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白话文运动的经过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实现自己的主张，全部改用白话文。五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显示实绩。年底，李大钊（一八八九～一九二七）、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〇）、罗家伦（一八九七～一九六七）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杂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白话文运动的各种口号提出以后，遭到一些支持文言文的学者的猛烈攻击。如古文家林纾（一八五二～一九二四）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言”，南京东南大学教师胡先骕（一八九四～一九六八）认为白话文“随时变迁”，后人看不懂，等等。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〇）等据理驳斥，引起一场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

一九一九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年之内，白话报至少出了四百种。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新文学的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相继成立。

一九二一年以后，胡适去“整理国故”了。胡先骕的《学衡》杂志、章士钊（一八八二～一九七三）的《甲寅》周刊，为迎合封建势力复辟，先后对白话文进行反攻。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文化上以《向导周报》、上海《民国日报》等为阵地，共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鲁迅先后发表了《估学衡》（一九二二）、《答KS君》（一九二五）、《再来一次》（一九二六）等文章，大抵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用古书作法宝，证明鼓吹文言的“学衡”派和“甲寅”派实际自己也作不通古文，错用典故；白涤洲（一九〇〇～一九三四）、唐钺（一八九一～一九八六）也在《雅洁与恶滥》（一九二五）、《告恐怖白话的人们》（一九二五）等文中给以批驳，这才把那批反对派打退了。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

无论白话文运动或新文学运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无疑是纲领性文本，历来为研究者所称引。此文成于一九一六年十一月，胡适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

文章分述“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但首次公开这八个主张，并不在此文。一九一六年十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二号上刊载胡适致陈独秀的信，已列出八事（排列顺序与后来不同），明确提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但又说“此八事略具要领而已，其详细节目，非一书所能尽，当俟诸他日再为足下详言之”。此言或许是对后来《文学改良刍议》的预告。既如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应定为一九一六年十月《新青年》发表《寄陈独秀》和一九一七年一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须要留意的是，胡适《寄陈独秀》信曾不经意间拈出的爆炸性词语“文学革命”，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则易为“文学改良”。两个关键词的区别，差异分明，却被“文学革命”的响应者们故意忽视了。胡适于一九一五年六月另有万字长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刊在《科学》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上，该杂志创于一九一五年，是中国最早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的刊物。时光荏苒，白话文与新文学运动之间的联系早已成旧闻，但白话文运动与科学话语的共生关系，却鲜有人探究。汪晖曾撰长文专门论述，“不是白话，而是对白话的科学化和技术化的洗礼，才是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更为鲜明的特征”。

陈独秀在接下来的《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段饱含政治性的文字，阶级划分意识初露端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以新兴的民粹主义立场讨伐没落过时的精英主义，所谓摧枯拉朽，似有雷霆万钧之势，这是白话文在此后百年中经常使用的策略，经“文革”的滥用之后，成为一种虚张声势夸夸其谈的修辞，而在当时此言此语却令读者耳目一新，有很强的冲击力。

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

胡适文章原文，是“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之利器，可断言也”。紧接着一句置于括号内的附注：“此‘断言’乃作者自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其语气审慎，对自己作此断言的主观性及可能招致的不合时宜有所省思，这符合胡适惯常的理性态度。但“白话为文学之正宗”的断语，胡适则终身未改，这也是白话文运动诸位倡导者的共识，而其他问题歧见纷呈，却难于一致。依照时下流行的观念，文言变成白话仍属于形式革命，内容，则是另一回事。

陈独秀在《答胡适之》中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主张与语气之决绝霸道，与胡适适成对比。陈、胡个人未来的不同道路，在这语气中已可以见出。鲁迅曾撰文比较两者：“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

钱玄同（一八八七～一九三九），五岁从师读经，一九〇六年留学日本，从章太炎研习国学，攻音韵训诂与《说文解字》。曾在章氏主办的白话文刊物《教育今语杂识》发表文字学文章。时留法学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其创办的《新世纪》周刊上提倡废除汉字，采用“万国语”（即世界语），章太炎撰文批驳，钱玄同亦力决拥戴其师主张，说“我国汉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并言“夫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废弃，是自亡其国也”。一九一〇年钱玄同归国，一九一五年任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兼北京大学教授，并在清华、燕京大学兼课，讲授中国文字学、音韵学、《说文》研究、经史说略、周至唐及清代学术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课程。后与黎锦熙创办并主持《国语周刊》（一九二五），任《中国大辞典》总编纂（一九三二），乃国语运动的中坚。其学术代表作《文字学音篇》（一九一八），是一部全面论述传统音韵学的著作。

钱玄同是位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猛将，攻击古文与汉字，言论之极端，无人能及。他动员鲁迅为《新青年》写文章，如鲁迅所言，《狂人日记》的诞生出于他的劝说之功。在《新青年》同人以文言文提倡白话之际，率先发表致陈独秀的白话信，敦请大家以白话作文。正是在他的提议下，《新青年》于一九一八年四卷一号始以白话文出版。他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在《新青年》四卷三号上合演了一场文白论战的“双簧”吸引眼目，引起反对者的抗议。同样是被攻击的古文，因章太炎、刘师培的缘故，“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实际上是被不同对待了。是故，这场看似文白之争的运动，背后潜伏并延续晚清文坛桐城派与文选派的门户是非。

钱玄同之前，陈独秀的革命对象是“十八妖魔”：明朝前后七子、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胡适说：“钱教授是古文大家，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钱玄同曾说，早在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浙江省教育会上的演讲就提到：“将来语音统一之后，小学教科书，不妨用白话来编。”所以钱玄同又说：“我对于白话文的主张，实在根植于那个时候。”

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实现自己的主张，全部改用白话文。五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显示实绩。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并非《狂人日记》，而是文言体短篇《怀旧》，发表于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上海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署名周逴，在鲁迅生前出版的个人文集中，从未收录，一九三八年《鲁迅全集》出版时由许广平编入《集外集拾遗》。鲁迅出版翻译小说更早一些，以文言译就《域外小说集》初版于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出版《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时，已是白话翻译了。

《狂人日记》导言虽为文言，但被公认是现代第一部白话小说。有人认为“它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采用了从西方引进的日记体，而且也体现在十三篇日记之间紧密的秩序结构，在互为衔接的情节和解释的层面上，这种现代性扬弃了在传统中国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简单的事件串联。其根本性的、不容低估的影响，则是对旧中国及其意识形态基础——儒学——的新视角”。至一九二一年八月止，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新诗、杂文、译文等五十余篇，奠定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实践白话文创作的先驱地位。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唯一的文章是以文言写的《体育之研究》，署名“二十八画生”，这个谜语一样的名字，后来的岁月里逐渐露出谜底，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极大地改变了白话文的走向。

年底，李大钊（一八八九～一九二七）、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〇）、罗家伦（一八九七～一九六七）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

报纸形式的周刊《每周评论》为《新青年》同人所创办。年青一代迅即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渐次成长，时代的风向，已大为不同。在北京大学学生组织“新潮社”编辑出版的《新潮》月刊创刊号上，罗家伦与傅斯年分别发表《今日之世界新潮》《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显示出不同于上代人的追求。白话文运动在向前推进，傅斯年的名文《怎样做白话文？》、鲁迅的小说《明天》和翻译的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文），也首次发表在这里。该刊创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三卷二号停刊，胡适说：“我必须再补充一句，这份《新潮》月刊表现得甚为特殊，编写皆佳。互比之下，我们教授们所办的《新青年》的编排和内容，实在相形见绌。”自五四事起，文化激进主义很快进入竞赛的状态：这“相形见绌”一词，不过是《新潮》一代比《新青年》的激进姿态，走得更远罢。《新潮》月刊，英文名The Renaissance，中文意即“文艺复兴”，两名不符，其英文含义始终处于中文刊名的遮蔽之中。陈平原认为：“如果排列欧洲思想运动对中国人的深刻影响，晚清崇拜的是法国大革命，五四摹仿的是启蒙运动；至于文艺复兴，始终没有形成热潮。”李长之一九四二年出版《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认为“五四并不够，它只是启蒙。那是太清浅、太低级的理智，太移植，太没有深度，太没有远景，而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我们所希望的不是如此，将来的事实也不会如此。在一个民族的政治上的压迫解除了以后，难道文化上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然而，这文艺复兴不虚的征兆和于它热切的期待，终于没有变为现实。

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杂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顾彬称鲁迅的杂感录为“格言”：“在我看来，‘格言’这个词最贴切地表达了它与跳跃性文体的联系，同时兼具了讽刺和尖锐和哲学的深度。”问题是，口语能作为白话文的基础吗？在白话/文言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又引入了语言/文字这一对应关系，而口语和白话文之间的天然联系，至少在汉语当中，使人经常忽视两者之间的差别——口头语/书面语，但说和写毕竟是两件事，且是差别很大的两件事。写出来的“对话”和说出来的“文章”，把这种差别弄得更为复杂了。

梁实秋的看法是，“晚近的白话文学运动是划时代的大事，在文学发展上是顺理成章的向前一大步迈进，这是无人可以否认的，但是白话文学仍是通过文字才得表现，文学作品无法越过文字的媒介而直接地和语言接触。现代的白话文实际上是较浅近的文言文，较合逻辑的浅近文言文”。此说洵为冷静而理性的分析。口语固然是书面语的资源之一，但直接记录口语的文学，并非即是好的文学。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显性在于文字对语言的制约，这也是汉语“字本位”理论的要义。瞿秋白说：“汉字不是表音符号……汉字存在一天，中国的文字就一天不能和言语一致。”“总而言之，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今日回看这类推论，五四运动的激进态度仅在文字一项，即如此果敢而激烈，“改良”面对“革命”，已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不做“现在的屠杀者”，便只能做“过去的屠杀者”，“与其……不如……”的句式，革命的逻辑咄咄逼人，连鲁迅先生也被卷入这必然性的洪流中了。

白话文运动的各种口号提出以后，遭到一些支持文言文的学者的猛烈攻击。如古文家林纾（一八五二～一九二四）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言”，南京东南大学教师胡先骕（一八九四～一九六八）认为白话文“随时变迁”，后人看不懂，等等。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〇）等据理驳斥，引起一场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

这是一场口号的论争，其中包括“白话文为正宗”，胡适的“八不主义”，陈独秀的“三大主义”，钱玄同废除汉文式的“彻底解决”等，虽则刺目，即便学界的反响也有限，不然刘半农和钱玄同何必出演“双簧”，表演论战引人注目。林纾的发难体现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和文言小说《荆生》中，其《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一文，于唐以降的文脉流变，颇多心得，不乏真知灼见，但通篇并没有攻讦白话，写到自己与白话的关系时云：“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今官文书及往来函札，何尝尽用古文，一读古文，则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厉消烬灭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可见林纾哀叹文言之没落，似在白话提倡之先。其结尾曰：“今使尽以白话道之，吾恐浙江安徽之白话，固不如直隶之佳也。实则此种教法，万无能成之理，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时林纾六十六岁，作为古文大家，深受吴汝纶推崇，自诩“六百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林畏庐先生手札》）。林译小说，多至百八十余种。《致蔡鹤卿太史书》云：“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相对于口号式的论争，倘若不带历史的宿见而再读五四反派的这些话，倒是比较言之有物、言之成理。

在文白论战中，白话文的拥护者使的是白话，反对者用的乃文言。今朝双方论文即便全部公开出版，两相对照，读者已不能读懂文言，纵有公平之意，也未免偏听偏信——言语作为权力而行使“统治”的公案，莫此为甚。以文言文反驳白话的文人，不论主张为何，在获取公听与说服读者的环节上，初始即处于劣势。

一九一九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年之内，白话报至少出了四百种。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新文学的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相继成立。

胡适说：“当我在一九一六年开始策动这项运动时，我想总得有二十五年到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会有相当的结果；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这符合胡适一贯的审慎态度。他认为，五四运动于白话文运动是一个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为一项政治运动”，但又看到“对传播白话来说，倒是功不可没的”。

事实是，不论这运动偏于“文化”还是“政治”，是偏于人为还是由因语言自身的发展，其效应，是迅即体现在国家与政府的层面。一九二〇年，教育部颁令改“国文”为“国语”，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遂告合流。胡适后来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汪晖认为：“五四启蒙思想在批判中国传统的过程中，提出了‘民主’和‘科学’以及有关‘自由’的现代命题，完成了它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但由于缺乏那种分析和重建的方法论基础，从而未能建立一种向社会传播的、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和利用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作为一个例外，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正是由于白话文的倡导者建立了这样一种理论和实践的体系，从而使得社会及政府把白话文的实践作为一项持续进行的工作制度。”这就不再是一班文人的学术实践或文化运动了。

文学研究会又是怎样的性质呢？王晓明以为“沈雁冰等人的最终目的，原本就不是建立一个新潮社那样的文学社团，他们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代表和支配整个文学界的中心团体，一个类似后来‘作家协会’那样的‘统一战线’”。“创造社所以要打出他们自己并不十分信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就是为了向文学研究会争夺理论的主导权。”这番分析，道出五四运动的政治性格与权力本质，而权力所至，必有对立，国语运动中的“国罗方案”与“拉丁方案”亦复如是。总之，五四新文学运动自产生之日，开启了无所不在的权力场。

一九二一年以后，胡适去“整理国故”了。胡先骕的《学衡》杂志、章士钊（一八八二～一九七三）的《甲寅》周刊，为迎合封建势力复辟，先后对白话文进行反攻。

胡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六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茶话会上，诉说一生三大志愿：提倡新文学，提倡思想改革，提倡整理国故。可以揣度的是，胡适在初期的倡导之后，即为文学革命的杀伐之气所困扰。

《学衡》杂志创刊于一九二二年一月，编辑部设在南京东南大学，停刊于一九三三年七月。杂志发起人为梅光迪（一八九〇~一九四五），吴宓长期担任主编。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时未选，因为他的观点击中了新文学运动的要害。始终陷在新旧、文白、中西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如何能走得脱。吴宓说：“苟虚心多读书籍，深入幽探，则知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诚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彩。”

谈及《学衡》，阿英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资料索引》卷时，采取的策略与郑振铎如出一辙，只收录其《学衡·弁言》:“一、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三、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而将其办刊宗旨附于文末最不显眼处。宗旨曰：“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激进主义一向不怕遇到反对派，但却竭力否认有所谓“第三条道路”，遇到真想走第三条道路的人，故意视而不见。罗岗说：“我渐渐有些明白，从二十年代的周作人、胡适到三十年代的郑振铎、阿英，他们之所以揪住梅（光迪）、胡（先骕）不放，关键不在两位是否代表或领导《学衡》，而是因为他们反新文学运动‘甚烈’乃至‘最烈’。”

《学衡》简章中有“体裁及办法”一项，由吴宓执笔，其辞曰：“本杂志行文，则力求明畅雅洁，既不敢堆积饾饤，古字连篇，甘为学究，尤不敢故尚奇诡，妄矜创造。总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既达且雅，以见文学之效用，实系于作者之才力，苟能运用得宜，则吾国文字，自可适时达意，故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摧残其优美之形质也。”这些话语，分明针对《新青年》和白话文运动而发，但求讲理，不事争斗。一九四九年后通行的文学史和教科书接引这些言论时，取政治判决式断语，如“为迎合封建势力复辟，先后对白话文进行反攻”等，于这些异见的原文，或断章取义、或避而不引，五十年代后的读者难以翔实准确地了解白话文反对派究竟说了什么，又是怎样说的——文学史的书写权力已被“白话文运动”的继承人单方面垄断了。一九三四年，周作人在孙席珍编《现代散文选》序中说：“只有《学衡》的复古运动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真是为文学上的古文殊死战，虽然终于败绩，比起那些人来要更胜一筹了。”

胡先骕（一八九四~一九六八），一位留美归来的植物学家，“同光体”诗人沈曾植的门生，时任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在美求学之时，曾与胡适等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旧体诗词，于《新青年》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在《南京高等师范日刊》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与胡适等辩驳，《东方杂志》予转载，罗家伦随即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发表《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

胡先骕的辨析，今天看来清醒而准确，他写道：“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其达意，文学则必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辞学作文者，咸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足称文学也。故文学与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徒知趋于便易，乃昧于此理矣。”他断然指出：“且言文合一，谬说也，欧西言文何尝合一，其他无论矣……徒以白话为贵，又何必作诗乎，不特诗尚典雅，即词曲亦莫不然……且语言若与文字合而为一，则语言变而文字亦随之而变。故英之Chaucer（乔叟）去今不过五百年，Spencer（斯宾塞）去今不过四百余年，以英国文字为谐声文字之故，二氏之诗已如我国商周之文之难读，而我国则周秦之书尚不如是，岂不以文字不变始克臻此乎。向使以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此正中国言文分离之优点，乃论者以为劣，岂不谬哉。”以上议论，非仅是意赅言简、词严而义正的一流论战文字，且对中西言文关系的认知，精确而深刻。倘若我们对过去六十年的文章和语言的现状知所痛惜，有所警醒，则胡先骕当年的醒豁之语，直可视为棒喝。

盖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在当年，确乎所向披靡，占尽种种正确。而以南京高等师范为核心的“学衡派”同人，尚存传统文化脉息，不惮保守之讥，与北大一派激进主义文化立场俨然对峙，不就范于新文学运动的话语霸权。

查吴宓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三十一之日记，对陈寅恪的桀骜不屈，感叹如下：“（他）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经过思想改造，不作颂圣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而能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这段话写在新文化运动假政治势力全面得胜之后，原本一场书生论战，早经变质为单方面的改造、肃清，吴宓所言已非仅感佩之意，而是无比地沉痛了。

章士钊（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曾主编《苏报》，因鼓吹革命而入狱，一九〇五年留学日本，一九〇八年赴英攻读政法与逻辑，一九一一年归国后任总统府顾问、参议员，一九一四年因反对袁世凯流亡日本，创办《甲寅杂志》，一九一六年回国后主编《甲寅月刊》，一九一八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逻辑，一九二四年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一九〇七年出版的《中等国文典》是《马氏文通》之后最早的语法著作之一，以古代汉语为研究对象，专讲词法。陈望道认为，在早期的几部语法书中，此书“最能说得清浅宜人，读起来几乎有点文学风趣”。章士钊是古文作家，于唐宋八大家中，独称柳宗元，有《柳文指要》传世。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新文学”目下，将章士钊与严复作为“逻辑文”的代表，有所详述。胡适与章士钊的合影，各有题诗，行严先生写“白话诗”，适之先生则赋“旧体诗”，彼此反串对应。一九二五年，《甲寅》以周刊复刊，鼓吹复古，反对白话文，明确宣布“文字力求雅洁，白话恕不刊布”。

白话文运动之为“运动”，在章士钊看来，“必且期望大众彻悟，全体参加可知。独至文化为物，其精英乃为最少数人之所独擅，而非土民众庶之所共喻”。“下里巴人，为其帜志，乃无疑义，信如斯也。凡为文化运动，非以不文化者为其前矛，将无所启足。今之贤豪长者，图开文运，披沙拣金，百无所择。而惟白话文学是揭，如饮狂泉，举国若一。”从反对派的言论，颇能够窥知当时新文学运动的乖张与戾气，只是其后果，是要到后面几代人才有可体味了。

常乃惪认为，培植新文化运动种子的人既不是陈独秀也不是胡适而是章士钊，“章士钊虽然也并不知道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但他无意间却替后来的运动预备下几个基础。他所预备的第一是理想的鼓吹，第二是逻辑式的文章，第三是注意文学小说，第四是正确的翻译，第五是通信式的讨论。这五点——除了第二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尚未充分注意外——其余都是由《甲寅》引申其绪而到《新青年》出版以后才发挥光大的，我们认《甲寅》为新文化运动的鼻祖，并不算过甚之辞”。在《新青年》与《新潮》而外，如何评价《学衡》与《甲寅》的精神与价值，需要史料的充分，需要时间的距离。

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文化上以《向导周报》、上海《民国日报》等为阵地，共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一九一七年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孙中山致电：“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共同团结奋斗。”示好之后，并没有马上行动，双方在观望。直至一九二三年，孙中山与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秘密会谈后发表宣言，为联俄政策之起始。同年召开的共产党三大，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协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举行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等九位共产党员被选为中央委员，是谓第一次国共合作。

国民党的前身，是孙中山一九〇五年创立的同盟会，往前追溯，则是一八九四年创立的兴中会，“三民主义”纲领，十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曾经短时间掌有政权，影响大，势力广，共产党明确承认它在国民革命中的主导地位。国民党严重的缺点之一，在于单纯依赖军事的思想，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三年六月），指出国民党的错误观念，“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因此，中国国民党不但要失去政治上领袖的地位，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这话说得坦率，早期的共产党人，以无私无畏的气概，把自己的独得之秘与友党分享。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人身体力行帮助国民党组织宣传，毛泽东本人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主编过一份《政治周报》，汪精卫曾经赏识毛泽东的才华。

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皆擅写文章，重视宣传。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核心人物，不仅著作等身，《独秀文存》风靡一时，影响深远。李大钊也属《新青年》的核心成员之一，北大任教期间编有《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讲义，出版《平民主义》《史学要论》等专著，一九二七年被害时年三十八岁。瞿秋白的杂文，有鲁迅之风，八篇被收录进《鲁迅全集》，其译著《海上述林》系鲁迅亲手编定，在福建就义时年三十五岁，身后留有百万字著述。共产党早期的影响大，与这些卓异之才大有作为密不可分。

在这种形势下，鲁迅先后发表了《估学衡》（一九二二）、《答KS君》（一九二五）、《再来一次》（一九二六）等文章，大抵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用古书作法宝，证明鼓吹文言的“学衡”派和“甲寅”派实际自己也作不通古文，错用典故；白涤洲（一九〇〇～一九三四）、唐钺（一八九一～一九八六）也在《雅洁与恶滥》（一九二五）、《告恐怖白话的人们》（一九二五）等文中给以批驳，这才把那批反对派打退了。

国共之间暂时的联合，似乎体现了同为革命党的进步性，他们共同的敌人在政治上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文化上表现为文言文的复辟倾向。文言文与封建主义之间的联系仿佛与生俱来，无须论证，但这却离事实很远。中华民国《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是以文言写就，丝毫不影响它的反封建性。“学衡”派和“甲寅”派与白话文倡导者的分歧，实际上源于思想认识和文化追求上的差异，他们也是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保守的立场批评激进主义，属于新文化内部的冲突。

反对派被“打退”，是站在打的这边的看法。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说：“吾之所以不慊于新文化运动者，非以其新也，实以其所以主张之道理、所输入之材料，多属一偏，而有害于中国之人。”针对胡适的八不主义，《学衡》发表了吴芳吉《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一文，因未被选入“大系”，早已退出公众的视野，如此有价值的文章，读者已不易寻到了。

《甲寅》周刊第一卷六号有一篇短文，瞿宣颖所作的《文体说》，在精心观察古今文章演变的事实之上，说理允当，所言之事，大抵是今天的读书人不易懂得的：“至若文言时代之别，固甚微而弥显。昌黎号曰复古，而昌黎之文，决为唐文。昌黎且如此，其他更莫外此例。大抵一代之文，缘其风俗习尚之殊，事物制度之变，类必自成风貌，莫可强同，数百年一大变，数十年一小变。博观文字，寻其历史嬗蜕之迹，盖跃然而可见，犹之鉴别古器。花纹色泽，题识体裁，质地形式，在在可供研证。纵或刻意作伪，决难悉出自然，而泯其时代不侔之迹也。由此可以谈，甲寅之文字，自是民国十四年之文字。其所标举，乃是文言，以对今日通行之白话，非古文也，岂独不侔于古文。作者之笔墨蹊径不同，靡不自成杼轴，盖难概目为一体。良不似白话文既限于今日通行之一种，永永自缚于枯槁生硬之境。是知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缘其组织之法，粲然万殊。既适于时代之变迁，尤便于个性之驱迁。百炼之钢，可化为绕指之柔，因方之珪，亦倏成遇圆之璧。若八音之繁会，若五色之错呈，世间难状之物，人心难写之情，类非日用语言所能足用。胥赖此柔韧繁复之文言，以供喷薄。若泥于白话而反自矜活泼，是真好为捧心之妆，适以自翘其丑也。作文体说以祛惑。”那时非难文言的人为强势，替文言辩护者乃弱势。强势者疏于讲理，常在文章中以势压人，弱势方全凭一个理字，而且他们只是作无罪辩护，并不想也未敢捍卫文言的所谓正宗地位。瞿氏批评的并非白话本身，而是“泥于白话”者，欲作好白话文者，岂可以白话自限。

瞿宣颖，即瞿兑之（一八九四~一九七三），湖南善化瞿鸿后人，从王闿运读书，著有《中国骈文概论》，编有《补书堂文录》，有人把他与陈寅恪相比，被称“一时瑜亮，铢两悉称”。

不管遭遇怎样的围剿，一九四九年之前，欢喜著文言的少数人，尚有容身之所。文言体的文章，以后便少有人写，甚至白话文中也要除尽文言的痕迹，却总不能遂愿。譬如“白话为文学之正宗”，这句话本身即为文言，且是典型的文言判断句“为……之……”，若改以白话，当作“白话是文学的正宗”，即使这样，也还未彻底，因为“正宗”乃是文言词汇，恐还得换成“正尔八经的祖宗”才可以。提倡白话文的人张口闭口“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不仅说得顺口，且似乎只有这样才顺口，可见“文言”离口语并不远。“白话是文学的正宗”非纯正的白话，而是欧化的白话。在欧化和文言化两可之时，习惯总是会自动地选择文言化而非欧化，口语当中尤如是，因为欧化别扭，讲起来不很自在，只有少数食洋不化之读书人，才会紧紧抓住主谓宾等洋教条不愿意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