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白话文运动的背景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一八六一年，洪仁玕（一八二二～一八六四）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如黄遵宪（一八四八～一九〇五）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杂感》）；裘廷梁（一八五七～一九四三）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同时，他们还积极写作通俗浅显的文章。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接着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十多种，白话教科书有五十多种，白话小说有一千五百多种。可是直到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从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了几件可以决定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一九〇五）；二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三是粉碎了袁世凯的称帝迷梦（一九一六）,《新青年》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

文言与口语在先秦时代的真实状况，至今无从确定。为何上文首句即断定“文言文是古人口语的摘要”呢？是根据鲁迅《门外文谈》的观点，然而，鲁迅当初审慎、推测的语气不见了，更由于一九四九年后鲁迅先生不可怀疑的权威性，此说俨然成为定论。而白话文运动之初的纲领性理论，即采取西方语言学对文字的定义：文字是声音的记录，是语音的符号，而西方文字属于“表音文字”，“语音中心主义”占据语言的主导地位，文字是语音的附属。但是，汉字是“表意文字”，不存在“表音文字”的类比性。吕叔湘早年曾说：“文字的起源大致和语言无关”，并且“一部分文言根本不是‘语’，自古以来没有和它相应的口语”。但长期以来，这一认识未能得到传播和重视，于是以西方文字定义硬套汉语和汉字，乃相沿成习，铸成共识。语言学研究著作《马氏文通》以印欧语性质为标准看待汉语，“把印欧语所有而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语”（朱德熙语）。由此可见，始于“言文一致”的倾向，在百年汉语研究中未得到质疑，而视之当然，直至近年，有人从理论上提出汉语的“字本位”，认为文言为口语摘要的判断，出于西方的语言观。

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

语言为全民所共有，无阶级性，此乃语言学界的共识。若说西方“语音中心主义”是白话文运动主动上当的第一次，那么，第二次便是语言学的所谓“阶级论”。五四时期，文言被指为封建统治阶级的语言，白话是人民的语言，由此二分，意识形态话语于焉形成，“文言”从此被判决为腐朽的、落后的、统治阶级和没落文人所使用的死语言。否定文言文，与否定由文言文所书写、记载的儒家经典（当不限于儒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钱玄同在《新青年》上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又道，“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今日读这些话，偏激之甚，错谬之深，已无须辨析了。

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

书面和口语的不一致，自古已然，明清尤甚，其原因在于文言文写作以复古为时尚，唐宋八大家便是明清作文的楷模。但白话文的滋生与蓬勃，亦正在此一时期。之所以文言与口语的不一致成为问题，是与西方语言接触后，两相比较的结果。语言学的进化论，一度被国人奉为真理，而作为印欧语言之特色的“言文一致”，成为改造汉语的最终诉求，这一努力至今未见成效。现代白话文，依然言文不一致。朱德熙认为，五四之后的白话文学作品也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言文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在于，汉字是形意文字，而非写音文字，除非采用拼音取代汉字，否则永远不可能一致。走拼音化道路，在数十年时间曾经是国家文字改革的方向。越南、朝鲜、韩国、日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去汉字化”运动。

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

以上“唐宋说”，采纳的是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的观点，王力亦有相近看法。《古代汉语·绪论》认为，古汉语有两个书面语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形成的古白话”。徐时仪的《汉语白话发展史》，是系统探讨汉语白话发展史的著作，在文白长期并存的古代汉语书面语系统中，将白话的历史分为露头期（先秦和魏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宋元）和成熟期（明清）。事实上，汉语第一次与印欧语言的接触从东汉佛教传入便已开始，梵文不但影响了汉语对音韵的重视，且佛经的汉译所形成的“内典”，也成为首个与文言文形成差别的独特文体。王国维认为，楚辞、内典、元剧的文章，在美学风格上可鼎足而立。《朱子语类》乃朱熹门人记录其讲学语录的汇编，为使听者易于理会，语不求深，多方设喻，如话家常，以明白显豁为追求。记录者虽难免加工，仍保存了大量时语。以口语宣讲理学，由此成为一种传统，王阳明《传习录》即为一例。朱熹、王阳明以达意为目的，文言便任其文言，白话亦任其白话，没有非此即彼，或以彼此的高低相较。至于明清是否出现过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颇费争议，中国历史自具轨迹，套用西方历史模式，有蓄意误导之嫌，况语言的发展演变，与资本主义何涉？“市民阶级”一语也嫌牵强，城市人口或可统计，是否称得上阶级，尚存疑问。明清章回小说的古代白话与文言一样，属书面语系统，认为明清章回小说使用的是一种不同于文言的“白话书面语”则可，若说他们“用当时口语来书写”则未必。今天的白话文也不是以今天的口语书写，有谁会像新闻联播那样说话的吗，但写起文章来，却不自觉与某种腔调保持惊人的一致。书面语和口语的界限不容混淆，白话书面语，也并不等于口语，其差别在于一是用来阅读，一是用以倾听，“目治”与“耳治”有别，岂可不论。由于广播电视网络视频等技术手段的出现，我们还须区分“原生口语”和“次生口语”的不同，媒体上的“领导讲话”“辩论会场”“谈话节目”“主持人语”以口说的形式传达，但并非真正的口语，有时被讥为“不说人话”其实自有不得已之处。

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其实，白话文并不局限于通俗文学。上述佛家的“变文”“俗讲”、儒家的“语录”虽则通俗，但不在文学之列。文言亦非一成不变，之所以长期居于“独尊”地位，乃因文言能够顺应历代语言的变化而变化。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明显不合先秦语法，证明唐朝的口语到底还是侵入了文言。钱基博评梁启超政论体有言：“酣放自恣，务为纵横轶荡，时时杂以俚语、韵语、排比语及外国语法，皆所不禁，更无论桐城家所禁约之语录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诗歌中隽语及南北史佻巧语焉。”梁体不仅为当时报章杂志争相刊发，今时台港海外中文报刊依然沿用其绪，并无难懂之弊。由此可见推断文言与白话自古以来的对立，是虚构的、夸张的，更未有文言与白话之间不可兼容的紧张仇怨。文与白、书与言，曾经长期共存、并行、辅助、长育，虽偶或相犯，但井水河水，两相活泛。是故白话文运动从颠覆到成功，一跃而居至尊地位，进而废除文言，也许可视作某一底层叛逆故事在语言变革中的假想剧情。

把明代的四大奇书视作通俗文学，本身即为新文学运动的偏见，汉学家浦安迪称之为“文人小说”乃卓异之见，更准确的看法是民间流传过程中多次加工的文人小说，在此问题上若还存在争议的话，那么《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等伟大白话经典作品广为人知之后，硬说白话文“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就太不顾事实了。曹雪芹和吴敬梓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家，他们以娴熟的白话书面语写作之时，从来不知什么叫作文言独尊，略早于他们的蒲松龄以文言撰写《聊斋志异》，亦绝不会看不起白话。科举考试不以文言、不写八股不行，而创作特别是著小说，以白话还是文言悉听君便。四大奇书问世业已百年，白话章回体小说的伟大传统，在十六世纪奠定，寂寞了一个世纪再次焕发异彩，经过李卓吾、毛宗岗、金圣叹、张竹坡等人评点鼓吹，《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白话文体，已与庄骚史记并列成为经典。

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

所谓“历代”学者，哪代谁何？最早作此主张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说：“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瘵《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此书据推断最晚于一八九五年公开刊行，此前已广为人知，作者做过十年外交使节，又以“诗界革命”之倡见重于仕林，此论一出，影响之巨，不难推想。以欧洲近代民族语言从中世纪统一的拉丁语中分离而出的例，对照汉语的自我更新，对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思路，发生决定性影响。胡适后来即有此类比。裘廷梁著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把书面语和口语的分离，当作大问题，可谓是对黄氏论述的回应。所谓“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然而，从今时汉语依然不能言文一致的现状看，书面语与口语的一致，毕竟属于西方表音文字的议题，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安不上这一题，若要改革，也未见走得通西方这条路，硬要去走，不但言文仍然不一致，亦且伤害了汉语。

一八六一年，洪仁玕（一八二二～一八六四）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

太平天国政权内部的一项改革措施，似乎不值得这样单独提出来，有一阵子，农民起义的先进性被夸张了。洪仁玕乃洪秀全堂弟，这位《资政新篇》的作者，生活简朴，喜欢读书，主持太平天国朝政后，与幼赞王蒙时雍、贰天将李春发联名颁发了这份文告。将其说成是文体的改革，既夸张也不准确，无非是对于其治下案牍公文的强行要求而已。洪仁玕在《资政新篇》的开头对于洪秀全的称谓，读来颇有意趣：“小弟仁玕跪在我真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奏为条陈款列，善辅国政，以新民德，并跪请圣安事：……”要说此一时期真正对汉语革新发生深远甚至决定性影响者，乃是在华传教士的积极活动，包括大量的言语辅助活动。西方传教士提出了至少十余种方案，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这一方法深刻启示了中国学者，于是有一八九二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门腔）》，此后十数年间，几乎每年都有国人提出字母注音的新方案。劳乃宣的“简字全谱”曾惊动朝廷，引起慈禧太后的关注。

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

以上陈述粗略，不仅简化，而且失实。宣传维新的改良派并不尽皆提倡白话文，梁启超自创文体，后被称为“新民体”，属于文言上的改良派，杂文言白话而用之，其卓越的文采，以带情感的笔锋，抒发得淋漓尽致，影响力远非倡导白话者所可比拟。甚至可以说，没有梁启超被当时的保守派视作洪水猛兽的文章和宣传，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轻易成功，胡适有此说法可以为证。革命派对语言变革虽然态度保守，对文言却情有独钟，但与其后白话文领袖攻讦文言不同，他们并不排斥白话。被张舜徽称为“清代扬州学派殿军”的刘师培，善以白话解读传统，曾为《中国白话报》主稿人，章太炎于一九二一年出版《章太炎的白话文》，章太炎、黄节、刘师培在政治立场上力主排满革命，与五四一代否定传统文化、以文体革命为政治工具不同，他们致力于“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章太炎语）。木山英雄认为：“在章的宏图大略里，固有的生活样式或诸种文化（国粹）和学问（国学）的自律，是国家民族独立的基础，正因如此，它们不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恐怕这是问题的关键。”

如黄遵宪（一八四八～一九〇五）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杂感》）；裘廷梁（一八五七～一九四三）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同时，他们还积极写作通俗浅显的文章。

裘廷梁那篇著名的文章，字两千余。许多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白话文运动”：“二千年来海内重望，耗精敝神，穷岁月为之不知止，自今视之，仅仅足自娱，益天下盖寡，呜呼，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没如斯矣。”马建忠著《马氏文通》，尤望国人毋再耗时费心于读写，多学有用之学。裘廷梁的结论简而惊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所云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兴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以上竭力倡导白话的议论，均出之于文言，并未一味“愚”天下人，反而以文言文锐利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为日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张目。陈荣衮云：“今夫文言之祸亡中国，其一端矣，中国四万万人之中，试问能文言者几何？大约能文言者不过五万人中得百人耳，以百分一之人，遂举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置于不议不论，而惟日演其文言以为美观，一国中若农、若工、若商、若妇人、若孺子，徒任其废聪塞明，哑口瞪目，遂养成不痛不痒之世界……”先说文言不能开启民智，又道会文言者是极少数，民智之未开，非文言之使然，倒是其太多的人不能文言而使然也。王照参与戊戌变法，亡命日本，潜回国后隐居天津，为普及教育，令齐氓细民“各精其业各扩其职各知其分”，发愤要造出一种统一中国语言文字的官话字母，即“合声字母”，共六十余母，采用两拼之法。王氏字母运动，赢得多人支持，中有桐城派领袖吴汝纶，亦有北洋大臣袁世凯。黎锦熙《国语运动小史》于字母运动言之甚详，胡适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所写“导言”中亦有涉及。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有重叠交叉，但两者的着眼点不同，前者的目标是国语统一，后者则是书面语的革新，不可混为一谈。最后一语，尤值得注意。写通俗浅显的文章，并不意味着以白话写文章，文言并不一定深奥，白话难道尽都浅显通俗？再者，通俗浅显是优点抑或缺点亦需因人因文因用途场合而论。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

梁启超的书面语既然“用的还是文言”，则以文言而能承载新的思想，传播广泛，影响至巨，不正显示了文言的能量吗？白话文运动发起人胡适也承认这种影响：“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在几无保留的赞誉中，胡适将梁任公的影响视为个人的威力，而不是写作和文采——文言文——的威力。

白话也好，文言亦罢，并不等于文章。文章的高下，乃看作者为谁。从实用看，人们多以为白话比文言文易作，但周作人以为相反。我们也可设问于胡适：梁氏倘若用白话，可否有此凌厉的文采、广泛的影响呢？

严复之于鲁迅的影响也是一例。《天演论》译笔的仿古文言，深奥典雅，据说凡汉代以降词语不选。我们能说当初少年周树人感动于《天演论》者，仅仅是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而与严氏文采之快感毫无关涉吗？不仅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中看到端然的文言，鲁迅日后的白话杂文亦深谙此道，以文入白，发挥得淋漓尽致，至今仍是文白书写的绝佳典范。出于白话文运动的立场，鲁迅讥嘲自己早岁的古文写作，然而，鲁迅明白，他的笔力与文采实乃处处受惠于文言的妙要，唯其渊深的文言教养，这才有足够的余裕和高度。鄙视并攻击文言——是五四第一代文人的奢侈，他们奢侈得起，后人以之为真，遂成遗患。当初鲁迅一辈真诚期待于未来的新语言，而今日白话文的现状，许是五四同人未可预见的。

出于事功之念，他们乐于承认梁启超文体于辛亥革命的作用。胡适在日记中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一八九八～一九一二），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事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这段话，胡适点出梁氏之“笔”，已是指“文采”的意思了，而这文采当然归因于文言的妙用，其力量，竟能胜于“百十孙中山”。

接着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十多种，白话教科书有五十多种，白话小说有一千五百多种。

以上“白话书报”是谁创办的呢？语焉不详，仿佛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倡白话的结果，其实不然，绝大多数是外国传教士。据统计，从一八一五年到十九世纪末，洋人在华创办中文和外文报刊近二百种，占当时全国报纸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此一史料殊为重要，即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晚清时期流行欧化的白话，基础已定，白话文的普及，势成大局，其历史功绩与主事者，乃外国传教士。胡适一辈的“革命”相较此前的史迹，不免失色，甚或失实了。

可是直到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

袁进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中发掘披露了大量晚清史料，鲜为人知——马礼逊、郭实腊等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和汉语白话创作，今日读来，与通行白话一样，甚至更为自如。然而这些刊布其时的白话文章比五四白话文运动早出半个世纪，作者的结论是：“根据以上大量的事实，我们有理由说，与文言文和古白话不同的新白话，也就是后来的现代汉语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正在形成，其代表作就是西方传教士翻译和创作的作品，它们的流行遍布全国各地，而且常常在下层社会。它们包括了诗歌、散文、议论文、小说等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简言之，现代汉语的文学作品是由西方传教士的中文译本最先奠定的，它们要比五四新文化运动宣扬的白话文早了半个世纪。它们在社会上自成一个发展系统，连绵不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首先是由西方传教士推动的，他们的活动是五四新文学的源头之一。”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也列有专章“现代语言运动发生的异域资源”，副题为“西方传教士与白话文体的先声”，其对《圣经》翻译和早期白话文的关系，作了详尽的探讨。

周作人一九二〇年说过这样的话：“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作为五四文化新党，这话再明白不过了。

王治心一九四〇年出版《中国基督教史纲》，不仅视《圣经》翻译为后来文学革命的先锋，且把太平天国的文告，也视作后来平民文学的先导。

语言文字乃全民使用，演变过程中有自然而然的趋势，社会环境起了变动，会影响到大家的说话和写作，这是一件天天发生而未中断的事。近代以来汉语书面语的白话趋势的确越来越明显了，有加快的倾向，却不宜夸大顺势引导者的作用，外国传教士在翻译使用中文写作时选择白话，除了考虑下层读者的易懂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会文言文太困难了。教育的普及，识字的人数增加，通文言者似应多起来，由于白话文运动的结果，却使几代人整体上自外于文言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这在过去教育不发达的几千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

从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了几件可以决定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一九〇五）；二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三是粉碎了袁世凯的称帝迷梦（一九一六）,《新青年》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废除科考与文言的没落，因果关系分明。文言（尤其八股）是天下读书人进身谋职的要务，一朝绝了此路，攻习文言的最大动力立刻失去了。是故文言文并非为白话文所“打倒”，毋宁是废科举而渐趋没落。曾有人模仿以上胡适评价梁启超“之笔”于辛亥革命的话，认为假如没有废除科举的釜底抽薪之举，纵有百十胡适之陈独秀，也未可导致白话革命的速成。周作人多次将白话取代文言视为正宗，与推翻帝制相比拟，但他的意思显然是对文言的肯定而非否定，因文言丧失至尊地位与废除文言，纯然两件事，他认为，“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位的时候，我们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到了已经逊位列入齐民，如还是不承认他是华语文学的一分子，正如中华民国还说满洲一族是别国人，承认那以前住在紫禁城里的是他们的皇上，这未免有点错误了”。白话文运动是拉丁化文字运动的先导，或说拉丁化中国文字是白话文运动的必然趋势，就此而言，废除文言乃是废除汉字的第一步，唯有循此思路，才可理解白话文运动之于文言文，何以发生如此极端的态度。上论作者在论述文白演替的语境中，谈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其隐喻，即是将文言文的复兴视作一场持续了八十三天的闹剧。文言与封建制度之间，被如此暗示所绑定，已经不是认知，而是意识形态作怪了。莫说文言与旧制度不是一回事，即使封建帝制本身也有种种差别，秦始皇之前是一种，其后又是一种，唐宋的帝制，与明清的帝制亦有大不同。袁氏未能在皇帝宝座上长久，因其暴病而死，并非谁粉碎的结果，皇权和专制在中国有很大的潜力，洪宪之后几十年仍意犹未尽。

明末清初的顾、黄、王诸士，作文俱以文言，以文言传达民主的诉求和种种新思潮毫无妨碍《，明夷待访录》《原君》《日思录》等，是晚清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来源。而章太炎等国粹派鼓吹革命排满共和，文言一样在其手中成为利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首次为国人所了解，乃由严复的文言翻译，《法意》一书今译为《法的精神》，欧洲的进化论思想，经典雅的文言润饰之后，如虎添翼，成一时之显学。

《新青年》杂志是白话文运动之嚆矢，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由陈独秀于上海创办（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六期为一卷，首卷名《青年杂志》，自二卷一号更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的特色，除了主张激进，便是语言的激进，这一层，直接塑造了白话文运动的品性：一种激烈、夸张而极具意图性的语言。有人将《新青年》的特征概括为“实效至上的功利主义”“措辞激烈、不惜在论述上走极端的习气”“绝对主义的思路”以及“以救世主自居的姿态”，认为“《新青年》同人的努力，至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方式：它是先有理论的倡导，后有创作的实践；不是后起的理论给已经存在的作品命名，而是理论先提出规范，作家再按照这些规范去创作；不是几个缪斯的狂热信徒的个人创作所造成，而是由一群轻视文学自身价值的思想启蒙者所造成。我简直想说，它是一种理智的预先设计的产物了”。

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以上是白话文运动的典型句式和标准腔调，读到这样的句子，你会惊叹八股文生命力之强大，改头换面之后，它已成功地在白话文中得以实现，长长的句子，节奏明快、音节顿挫，读起来让人舒服，却大而化之什么也没有说。

“人民群众”以何种方式参与早期的“白话文运动”，当然语焉不详。时隔九十多年，当初“群众基础”云云，不过是民粹主义的假想与神话。白话文运动的早期反对派曾认为，那场运动始终是少数激进分子对无知学生施行蛊惑，于己于人，有百害而无一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大众语运动，亦曾尖锐地批评五四白话文运动“脱离群众”，造成了所谓“新文言”。若把“运动”二字去掉，白话文字自身倒是天然具有“群众基础”的，白话文这种书面语，与文言比起来，究竟离口语切近许多。说得出、听得懂的语言，自然能够从群众中来，也容易到群众中去，但这一“群众基础”不是浪潮作用的结果，也与觉醒与否无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得白话之助，如虎添翼，在群众中迅速传播，经过二十八年的艰难曲折，成为巨大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