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一中心多層次的語言演變特點

一層一層移民潮帶來的是歷代中原地區的口語，這些口語跟當地的土語（方言）雜交，形成各地的方言。隋朝開創科舉取士之風，以後各個朝代在各地大興文教，以中原地區官話爲標準的讀書音又得以向全國乃至整個東亞、東南亞推廣開去。漢語長期以來以中原官話爲中心，對周邊語言由近及遠的滲透和影響，形成漢語方言官話化、民族語言漢語化的局面。一中心多層次的語言演變類型有下列一些特點：

第一，權威話地區，即輻射中心的人們一般只能操一種語言（方言），而周邊地區的人們一般可操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其中一種就是權威話，或跟權威話接近的變體。今天的全中國的權威話是北京官話，權威官話地區的人在没有特殊的情況下無需另學一方言或語言作爲交際的工具，所以在這一中心地區的普通百姓一般只能熟練操這種權威方言。而周邊地區的人，不管他的母語是漢語非官話方言，或是民族語言，由於交際的需要，會去學權威話官話，起碼會聽懂權威官話。在漢語區裏，以非官話方言爲母語的人，由於從小所受的教育語言、大衆媒體語言都是權威官話，所以他們會流利説這種權威官話；年紀大的也由於受媒體語言的影響至少能聽懂權威官話。在周邊民族語地區，越來越多的人會雙語，一種是他的母語，另一種則是具有權威性的漢語官話。在這種狀況下，語言的主要影響方向呈單向性，即漢語權威官話滲透和影響漢語方言和周邊其他語言，漢語方言官話化，周邊語言漢語化的進程一直延續。漢語方言官話化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除官話以外的漢語方言裏普遍存在著文白異讀現象，其中文讀接近權威官話。語音特點體現在一個音節之中，或有這種發展趨勢是漢語和整個東南亞共同的特點。例如聲調的高低升降變化發生在一個音節中；音節起首輔音的發音方法會影響聲調的調層（tonal register）以及聲調的分化；音節末尾輔音會影響聲調的種類等。這些雖然不能説是漢語的直接滲透，但是漢語的影響促使這些周邊語言向一致的方向演變則是肯定的。

第二，以權威話爲輻射源，向四周輻射，所以理論上離輻射中心近的語言（方言）更接近權威話的現在狀況，離輻射中心遠的語言（方言）則接近于權威話的早期面貌。圖3.01是音變以權威語言爲中心層層擴散開去的示意圖：

在時間1的時候音變A只發生在權威語言中；在時間2的時候權威語言産生了音變B，而先前的音變A則擴散到權威語言的四周語言中；在時間3的時候權威語言發生了音變C，而先前的音變B則擴散到離權威語言較近的語言中，先前在離權威語言較近的語言中的音變A則進一步擴散到更遠的週邊語言中。所以在時間3這個階段，音變A在離中心最遠的區域，恰好對應權威語言時間1時發生的音變，而在時間3的音變B，此時正位於離權威語言較近的地區，恰好是代表時間2時權威語言的音變。羅傑瑞（Jerry Norman）曾用十個官話方言的語言特徵來劃分漢語方言的大類，這十個特徵是（Norman 1988）：

1. 第三人稱單數是“他”或是“他”的同源詞形式

2. 偏正結構助詞是“的”或是“的”的同源詞形式

3. 一般的否定詞是“不”或是“不”的同源詞形式

4. 動物的雌雄性别修飾詞在中心詞前，如“母雞”

5. 調類的陰陽只出現在平聲

6. 舌根音聲母在高元音-i前齶化

7. “站”或“站”的同源詞形式可作爲“站立”義解釋

8. “走”或“走”的同源詞形式可作爲“行走”義解釋

9. “兒子”或“兒子”的同源詞形式可作爲“兒子”義解釋

10. “房子”或“房子”的同源詞形式可作爲“房子”義解釋

他發現根據這十個特徵的有無可將漢語方言劃爲三大組，全部有的是北方官話方言，都没有的是遠離官話方言的閩、粤、客家方言，而地理上跟官話方言比較近的吴、贛、湘等方言則是有的特徵有，有的則無，正好顯示出中間態（Norman 1988）。對粤、閩、客家等遠離北方官話的來説，中間態的吴、贛、湘則受北方官話的滲透更爲明顯。羅傑瑞三大組的劃分多少反映了以官話爲中心向外一層層輻射的漢語方言演變的特點。如果以入聲韻尾保留和入聲調有無做指標，大致能看出這三層語言圈的不同發展階段和以官話爲中心的輻射圈。見表3.01

北京官話和其他中原官話既没有入聲韻尾；廈門、梅縣、廣州等有陰、陽入聲調類，入聲韻尾也齊全，有-p、-t、-k三套；而其他地區則是介於兩者之間，入聲韻尾大多只有一套：-Ɂ，有的地方入聲調不分陰陽，只有一種調。這種地域的差異其實是反映了北京和中原官話入聲韻和入聲調的演變歷史：

離中原權威官話遠的廣州、梅縣、廈門等地其實是反映中原權威官話早期的狀況，離中原權威官話近的太原、揚州、蘇州、長沙、南昌等則反映中原權威官話近期的狀況，這種情形正好印證圖2.01。

第三，由於權威語言對周邊語言長時間的不斷擠壓，土族語言會越來越退居到權威語言輻射圈的邊緣地帶，以至於在輻射圈的邊界産生語言的折疊。如果一個語言區域裏語言的勢力强弱均等，各語言的流通區域應該大致相差無幾。當其中的一種語言處於强勢，形成區域權威，它就會對周圍語言（方言）發生滲透和影響，權威語言的地盤就會向外擴張，它就會對周圍弱勢語言（方言）的地盤造成擠壓作用。如果這種情形長時間延續，權威語言的地盤越來越大，弱勢語言（方言）只能退居到輻射圈的最邊緣地區疊加在一起。翻開中國語言地圖，就會發現中國的語言地理分佈極不均衡。一方面我國的語言總數很多，包括漢語在内的語言總數有120種左右，但是漢語通行地區和使用的人口都大大大於少數民族語言的，13億人口中只有6000萬人口使用少數民族語言，其餘的都是使用漢語。另一方面，在漢語通行區内，官話區的通行範圍和使用人口也是非常龐大，官話通行區包括長江以北地區；長江以南包括西南的四川、云貴、湖北，鎮江至九江的沿長江地區；河西走廊及新疆。從東北的黑龍江到西南的瀾滄江，從東部的黄海之濱到西部的新疆邊陲，直線距離都在3000公里以上。使用人口達7億，占説漢語總人口的70%左右。而其他9個方言區使用的人口只有説漢語總人口的30%。這種不均衡的語言分佈正是以中原官話爲中心對周邊語言多層次滲透的結果。兩千多年來，漢語跨過長江，地盤越來越大，周邊的少數民族語言擠壓在中國的西南邊陲。中國最南省份，雲南、廣西、貴州等地聚集著最多的少數民族語言，光雲南一省就有26種。最複雜的漢語方言在中國的東南沿海，這也是官話方言擠壓的後果。六朝時期的金陵（南京）本來説的是吴語（鮑明煒1988），隨著官話勢力的不斷滲透，今天這一帶已轉爲江淮官話。“江淮方言區總的傾向是北退南進。北界向南後撤，不斷讓位于中原官話。在緊鄰中原的安徽西部，江淮方言區的北界已在淮河以南數百公里處；在江蘇北部，近數十年中就有一些原屬江淮話的方言演變爲中原官話。南界向南前移，持續蠶食著吴語區，這一蠶食至今仍在皖南的一些地方繼續”（劉丹青1997）。湘方言中“大量的北方移民帶來北方方言的巨大衝擊，今常德地區的官話基礎可以説是唐中期就已奠定了。……後來的歷史政區的演變一方面使常德地區的方言進一步與湖北方言趨於一致，另一方面又使北方方言的影響溯沅水而上，直至整個沅水流域被同化爲官話區”（周振鶴、游汝傑1986）。總之，整個歷史的長河中，官話的地盤始終在不斷地擴大，非官話的地盤則不斷受擠壓而縮小。

第四，不管是不是親屬語言，權威話跟周邊語言可找到不止一層的語音對應關係。層次早的對應于權威話的早期面貌，層次晚的則對應于權威話的晚近面貌。一中心多層次語言演變模式中的權威語言對周邊語言的滲透是長時間、多層次的，周邊語言一次一次接受來自權威語言的滲透，語言的滲透層面就會一層一層沉積下來，晚來的層次覆蓋早期的層次，而最新的層次又覆蓋上來。早期的層次由於來得早，早已經跟當地的土族語言融爲一體，所以較難從土族語言中分離出來。整個東南亞語言長期受中原權威官話的滲透，比如，越南語中漢語滲透層大的就有古漢越語、漢越語。漢越語是中古時期借入到越南的，而古漢越語則是反映了中古以前漢語對越南語的影響。在越南語中要梳理出漢越語層次並不十分困難，因爲它跟中古漢語有系統的語音對應，但是要整理出古漢越語層次並非易事，因爲滲透的時間早，所以很多借詞的讀音早就融入越南語固有的讀音中去了。在我國境内的壯侗、苗瑶等語，受漢語的滲透自然更多，一般可以分析出四層借詞層：上古、中古、近代、現代。其中上古借詞層和本民族的詞彙不易區分，這也是這些語言跟漢語有没有發生學關係的癥結所在。如果是借詞，借詞的讀音跟漢語對應，這些借詞就不能算同源詞（cognate），兩種語言間找不到同源詞，就没有發生學關係；如果這些詞不是借詞，而是本地語言的固有詞，那麽它們跟漢語的對應詞有系統的語音對應關係，就是同源詞，找到了同源詞，語言間發生學關係就能確定。所以關鍵的問題是早期的借詞層跟本地語言固有詞彙不易區分。

在漢語南方方言裏同一方言點疊加著不同時期的讀音層次是十分常見的現象。筆者曾經研究過南部吴語和一些閩語虞韻的讀音層次，發現在這些方言裏，虞韻的讀音可分爲三個讀音層，這三個讀音層跟三個時期的中原官話對應（陳忠敏2002），請看圖3.02

在這些南方方言裏虞韻的讀音疊加著三個層次，*y，*u，*iu，它們分别跟中原權威官話的三個階段：晚近官話層、中古漢語、中古以前漢語讀音相對應，所以可以反過來通過南方方言疊架的讀音層次來推導出中原權威官話的語音演變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