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代诗话概念模糊的历史由来及其后果

对明代诗话范围的重新界定具有文献研究自身的重要意义，探究名实相符历来都是学术研究所孜孜以求的目的。但本文所关注的还不仅仅是这些，甚至不是主要的目的。从明代诗学研究的角度讲，传统做法是扩张诗话的范围而包罗诗法与诗论，然后再作出诗话内部的细致划分以进行分类考察，这种做法当然也无损于诗学思想的研究。但是从明代诗话研究的角度，这种做法却是以伤害诗话自身的文体功能和历史作用为代价的。明代学者对于诗话的认知当然也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比如将研讨诗论和诗法的严羽作品更名为《沧浪诗话》，从而模糊了诗话与诗论的界线，但他们的看法毕竟是多元而充满活力的。进入清代之后，诗坛的整体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朝文化政策的严厉与乾嘉学风的浸染共同导致了诗坛的沉闷与文人传统意识的回归，从而对于诗话的认知向着正统化与理论化倾斜，而对于诗话的追求雅兴趣味与文笔轻灵活泼的特点多持贬斥的态度。其中最有代表性并对后人造成了巨大影响的是清人章学诚的观点。他在《文史通义》专列“诗话”一节进行议论，认为“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其优点在于“知溯流别”而“探源经籍”。随后便论及后人之诗话：

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棨《本事诗》出，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

《诗品》、《文心》，专门著述，自非学富才优，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诗话，沿流忘源，为诗话者不复知著作之初意矣。犹之训诂与子史专家，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说部，沿流忘源，为说部者不复知专家之初意也。诗话说部之末流，纠纷而不可犁别，学术不明，而人心风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

随后，章学诚就将诗话与小说放在一起进行检讨批评，一一指出其败坏世道人心之弊端。作为一位正统的史学家，他以经史之学衡量诗话小说并持批评的态度，这原是可以理解的。最关键的是他将诗话文体泛化的做法导致了诗话范围的模糊。他将诗话的源头追溯至钟嵘《诗品》，已经把诗评与诗话相混淆。然后又推出“唐人诗话”的概念，使诗话流行的时间也趋于扩大化。接着再概括出“论辞论事”的著述主旨，则又模糊了诗话与诗论的界限。最后推测诗话的创作目的在“期于诗教有益”，更是为诗话规定了一个难以承担的沉重责任。至于其通于“国史叙诗”、“史部传记”、“经部小学”、“子部杂家”的说法，更是将诗话文体进行了无限的扩张。该文最后总结说：“诗话论诗，全失宗旨。然暗于大而犹明于细，比于杂艺，小道可观，君子犹节取焉。”此处所言的“全失宗旨”，当然是与“国史叙诗”的经学相比，那是诗话难以企及的。但起码也要在具体的诗学问题上有所发明，才会有存在的价值。概括章学诚对诗话的看法，其主要观点有二：一是论事论辞而有见解，二是要有益于诗歌教化。在此，他丝毫未涉及欧阳修“资闲谈”的消遣功能，更缺乏对于文人雅兴的关心，将诗话的文体特征基本消解于正统诗论之中。章学诚对诗话的这种认知评价对后世影响极大，别的不说，就以在现代学术史上具有最重要影响的文学批评史专家郭绍虞而言，其见解几乎与章学诚如出一辙。他评价《六一诗话》说：“曰‘以资闲谈’，则知其撰述宗旨初非严正。是以论辞则杂举隽语，论事则泛述闻见，于诗论方面无多阐发，只成为小说家言而已。后此诗话之滥，不能不说欧氏为之滥觞。”评《温公诗话》曰：“则其撰述宗旨，原非严正，亦可知诗话之起，本同笔记。”随后，他还引了自己的一首绝句作为评价：“醉翁曾著《归田录》，迂叟亦记《涑水闻》。偶出绪余撰诗话，论辞论事两难分。”在此，郭绍虞也是用“严正”的标准来衡量欧阳修和司马光的诗话的，无疑同样持批评态度，以致将其视为“小说家言”，这恰与章学诚将诗话比附于小说的做法如出一辙。

自章学诚以来，诗话“以资闲谈”的小说家特征就一直受到轻视，而其论诗论事的特征则日益得到强调，这从影响甚大的四部诗话总集编撰中可以得到明确的印证。何文焕《历代诗话》收录诗学著作27种，主要是将诗话与诗法著作混为一书，故而前两部便是钟嵘的《诗品》和皎然的《诗式》，明人诗学著作则收有徐祯卿《谈艺录》、王世懋《艺圃撷余》、朱承爵《存余堂诗话》、顾元庆《夷白斋诗话》等四种，大都偏重于理论阐述及品评作家作品。可知编者看重的是诗法的讲论与诗歌的批评，所以在序中称赞诗话“洵是骚人之利器，艺苑之轮扁”。他更看重的是论诗要有新意，故而明确表示不收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而对诗话的“资闲谈”特点毫无涉及。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收诗学著作29种，体例与《历代诗话》大致相同。明人诗学著作收有杨慎《升庵诗话》、王世贞《艺苑卮言》、顾起纶《国雅品》、谢榛《四溟诗话》、瞿祐《归田诗话》、俞弁《逸老堂诗话》、都穆《南濠诗话》、李东阳《麓堂诗话》、陆时雍《诗镜总论》共九种，依然是诗论与诗话混收而未加鉴别。有意思的是关于对王世贞的评价，何文焕在《历代诗话》凡例中特意指出：“诗话贵发新义，若吕伯恭《诗律武库》、张时可《诗学规范》、王元美《艺苑卮言》等书，多列前人旧说，殊无足取。”而丁福保却在《艺苑卮言》小序中说：“其论诗独抒己见，能道人所不敢道，推崇汉魏，唐以下蔑如也。其魄力直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此暂不追究二人对王世贞相反评价的原因，在二人相对立的态度背后，其实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认为诗话创作应该在论诗方面有所创新，至于作为初学读物的诗格诗法以及“以资闲谈”的逸闻琐事，当然不在其搜录范围之内了，在何文焕那里，与《艺苑卮言》并列却斥而不收的《诗律武库》与《诗学规范》，就正是这样的诗法著作。

丁福保的《清诗话》和郭绍虞的《清诗话续编》本来与明人诗话无涉，可以存而不论，但由于郭绍虞为二书所做序言对于后来的明诗话研究的学术理念影响甚大，不能不在此略加征引论说。其《清诗话》前言说：“诗话之体，顾名思义，应当是一种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作为文学批评史家的郭绍虞，在诗学文献中更关注诗歌理论的文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径直说诗话就是“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不仅可能误导学界，也可能使自己的学术判断出现误差，比如他接着说：“我觉得北宋诗话，还可说是‘以资闲谈’为主，但至末期，如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已有偏重理论的倾向。到了南宋，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如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说诗》和严羽的《沧浪诗话》等，都是论述他个人的诗学见解，以论辞为主而不是以论事为主。从这一方面发展，所以到了明代，如徐祯卿的《谈艺录》、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胡应麟的《诗薮》等，就不是‘以资闲谈’的小品，而成为论文谈艺的严肃著作了。一到清代，由于受当时学风的影响，遂使清诗话的特点，更重在系统性、专门性和正确性。”这就定下了现代诗话史研究的基本调子，即诗话至南宋以后发生了转向，主要标志便是严肃的理论研究成为主要内容。这其实隐含着很大的学术误解，郭绍虞所举的三部宋人诗话，其中的后两部都不能算是诗话著作，至于他后来所说的明人诗话，就更不属于诗话的范围。明清时期并非不存在纪事为主的诗话著作，只是由于它们不符合郭绍虞等现代学者的诗话标准，就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郭绍虞在《请诗话续编序》中说：“清人诗话中，除评述历代作家作品外，亦有专述交游轶事及声韵格律者。本书为提供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理论参考之用，故所选者以评论为主。”像清代一样，明代亦并非没有记述交游轶事的诗话，而是因为它们不合乎后来以理论探讨为主的诗话标准，而被湮没遮蔽了。郭绍虞在此有两点失误：一是将诗法与诗论混同于诗话，二是将诗话的价值收缩为诗歌理论之一端。而且这两点误解对于后来的明诗话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其标志便是两部明诗话总集的编撰。吴文治的《明诗话全编》除了沿袭了混诗法、诗论与诗话为一体的传统观念外，甚至将别集、笔记、史传等文献中的论诗文字一并收入，可谓走得最远。当时有许多当今名流为之作序，居然没有一人提出异议。原因很简单，因为编撰该书之目的不在诗话之研究，而是为古代文论研究提供全面详实的资料，诗话文体自然不在众人视野之中。周维德《全明诗话》则是专门收集明人论诗专书，其所受郭绍虞影响不仅体现在将诗法、诗论一并归入诗话之中，更在于将诗话之主要性质归结为诗歌理论之内容。其前言说：

诗话之体，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诗话，“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辨句法”，属于诗歌理论的批评；“备古今，纪盛德”，多言逸闻逸事；“录异事”，乃资谈助；“正讹误”，涉及考据。因此，作诗话“以资闲谈”，作诗话“教人”，作诗话“标致己作”，作诗话“表彰遗逸而道扬风雅”，都属于广义的诗话。至于“诗话以论诗”，“凡涉论诗，即诗话体也”，则属于狭义的诗话。

此处对于诗话的定义初看颇有几分道理，而且都有前人说法作为依据，但仔细品味颇为令人愕然。作者划分广义诗话与狭义诗话的标准虽未明言，但根据其行文可推测为以内容之驳杂与单一为其标志：由于“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所涉领域广博，故属广义之诗话；而专以“论诗”就较为纯粹明确，故称之为狭义诗话。由此可以看到郭绍虞“诗话之体，顾名思义，应当是一种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的影子。可是，如果从文体上看，“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才是以《六一诗话》、《温公诗话》为代表的宋人诗话正宗，属于狭义的诗话概念；而专以“论诗”的乃是后人扩张了的诗话概念，就其本意而言应不属于诗话文体，将错就错也只能归之于广义的范畴。以上所有这些对于诗话的误解，都是建立在忽视诗话纪事特性，而转向重视其诗学理论价值的基础上的，而这无疑是对于诗话文体自身的伤害，也就自然严重影响了对于诗话的真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