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漢語方言演變的特點：一中心多層次
語言（方言）中心的定義是指語言（方言）中心的語言特點向周邊語言（方言）傳播開去，其結果是周邊的語言（方言）的語音、詞彙、句法特點，甚至於語言類型，不管是否有親屬關係，會越來越像這個語言（方言）中心，向這個語言（方言）中心靠攏。形成語言（方言）中心的條件有：第一，語言（方言）中心地區有政治、文化、技術等方面的優勢；第二，一定批量的移民從這個語言（方言）中心向周邊地區遷徙；第三，上述一、二兩個條件不是短時間的，而是長期存在的。
漢語的譜系關係目前仍然衆説紛紜，但是它跟藏緬語有發生學上的關係一般已爲學術界所接受。如果説早期的漢語通行範圍在黄河上中游，那麽到了商代漢語的通行區域已經延伸到黄河的中下游，可以説先秦時期漢語的範圍大致限於黄河與長江之間的中原地帶。這時候中原地區的文化經過了長期的積累已經遠遠高出周邊地區，從而爲漢語向周邊地區輸出提供了決定性的條件。先秦時期中原地區的漢語已經有共同語的概念，這個共同語又稱爲“雅言”，可能以王畿成周（今洛陽附近）一帶方言爲基礎。《論語》中記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戰國時期的縱横家們在各國之間周旋，必定要用當時的“雅言”來説服各國的霸主。秦統一中國後“書同文”的文字統一政策進一步推動了共同語的發展。東漢楊雄所作《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别國方言》中所説的“絶代語”、“通語”、“凡語”等明顯是指當時的共同語，這個共同語可能也是以當時的國都洛陽話爲基礎的方言。隋陸法言《切韻》序中縱論古今通塞，南北是非，指責“吴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唯獨没有評論中原音，顯然他（應該代表當時陸法言、顔之推等八人的意見）認爲中原音（洛陽）是標準音。一般認爲《切韻》這本在中國語音史研究上有著特殊地位的韻書也是以當時金陵（南京）、鄴下（洛陽）的雅言爲標準的（周祖模1966）。隋唐以降的科舉制度使得中原雅言的地位通過文教習傳得以空前的鞏固和發展。宋元明清以來絶大多數通俗文學都是以各時期的中原或北方官話爲基礎寫成的，所以漢語以中原地區的雅言作爲標準的歷史是悠久的，時間長達兩三千年而延綿不斷。
漢語方言的格局是南方特别是東南方言紛繁複雜，跟中原地區的官話差距大，而西南、西北、東北等中國邊陲地區的方言相互間差異小，跟中原地區的官話接近程度高。漢語方言的這種格局跟歷代漢民族的移民特點有緊密的關係。中原地區漢人成規模地向南方移民的歷史非常久遠，從秦漢至明末由黄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是漢民族移民的大趨勢。中原地區向北方、西北、東北成規模的移民則是很晚近的事情。所以這種移民的狀況就決定了漢語南方方言，特别是東南沿海方言紛繁複雜，而西北、東北方言則跟中原地區的標準語同化程度高的局面。
秦統一中國後，以漢族爲中心的中原王朝疆域第一次大規模向南方移民。據史書記載，當時秦始皇派五十萬大軍去嶺南，留下十五萬屯住當地，可以説是中原地區的漢語向長江以南地區大規模滲透的開端，但是這十五萬中原屯兵在廣袤的長江以南地區所起的語言滲透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在西漢劉向《説苑》越人歌裏所記載當時江淮一帶人民所唱的歌詞所反映的語言仍是非漢語。可見當時長江以南地區還是以非漢族占多數。從中原地區向長江以南地區的大規模移民運動有三次，這三次移民對漢語向長江以南拓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大規模的移民是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晉室南移，中原移民一時充實湖南、安徽、江西、江浙一帶。據譚其驤研究，從四世紀初的永嘉之亂到劉宋元嘉年間（307-453年），南渡的人口約有90萬，占當時劉宋全境人口的1/6，也就是説南方6人中有1人爲北來的僑民（譚其驤1987）。顔之推《顔氏家訓·音辭篇》裏所説的“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桓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就是北人充實江南的情景。第二次大規模的移民是在唐中葉一直到五代，安史之亂騷擾了整個北部中國，再度迫使中原地區的人民南遷。《舊唐史·地理志》記載：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節度使。唐末黄巢農民軍起義席捲大半中國，五代十國，又戰事紛起，中原地區人民爲避戰亂，紛紛向四處移民。唐後期五代的北方移民遍佈南方各地。今江蘇、安徽、上海、浙江、江西、四川等省市吸收了大量的移民。《新五代史·南漢世家》記載：“是時天下大亂，中朝士人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游焉。”整個江西也在唐下半葉人口大增，這種情景一直向南延伸到兩廣、雲南。《嶺外代答》卷三記載：“欽民有五種……二曰北人，語言平易而雜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亂，占籍於欽者也。”第三次大規模的移民發生在兩宋之間。北宋末年中原地區出現我國歷史上又一次大規模的北方人口南遷。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汴京淪陷，大批士族南遷，1161年金主亮毁約南侵，南宋政府用優待政策招徠北人，於是大批人口渡淮、渡江到達江蘇、浙江、福建、江西、甚至到達兩廣。今天杭州半官話方言島就是當時移民的直接結果。這種移民的歷史背景，使得長江以南，特别是東南沿海漢語方言疊加著一層層由北方帶來的漢語面貌。
漢民族向南的移民運動並不是整個民族的遷徙，南遷以後在中國的北方漢族仍然是最主要的民族，人口也最多。異族入侵中原，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贏得了政權，但是由於漢族的文化、經濟、技術等領域遠遠高於異族，再加上廣大的平民百姓仍説漢語，異族統治者最終也不得不改操漢語，融入漢語和漢文化的海洋中，所以中原地區始終是漢語通行的區域。
西南邊陲的雲南、貴州等地長期居住著各少數民族，明朝開始以軍屯爲先導的大規模漢民族移民到達那裏，並逐漸壓縮當地民族的居住區和土司的轄境。清朝的“改土歸流”政策得以實現主要是因爲漢族居民在當地已經佔有優勢。在漢人的全面推進下，到了清朝後期，西南邊陲的非漢族都已經退縮到了山區（葛劍雄主編1997）。整個西北、東北的大規模漢民族移民是清朝才開始的。清代東北長白山區爲滿族“龍興之地”，定爲封禁區，任何人不得入内定居、墾田、採伐。1878年清政府取消封禁禁令，從此以後中原漢人向東北移民形成規模和高潮。大規模進入銀川平原、新疆等西北地方的漢人也都是在清朝末年，隴東農民多入銀川平原，陝甘人則進入新疆。光緒年間平定阿古柏政權時進入新疆的湘軍，就在新疆的哈密、巴里坤等地屯田（鄒逸麟2005）。所以移民帶去的漢語自然就更接近中原地區官話的近代面貌，而很少會殘留早期漢語的痕跡。移民的特點使得漢語方言的總體格局是南方方言，特别是東南沿海方言跟中原地區官話的差異度大，疊加著複雜的語言層次；西南、西北、東北等邊陲漢語方言跟中原地區官話的差異度小，語言層次也相對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