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歷史比較法的缺陷

一、歷史比較法概説

歷史比較法是通過比較親屬語言的相對晚近形式來構擬它們的共同的早期形式，並由此來解釋從共同的早期形式到各語言晚近形式的各種變化的一種語言比較方法。比較法的運用首先要考慮比較的項目是否有可比性，只有親屬語言才有可比性。親屬語言的鑒定標準有兩個，一個是基本詞彙裏面的語音形式有成系統的反復的對應（systematic recurrent correspondences）；另一個是共享不尋常的構詞形態（shared morphological aberrancies）。在印歐語裏這兩種鑒定標準有一致的效果，例如我們要鑒定英語、法語、德語三種語言的親疏程度，可以比較它們的基本詞彙的語音形式，如英語、法語、德語的too/trop/zu好像存在著t-t-z的對應，但是所比較的基本詞多了的話，就會發現英語的t跟德語的z存在對應關係，跟法語的t不存在這種對應關係：

英語和德語上述詞是同源詞，它們之間有語音對應。我們以英語的t爲例來説明兩者之間的語音對應規律：

上述英德兩種語言的詞的語音有系統的、可重複的對應，而法語跟英、德語没有這種語音對應規律。同樣的，英語、德語也共享特殊的構詞形態，它們跟法語的不同。請比較三種語言形容詞級别的的形態：

很顯然英語跟德語的構詞形態也是對應的，它們都不跟法語對應，所以英語和德語同屬日爾曼語族。

二、歷史比較法的缺陷

但是在多中心混合型語言發展的模式裏，比較法會遇到困難。第一，無法建立嚴格的語音對應關係，格萊斯幾十年的New Caledonia語言的研究經驗告訴我們在多中心混合型語言裏無法在語言間找到嚴格意義的語音對應關係和建立音變規則（Grace 1996）。第二，同源詞語音對應跟構詞形態的一致會打亂。Maisin語是南太平洋巴布亞新几内亞島上的一個語言，根據基本詞彙中語音的對應關係，它跟美拉尼西亞（Melanesian）語有對應，但是它的構詞形態和語言類型卻不同於Melanesian語族中的任何語言，而跟鄰近的巴布亞（Papuan）語接近。所以在確定Maisin語言的譜系關係時就會遇到左右爲難的窘境（Ross 1996）。第三，無法根據共用特徵作下位分類。按照歷史比較法，語言的發生學關係確定以後，譜系的下位分類必須以共用創新特徵來作分類。在多中心混合型語言裏，由於跟相同或相似的語言發生接觸，從而各語言的類型和音變都有趨同的傾向。例如屬Melanesian語族的Maisin語言跟屬Bel語系North New Guinea語族的Takia語言由於都在Papuan語言的包圍中，它們的語言類型、音變及構詞形態都有平行和相同的發展，如果根據共用創新特徵來分類，它們很可能被歸爲一組（Ross 1996）。

歷史比較法在多中心混合型語言研究裏失效的一個原因是它不能梳理出混合語言中的語音對應關係。這種語言異常是因爲言語社團的每個人能熟練操兩種或多種語言，從而使得兩種或多種語言的語音特徵深層次地雜糅在一起，以至於用現存的方法無法來分離出哪些是此語言的，哪些是彼語言的。同時，如果兩個本來没有發生學關係，或有發生學關係但分屬不同語族的語言，如果長時間受同一類型的語言滲透，它們的語言結構類型、構詞形態、音變方式會趨同，從而無法用共享創新特徵爲語言作下位分類。

三、歷史比較法和高本漢模式

歷史比較法中語音比較的項目是各親屬語言中同源詞的語音形式，據此來建立彼此間的語音對應規律，再進一步構擬早期讀音和解釋各子語言（方言）的語音演變。親屬語言中的同源詞都有語音上的系統對應關係，凡是對應的語音都是一個歷史的連續體（historical continuity）；所以只要是同源詞就可以拿來進行比較。但是這種方法在一中心多層次類型的語言裏會碰到麻煩。在漢語裏，以中原權威官話爲中心多層次滲透周邊語言（方言）這一現象是長期存在的，周邊語言（方言）裏疊加著來自中原權威官話的多個層次，每個方言疊加著的層次多寡不一，所以同樣的一個同源詞，或同源語素，在許多南方方言裏會有不止一種語音形式。表4.01是漢字“底”不同方言裏的讀音（北京大學中文系2003）：

“底”在北京、成都、蘇州、梅縣、廣州等地只有一種讀音，南昌、潮州、福州、建甌等地都有兩種讀音，廈門話則有三種讀音。如果簡單照搬比較法，我們不知道北京等地的一種讀音，對應於南昌等的兩個讀音中的哪一個；更不知道對應於廈門三個讀音中的哪一個。簡單的比較會造成層次錯亂的比較。

高本漢是第一個運用比較法來進行漢語方言歷史研究的學者，他比較當時的各地方言的讀音（在《中國音韻學研究》第二卷高本漢説自己研究過三十三種方言的讀音（有四種是域外譯音），第四卷列有26個方言，其中四個爲域外譯音。）來爲《切韻》的音類擬音，並解釋從切韻音系到今各地方言的音變。收入第四卷字音對照表裏的各地讀音都是一字一音，問題是很多漢字在許多南方方言裏有各種異讀。對這些字音的異讀高本漢不是没有認識到，他採用的辦法是把一個字的最常見讀音列於對比表内，把非常見的另讀作爲例外放在表下的註腳裏。例如在第579頁（商務印書館1940中譯本）談到齊韻（舉平聲韻以賅上去韻，下同。）的第20個註腳説：

福州在齒音聲母後-ɛ是常例；-i只見於‘低抵底’ti*，‘牴’ti，‘堤提’thi（-i與-ɛ並存時，-i是文言音）；還有-ie在：‘薙剃啼*’thie，‘砌’tɕhie。

可見高本漢選作比較的字音的標準是是否常用。讀音的常用與否跟語音的層次是毫無關係的。高本漢用這些方言的一種讀音做比較，來構擬他認爲的代表中古漢語的《切韻》語音系統。《切韻》的音類已經分明，高氏所作的方音比較無助於分類，只是爲了給《切韻》的類注音，具體的方法是：根據切韻的韻目來比較三十三個方言點（第四卷方言字彙只列二十六個點，其中四個點爲域外譯音）的現代字音的讀音，方言字音有異讀者則選擇常用讀音，摒棄非常用音。據此來構擬中古讀音。完成《切韻》語音的構擬以後，就據此爲起點上推上古音下推各漢語方言的語音演變。高本漢認爲《切韻》代表唐長安標準讀音，也是現代各方言的原始母語，因爲現代各方言讀音都可以從《切韻》語音系統得到解釋，運用《切韻》“可以把中國全部方言（不只一兩處方言）解釋到一種可信的程度。”（高本漢1948第4頁）。至於《切韻》以前的漢語，現代的方言就記不到了，只能通過《切韻》聯繫上古文獻上推。所以高本漢漢語史觀是一種直線條的演變模式。見圖4.01：

四、歷史比較法和普林斯頓模式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普林斯頓聚集了一批研究中國語言學的學者，他們不滿意高本漢的研究方法，認爲要用經典的歷史比較法來研究漢語的方言歷史，其中最爲重要的思想就是漢語的歷史不能完全按照韻書既定的音類框架作填空音值，而必須從各方言的比較做起，構擬出原始官話、原始吴語、原始閩語、原始粤語、原始客贛語等，然後再比較這些原始方言，重建原始漢語，進而用重建的原始漢語再跟原始藏語、原始緬語等與漢語有親屬關係的語言比較，重建原始漢藏母語。見圖4.02：

其實普林斯頓學派關於漢語演化的模式跟高本漢的並無二致，都是把印歐語系語言不斷分化的譜系樹説模式移植到東方語言，所不同的是取材不同。高本漢模式取材注重于文獻，高本漢也調查方言，收集活語言的讀音，不過這種活語言的讀音只是爲既定的《切韻》音類擬音值、做注腳。而普林斯頓學派則注重于活的語言，不認爲《切韻》音系是代表一時一地的讀音，所以上古漢語，乃至中古漢語的構擬必須推倒重來，從現代方言比較做起，如圖4.02所示，一級一級逐級往上構擬，最終重建原始漢藏語。

漢語方言的歷史研究中是否可以直接套用譜系樹説和歷史比較法？我們必須重新檢討一下譜系樹説的理論基礎。語言分化的譜系樹模式是建立在三個既有的前提上的：

第一，原始母語是一個單一的、不含方言差異的同質系統。

第二，分化以後的語言（方言）基本上是漸變的，不出現突然的分裂（abrupt splits）現象。

第三，分化以後的語言（方言）不發生由於深度接觸而趨同的現象。

我們以此三個前提來觀察漢語方言的演變。原始母語是一個假設的理想化的語言系統，是各子語言特徵的抽象彙集，也是各子語言演變的起點。所以假設原始母語是單一的，無方言差異的同質系統是無可厚非的，也是語言演變研究所需要的。正如力學研究中必先假設在真空環境中重力加速度的恒值，才能推導出其他環境中的變值。譜系分類的第二個前提跟漢語方言演變的實際情形是不符合的。一般來講，從原始母語分化以後的語言（方言）如果没有大規模的戰爭、饑荒等因素引起的移民，各語言（方言）間的接觸不會很深，所以語言演變的速率大概比較均衡。但是像漢語各方言間、漢語跟周邊語言間並不是這樣的演變模式。周邊語言由於受漢語的深度接觸，語言演變的軸線會突然斷裂，變爲漢語的一種方言。比如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以前説的是一種非漢語的百越語，受漢語的深度滲透，自身語言演變中斷而轉化爲漢語方言。秦漢時期的“楚語”跟當時中原地區通行的漢語也大不相同，今湖北、江西等地的方言並非是古代“楚語”的發展，我們很難從今天的湖北話、江西話裏找出當時“楚語”的蛛絲馬跡，可以説歷代中原地區的漢語方言完全覆蓋了這一地區的“楚語”。也就是我們無法通過比較江西贛語、湖北的官話來構擬當時的“楚語”。同理，我們比較今天的山東話也無法構擬出以前的“齊語”；比較今天的四川話無法構擬出以前的“蜀語”。譜系分類的第三個前提更是和漢語方言演變相悖。漢語方言在分化的過程中也始終伴隨著緊密的深度接觸，從而造成與歷代中原官話趨同的一面。圖4.03引自潘悟雲2004一文，此圖可以大概説明歷代中原地區的權威官話與南方方言的關係。

南方方言自身不斷分化演變，與此同時，中原地區的權威官話始終對南方方言、周邊語言滲透，産生强有力的影響，使得區域語言趨同，造成漢語方言官話化，民族語言漢語化。由於語言（方言）深度接觸造成語言（方言）趨同，如果不梳理層次而把這些語言（方言）作直接比較，就會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因爲在每個不同的階段（節點）上既有方言自身的演變，也有受權威官話影響而産生的成分。這些外來的成分隨著滲透的强弱既可能完全取代方言中的固有成分，也可能受固有成分的改造而融入土語裏。所以不能簡單套用歷史比較法來進行方言間的比較。

普林斯頓學派中羅傑瑞的原始閩語研究成績最爲顯著，他對原始閩語作了聲調、聲母、韻母等的構擬。羅傑瑞認爲表4.02所列的齊韻字的韻母在各地閩語裏存在著對應，它們的原始閩語的韻母形式應該是*ie（Norman 1981，35-74）

但是他又把同屬齊韻的“細、犁”跟“街、賣”放在一起比較，並認爲都是從原始閩語的*e演變而來，看表4.03:

表4.03的“細、犁”也是齊韻字，在廈門、揭陽、建甌、建陽、永安等地的韻母讀音跟表4.02同屬齊韻的“雞”同樣五個地點的讀音是一樣的，分别是-ue、-oi、-ai、-ai、-e，爲什麽一個來源於*-ie，另一個要來源於*-e？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得梳理各地閩語的讀音層次。歷史比較是同一層次上的語音比較，所以在進行歷史比較以前，就必須把不同的語音層次區分開來，這樣才能反映真實的語音演變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