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文”的意义指向：时间性、体式特征与价值观念

根据一般文学史著作的说法，“古文”指以单行散句为主要特征的那一类文章，也就是通常所谓“唐宋古文”之“古文”。近年来有学者发现，宋人在使用“古文”一词时，所指的对象要宽泛得多。吴承学通过考察宋代文章总集，认为宋人心中之“古文”有广狭二义之分：“宋人心目中的古文，主要是在于高古的艺术旨趣方面，只要是符合他们旨趣的，都可以称为古文。在形式上，古文以散体文为主，但并不绝对排斥骈体文与辞赋。总之，古文即古雅之文，非时俗之文，这是宋人广义的古文观念。”狭义的古文则指“产生于唐代的比较短小的、思辨性强的、有真知灼见的议论性文体”。他又指出：“‘古文’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文体分类含义，在文体学上具有开放性、含糊性和有弹性内涵的特色。‘古文’包括什么文体，或者什么文体可称为‘古文’，都是见仁见智的。在形式上，古文以散体文为主，但并不绝对排斥骈体文、辞赋甚至诗歌。”显然，这里所说的广义的“古文”，是以散体文为主，又可以包括进骈体文、辞赋甚至诗歌，它实际上几乎指涉了除词、小说、戏曲之外的所有古代文学的文类。假如本书使用这个“古文”概念，来探讨经学、科举与宋代古文的关系，那么基本上就等于讨论经学、科举和整个宋代文学的关系了，这并非本书的论旨所在。然而，我们关注的古文，其范围又比吴先生所说狭义的古文，即“产生于唐代的比较短小的、思辨性强的、有真知灼见的议论性文体”稍宽，不只是议论性的，凡是记叙性、抒情性的文章，只要它是用散体为主写成的，都是古文。

那么本书所说的“古文”，是否可以简单等同于散体文呢？并非如此。我们认为，“古文”概念的意义指向了三个方面：时间性、体式特征与价值观念。

“古文”的时间性指向是显而易见的，“古文”之“古”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大量的例证表明，在宋人的观念中，“古文”是与“时文”相对的一个概念，这里的“时文”，主要指当时流行的、占有主流地位的文体，尤其是科举考试的文体。当“时文”为诗赋时，古文就与诗赋相对，当“时文”是骈文时，古文就与骈文相对，当“时文”是经义时，古文又和经义相对，这也就是上引吴承学先生论述中所言的“非时俗之文”。

在体式特征方面，它是以散体，即单行散句的行文为主的。清人包世臣曾说：“唐以前无‘古文’之名。”这并不是说，唐以前没有“古文”一词，只是说“古文”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在唐以前未曾出现。清人吴敏树说得更具体，他指出：“盖文体坏而后古文兴。唐之韩、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于世，始有此名。”古文是在文体走向衰弱之后方才兴起的，是韩愈、柳宗元的时代才有的一个概念。刘师培则说：“当时之士，以其异于韵语偶文之作也，遂群然目之为古文。”他们都注意到，“古文”作为文体概念始于韩、柳，它的体式特征主要是“异于韵语偶文之作”，也就是非韵非骈的散体。

“古文”这一概念在时间性和体式特征方面的意义指向，是比较容易获知的，前人也已经有了不少讨论。假如说，“时间性”和“体式特征”都是相对客观的东西，那么我们需要指出，在两者背后，还存在着一个更加主观的指向，即“古文”一词所蕴含的价值观念。这是下面所要着重讨论的。

让我们回到中唐韩愈那里。韩愈之前出现的“古文”一词，基本上指古文字或者古文经，而在韩愈自己的文章中，曾多次使用“古文”来指文体。这位唐代古文倡导者涉及“古文”概念的这些表述，对于理解“古文”的内涵是极其重要的。

如韩愈谈到自己的文章写作云：“仆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明确以下几点：一、韩愈对自己文章的评价与世俗迥异。二、韩愈称当时主流的文章是“俗下文字”，而“古文”显然是指与之相对的、他“意中以为好”的文章。三、韩愈为“古文”不能为今世所认同感到苦恼，最后一句中的“直”是“竟然”的意思，他感叹古文既然不为今人认同，那么它在今世又有什么用呢？显然这里有愤愤不平的意思。韩愈另一处言及古文，则是其《师说》的最后一段：“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这段话中，韩愈非但提到李蟠好古文，而且也提到他通习六艺经传，在韩愈看来，在古文和经学两方面都同时有所爱好并愿意学习的，就是“能行古道”。显然，这里透露了韩愈意识中的古文、经传、古道三者间的密切关系。在韩愈《考功员外卢君墓铭》中，出现了“愈能为古文业其家”这样的说法，表明其对古文的写作具有相当的自觉，并对自己的古文家身份有所认同。在《题哀辞后》中，韩愈对于自己写作古文的目的有这样的自述：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这段话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信息。首先，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韩愈所说的“古文”，从体式上来说，其句读是与当时的骈体文不同的。更为重要的是，韩愈的目的并不在于古文本身，他要学的是“古道”，想念的是“古人”，“古文”是表述或者表现“古道”的文辞，韩愈学习古文本是“兼通其辞”，这里的“其”，指代的正是“古道”，为了强调这一点，韩愈特意说明，自己“本志乎古道者也”。

韩愈的这番话非常重要，它使我们明白，“古文”其实与散体文是不能完全划上等号的。因为韩愈在使用“古文”一词和提倡写作古文的时候，他不仅是将这种文章看作以单行散句所构成的文本，而是规定它必须是表述“古道”的文本，古文，就是“古道”之“文辞”。由此可见，在韩愈的话中，“古文”是一个含有鲜明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念的语汇，它与古人之行与古人之道，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是密不可分的。

这种对古文的认识，几乎可以说是中唐古文家的共识。如李翱也说：“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古之人相接有等，轻重有仪，列于经传，皆可详引。”由此可见，古文与古人之行、古人之道、古人之礼，以及记录所有这些的经传，都是连为一体的。李翱又说：“自贞元末以至于兹，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韩愈）以为法。”道出了韩愈的古文及其对古文的看法，在当时士人中的表率意义。

南宋陈造曾说：“古文衰于东京，至唐韩、柳则盛，未几复衰，至本朝欧公复盛，起衰为盛。”可见宋代古文，被宋人认为与韩、柳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考察“古文”一词在宋代的使用，我们发现，有三个人对“古文”下过比较明确的定义，他们皆为北宋人物。第一位是宋初的柳开，第二位是北宋前期的僧人智圆，第三位是北宋后期的唐庚。柳开的定义常被提及，而对后两位的定义学界鲜有关注。在我们看来，三者都极为重要，皆须细加辨析。

柳开说：

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子不能味吾书，取吾意，今而视之，今而诵之，不以古道观吾心，不以古道观吾志，吾文无过矣。吾若从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类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骥，可乎哉？苟不可，则吾从于古文。

从“古文者”到“是谓古文也”，可说定义得相当完整。古文究竟是怎样一种文章？柳开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定义它。从形式而言，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并不辞涩言苦，让人难读。也就是说，古文在形式上并不是对古人文章言辞的单纯模拟，不能为了追求“仿古”的效果而与当代读者故意制造区隔；二是“随言短长，应变作制”，这里的“言”，指口语，即古文的文句必须根据口语进行忽长忽短的变化，在适应这种变化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体制。从内容而言，古文要“古其理，高其意”，其中的道理要古，立意要高，怎样才算“古”和“高”呢？判断的标准在于“同古人之行事”。古文要符合古人之行为处事，那样才叫古文。

柳开这个定义极富针对性。首先，它针对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机械摹古的文风。例如北朝西魏苏绰所作《大诰》，初唐陈子昂的部分文章，中唐樊宗师的佶屈聱牙的作品，甚至韩愈热衷于使用古人难词怪字的某些文章，都有机械摹古之嫌。柳开在此声明：“古文”之“古”并不在于言辞的复古和晦涩，等于否定了机械摹古的做法。其次，它针对了当时广为流行的骈体文。“随言短长，应变作制”，等于否定了“骈四俪六”，人说话不可能句句对偶，也不能总以四、六字句为主，古文的句式应当灵活变化，而不是呆板对偶。最后，它针对了当时的一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柳开要求古文“同古人之行事”，其实就是变相否定了今人之行事。由此看来，柳开所定义的“古文”，绝不是指单纯的复古文章，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骈文，而是一种新文体，这种新文体是他所刻意提倡的。提倡它的目的，从他后面的论述不难看出来。柳开“欲行古人之道”，故而认为自己不能从事于“世之文”、“今人之文”，否则就会像乘骥游海一样荒唐。所以，他必须提倡一种不同于当时一般文章的文体，这就是古文。他要通过写古文来行古道。

第二位为“古文”下定义的是僧人智圆，他说：

所谓古文者，宗古道而立言，言必明乎古道也。古道者何？圣师仲尼所行之道也。昔者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六经》大备，要其所归，无越仁义五常也。仁义五常谓之古道也。……非止涩其文字，难其句读，然后为古文也。果以涩其文字、难其句读为古文者，则老、庄、杨、墨异端之书亦何尝声律耦对邪？以杨、墨、老、庄之书为古文可乎？不可也。

显然，这段话中有些与柳开的定义相当一致，比如也提到古文必须依据古道来立言，必须表现古道。而“非止涩其文字，难其句读，然后为古文也”云云，与柳开的表述如出一辙。但智圆的定义也提供了新的内容。第一，在内容层面，他具体指明了古文所表现的“古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圣师仲尼所行之道”，是儒家的“仁义五常”；第二，在形式层面，他指出并非所有不讲究声律对偶的文章皆可称为古文，比如老、庄、杨、墨这些异端之书就不算古文。

唐庚对“古文”的定义，与以上两位有较大差别，他说：

迩来士大夫崇尚经术，以义理相高，而忽略文章，不以为意。夫崇尚经术是矣。文章于道，有离有合，不可一概忽也。唐世韩退之、柳子厚，近世欧阳永叔、尹师鲁、王深父辈，皆有文在人间，其词何尝不合于经，其旨何尝不入于道？……所谓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语之中，暗有声调，其步骤驰骋之，皆有节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

我们知道，王安石在神宗熙宁时期感叹“士弊于俗学久矣”，而欲“以经术造之”，遂改革贡举，以经义试进士，唐庚所言“士大夫崇尚经术”、“忽略文章”的风气，即与此有关。他的“古文”定义，显然就是针对这种士林风气而发。虽然也提到韩愈、欧阳修等人文章与道的密切关系，但他显然不是要强调文章“合于经”、“入于道”的一面，而是要唤起人们对文章形式的重新重视。所以，他接下来定义“古文”，就仅仅从文辞形式层面而言，古文虽不用偶俪，用散语，但并不等于在形式上无所追求。相反，散语中也暗藏声调，富有节奏，并不是用散语写的经义都可称为古文。

综观宋人对“古文”所下的三个定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定义皆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柳开所针对的是“世之文”、“今人之文”，也就是不能够“随言短长，应变作制”的骈体文；智圆针对的是那些虽具散体形式，但不符合儒家之道的“老、庄、杨、墨异端之书”；唐庚针对的则是熙宁贡举改革之后盛行的不讲究声调、节奏的经义之文。假如将三人的定义加以归纳，可以得出结论，宋人所定义的“古文”，是以阐明儒家之道为宗旨，以散体为体式特征，同时讲究声调和节奏的一种文章。更为重要的是，当上述三人定义“古文”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古文并不仅仅是散体文，而是符合儒家之道，却与当时流行的文章相对立的文体，无论流行者是骈体文还是经义文。

从韩愈至唐庚，关于“古文”的这些定义和论述说明，古文在中唐至北宋人的心目中，既与古道紧密相连，又要符合经书的内容，既不能机械模仿经书的文辞形式，又要讲求声调节奏。而最为关键的，还是必须合于古道。因此，唐宋人提倡古文，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这个取向和追求的核心，就是儒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