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和而不同”文化价值理念的当代意义
——基于“文明冲突”的分析
摘要：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已经成为引发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而导致文明或文化冲突的主要祸根就是盛行于国际社会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两股势力，因此，化解多元文明冲突的根本前提就是改变原有的对抗性、单一性思维，树立求同存异、共处竞争的价值观念，构建多元文明和平共处、协调发展之道。对此，中华传统的“和而不同”文化价值理念能提供有益的智慧资源，从而彰显了它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理念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和而不同 当代意义 文明冲突 文化霸权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的确，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在我们眼前的世界却并不太平，尤其是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引发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化解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实现世界的和平发展，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无疑，它也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一项世界性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改变原有的对抗性、单一性思维，树立求同存异、共处竞争的价值观念。而中华传统的“和而不同”文化价值理念，为当今世界化解文明或文化冲突提供了有益的智慧资源。
一、文明的冲突——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世界文明发展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多元性或文化的多样性。随之而来的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也愈演愈烈，成为引发今日世界纷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至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断言：“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虽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包含着许多错误的或不符合事实的论断，我们并不完全赞成亨廷顿的观点，但我们不能不去正视他所提出的问题——当今世界存在的文明或文化冲突。
文明或文化冲突的频发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巴勒斯坦问题到前南斯拉夫的民族纷争、北爱尔兰纷争、印度尼西亚的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对立等，都是一种“文化冲突”。人类虽说迎来了21世纪，但在全世界都随处可以见到民族对立、宗教战争以及地区冲突。就像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9·11”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阿富汗战争、美国与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之间的战争，以及后来引发的伊拉克战争和延续至今的伊朗核危机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尤其是穆斯林为宗教献身的“人体炸弹”，仅用恐怖主义来解读，还难以解释其深层的文化含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0发表的《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中也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现今一些国家内的冲突多数涉及文化问题：在科索沃，发生了战争；在尼日利亚的卡杜纳，反对把穆斯林法作为国家法律的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地方政权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在印度尼西亚，由于经济危机发生了反对华裔的暴乱；在厄瓜多尔，有三百万印第安人被动员起来要求政治参与。”“近些年来，在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当地人和移民之间，由于文化观念差异所引起的摩擦，频频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许多冲突也与城市的一些活动相联系。在新的民主环境中，这类活动正通过要求归还文化遗产和文化特征，为自己开辟新的政治空间。”
不仅如此，随着冷战架构崩溃之后，特别是在苏联和东欧，民族和宗教差异作为争论的焦点浮出水面，发生了各式各样的纷争。而且在非洲和中东以及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世界各地，也因为宗教和民族的差异而产生了激烈的纷争。在冷战状态下一直被抑制的问题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东西方冷战的终结将文化之间、文明之间的差异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成为当代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亨廷顿显然是看到了这一点，但他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夸大，把世界分割为西方、儒教（中国）、日本、伊斯兰、印度、斯拉夫、拉丁美洲，也许还要加上非洲，共七八种主要文明圈，最终又把文化分成“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他断言：“在可见的将来，冲突的焦点将发生在西方与几个伊斯兰——儒家国家之间”，也就是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冲突。为此，他在《文明的冲突》一文的最后为美国政府献策：“巩固能够反映西方利益与价值并使之合法化的国际组织”，“抑制伊斯兰和儒家国家的军事扩张”，“制造儒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保持西方在东亚与西南亚国家的军事优势”。如此等等，反映了亨廷顿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
我们承认，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是造成当今世界上各种对抗、冲突乃至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并不必然导致相互之间的对抗、冲突和战争。历史证明，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除了有对抗、冲突的一面，还有相互融合、互生共存的一面。并且，文明之间的对立与冲突都只是暂时的、局部的，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借鉴融合始终是主流。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错误在于片面夸大了文明冲突的作用，把它视为主导世界未来格局的决定因素，而对文化交流融合这一面视而不见。我们坚信，只要人类抛弃对抗性思维和当前的一些错误做法，遵循“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理念，当代人类的多元文明完全能够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二、文化霸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文明冲突的两大祸根
毫无疑问，引发当今世界文化和文明冲突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化霸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这两股势力的影响。
文化霸权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将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当作一种普世文化和价值强行在全球推行，大搞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活动，其目的是通过文化上的渗透和控制，以达到对落后的非西方国家（或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的重塑，使之服从于西方（或帝国主义）统治的利益和目标。所以文化霸权主义也可称之为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霸权主义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西方人总认为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是最好的，常常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规范、信仰和价值观念当成是唯一合理而正当的形式，并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别国的文化和行为。比如，萨缪尔·亨廷顿就说：“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这显然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和霸权主义的心态。
从思想根源上讲，文化霸权主义是以一元论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历史一元主义者相信：人类历史是进化的或发展的，这个进化发展是有规律的，而这个规律又是普世共同的，即都按一个模式朝着西方迈进。西方文明是“切合所有人的普世文明”。因此，西方自近代以来，强调西方主流文化的一元性，用西方的强势文化支配和吞噬其他弱势文化，由此导致文化霸权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移植到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宣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样受“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等“自然法则”的支配。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就是遵循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法则向前推进，结果使西方文化富有极强的侵略扩张性格，盛行以国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为目标控制世界的霸权主义精神。特别是美国，由于移民征服的建国史造就了美国人富于开拓和征服精神的民族性格，社会达尔文主义得以大行其道，最终导致了美国现今的霸权主义的国家战略观。其中就包括文化霸权主义。
总之，文化霸权主义是西方国家仰仗其经济、科技和军事优势排斥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其后果是破坏了非西方国家独特的文化传统，削弱了其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使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严重的威胁。它的出现，与当代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是悖逆的，并成为导致当前全球社会文化冲突、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相反，西方强势国家的霸权主义行径和文化殖民主义策略激起了一些弱势国家的反抗，激发了他们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强化、固守乃至走向极端，引发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认同，它分为两种：一种为积极的，一种为极端的。积极的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尊严受到无视以至于践踏的时候，去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一种力量。它是一个民族在意识形态危机、政权合法性危机、国家认同危机时期产生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需要国家对自己的特性有一个确认，对自己的国家利益有一种理性的规定，对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责任、义务有一个法定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作为危机决断时刻最有力量的反应形式，确乎有其发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积极的民族主义也会表现在文化方面，因为民族文化价值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独立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所以，当弱势国家受到强势国家的威胁，其生存发展面临危机时，便会以民族的文化价值动员全民族共同奋斗。极端民族主义是只为本民族服务，歧视别的民族，用暴力手段残害屠杀其他民族的人民，剥夺其他民族人民的生存权等等。在文化上，极端民族主义极度推崇本民族的文化，宣传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极力消灭其他民族文化。
原教旨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它是对普遍主义最极端的反动，它以极端的方式来维护传统，拒绝各种条件下的对话。安东尼·吉登斯说：“原教旨主义与潜在的暴力是比邻而居的。不论原教旨主义扎根于哪里，它是否是宗教上的、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还是性别上的，都存在着交往退化性增长的威胁。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哪怕最初只是一种孤立主义，或者可能只是对本土传统纯洁性的坚持都可能转变成敌意和怨恨的恶性循环。”从世界范围看，由于为了传统纯洁性引出的原教旨主义，已经对世界的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和巨大挑战。有意思的是，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把西方的霸权主义称为是一种“残暴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他说：“我们——德国人、欧洲人、美洲人——当中的一些人却傲慢狂妄，以为可以强迫自许多世纪、乃至数千年来就信奉各自的宗教的几十亿人接受我们关于宪法、民主、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有些人甚至有目的地利用电信全球化来协助自己的这种敌对行为，还有人以经济制裁相要挟，或者以他国的宪法或政府为由把这些国家宣布为无赖国家……所有这一切不外乎残暴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无疑，霸权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在文化上是两个对立的极端，前者强调文化的普遍性、同质性，后者坚持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本土性。然而正如“两极相通”一样，文化霸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因为文化霸权主义本身就包含一种悖论：“一方面，它要求保持自己文化的同一性，不允许改变这种同一性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它又强调其独特的同一性的价值是普遍性的。”正是这种悖论使它极易走向原教旨主义。
总之，文化霸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同原教旨主义一起，成为阻碍当今人类多元文明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最大敌人。解决多元文明冲突的最理想的办法是在多元中寻求统一。如何在多元中寻求统一？承认不同，但是要“和”，“和而不同”是化解文明冲突的良方。
三、“和而不同”：化解文明冲突的良方
霸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这两股势力的交锋，必然导致世界的不太平，引发全球性的争端、暴力和冲突。但无论霸权主义还是极端民族主义，都是一种单极思维、对抗性思维。文化霸权主义奉行的是一种绝对主义的文化价值普遍论立场，认为真理和价值的标准是唯一的和不变的，而且这种唯一不变的真理和价值只能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因此，打击、遏制异类文明，极力扩张和推行西方文化，否认文化的多样性和文明的多元性；极端民族主义固守一种相对主义的特殊论文化价值立场，强调文化传统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否认文化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所以，为了化解冲突和对抗，构建“多元文明和平共处、协调发展”的和谐世界，必须改变单一的、对抗性思维，树立求同存异、共处竞争的观念。对此，中华传统的“和而不同”文化理念具有积极指导意义。
中华“和而不同”思想最早是由西周末年的太史史伯提出来，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补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此后，齐国大夫、政治家晏婴继承了史伯关于“和与同异”的思想，提出“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声亦如味，……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左传》）。尤其是自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一命题以后，“和而不同”就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和而不同”的本意是指要承认“不同”，在“不同”基础上形成的“和谐”“融合”，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以此文化理念来观照不同文化传统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是要承认不同文化传统和文明之间的差异，在“不同”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商谈，求同存异，达成“和”（融合），才能使之得到发展。这一思想为我们处理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推动全球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1．承认世界文明和各种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积极开展不同文明的和平对话
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首先就必须承认世界文明和各种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提倡不同文明的和平对话。
文化霸权主义强调文化的统一性，但它所追求的统一恰恰是“同而不和”的“一统”“专同”，而且这种统一只能通过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尖锐对抗、斗争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做法显然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必然导致“文明的冲突”。事实上，世界上的文化必然是多样的，每个国家、民族和宗教都有自己的文化，我们必须承认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多元文化的星球》的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世界上，多样性不仅是事实，而且是一个必须掌握和正确评价的重要事实”，“每一种文化都有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的尊严和价值”。杜维明先生也说：“多样性是人类繁荣的必要条件。如果说生物多样性对于我们星球的存续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就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人类共同体的确定特性。”“对多样性的真正接受使我们可以从由衷的宽容走向相互尊重，并最终达到彼此之间的欣然肯定。”所以，我们首先要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事实。
当然，强调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和保存各自文化特性，决不意味着一种文明可以置身于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之外，实行闭关自守的文化保守主义。相反，“和而不同”的文化意蕴在于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积极地开展交流和对话，达到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借鉴，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这才是真正的“和”。所以，用“和而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是在承认和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开展平等的对话。对话的目的不是想要说服对方，把我的观念和看法强加给对方，而是互相了解，自我反思。通过对话，我们将学会最大限度地欣赏他者的独特性，学会最起码的相互尊重；通过对话，不同文明之间才能相互交流、借鉴，进而取长补短，达到共同发展。如果没有对话，多元文化之间可能会形成更多的排他性；没有对话，世界出现霸权的可能性会增加。可见，对话在多元文明并存的时代是非常重的，就连亨廷顿也说：“我强调冲突的危险，正是要为文明对话创造条件，加强文明对话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正因为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文明的对抗、冲突，就更有必要进行文明对话。历史证明，文明之间的对话历来是人类文明和谐相处的必要条件，更是当今全球文明发展的重要机制。
总之，要从冲突走向和平相处，必须承认和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活动，以实现各种文明的互相交流、互相借鉴、共同发展。这应当是当今人类处理文明和文化发展问题的最好选择。
2．存异求同，在多样性中实现协调统一
文化的多样性的虽然是人类共同体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没有文化的统一性，人类社会同样会陷入混乱、动荡、不安之中。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还需要在尊重多样性的前提下，寻求团结、寻求统一，最终寻求一种多样性的和谐协作。正如《多元文化的星球》所指出的那样：“正像不协调的多样性引起混乱一样，没有差别的一致性不仅引起令人沮丧的厌烦，而且引起严重的不稳定……人类需要多样性，而且需要统一性。目前，各大文化是多样性的源泉，但还没有鼓励统一性。”
的确，当今社会的多样性没有受到统一性的充分制约，所以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这在文化上尤其如此。
文化霸权主义虽然追求统一，但这种统一只是一种貌似的统一，实际上它只不过意味着一致性而已（真正的统一不应当与一致性混为一谈。只有当一个系统的某一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或从属于其他的因素时，一致性才会发生。而统一性只有在整个系统的所有因素平等互利的整合中才能出现）。极端民族主义或曰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原教旨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只强调文化的多样性而拒斥统一性，这与文化的统一性更是格格不入。凡此都表明，当代人类在文化发展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分裂、对峙，从而引发各式各样的摩擦、对抗、冲突乃至战争。所以，唯有使文化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达到平衡，或者说在多样性中实现统一性，才能有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局面的出现。对于这一点，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得很清楚，如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就说：“我所直面的人类的和谐一致，不是全球的一体化而是多样性中的统一（unity in diversity）。我们必须要学会欣赏和容忍多元性、多重性和文化的差异。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文化霸权，或者不能够受到挑战的权利，就知我们眼下恰好有的一个超级权力那样，这对人性来说是危险的。这会对人类的自由构成抵制……是多样性中的统一，而非一体化或文化霸权，这才是欧洲的遗产。这种多样性中的统一，总会要扩展到全世界，其中包括日本、中国、印度，也包括伊斯兰文化。”不过，伽达默尔在此把“多样性中的统一”说成是“欧洲的遗产”，并没有反映事实的真相，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世界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从多样性中走向统一性？这首先要有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在对话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种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保存各自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所以，从多样性走向统一性的过程，就是“和而不同”的过程，就是“存异求同”的过程。此“同”就是相互的“认同”，乃至共同的“认同”。这种“相互认同”“共同认同”是不同民族、种族、国家的人们组成“人类共同体”的纽带。没有这些“认同”，人类将是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相互敌对。
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化上的统一性？这是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在没有其他国家的情况下独自生存下去，甚至每个社区、每个人都得依赖别人。相互的依存就需要文化上的协调统一，或曰文化上的“共识”和“认同”。这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一个共同体或民族国家在经济资源、生态环境和领土安全上必须以其他共同体或国家的安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一种具有内在紧密关联、彼此具有相互构成性因素的文化之上，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被人们认识。职是之故，东西方文化关系也发生着新的变化，出现了多元文化互相沟通交流、从对立冲突走向和谐融合的新趋势。如在价值观方面，一些原本属于西方或东方的价值观念，正在跨越政治文化的国界而日益为全世界所普遍认同、接受。例如原本植根于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念，已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而被全人类所认同；而根植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仁爱、和谐、诚信、道德等价值观念，也逐渐被全世界的人们所认同、接受。这是人类文化在多样性实现统一的表现。所以，在当代，文化的统一性不是形成一种单一的世界文化，而是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又相互认同每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从而形成能够被人类共同认同的普遍价值观念。
总之，对于全球这个大系统以及生息劳作在这个大系统中的人类来说，多样性和统一性是同样须臾不可或缺的两个面向。人类的共同未来不能是有多样化而没有协调，也不能是有统一而没有多样性，而寻求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统一的唯一方法，就是遵循“和而不同”的文化原则。人们应当承认，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在这个世界里都有一定的位置，人类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将取决于多元文化和不同民族的和平共处、对话沟通、取长补短、共存共荣。所以，人类应该反对霸权主义，消除狭隘的民族主义，用“和而不同”的原则来指导大家处理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如此，就能化解文明冲突，实现世界和平。此乃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和而不同”思想理念对当代世界的意义所在。诚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只有当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引导人类文化前进时，世界历史才找到了它的真正归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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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赵旭东：《反思本土文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郭明俊，男，1965生，陕西延安人，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西北政法大学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兼职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元哲学、价值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