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一九二二年，安森和小伙伴一起出国去调查伦敦的几笔贷款，这次旅行表明他将被接受进入这家商号。他现在已经二十七岁了，有点发胖而不很胖，举止显得比他年龄要老一点。不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大伙儿都喜欢他，信任他，而且做母亲的在把女儿交给他来照料的时候，都觉得放心；因为他自有他的办法，当他走进一间屋子的时候，他就来到那儿年事最高和最为保守的人们中间。“你们和我，”他似乎说，“我们都是稳健可靠的。这一点我们都明白。”

对于男人和女人的弱点，他有一种本能的、宽厚的了解，而且，那使他像一位牧师那样更加注意保持外表上的礼貌。他的典型例子是，每个星期日早晨他都在一所时髦的圣公会主日学校里教书——尽管只有洗一次冷水淋浴和迅速换上燕尾服来把他同头天夜里过的狂欢生活隔离开来。

在他父亲逝世以后，他实际上成为一家之长了，其实，他还负责着比较小的几个孩子的命运。由于某种复杂情况，他的权威并没扩大到他父亲的产业方面，那是由他的罗伯特叔叔来掌管的。他叔叔是那个家族中的一个喜爱赛马的成员，是聚集在惠特利山区的那伙人当中性情和善、酗酒成性的一个成员。

罗伯特叔叔和他的妻子埃德娜，曾经是安森年轻时的好朋友。他的侄子因为自己地位优越，不肯加入赛马组织，他感到失望。他支持他参加市俱乐部，这是美国最难加入的一个俱乐部——只有“帮助过建设纽约市的家族”（或者，换句话说，在一八八〇年以前已经发了财的）的那些家族的成员才能加入——而安森，在他选举以后，却不屑参加这个俱乐部，而去参加了耶鲁俱乐部，为这个问题罗伯特叔叔同他谈过一次。不仅如此，安森还拒绝进入罗伯特·亨特自己开的那家保守的、有点管理不善的经纪人事务所，他叔叔的态度这就变得冷淡了。他就像一个小学教师，所知道的都已经教完了，他从安森的生活中悄悄离开了。

在安森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人安森没为他做过一些异乎寻常的好事；也几乎没有一个人安森没偶尔使他难堪过，不是用突然爆发的粗暴说话，就是用他那不论什么时候和不管怎样，爱喝就喝得酩酊大醉的习惯。而别人要是犯了哪一类的过失，他就生气——对于他自己的一些过错他却总是用幽默来对待。遇到离奇的事情，他就用感染性的哈哈大笑来讲给他们听。

那年春天，我正在纽约工作，常在耶鲁俱乐部同他一起进餐，我的大学同他们的合用那个俱乐部，直到我们自己的俱乐部完成为止。我已经看到波拉结婚的消息，有一天下午，我向他问起她的情况时，有些事情促使他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从那以后，他经常邀我上他家参加家宴，而且从行为举止方面看，仿佛我们之间有着一种特殊关系，仿佛由于他吐露了私房话，那令人憔悴的回忆多少有点进入了我的脑海。

我发现尽管做母亲的都信任他，他对待姑娘们的态度却不是不加选择地一概都予以保护的。那要看姑娘怎样了——如果她流露出一点放荡的倾向，即使是跟他在一起，她也只能照顾好自己。

“生活，”他有时候会解释说，“把我变成一个玩世不恭的人。”

他所说的生活就是指波拉。有时候，尤其是在他喝醉的时候，这在他脑海里作怪，他认为是她冷酷无情地把他遗弃了。

由于这种“玩世不恭”，或者不如说是由于他明白了天生放荡的姑娘是不值得宽恕的，就发生了他同道丽·卡吉尔的风流韵事。在那些年代里，这也不是他仅有的一件事，可是这一件却比较最能深深地感动他，而且在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丽的父亲靠裙带关系进入社交界、混上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国际法专家”的头衔。她自己长大后加入了青年女子协会，在广场饭店出现，而且进了州议会；只有像亨特家这样为数不多的名门世家能够问究竟她是否算得上“名人”，因为她的照片经常登上报纸，她受到的值得羡慕的关注，比许多姑娘无疑也受到的要来得多。她有一头深色的头发，嘴唇像胭脂般红红的，脸色鲜艳可爱，她出外应酬的第一年，她都用浅红中带灰色的粉把这脸色掩盖起来，因为鲜艳的脸色已经不时兴了——应该是维多利亚式的苍白。她穿了一身庄严的黑衣服，双手插在口袋里，身子稍为有点向前倾地站着，脸上露出一副幽默的克制的样子。她舞艺高超——她爱跳舞胜过一切——除了谈恋爱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比跳舞更叫她喜爱的了。从十岁那年起，她一直在谈恋爱，她爱上的那些男孩子往往并不爱她。而爱上她的那几个——为数也不少——经过一次短暂的相会，她就厌烦了，可是恋爱上的失败，却常叫她怀着最温柔的回忆。当她碰见他们的时候，她总会再作一次尝试——有些时候她是成功的，不过更多的是她失败了。

这位达不到目的的放浪的姑娘从没想到，那些拒绝爱她的人都有某种相似点——他们都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直觉，看透了她的弱点，那是一种指导原则方面的弱点而不是一种感情方面的弱点。波拉结婚后不到一个月，安森第一次同她见面的时候，就看出了这点。当时他喝了相当多的酒，在那一个星期里，他假装爱上了她。随后他出其不意地丢开了她，把她忘了——他立即在她心里占了主宰的地位。

和当时的许多姑娘一样，道丽性子很野，懒散而又轻率。较年长的一代人的不落俗套，只不过是战后破除陈规陋习的运动的一个方面——道丽的不落俗套既比较陈旧而又比较拙劣，她在安森身上看到了两个极端：有时候纵情享乐，有时候是一种保护力量，这是一个在感情上得过且过的女人所追求的。她发觉他的性格，一方面骄奢淫逸，一方面又坚如磐石，两方面都满足了她天性的需求。

她觉得事情难办起来了，可是她猜错了原因——她以为安森和他的一家人希望攀一门更加显赫的亲事，不过她马上猜对了，他爱喝酒这一点是对她有利的。

他们在大型的初进社交界的舞会上相遇，她越来越迷恋他，他们也就设法越来越多地待在一起。像大多数母亲一样，卡吉尔太太相信安森特别可靠，因此她允许道丽跟他一起到远处的乡村总会和郊区的住所去，当他们回来迟了的时候，她也并不盯着盘问他们的活动或者怀疑她的解释。起先，那些解释可能是符合事实的，不过道丽要俘获安森的那种老于世故的想法，马上就被她那越来越强烈的感情吞没了。不再满足于在出租汽车和汽车的后座接吻了；他们干了一件荒唐的事。

他们暂时退出了他们的上流社会，另外形成一个稍低一点的社交圈子，在那儿安森的酗酒和道丽的深夜不归比较不大引起注意和议论。这个社交圈子由这几方面组成——安森的在耶鲁大学时的几个朋友和他们的妻子，两三个年轻的经纪人和公债推销员，还有少数刚从大学出来的、有钱又喜欢挥霍的未婚男人。这个社交圈子在范围和规模方面有短缺的地方，但是他们获得一种本身就很难得的自由，弥补了这种缺陷。尤其是，这是以他们为中心的，而且允许道丽享有一种微微带点纡尊降贵的乐趣——这种乐趣，安森却没法共享。他从童年时代起整个生活就是纡尊降贵。

他并没有爱上她，在那漫长的打得火热的冬天里，他时不时地这样告诉她。到春天里他厌倦了——他要到另外的环境里去更新他的生活——再说，他看出了，要么他现在就得跟她决裂，要么就对那毫不含糊的诱奸行为承担责任。她家里人采取的鼓励态度促使他作出了决定——一天晚上，卡吉尔先生谨慎地敲敲图书室的门，说他在餐厅留下了一瓶陈白兰地，安森觉得生活把他围困起来了。当晚他就写了一封短信给她，告诉她说他去度假了，还说从种种情况考虑，他们最好不要再会面。

那是在六月。他家已经关闭了大门到乡下去了，因此他只好临时住在耶鲁俱乐部。有关他和道丽的事的发展情况，我是随时都听到的——叙述中夹杂着幽默，因为他瞧不起那些三心两意的女人，在他信仰的社交大厦里，她们是没有地位的——他那天晚上告诉我，他毅然决然地和她断绝了来往，我听了很高兴。我曾经在这儿那儿看到过道丽，每一次对于她那徒然的挣扎，不免感到怜悯，而对于我没有权利知道而却知道了那么多有关她的事情，又不免感到羞惭。她是人们所说的“一个美丽的小东西”，不过却有某种使我有点着迷的鲁莽。她要不是那么起劲的话，她奉献给浪费女神的牺牲也就不会那么明显——她是肯定会牺牲自己的了，不过，当我知道我不会目睹完成那种牺牲的时候，我真是高兴。

安森打算第二天早上把告别信留在她家里。那是在五号路那一区里少数开放的房子中的一所。他知道卡吉尔一家人由于听了道丽的和事实不符的报道，已经预先出国旅行去了，让她们的女儿可以有个机会。当他走出耶鲁俱乐部大门，步入麦迪生路的时候，邮递员打他身边经过，于是他就回到俱乐部。他看见的第一封信就是道丽的笔迹写的。

他知道那里面会写些什么——一篇孤寂的、悲剧性的独白，充满了他知道的那种种非难和勾起来的回忆，“我真不知道是否……”——所有那些已经回忆不起来的亲昵行为，仿佛他是在另一个时代里对波拉·莱金德尔讲的。他翻过一些单据，又把信拿到最上面，把它打开，使他吃惊的是，那是一封短短的便条，有点像正式的信，信里说道丽将不能跟他一起下乡去度周末了，因为芝加哥的佩里·赫尔出乎意料地来了。并且补充说那是安森自己引起的：“——要是我觉得你爱我就像我爱你那样，那我就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方都跟着你走；可是佩里太好了，而且他多么迫切地要我跟他结婚——”

安森轻蔑地笑了笑——这种设圈套骗人的信，他已经有过经验了。再说，他知道道丽怎样煞费苦心地想出这个计划来，说不定还是派了人去把那位忠心耿耿的佩里请来的，而且计算了他来到的时刻——甚至还煞费苦心地写这封信，就为了使他嫉妒，而又不把他赶走。像大多数折衷的东西一样，这既不有力又缺少生气，有的只是胆小的失望。

突然间他发怒了。他在门廊里坐了下来，又再一次读了那封信。随后他就去打电话给道丽，用他那清晰强硬的声音告诉她说，他已经接到她的信了，要按照他们先前约定的时间在五点钟去看她。几乎不等她假装迟疑地说完“也许我能和你见面一个小时吧”，他就挂起听筒，到办公室去了。在路上，他把他自己的信撕得粉碎，丢在街上。

他并不嫉妒——他觉得她对于他算不了什么——不过，看到她那可悲的诡计，他身上的一切顽固和任性都变得表面化了。那是一个精神上不如他的人作出的一个放肆行为，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她要知道她自己属于谁，那就让她瞧瞧吧。

五点一刻，他站在大门口的石阶上。道丽打扮好了要上街去，他默默地听着她在电话里开头的“我只能和你会面一个小时”的那段话。

“戴上你的帽子，道丽，”他说，“我们去散一会儿步。”

他们沿着麦迪生路走到五号路，这时候安森在酷热中，衬衫都汗湿了，粘在他那魁梧的身躯上。他很少说话，在责备她，不跟她谈情说爱，可是他们还没有走过六个街段她就又是他的人了，她为这封短信道歉，提出不再和佩里见面，把这作为一种赎罪，并且表示愿意献出一切。她以为，他来是因为他开始爱她了。

“我热了，”在他们到达七十一号街的时候，他说。“我穿的是冬天的衣服。如果我到屋子里换一换，你能不能在楼底下等我？我只要一分钟。”

她感到高兴，居然能知道他热了，能知道他身体的任何感觉，她快活得颤抖起来。他们走到铁栅栏大门跟前，安森掏出他的钥匙，她感到一种喜悦。

楼底下黑沉沉的，他乘电梯上楼去以后，道丽撩起了窗帘，隔着半透明的精细网纱看看对面的一所所房子。她听见电梯停了，为了跟他开个玩笑，她按了电钮让电梯下来。她走进了电梯，把电梯开到她猜想是他住的那一层去，这绝不是出于一时冲动。

“安森，”她带一点儿笑声喊道。

“等一分钟，”他从他卧室里回答……过了很短的一会儿又说：“现在你可以进来了。”

他已经换好了衣服，在扣他的背心纽扣。“这是我的房间，”他轻声地说。“你喜欢吗？”

她看见波拉的相片挂在墙上，于是迷惑地盯着它看，五年前波拉也正是这样盯着安森童年时代的情人的相片看的。她知道波拉的一些情况——有时候她用这段经过的某些片断折磨自己。

突然间，她走过来紧靠安森身边，举起双臂。他们拥抱起来。窗子外面已经闪耀着一片柔和的人工的黄昏光线，尽管这时候太阳还明晃晃地照耀在街对面一个后屋顶上。再过半个小时这间屋子里就要漆黑一团了。这出乎意料的机会使他们无法抗拒，他们俩全都透不过气来，搂得更紧了。那是很明显的，不可避免的了。两人还是互相紧紧搂着，抬起头来——他们的眼光都一起落在波拉的相片上，波拉的眼光正从墙上朝下凝视着他们。

安森突然垂下胳臂，在书桌前坐下，用一串钥匙开了抽屉。

“要喝点儿酒吗？”他用一种粗里粗气的声音问。

“不，安森。”

他给自己倒了半杯威士忌酒，一口喝光了，然后打开通向过道的房门。

“来，”他说。

道丽迟疑了。

“安森——今晚我毕竟还是要跟你到乡下去的。你懂吗？”

“当然，”他粗暴地回答。

他们坐道丽的汽车，直驶长岛，他们的感情比以前接近了。他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如果没有波拉的脸来提醒他们还缺少些什么的话，可是当他们在寂静酷热的长岛之夜里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也不在乎了。

他们将到华盛顿港的那处产业去度周末，那处产业是安森的一个表姐的，她跟蒙大拿州的一个经营铜矿的人结了婚。一条从那间门房开始的长得漫无止境的车道，弯弯曲曲地穿过进口的白杨树苗，直通向一所巨大的，粉红色的西班牙式房子。安森过去经常到那儿去。

晚饭后他们在林克斯俱乐部跳舞。大约在半夜里，安森确信，他的表亲在两点钟以前不会离开——于是他解释说道丽感到累了；他要送她回家，然后再回来跳舞。他们兴奋得有点儿发抖，一起走进一辆借来的汽车，开到华盛顿港去了。当他们到达那所住宅的时候，他停了下来，跟夜间的守门人说话。

“你什么时候巡逻，卡尔？”

“马上开始。”

“那末，你在这儿一直要待到每个人都进了屋子吗？”

“是的，先生。”

“很好。你听着：如果有任何一辆汽车，不管谁的汽车，开进这儿的大门，我要你马上打个电话到宅子里去。”他把一张五元的美钞塞进卡尔的手里。“清楚了吗？”

“清楚了，安森先生。”由于是欧洲人，他既没眨一下眼睛，也没露出一丝微笑。可是道丽坐在那儿却把脸略为偏过去一点儿。

安森有一把钥匙。一到里面，他就给他们俩各倒了一杯酒——道丽那一杯，她一口也没喝——接着他特地弄清楚了那个放电话的地方，发觉电话离他们的房间不远，容易听到，那两间房间都在一楼。

五分钟以后，他敲了道丽的房门。

“是安森吗？”他走了进去，随手把房门带上了。她在床上，焦急地把胳臂肘支在枕头上撑起了身子；他坐在她身旁，搂住她。

“安森，亲爱的。”

他没回答。

“安森……安森！我爱你……说你爱我。现在就说啊——你现在不能这么说吗？即使你并不是说真心话也不能吗？”

他没在听。在她头的上方，他看到了波拉的相片正悬挂在这儿的墙上。

他站起身子，走到相片跟前。这个镜框由于几经反射的月光而微微闪出光来——里面是一张脸的模模糊糊的影子，他看出他并不认识那人。他几乎在哭，转过身去，用厌恶的目光瞪着床上的那个小小的人影。

“这都是愚蠢，”他声音沙哑地说。“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并不爱你，你最好还是等待爱你的人。我一点儿也不爱你，你不明白吗？”

他声音都变了，于是急急忙忙走了出去。回到大厅里，他正在手指发抖地为自己倒一杯酒，这时候前面的大门突然一下子打开了，他的表姐走了进来。

“怎么啦，安森，我听说道丽病了，”她担心地开始说。“我听说她病了……”

“没什么，”他打断她的话说，提高了嗓门，为了让声音可以传进道丽的房间。“她有点儿累，睡觉了。”

从那以后安森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相信，有一位保护人们的上帝有时候会在人间事务中加以干预的。可是醒着躺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的道丽·卡吉尔，却什么也不再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