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意义

礼一般指西周时期实行的行为规范。礼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李翊灼在论述礼时，指出其对于个人的重要作用：“礼之于人，可谓不可须臾离者也。人离礼则不生，礼离人则不行。”

然而从整个先秦的时间和史料角度看，《春秋》记事以前，留下的史料不完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也就是鲁隐公元年，《春秋》、《左传》开始记事，到周贞定王二年(前467)，鲁哀公“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左传》结束之后“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直到“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事乃可得而纪”。由此可见，只有我们现在称为春秋的这个大致的时间阶段，有《春秋》、《左传》等相对完整的史料。

再从礼的发展过程这个角度看，晁福林认为：“春秋时期，传统的礼不断被更新和扬弃，人们对礼的重视和娴熟，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陈戍国指出：“西周的礼制在春秋时代一方面仍然有保留，被人利用；一方面遭到破坏，或多或少地被人废弃。”虽有扬弃，但西周之礼与春秋之礼一脉相承，并大体遵循周礼的规则。“春秋则是变礼的时代，但‘尤存三代之直道’，虽不是纯正的古礼，但还能见古礼之面貌，还属于古礼实行的时代，不过是其尾声而已。战国则古礼的实行时代已经过去，但古礼之制度和精神，乃为这个时代的学术界和学者们所记录、整理、阐发义理而保存下来，故勉强可划入古礼的时代。”可见到了战国时期，只是学者们论礼尚有周礼余绪，现实的用礼却已经偏离原来的方向，顾炎武曾经详尽论述了春秋、战国两个阶段行礼的分离：“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明确将两个阶段的礼学现实进行了区分。

现存的三《礼》资料和春秋之礼密切相关。在汇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许子滨得出结论，“《左传》、《仪礼》所记，相合多而不合少”；晁福林指出《仪礼》、《礼记》的许多篇章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各种仪节：“春秋时期朝聘、会盟、馈赠、祭祀、巡守、征伐、婚娶、丧葬、饮宴之类的事情无日不有，贵族们自幼学习各种典礼的仪节，《仪礼》、《礼记》的许多篇章都是这些仪节的记载。”宁全红认为《周礼》部分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制度：“学者们公认的是，《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其中部分记载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部分反映作者的理想。”刘乾先则进一步明确表达了三《礼》可以解释春秋之礼的观点：“《三礼》的成书虽然稍晚于《左传》，但它所记录的内容却大多是春秋时人们所遵循的礼法规则，以此与《左传》中记载的礼制进行比照可谓再恰当不过了。”张君蕊在博士学位论文《‹春秋左传›礼制研究》中详考《左传》与三《礼》中礼制的异同，得出结论：“《左传》与《三礼》相合，更能说明典籍所记载史料的真实性，说明了《三礼》所记载的某些礼与《左传》礼制相去不远，这些礼确确实实在春秋时期实行着。”可见，以三《礼》中记载的礼学来研究春秋礼学已经成为可能。

从现存的三《礼》以外的其他春秋史料中，也可以认识春秋之礼。姑且先看《左传》中的一个例子：“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里说韩宣子观《鲁春秋》而知周礼，可想而知：以《鲁春秋》为蓝本而修的《春秋》，当然也记载了当时之礼。从司马迁早就认识到的“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到苏舆强调的“《春秋》原于礼”，都注重结合《春秋》类书籍研究礼学，在研究方法上指明了一条出路。

综合以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出，吸收了夏、殷礼的优点而发展起来的周礼，到战国时期产生裂变。在使用周礼的历史长河中，只有春秋时期有比较完整的史料留存，适合对礼做深入全面的研究。

对礼的关注，当然是以意义为本质内容。如记载当时历史的《春秋》，就是以礼为标准来观察现实的范本，《左传》结合人事记载，往往有“礼也”、“非礼也”之类的从价值观出发的礼学判断，《春秋》有大义存焉。子夏说：“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掩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司马迁也认为：“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从探讨“《春秋》大义”的角度看，《春秋》本身太过简略，学者往往将其和三《传》并行。注重礼学价值评判是三《传》共同的特征，即便是被认为史书色彩最浓厚的《左传》，也是饱含礼学价值评判色彩的。历史上已经有这个认识，这种看法在现代进一步加强。如赵生群明确指出：“《左传》虽有史之用，而非史之体，它记事多与史官书法不合，它的成书，实因传经而非作史。”姚曼波也提出三《传》相通的性质：“《公》、《穀》难道没有记录史事？《左传》难道一无史学思想可言？”赵伯雄的见解，也详尽地表达了相近的看法：“孔子是着眼于《春秋》史文中的‘义’的。孔子以后，历代儒者，不管其家派如何，解说《春秋》，都是不否认其中有‘义’的，而且都把挖掘《春秋》中的义作为研究《春秋》的首要任务。即使是最为质实的《左传》学者，也主张《春秋》大义蕴涵在记事之中，其考证、梳理史事，也是为了‘明义’。”现代有观念进一步认为：“几乎《左传》中所有的人物都承载着强烈的道德与伦理特征。”

20世纪40年代杨树达的《春秋大义述》，在特定历史时期下写成，当时处于抗战时期，关于此书的写作目的，作者指出：“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明义利之辨，知治己之方。”近年，礼的意义研究逐渐进入研究视野并成为热点。勾承益的《先秦礼学》以先秦的礼学典籍为纲，探讨了礼学意义的一些问题。周何的《礼记快读——儒家的理想国》对各种场合施用的礼所包含的意义进行了探索。陈来的《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则进一步打破传统礼的框架，从哲学层面提出一些礼的基本原则，如：“1．礼主敬让；2．礼主交往间的平等；3．礼追求一种非法律维持的秩序；4．礼主和谐与秩序的统一；5．礼贵他人。”王锷也注重礼的意义，他在《序‹南北朝经学史›》中指出：“儒家经典中，《三礼》所蕴含的尊卑观念、礼尚往来和维护君臣上下的思想，极有利于抵制佛教思想的蔓延。”姚曼波认为“孔子的思想，主要保存在他的《春秋》。辩明孔子《春秋》及其‘大义’之真相，为儒学正本清源，这对于振兴儒学、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尤显得必要和迫切”，实际上也提出了春秋礼义的研究课题。邓声国指出：“在各类注释文献当中，往往还包含对礼的本质、价值、功能和历史作用等方面内容的理论阐发，虽然这方面研究多繁杂散漫，没有专门的论著，但当代学者在进行此类文献的整理时，无法进行规避。这样就必然要涉足礼论的研究范畴。”

因此，对整个春秋时期的礼学进行研究，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并有一定的学术拓展意义。本文将在广义的礼的范畴内，讨论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想。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春秋礼学相关的内容极其宽泛，学术界相应的研究时间长，积累的资料多，礼学研究的视野正慢慢变得开阔，有学者已经开始提出综合运用各种材料加以研究的思路。如早在20世纪，王锷认为：“近年来，关于《周礼》的研究，除了考察其成书年代及解释经文外，展开了对其主体思想及其相关制度的讨论，并能利用考古材料，印证其有关记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刘丰在《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中提出：“研究礼学思想不应限于诸子著述，而要放宽视域，把‘六经’及儒家学者的传记都视为礼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将传世的当时文献尽数纳入。陈桐生在《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中，进一步将出土文献引入学术研究范围，他说：“出土文献表明，郭店和上博竹简中的儒家文献、大小戴《礼记》中的大多数文章、《孝经》、《仪礼》等典籍作于孔子师徒，它们在孔子研究方面具有与《论语》同等的文献价值，甚至比《论语》更能全面完整地展现孔子思想。”然而在整体材料与思想结合方面，还只是刚刚开始，如宁全红在《春秋法制史研究》中指出：“春秋时期，在礼与政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对于礼与政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学界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人们对于春秋时期两种最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方式及其相互关系不甚清楚，更谈不上借鉴其合理之处。”他是就法制史而言，整体层面上的情况也相似。万丽华的专著《左传中的先秦丧礼研究》，在这个领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赵顺顺的《‹左传›礼学思想研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在礼学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较早的有陈槃的《左氏春秋义例辩》开辟道路，其后有刘得明的《孙觉‹春秋经解›解经方法探究》、林义正的《春秋公羊传伦理思维与特质》和《‹周易›‹春秋›的诠释原理与应用》、马楠的《比经推例》、顾迁的《清代礼学考证方法研究》、张素卿的《叙事与解释——‹左传›经解研究》、许雪涛的《公羊学解经方法——从‹公羊传›到董仲舒春秋学》、车行健的《毛郑‹诗经›解经学研究》、王淑蕙的《董仲舒‹春秋›解经方法探究》、简逸光的《‹穀梁传›解经方法研究》、孙显军的《‹大戴礼记›诠释史考论》、商揉的《一代礼宗——凌廷堪之礼学研究》，等等，从目前的研究方法上看，任新的说法具有概括性：“1．缺乏对《春秋》礼学体系的建构。现有的研究，虽也论及《春秋》礼学的许多方面，甚至有些断代研究也不乏佳作，但学界暂时还没有建构《春秋》礼学体系的尝试。2．缺乏分别从“三传”各自的礼学视角度切入礼学研究的个案。笼统地研究《春秋》经传，无从深入彰显同中之异，因而构建出来的《春秋》礼学尚不够完整。”情况正在慢慢发生变化，通融研究经学思想的思路越来越明显，最近，赵维森在新著《孔子的精神世界》的“后记”中说：“笔者企图突破传统以来一以贯之的注疏考证式、‘原文+注释+译文’的机械分列式、自然顺序讲读式的经典解读模式，而代之以对《论语》思想的体系化解读，期望使国学经典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现代学科教学的理论性、体系性。”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当然，这个思路完全应该进一步推进到整个礼学的研究中去。

春秋礼学的研究，当然是《春秋》学和礼学的交汇。《春秋》学研究方面，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是具有奠基意义的著作，在《左传》中涉及礼学的方面，杨伯峻都在注解中详加解释，并在“凡例”中提出相关原则。赵生群的《春秋左传新注》是春秋礼学的又一力作，对于《左传》中涉及的礼学现象，都做了平实易懂的解释，如对于“祔”的解释为：“祭祀名。死者与祖先合享之祭。古代丧礼，人死后百日祭祀，停止无时之哭，改为朝夕一哭，称为卒哭。卒哭后的第二天，奉死者神主祭于祖庙，称为祔。”对于研究和初学，都极其便利。尤其是注后所附的“导论”，更是详尽论述了诸如“《左传》解经之特征”、“《春秋》大义存乎事实”等和礼学密切相关的问题。陈戍国的《春秋左传校注》，在“序”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左传》本身就是一部重要的礼书”，注解中的礼学解释，时出新意。此外如李宗侗的《春秋左传今注今译》、徐仁甫的《左传疏证》、王叔岷的《左传考校》、李梦生的《左传译注》等也在《左传》的研究中对春秋礼学做了探索。专书研究的如童书业的《春秋左传研究》、沈玉成的《春秋左传学史稿》、赵伯雄的《春秋学史》和《‹春秋›经传讲义》、张高评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李梦生的《春秋三传：乱世的青史》、赵生群的《左传疑义新证》、姚曼波的《‹春秋›考论》、浦卫忠的《春秋三传综合研究》、王贵民和杨志清的《春秋会要》、戴维的《春秋学史》、黄开国的《公羊学发展史》、蒋庆的《公羊学引论——儒家的政治智慧与历史信仰》、陈柱的《公羊家哲学》、邓红的《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吴涛的《“术”、“学”纷争背景下的西汉‹春秋›学——以‹穀梁传›与‹公羊传›》的升降为例》、文廷海的《清代春秋穀梁学研究》，等等。

礼学研究方面，继钱玄、沈文倬而起的，在整体层面上研究的，有高明的《礼学新探》、周何的《礼学概论》、陈戍国的《中国礼制史》、邹昌林的《中国古礼研究》、彭林的《三礼研究入门》、王锷的《三礼研究论著提要》、林存阳的《清初三礼学》、白华的《儒家礼学价值观研究》，等等。就意义研究的，有周何的《古礼今谈》、彭林的《中国礼仪要义》、王启发的《礼学思想体系探源》、龚建平的《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江林的《‹诗经›与宗周礼乐文明》等。硕博士学位论文，如鲁婷的《‹礼记›对“礼”的人文诠释——‹礼记›伦理思想研究》、陈丛兰的《‹礼记›婚姻伦理思想研究》、薛改辉的《‹礼记›家庭伦理思想研究》、曹国洲的《‹礼记›所见的礼学和人的完善思想初探》、王纪波的《‹礼记›与儒学意识形态的建构研究》、时维超的《‹礼记·礼运›中的礼治思想研究》、李文娟的《‹仪礼›伦理思想研究》、林素英的《丧服制度的文化意义——以‹仪礼·丧服›为讨论中心》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对礼的意义探索。

此外，由于礼具备自身的特殊特点，“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指向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涉及生活的所有方面，因此总是在矛盾冲突中运行，如高舫说的：“礼仪主要是一种实践活动，所以它又是动态的，因此单靠静态的训诂名物的研究，完全不能穷尽其中的奥秘。”因此，从运动角度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欠缺。

三、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春秋》大义研究，一种重要的方法是所谓的“春秋笔法”，或称作“春秋书法”，指《春秋》体现褒贬的著作方法。耿纪平对此有较详尽的阐述：“考历代有关《春秋》经传的研究范式中，有一种非常突出的思路，就是通过详尽归纳和探讨‘三传’所宣示的‘义例’(如《左传》的“五十凡”、《穀梁传》的“时月日”例以及《左》、《公》的“书”与“不书”等)以究明《春秋》的微言大义。”然而以写作手法层面来探讨大义，虽然有相合的部分，必然也存有很大的局限。因此不断有人对“春秋笔法”提出了批评意见，如姜宝认为：“孔子因鲁史而直书其事，即使周王鲁侯行事有不合礼制者，也只是直著其非，并不以王上不加天、公不书即位来进行褒贬。”“春秋笔法”的研究方法，只具备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此外较有影响的是以事实来寻求大义，汉代的桓谭早就提出：“《左氏传》遭战国寝废，后百余年，鲁人穀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这种方法延续多年，一直到清代，学者深信不疑。这是一种客观的方法，我们今天依然要采用，然而还需要有更多的思路。

四、需要拓展的新路

1．《春秋》离不开礼

《春秋》经传对大义的表述，《四库全书总目》有过概括：“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于《春秋》，莫详于《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然而这中间少了一个重要环节：“观其始末”获取事实后，依据一个怎样的标准来“定其是非”？正是由于缺少一个明确的标准，因此虽然同样是研究春秋大义，历代学者之间存在太多分歧。赵伯雄指出：“不同的学派，所述之义容有不同，有时对同一种义的理解也存在差异(例如对“弑君”的看法，《左传》与《公》、《穀》就不一样)。不同的时代，由于现实政治需要的不同，强调的义也不一样(例如汉代之强调“大一统”，南宋之强调“攘夷”，清末之鼓吹“改制”，都与当时的政治相关)。”这些分歧难免使我们无所适从，但也促使我们思考，是否可以暂时抛开众多学者的无谓分歧，而从他们共同依据的判断原则出发，以当时的观念和事实，来考察春秋大义？事实上，《春秋》类典籍和礼的关系密切，这个认识由来已久。汉代郑玄就认为“左氏善于礼”，其后如孔颖达等的《春秋左传正义》，一直到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等，一直援引有关的《礼》书来解读《春秋》类典籍。对于春秋礼的原则问题，彭林有透彻的论证：“《春秋》表面上是鲁国历史的大事记，但是，哪些事该记载，哪些事不该记载，该记载的事件如何表述，都是围绕着礼的原则。一部《左传》，评论史事使用得很多的判词是‘礼也’或者‘非礼也’。可见，六经是一个自洽的文化体系，不妨看作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展现礼，礼是核心。”可见，礼的原则是研究春秋大义的一个关键所在：春秋大义的一字褒贬有一定依据，是当时礼学观念的体现。春秋大义所依据的礼，到哪里去找寻呢？这就需要考察当时的礼学观念了。

2．礼离不开《春秋》

记载早期礼学的三《礼》等典籍，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一是典籍本身有缺失，“古经散亡，鲜能寻端竟委”；二是典籍残缺造成表达内容上的不完整。从现存的礼学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严格的规定和缜密的表达，不难推断，它应该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问题已经被研究很久了，如元吴澄希望还原《礼经》的一些内容，他作的《仪礼逸经传》:“凡《经》八篇，曰《投壶礼》，曰《奔丧礼》，取之《礼记》；曰《公冠礼》，曰《诸侯迁庙礼》，曰《诸侯衅庙礼》，取之《大戴礼记》，而以《小戴礼记》相参定；曰《中霤礼》、曰《禘于太庙礼》、曰《王居明堂礼》，取之郑康成《三礼注》所引逸文。其编次先后，皆依行礼之节次，不尽从其原文，盖仿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之例。”清代，又有任启运作同样的尝试，撰《肆献祼馈食礼》:“是编以《仪礼》特牲、少牢馈食礼皆士礼，因据三《礼》及他传记之有关于王礼者推之，不得于经，则求诸注疏以补之。五篇：一曰《祭统》，二曰《吉蠲》，三曰《朝践》，四曰《正祭》，五曰《绎祭》。其名则取《周礼》‘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之文。每篇之内，又各为节次。每节皆先撮己说，而自注其说之所出，其后并附载经传。”其后又有诸锦撰《补飨礼》:“因据《周官》宾客之礼，联事而比次之。并取《左传》、《礼记》中相发明者，条注于下，为《补飨礼》一卷。”除了礼学类典籍的问题，尚有一些如内容繁多和文化背景复杂等方面的问题，也给礼学研究带来困难。黄侃对礼学研究的困难有过概括：“礼学所以难治，其故可约说也。一曰古书残缺，一曰古制茫昧，一曰古文简奥，一曰异说纷纭。古礼自孔子时而不具，班爵禄之制，孟子已不闻其详。《周礼》仅存五篇，其中全职亡失者，则有司禄、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掌疆、司甲、掌察、掌货贿、都则、都士、家士，其它阙脱废灭犹不计焉。”分析了产生困难的原因。

因此，学术传统中习惯将礼学和《春秋》类典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且已经有悠久历史。汉代郑玄注三《礼》时，就已经援引三《传》解经。此后，代有学者沿袭这种研究方法，如宋叶时撰《礼经会元》“用《左传》注冕服九章”，元汪克宽撰《经礼补逸》“取《仪礼》、《周官》、大小戴《记》、《春秋三传》以及诸经之文有涉于《礼》者，以吉、凶、军、宾、嘉五礼统之”，清陆陇其撰《读礼志疑》“因取郑、孔诸家注疏，折衷于朱子之书，务得其中。并旁及《春秋》律吕与夫天时人事可与《礼经》相发明者，悉为采入”，惠士奇的《礼说》“援引诸史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但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自科举之士各占一经而更不能兼治旁经，则经学之荒也久矣”。总体来说，礼学的研究和先秦古籍的结合程度还远远不够。

陈戍国作《春秋左传校注》，他在序中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左传》本身就是一部重要的礼书。”宁全红认为应该：“以《左传》记载的史实为依据了解春秋时期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环境。”谢志勇更加详尽地论述了礼学研究与《左传》的关系：“《左传》录载的一些人物有关‘礼’的论说，虽不免会包含有著者的礼学观点，但基本上还是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的实录加以看待。一部《左传》呈现出春秋时期丰富的礼乐文化。”《春秋》以及三《传》等典籍，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史料。“尽管礼的内容已经亡佚，但我们可以从《左传》所保存的资料中略窥它的基本原则”，“别的古书内所有礼节和宗教观念之系统的描写，可以在《左传》里找到许多具体的例证”。不一定每一个仪式都能在史实中找到例证，但礼作为一套需要实施的仪节体系，其中所体现的礼学思想，必定会在丰富的社会画面中留下痕迹。

3．综合利用各种材料

在礼学的研究历史中，本有六经融通的思想，江永在讨论礼学时，指出：“《礼》、《乐》全经，废缺久矣。今其存者，惟《仪礼》十七篇，乃《礼》之本经。所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者，此其仪法度数之略也。《周礼》为诸司职掌，非经曲正篇。又逸其《冬官》，盖周公草创未就之书。《礼记》四十九篇，则群儒所记录，或杂以秦汉儒之言，纯驳不一。其冠、昏等义，则《仪礼》之义疏耳。自三《礼》而外，残编逸义，亦或颇见于他经，《论语》、《孟子》、《尔雅》、《春秋内外传》、《大戴》、《家语》、《孔丛》等书，诸子则管子、荀况。汉儒则伏生、贾谊、刘向、班固之徒，亦能记其一二。然皆纷纶散出，无统纪。”皮锡瑞认为：“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曹元弼说得更加具体：“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诗》之美刺，《春秋》之褒贬，于礼得失之迹也。《周官》，为礼之纲领，而《礼记》则其义疏也。《孝经》，礼之始，而《论语》则其微言大义也。”现代的学者依然坚持并发展这个观点，如沈文倬在陈戍国《中国礼制史》所作的“总序”中指出：“经史子集无一不可证礼。”陈戍国在《周易古礼研究》的“序言”中指出：“《易》礼若合符契，并无牵强附会之嫌。当时先民(或所谓“圣人”)造《易》制礼，以《易》明礼，本无须回避，实自然之事，与当时以诗明礼一样。”马楠的《比经推例》提到：“而治春秋礼学，本须通连五经。”而且，现代研究的视野慢慢变得更加开阔，开始提出了综合运用各种材料的思路。如张全民认为：“如果《周礼》、《礼记》中的记载能得到《左传》、《尚书》、《史记》等的印证，可以据以说明西周、春秋的制度。”晁福林认为：“《仪礼》、《礼记》等书虽然在春秋时期尚未成书，但礼书中的许多内容实形成于春秋时期。”然而在整体材料与思想结合方面，还只是刚刚开始，刘乾先在谈及先秦丧礼研究时，认为和《左传》的结合还不够紧密：“前人关于古代丧礼的总体研究取得了很可观的成果，对于先秦丧礼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将《左传》与‘先秦丧礼’牢牢地‘挂钩’，即没有以《左传》所记丧礼的史料去研究先秦丧礼，所以时至今日，以《左传》为研究对象的先秦丧礼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比较罕见，这应该说是一件憾事。”他的话虽然是针对先秦丧礼而言，实际上对于礼学的研究，也有启发意义。最近许子滨的新著《‹春秋›‹左传›礼制研究》明确提出：“综合《左传》所录，并与《春秋》、《国语》等文献参互证明，庶几可重构春秋时之礼。”春秋礼义又一次进入研究视野而受到关注。

但从目前的总体研究状况来看，春秋时期礼的意义这个方面的研究，尚有很大空间。在如今的学术形势下，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书籍的获取空前便利，检索手段日新月异，在整体资料的严密结合中研究春秋礼学成为可能，综合研究的条件已经成熟。所涉及的相关文献，应该包括的范围是：古籍记载和追述的春秋时期的历史资料，后人研究春秋时期的资料以及新出土的文献资料，等等。

4．研究方法选用

古人早就懂得，由表象而认识规律，再由规律出发，推知相同规律的事物。如孔子认为：“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缺乏这种类推能力的人，学习会有很大困难。荀子的论述更加详细：“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异理而相守也。庆赏刑罚，通类而后应。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在没有现成规律时，就类推来行事。

这种认识方法在礼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在礼仪有缺失或者礼义不明的时候，古人尝试采用推礼的方法，来获得对一些具体经义的理解。荀子指出：“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将具备推礼能力的学者，称为大儒。到了汉代，董仲舒探讨了于通贯中推礼的方法，他指出：“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以为不然？今夫天子逾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皆不在经也，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非无其辨也，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故能以比贯类、以辨付赘者，大得之矣。”马楠的《比经推例》详细讨论了推礼的一些具体现象。其中如“舍传言经”就是推礼的产物：“舍传言经为《春秋》学一大变局，寻绎其源，汉晋之间已然发端。质言之，舍传言经，即出入三家，自为新传，以传《春秋》。”推礼的实际情况，在三《礼》里都有所体现，在《周礼》，如明柯尚迁撰《周礼全经释原》，“其曰‘原’者，则尚迁推阐作《经》本意也”。乾隆十三年御定的《钦定周官义疏》，“其采掇群言，则分为七例：……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互相发明者也。四曰余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于事物之理有所推阐者也”。清李光坡撰《周礼述注》，“其书取注、疏之文，删繁举要，以溯训诂之源。又旁采诸家，参以己意，以阐制作之义。虽于郑、贾名物度数之文，多所刊削，而析理明通，措词简要，颇足为初学之津梁”。清沈彤撰《周官禄田考》，“凡田、爵、禄之数不见于经者，或求诸注。不见于注者，则据经起例，推阐旁通，补经所无乃适如经之所有”。

《礼记》里使用推礼的情况更多，如《钦定礼记义疏》曰：“然《周官》、《仪礼》皆言礼制，《礼记》则兼言礼意。礼制非考证不明，礼意则可推求以义理，故宋儒之所阐发，亦往往得别嫌明微之旨。”《日讲礼记解义》曰：“盖《仪礼》皆古经，《礼记》则多志其变；《仪礼》皆大纲，《礼记》则多谨于细；《仪礼》皆度数，《礼记》则多明其义。故圣贤之微言精意，杂见其中，敛之可以正心修身，推之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于是取裁焉。”

《仪礼》一书，通行的观念认为是仪式的记载：“或虽以为圣人之典，而不能列数制作之深意。”凌廷堪慧眼独具，认为“不独大经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即一器数之微，一仪节之细，莫不各有精义弥纶于其间”，因此以《仪礼》为主，“间有旁涉他经，如《周官九拜解》、《九祭解》、《释牲上下》等篇，各以其类相附”，成《礼经释例》，“以揭示礼之大义为旨”。可以说，《礼经释例》是推礼义方面一个很成功的范例。他的“推礼”方法，就是“于诸仪中求例，复以诸例求礼”。清末廖平在《穀梁古义疏》的“凡例”中说：“三《传》言礼制者，每《传》多各言一隅。必须合考三家，方成完说。许、郑讦争，皆失此旨。今于三《传》礼制异同处，据参差互见诸例以说之，务使彼此相发，互文见义，合于礼意为主。”⑨

然而，历史上推礼的视野，比较狭窄，局限于一点一面，难免有破碎割裂的感觉。迄今为止，在整个社会生活层面了解礼义原则的探索，还远远不够。“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的意义才是本质内容，仪式只不过是为礼义服务的，彭林认为：“历来的学者都把探求‘圣人制作之本义’，作为礼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古圣贤是依据怎样的原则制礼作乐的？它们希冀藉此表达哪些理念？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弄清了，对三礼的认识才能到位。”因此他所著《三礼研究入门》有“三礼研究的方法”一章，其中提出“从礼学思想切入”的研究思路。三《礼》除了直接讨论礼观念的内容外，还记载了许多当时的礼仪程式，“盖得其节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用礼仪程式的记载和相关的论述结合史实来推“礼义”，然后由“礼义”再去认识史实，得到一般意义上的“礼义”，经过这样的往复过程，在一个新的层面上认识春秋礼学，是切实可行的。正如杨伯峻所说：“考校春秋礼制，《三礼》仅作参考，取其可合者。而于《左传》、《国语》及其他可信史料，自行归纳，反而符合事实。”因此依据原有礼学的礼义研究成果，外加史传的大量实例，推演出礼义的基本原则。这对于礼学研究的方法探索方面，会有积极意义，便于从整体层面上认识礼学。

春秋礼义的研究，必须抛开礼学研究传统的分类，也不必拘泥典籍本身的先后次序，而是借助今人已经获得的更加丰富的材料，对礼学现象进行新的归类阅读，阅读方法如陈澧所说：“今读《礼记》，当略仿《别录》之法，分类读之，则用志不纷，易得其门径。张说驳奏用魏徵《类礼》，谓不可改古本篇第耳，非谓不可分类读之也。”在原典的阅读中，以礼的整体层面为对象，然后站在哲学角度来概括“春秋大义”，在哲学层面获得礼追求的基本原则。

历代礼学研究，大都以某一仪式或某一类礼为研究对象，而且几乎都在静止状态探讨。然而礼的运行情况，实在不容忽视，《礼记》有言：“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可见礼的运行早已进入学者视野。

由于礼自身的特殊特点，指向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总是在矛盾冲突中运行。一种礼的运行，既与自然条件、时间因素、个人状况等有关，更与其他正在运行的礼相关。因此，从运动角度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少，《礼运行的哲理轨迹》做了一些探讨，“在礼的施行产生冲突时，自有其内在的运行轨迹”，这个角度的研究还可以再深入一些。

现有的春秋礼学研究缺乏完整的、整体的意识观念，其重心主要集中在某一类礼、某一本典籍、某一类材料的研究，“春秋礼学”价值观之理论命题未有全面系统的讨论，观念和实例结合的研究不足，更缺乏运动观念。“春秋礼学”不只涉及到礼学，同时是关联到文献学、语义学、史学、文化学、政治学、哲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课题，应该运用多种学科知识进行综合研究，因为礼学本来就是涉及所有社会成员并体现在所有社会问题之中的。因此有必要进行通贯性与综合性研究，让“《春秋》礼学”走向“春秋礼学”，对整个春秋时期的礼学进行体系建构，单本典籍的整理和具体问题研究的同时，需要将整体的春秋礼义研究，放到重要位置。

五、现实意义

礼是古代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影响到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礼’所涉及的内容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上至国家的立法行政、各级贵族和官吏的权利义务，下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无所不包。它既是西周初期基本的治国方针，又是西周的根本大法；既是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又是司法、行政的基本依据”，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传统礼学的有益成分，依然为我们所用。赵生群早就指出：“儒家学说建立在对社会、人生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之上，他提出的许多观念和范畴，得以穿越时空，历久而弥新。”对传统文化的意义，作了充分肯定。姚曼波认为：“孔子的思想，主要保存在他的《春秋》。辩明孔子《春秋》及其‘大义’之真相，为儒学正本清源，这对于振兴儒学、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尤显得必要和迫切。”方颖娴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后，认为：“孔孟之道德哲学乃情理兼融，比较康德之纯由义务而成(doneforduty'ssake)之道德论，更为圆满。”确实，文化有顽强的生命力，中国自身的文化，最能影响中国发展的方向。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号召：“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春秋礼义进行研究，正是传统文化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环，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如何迎合世界潮流，让我国的传统礼仪文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亟待研究的课题。为此，我们必须对传统礼学作出反思，揭示其中的现代意义。”因此，取材范围再广泛一些，材料结合再紧凑一些，逻辑分析再严密一些，研究视野再丰富一些，结构体系再融合一些，指导现实再适用一些，或许是春秋礼学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