，那么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岂不是位于大城之东南内角了吗？难道元大都大城东城墙之南端向西内拐了？

2．从元大都大城东南角呈锐角得知：元大都大城东城墙南端不可能向西内拐，而应该与东城墙整体呈一南北直线走向。如果元大都大城东城墙南端向西内拐的话，那么大城东南角就不会呈一锐角，而会变成一个钝角。

3．从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内城东城墙南端顶部往北拍摄的古观象台的照片，也可证明古观象台是在北京内城东城墙以西，而不是在内城东城墙以东。

4．检索Google Earth卫星地图发现：北京古观象台位于残存的明北京内城东城墙南段和北京内城东南角箭楼南北一线以西，即古观象台东侧的建国门立交桥西南匝道与残存的明北京内城东城墙南段和北京内城东南角箭楼在一条南北直线上！即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应位于古观象台以东的今建国门立交桥西南匝道上，或者说：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墩台的东沿，西距明代修建的古观象台的过街门洞约40米⁽¹³⁾。Google Earth卫星地图显示的古观象台与明北京内城东城墙和北京内城东南角箭楼南北一线的空间位置，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的《京城全图》所标示的古观象台与北京内城东城墙的相对空间位置完全吻合！由此可知：认为古观象台为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的推测是不准确的！

5．北京古观象台为明代正统七年（1442年）规划修建，其原址应为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之西侧的南城墙之东端，所以古观象台位于明北京内城东城墙（即元大都大城东城墙）以内的顺城街上，而不是位于东城墙以外的角楼墩台上。检索明代史料没有发现观象台修建在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墩台上的记载；换言之，正统七年（1442年）修建观象台以前，明北京内城东城墙业已存在，系永乐十七年（1419年）迁都北京南拓大城南城墙时，沿用元大都大城东城墙并将其向南延伸而成的。

6．从北京古观象台的建筑结构看，为明清两次修建：第一次是明代正统七年（1442年）的始建，将观星台叠压在明代永乐十七年（1419年）修建的北京大城（后因建外郭城而称内城）东城墙内侧的墙体上。“为砖石结构，呈正方形，台底南北长约24.7米，东西宽约17.6米，高15米，台面18米见方……台底中心（以台面看），南北贯穿有圆形门洞，与城门洞相同。门洞正好坐落在东顺城街上，来往行人车辆可由此通过。门洞南北通长24.7米，宽3.4米，高5米……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建台时，台东边是依压在东城墙内皮砖上砌起的，按门洞为台子中心计算，门洞东侧台基比门洞西侧台基短8.4米⁽¹⁴⁾，但按台面计算，门洞正好处于台子中心部位，从外观看很对称。这种建筑设计，既省工又节料，与台子东侧稍矮的城墙相陪衬，高低相错，更显出台子的高大雄伟”⁽¹⁵⁾。而永乐十七年（1419年）南拓北京大城南垣时，将元大都大城东、西城墙向南延伸至东南角楼和西南角楼，而明代新筑的向南延伸部分的东、西城墙的起点，正是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墩台和西南角楼墩台，并且将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和西南角楼改建为东、西城墙之大墩台（即马面）。

第二次是清代乾隆九年（1744年）因观测仪的增加而向东扩建，“依明代台子东侧，向东扩建一块长条形台面，这块台基，底部南北长21.5米，台面南北长20.3米，台宽5.7米，从城墙顶至台面高3.1米……直接建在城墙顶上，其基础即为元代夯土城心，因（拆除城墙而使其夯土）基础不牢固，所以于1979年8月中旬，北京连日下雨，夯土浸湿变软下沉，东侧的台子也随之向东倾倒，使明清两代所建之台，从中间接缝处裂开，明代台子为砖石结构，基础牢固，没有错动……这次（维修时）拆挖观象台东部基础时，看见从明代地面（即门洞底）往下2.5米深，全为元代夯土。台子西部未下挖，基础结构不清”⁽¹⁶⁾。

《北京观象台的考察》一文介绍：“元大都东南角楼下的夯土基台未被拆除，成为明代（北京）东城墙（马面）的一部分。明代观星台就是在拆除了元大都南城墙以后，在其基础上建起的。”⁽¹⁷⁾但该文又说：“大都城东南角楼的位置，与1964年考古所在古观象台西侧（东单裱褙胡同北侧的鲤鱼胡同南端）发掘出的元大都南城墙的基础位置是一致的，同在东西向的一条直线上。”该文矛盾之处在于：既认为明代观星台是在已经拆除的元大都南城墙的基础上建起的，又认为元大都南城墙在裱褙胡同偏北的鲤鱼胡同南端东西一线上（见图22）。而古观象台则位于裱褙胡同东口之南侧，显然与鲤鱼胡同南端不在东西平行的一条直线上。

为了弄清楚北京古观象台与元大都大城东南城角及角箭楼的关系，笔者曾于2008年5月27日拜访了当年元大都考古队的负责人、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向他请教考古勘查发现的元大都大城南城墙东段的东西走向的空间位置，是否在古观象台以北的裱褙胡同与水磨胡同之间东西一线并穿过鲤鱼胡同南部。徐先生答复：“不是在裱褙胡同与水磨胡同之间，而是在裱褙胡同与麻线胡同之间。”笔者从《北京市城区街道图》⁽¹⁸⁾获知：麻线、裱褙、水磨这三条胡同均为东西走向，麻线胡同在裱褙胡同之南，水磨胡同在裱褙胡同之北；而鲤鱼胡同为南北走向，其南端与裱褙胡同相接。

笔者在整体研究元大都规划后认为：元大都大城最初规划为城方60元里，即东、西城墙规划长度为16元里，南、北城墙规划为14元里。但西城墙因海子西岸而西移，使东、西城墙相距超过了14元里；南城墙西段在往东修筑时，因保护和避让大庆寿寺海云、可庵二师双塔而往南“俾曲”了“三十步”，实际修筑的大城周长为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引《南村辍耕录》所记载的“城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步”。在确定了大城之四隅后，先在大城的坤位，即西南城角奠基，从大城的西南角起筑，即从大城西南角往北、往东起筑，从大城东北角往南、往西起筑；将筑城人员分成若干组，每组相隔距离约为1/4元里（合75元步，约118米），两组人员相向修筑，以便“合拢”连接。鲤鱼胡同南端城基恰距东南城角约75元步，可能为东南城角向西的第一个夯节点。后因避让大庆寿寺海云、可庵二师双塔而将大城南城墙中段之西端向南“俾曲”了约30元步许，使原规划的城方60元里195元步（合60.65元里），改为60元里240元步（合60.8元里）。

结合裱褙胡同以南的麻线胡同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元大都大城南城墙之东段的护城河，笔者认为《元大都大城东南城角城基与东南角楼基础平面规划示意图》所绘制的位于鲤鱼胡同南端东西一线的元代夯土，应为最初规划的元大都大城南墙东段的城基。元大都大城南城墙东段位于裱褙胡同以南东西一线，明观象台恰位于元大都大城东南城角之南城墙东端，明观察台下的元代夯土应为南移15元步后的元大都大城南城墙东端的城基；明观象台以东，就是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墩台，后为明北京将改建为大城东城墙之最大的马面（约40米见方）。

根据《北京观象台的考察》一文中给出的数据和图例推知：观星台门洞中心西距台子底部西沿为13米（合40.75明营造尺），门洞正中上方的台面中心西距台面西沿为9米，15米高的台子西墙内收了4米（合12.55明营造尺）。结合元大都大城城基宽约24米，城墙底部宽约19.2米，城墙夯土坡度较缓，城墙顶部宽度约3步⁽¹⁹⁾，推知元大都夯土城墙西护坡之底部西沿与顶部西沿相差约7.2米。而明北京内城东城墙沿用了元大都大城东城墙的夯土墙体，但明北京内城东城墙的底部宽度约16.9—18.1米⁽²⁰⁾，是在元大都大城东城墙底部夯土内外砌砖而成的，内有一层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包砌的元代小城砖，外有一层明正统四年（1439年）包砌的大城砖；观星台之门洞恰位于元大都南城墙东端，亦即东城墙底部西侧的顺城街南北一线，故观星台顶部18米见方的平面，就位于元大都大城东城墙顶部西沿以西，而不在元大都大城东城墙顶部上，更不会在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墩台上。只是清代扩建的台子部分压在了元大都东南角楼墩台顶部的西边沿上。所以认为明北京观星台建在元大都东南角楼墩台之上的观点是不严谨的。应该表述为：明北京观星台建在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墩台西坡上，因明北京内城东垣顶部的宽度约11.30—12.30米⁽²¹⁾，即在元大都大城东城墙顶部东、西两侧各增加了夯土墙体约3米多，使得观星台东部台基上下分别叠压在明代城墙夯土和砖墙上，而不在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墩台顶部墙体上；清代扩建的观象台之东侧约5.7米之台面的东沿，位于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墩台顶部之西沿，而不是位于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的位置。

明正统朝之所以将观星台规划修建在大城东城墙内侧，是因为此处刚好是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墩台的西侧，即元大都大城南城墙东端，且城基坚实，东侧为大城东城墙之最大的墩台（其前身为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之墩台），故此处不仅有较坚实的夯土基础，而且台子还可以得到城墙墙体的支撑，这样规划既可节省经费，又可使观星台的建筑牢固坚实，可谓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