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代诗话的研究路径与价值

就其本质意义看，诗话不是只为诗论研究提供的诗学文献，它拥有自身的文体特性与历史功用。当代学人傅璇琮说：“中国古代诗话，其本身即有一种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人们读诗话，不一定即想从中得到某种知识的传递，而是在不经意的翻阅中不知不觉地获得一种美的启悟，一种诗情与理性交融的快感。这种中国特有的对审美经验的表述，是十分丰富的，是有世界独特地位的。”获得审美启悟与快感当然不是诗话要达到的唯一目的，它还可以传达诗坛风向，揭示文人心态，反映文人交际，展现文人活动，当然也可以透视文人在诗歌理论与诗学观念上的一些看法。因此，其中所表述的不仅仅是“审美经验”，而是更为宽泛的文学经验，而这样的文学经验通过理论著作是无法得知的。具体到明人诗话来说，是否能够从事文学经验的考察与研究，取决于其中是否还保留着具备这样特性的诗话作品。就本人所经眼的诗话著作看，此一点无疑是肯定的。像瞿祐《归田诗话》、单宇《菊坡诗话》、都穆《南濠诗话》、闵文振《兰庄诗话》、蒋冕《琼台诗话》、何孟春《余冬诗话》、陆深《俨山诗话》、姜南《蓉堂诗话》、顾元庆《夷白斋诗话》、游潜《梦蕉诗话》、杨慎《诗话补遗》、俞弁《娱老堂诗话》、黄甫汸《解颐新语》、何良俊《元朗诗话》、王兆云《挥麈诗话》、郭子章《豫章诗话》、陈继儒《佘山诗话》、李自华《恬致堂诗话》、谢肇淛《小草斋诗话》、叶秉敬《敬君诗话》、曹学佺《蜀中诗话》等，尽管其中部分作品增加了论诗成分，但基本都保持了宋人诗话的传统特征。这些诗话作品，无论是在目前的文学批评史还是诗话史上，都没有什么地位，或略而不提，或一笔带过。究其原因，大都是以其是否有理论价值作为衡量标准的。可以说，是研究路径的偏差，导致了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的失误。当然，明代诗话自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其中各阶段所呈现的特征也有明显差异。比如明代前期主要是对于元明之际诗坛状况的历史记忆的描述，以及作者个人诗学经历的记载；而中期则融入了较多的谈论诗艺的内容和诗歌体貌的辨析；自万历后则趋于多元，举凡诗坛趣事、理论争辩、诗法讲求及文人交际等等无不蕴含其中。但有一点又是共同的，就是大都是结合作者的诗歌创作与批评的经历来展开讨论的，带有个体的体验色彩与趣味性，与承袭汇集前人成果的诗法和系统论述理论问题的诗论具有明显的差异。关于明人诗话的具体情况，本人将另外撰文论述，以避免本文横生枝节而过于冗蔓。

其实，明代的这些诗话除了诗学理论的价值外，更重要的仍在于其自身的价值。现以《归田诗话》为例，说明此类诗话应具备之研究路径及其价值所在。四库馆臣曾批评说“此书所见颇浅”，就是从论诗的角度着眼的。但同时又说：“犹及见杨维桢、丁鹤年诸人，故所记前辈遗文，时有可裁焉。”仅承认其文献价值，算是没有一笔骂倒。现代学者认为四库馆臣所说并不公允，但依然从论诗的角度评价说：“谈诗多能联系诗人的身世和时代环境去探求诗歌的立意、情感和社会作用，提倡诗歌‘直言时事不讳’，表现出一种比较现实的诗学观点。”暂且不论此种评价是否比四库提要更为公允，关键是论诗实在不是该书的主要价值所在。因为从体例上讲，瞿祐明言乃是依仿欧阳修诗话而撰作，因而论诗非其主要目的。他曾说自己的诗话所记乃是“有关于诗道者”，其内容则是“平日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及简编之所纪载，师友之所谈论”。也就是说围绕“诗道”而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内容是相当宽泛的。但有一点又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结合自己读诗、论诗及所见之诗坛掌故的切身感受来纪事谈诗，其中当然有对诗学问题的认识，但更多的是其自我体验。人们读这样的诗话，不是衡量其理论是否正确深刻，而是在其诗学阅历中受到感悟与启示。以《归田诗话》的第一批读者的阅读感受为证：

观诸录中所载先生诵少陵诗，则有识大体之称；颂太白诗，则有大胸次之美；诵唐人采莲诗，则美其用意之妙；诵晦庵感兴诗，则知其辟异端之害；诵东野诗，而服前人终身穷苦之论；诵晏元献诗，则叹斯人富贵气象之豪。及见前人林景熙咏陆秀夫诗，而知表殉国之忠；咏家铉翁诗，而知表持身之节。

《归田诗话》其实就是瞿祐所记录的有关自己作为诗人的人生经历，那里边既有其学诗、读诗、作诗的种种感受与经验，也有诗带给他的苦辣酸甜的人生遭遇，和由此遭遇所形成的种种时代认知。通过对诗话的研读，可以获得如木讷那样的诗学感悟，也可以体味到瞿祐所经历的种种诗学因缘与师友情感，更能够通过瞿祐的人生经历去认识那个时代文人的生存状态与时代环境。如其《唐三体诗序》条全文引述了方回的序文，其中核心观点为：“唐诗前以李、杜，后以韩、柳为最。姚合以下，君子不取焉。宋诗以欧、苏、黄、陈为第一，渡江以后，放翁、石湖诸贤诗，皆当深玩熟观，体认变化。虽然，以吾朱文公之学而较之，则又有向上工夫，而文公诗未易窥测也。”瞿祐在文后评曰：“此序议论甚正，识见甚广。”并言愿“与笃于吟事者共详参之”。从论诗的角度，瞿祐并没有什么创造，但由此却透露了元明之际诗坛的诗学取向。现代学者至今依然在通过当时诗论讨论元明之际的宗唐与宗宋问题，但瞿祐却认可方回唐宋兼宗的看法，并以朱熹的诗歌创作成就为最高。瞿祐乃是铁崖派的成员，那么他的这种诗学取向是其本人的爱好呢，还是该派的共同倾向，就需要做出认真的考察。不过，《归田诗话》最大的价值还是它承载了瞿祐对于元明易代之际诗坛状况的种种历史记忆，诸如他与杨维桢的香奁八咏的唱和与对铁崖诗体的体认（“香奁八题”、“咏铁笛”、“廉夫诗格”），对于元代文人江南情结与仕途失意的心理的描绘（“翰院忆江南”、“年老还乡”）、对东南文人与张士诚复杂关系的感受（“哀姑苏”、“纪吴亡事”），对于西域诗人丁鹤年元末诗歌创作及生存状况的记述（“梧竹轩”），以及种种的诗坛所见所闻。这些诗坛往事当然其他历史文献也有记载，但通过当时人的历史叙述，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而有些事件的记述则是无可替代的。如其《年老还乡》条记载：

鄞士黄德广，至正初，入大都求仕，所望不过南方一教职而已，交游竟无一援引之者。客居以教书为生，娶妻生子，二十年余。元末，天下扰攘，比岁饥馑，南北路阻，始附海舟而归。去日少壮，回则苍颜华发，故旧罕在者。诵贺知章“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之句，以寓慨叹。予从先师往访之，见其所持扇上一诗，乃在北日所作者。诗云：“东风一曲《浣溪沙》，客子行吟对日斜。犹记金陵贳春酒，小姬能唱《后庭花》。”亦蕴藉可诵，而命运不遇如此。盖元朝任官，惟尚门第，非国人右族，不轻授以爵位。至于南产，尤疏贱之，一官半职，鲜有得者。驯至失国，殆亦由此矣。

关于元代的民族隔阂与江南文人的政治遭遇及心态呈现，是元史及文学史中经常讨论的话题，但这种状况在易代之际到底情况如何，却并没有确切的记载。瞿祐在此确凿无疑地提供了历史的证据，那是他曾经造访过的邻居，他们有过交往与对话，亲眼目睹了他的扇上题诗，因而他的北上求仕不遇，他的落魄困苦，他的失意感叹，就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是那一时代文人心态的共同体现。更重要的是瞿祐本人对此遭遇的态度，他不仅是同情的，而且由此做出概括：“元朝任官，惟尚门第，非国人右族，不轻授以爵位。至于南产，尤疏贱之，一官半职，鲜有得者。驯至失国，殆亦由此矣。”这就是他自身对于元朝政治的认识，更具有说服力，因为他也是重要的当事人。而在进入明朝之后，瞿祐的所有历史记忆均指向诗人的不幸与诗坛的诗祸，而且是结合自己切身的经历进行叙述的。为节省文字，仅引一则为例：

永乐间，予闭锦衣卫狱，胡子昂亦以诗祸继至，同处囹圄中。子昂每诵东坡《系御史台狱》二诗，索予和焉。予在困吝中，辞之不获，勉为用韵作二首。时孙碧云、兰古春二高士，亦同在圜室，见之，过相叹赏。今子昂已矣，追念旧处患难，为之泫然。诗云：“一落危途又几春？百忧交集未亡身。不才弃斥逢明主，多难扶持望故人。有字五千能讲道，无钱十万可通神。忘怀且共团坐，满炷炉香说善因。”“酸风苦雾雨凄凄，愁掩圜扉坐榻低。投老渐思依木佛，受恩未许拜金鸡。艰难馈食怜无母，辛苦回文赖有妻。何日湖船载春酒，一篙撑过断桥西。”

在此，除了瞿祐在历史上留下了作品及声誉外，其他三人胡子昂、孙碧云、兰古春，都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由于《归田诗话》的记载，使后人得以重新感受他们身处囹圄的状况与感受。他们同为读书人，大概也都是因为写诗而招致了祸端。他们在狱中经受了孤独与饥饿，时日漫长而毫无希望，支撑他们生命的就只剩下诗了。他们依靠一向以旷达而著称的苏东坡的狱中诗作来获得心灵安慰，同时也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来相互慰藉。这种复杂的人生经历使他多年后还为之“泫然”。再看瞿祐的狱中诗作，尽管难属诗中之上乘，但却情真意切，颇为感人，他通过诗品味痛苦，通过诗寄托希望，他已经没有什么高大的政治理想，唯一渴望的就是出狱回乡，“何日湖船载春酒，一篙撑过断桥西”，就是人生最为理想的结局。就在当时歌功鸣盛的台阁体诗作广为流行时，大量的底层诗人依然在进行虽不高昂却很真诚的诗歌写作，我想《归田诗话》的真正价值就是这种对当时诗坛风气与状况的真实记忆与描绘。当然，由于瞿祐元末时年纪尚幼，入明后又辗转于低级官位，很难进入文坛主流，所以他的诗坛记忆往往是片段零碎的，加之写作条件简陋，许多引诗仅凭记忆而录入，也就难免出现讹误。这些在四库提要中均已被指出。但《归田诗话》的价值也是无可替代的，因为作者所记多为其亲见亲闻，也就具有历史的现场感与真实性，因而可以弥补正史之缺漏。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些文字体察到作者本人的心灵跳动与情感波澜。我想，这不仅仅是《归田诗话》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是明代其他诗话著作的价值所在，就是说，研究诗话的途径乃是对于诗坛状况与文学经验的考察，而不是对于诗学理论的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明人诗话的研究不仅可以从总结诗学经验、考察诗坛状况的角度加以切入，同时也可以从诗法运用及理论总结的角度切入。这首先是此类诗话著作内涵的丰富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诗话文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极强的包容性及笔法的灵活性，因此其中的谈诗论艺必然包括了对于诗法的讲求和对于诗歌价值及审美特征的讨论，现代研究者切不可忽视这些有价值内涵的发掘。其次是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于文献价值的关注也会有显著的差异，因而对于诗话既可以从其文体特征出发探讨其自身的价值与作用，也可以从诗法或诗论的角度去发掘其理论内涵，还可以从文学史角度去概括当时的文坛风气与流派特性。比如李东阳的《麓堂诗话》，明显处于明前期诗话至中期诗话的过渡阶段，其中既有对于元明诗坛历史记忆的描绘，又有对当时文人交际的记载，当然也有对于许多诗学问题的讨论，不同学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其侧重点当然也应该是有区别的。其实这种现象在文史研究中颇为常见，同一段材料、同一种文献，在不同学科与学者那里，所呈现的特性与价值是有很大差异的。诗史互证早已成为学界的常用手段，但在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的眼中，关注点即有明显区别。但是，扩展诗话的研究路径不应该成为忽视诗话文体特征的理由，这就像学界常常将文人别集中的序跋作为诗学理论的研究文献使用一样，这些序跋的确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但它们却并不等同于纯粹的诗论著作，因为序跋有自身的文体价值，其中的写作动机、与所序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的写作环境，都会深刻影响其理论观念的表达。如果将诗话著作等同于诗法与诗论，那么犹如将序跋等同于诗论著作一样的粗疏与危险。

厘清明代诗话文献的范围，明确明代诗话研究的途径，也将对其与诗法、诗论的相关性研究提供极大的帮助，从而使得明代诗学研究更具有立体感与丰富性。因为诗话、诗法与诗论所承载的功能不同，所以他们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同时又构成立体的诗学空间，显示出诗坛的丰富色彩。诗法在明代是一种诗歌写作的基本训练，是进入诗歌门径的必备读物，因此这种诗学读物从明初到晚明一直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它们的特点是大多整合唐、宋、元以来的前人成果而缺乏创新，但对于明代诗坛又是不可或缺的书籍。研究诗法的途径当然不能以理论性与创新性进行衡量，而应该考察不同读者群的阅读状况、不同地域的流行状况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刊刻状况，借以了解明代诗人在诗学训练方式、书籍获取途径以及诗歌普及程度方面究竟较之前代有了怎样的改进，并对明代整体诗学文化基础作出恰当的评估。明代诗论的研究主要在于考察诗学观念的演变及理论创新的水平。徐祯卿《谈艺录》无论从著述的方式还是所提出的理论命题，都是明人诗论研究的开端，而真正的理论繁荣则是明代的嘉靖、万历时期，《艺苑卮言》、《诗薮》、《诗家直说》、《诗源辩体》、《唐音癸签》等著作代表了明代诗论的最高水平。其核心理论是以抒发情感为前提的诗体辨析，即各种诗体的源流演变与体式功能及审美特征的细致论说。诗话则介于诗法与诗论之间，既可以进行诗歌理论的谈论，也可以进行诗法的讲授，但最重要的还是诗坛状况的反映与诗学风气的展示。比如明代不同历史阶段的诗话无论从所关心的诗学话题、情感基调还是所记内容，均有明显的差异。瞿祐《归田诗话》所言多沧桑之感，是元明易代的见证。俞弁《逸老堂诗话》从书名即可见出闲适的倾向，他不仅有从容的心态，而且有优越的读书条件，故而在书中论诗纪事，笔调轻松。比如他记载元代初年月泉吟社的诗歌评比活动，就与他人不同。月泉吟社核心成员谢翱、方凤、吴思齐等人大都是南宋遗民，因而此次诗社活动其实带有浓厚的遗民色彩，包括俞弁所引述罗公福“老我无心出市朝，东风林壑自逍遥”的诗句，就很难说没有拒仕新朝的寓意，可俞弁却视此为一桩风流佳话，并无限向往地说：“安得清翁复作，余亦欲入社厕身诸公之末，幸矣夫。”化沉痛忧伤为轻松有趣，真是恍如隔世了。可见不同的诗学文献有不同的研究途径和研究目的，只有明乎此，才能真正认识到它们各自的价值。但是，他们之间又是有学术关联的。衡量明代诗坛的活力与成就，就要注重考查诗法、诗话与诗论所构成的整体状况。明初近百年仅有一部《归田诗话》出现，而且还大都是元末的历史记忆。在当时诗坛勉力维持的是一些诗法类的书籍，说明了此时诗坛的沉寂。而到了嘉靖、万历时期，诗法、诗话与诗论同时趋于繁荣，诗法总集一再翻刻，诗话著作层出不穷，诗论著作水平日高，都说明了此时诗坛的活跃。而且它们之间具有互动的关系，诗法著作的广泛流行显示了写诗群体的日益增加，基数的扩大自然会增进诗坛的活力，而活力的增进会将诗歌创作的水平不断提升，创作水平的提升必然会促进诗歌理论的研讨与总结，而所有这些诗坛的状况又必然会反映到诗话的创作之中。在这样的关联性研究中，既没有忽视各种诗学文献的独特性，又能将其融入整体诗学研究之中，从而将明代诗学的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本文的目的是要厘清长期以来被学界混淆了的诗话文献的界限与范围，并说明厘清诗话文献范围的学术意义，以及所导致的不同研究途径及其产生的学术效果。因此，本文中对明代诗话的研究都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而举出的个案，既说不上全面系统，也很难说准确深入。明代诗话的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尚有赖于学界有志者的共同努力。但我还是想再加强调，在进入明代诗话的本体研究之前，厘清其范围界限，认清其内涵特点，寻觅出其切入途径，依然是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笔者深知对于诗话的研究已经在漫长的学术史中堆积了过于厚重的误解，将诗话作为中国诗学著作的独特表述成为许多学人不加思索的知识前提，甚至有一些学者据此要建立有别于西方诗学话语的所谓东方诗话学。本人无意对于这些认知和努力去说长道短，但我想说的是，从追求历史真实的角度，从诗话文体考察的角度，任何人都不能用积重难返和约定俗成的理由去忽视正本清源的还原性研究。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