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代经学影响古文的途径分析

经学是研究儒家经书的学问。西汉设立五经博士，使得《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典籍成为官方确认的经书。汉代以后，经书的范围逐渐扩大，经历了“七经”、“九经”、“十二经”的阶段，最终定格于“十三经”。

经学研究儒家经书，究竟研究什么呢？它主要是对儒家经书文本的内容进行诠释。由于经书文本形成年代较早，流传过程中其形态又都经历了诸多变化，导致后世对经书文本的理解出现困难和差异，因此需要加以诠释。诠释又不外乎两种倾向，一种以有助于理解经书文本的意义为旨归，偏重客观；另一种则以借助经书阐发自己的思想观念为务，较多地将自己的思想加进诠释之中，偏重主观。这两种倾向有时并不能截然分开，对诠释经书贡献的大小也不能一概而论，但它们都以经书文本内容为核心，对经文加以诠释（包括字词、名物等的训诂和义理的阐发），以及对经的注释，包括传、笺、注、疏等进行探讨和比较。

经学的最终旨归，是力求对经书的文本内容作出正确的解释。当然，这里所说的“正确”，与其实际达到的效果未必是一回事，但无论如何，寻求对经文的确解一直是经学的首要目标。即使带有强烈官方色彩的经学，或是带有学者个人强烈主观偏向的经学，在解释经书的时候，在其诠释体系内部，也必然遵循这一目标，尽力做到自圆其说。也正因为此，经学作为一种学术，在解释经文这一点上，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学派之间，是可以相互比较的。

然而，经学又不仅仅是对经书的诠释。官方往往试图以经学统一人们的思想，学者们也借助经学表达自己的观念。撇开经学的官学或者私学性质不论，单就学理层面而言，经学至少还应该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于经书的性质、地位、效用等的认识；其二是关于如何阅读经书的观念；其三是对经书诠释方法的讨论；其四是经书诠释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其五是对经书与天地、社会、自我等关系的理解。这五个方面虽然围绕经书展开，但比经书文本的诠释本身更宏观，也更抽象。假如再考虑到经书文本的流传、各家注疏的刻印流布、经学学派的传承等历史因素，那么以儒家经书为核心所编织起来的这一个学术网络就相当强大，其对社会文化诸领域的影响力更不容小觑了。

经学影响宋代古文的途径又有哪些呢？这可以分几个方面来细论。

首先，经学为写作者提倡古文提供了理论资源。我们知道，中唐到北宋文章的书写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换，简而言之，一部分文类的书写方式，由骈体变为散体。而另一些文类则保持骈体不变。经过这次转换之后，某一文类究竟用骈体还是散体写，作者们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也就是说，大家会自觉地去运用骈体或散体写某一类文章，不会混淆。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些作者刻意倡导，并且打着复兴“古文”的旗号进行的，古文作者们强调自己写的文章是追迹古代文章，又为古文赋予了明确的价值观，强调其中所蕴含的儒家之道，那么，他们必然尊崇作为儒家之道载体的经书，必然在理论上将经书奉为文章的楷模。然而，经书的崇高性和权威性并不是亘古不变，而是需要不断论证的，这就要用经学来论证和彰显。也就是说，在推尊儒家之道这一点上，经学和古文有着一致的目标，将儒家的地位抬升得越高，对于提倡古文就越有利，而经学恰恰可以提供丰厚的理论资源，提升儒家的地位，帮助古文扩展影响力，促进文章写作方式由骈体向散体的转换。经学能够为文章书写方式的转换赋予某种合法性，将这一转换更大程度地与对古道的追求联系起来，使其具有价值观上的意义。

其次，经学为古文立意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动力。宋代经学的一大特征是“疑经”，在推尊儒家经书的同时，又怀疑一部分经书文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同时怀疑前人传注的正确性，这一疑经之风虽然使一部分经书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但目的是为了摆脱前人的传注，而直接探求经书的“本义”，在这样的情形下，儒家经书的地位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通过怀疑和重新诠释，经书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宋代古文中包括不同文类，其文本欲阐扬儒家之道，必然要借重经学所揭示的经书义理。在奏章、序、记等各个文类中，通过诠释经书话语来确立文章意义的例子不胜枚举。五经的话语在古文中俯拾即是，它们经过作者的诠释，抽绎出高远的道理，成为一篇文章的主意所在。主意既立，文章的品格一下子提高了，所记载的寻常人、事、物变得富有深意，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放射出异样的光彩。而疑经之风所带来的怀疑的思维方式，也让古文的主意变得更为丰富，惯常的思路和视角被颠覆，新异的思维和事理被重视和运用，宋代古文因之而呈现更为多元的面貌。

最后，经学催生了几类直接与与之相关的文类。这些文类虽属于“次文类”（sub-genre），即一个传统的大文类底下的小类，但都与经学密不可分，没有经学，也就没有这些次文类。比如经论、经义，隶属于论说文，但都和经学直接相关，可以说是代表了区别于传注的另一种经书诠释方式。又如经书和经解的序跋，是序跋类文章中的一个小类，但所写的对象是经书和经解，具有相对独特的形态和意义。经论比较宏观，有构成一个系列的五经论、六经论，也有单独就某部经书而写的，写作视角多样，体现了宋人对经书的总体看法。经论的繁荣是宋人对经学的一大贡献。经义产生于熙宁科举改革，是一种科举文体，专门要求考生阐发经书中某一句或者两句话的意义。与经论不同，经义的书写如其他科举文体一样，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当然也形成了某些固定的模式。经书和经解的序跋，内容更为复杂，但主要围绕经书和经解中的学术思想以及经书、经解本身的流传和形态，又保留了序跋类文体的写作传统所带来的一些特征。当然，如果以古文、时文两相对立的角度而论，经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时文，而非古文。但这种时文和科举中的策、论等一样，都是从古文内部生长出来的，以单行散句为主，而不是骈俪之体。经义和经学、科举两者都有关系。

当然，经学对宋代古文的影响途径远远不止以上提到的三个方面，正如经学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那样，这种影响也包含相当复杂的情形，这里只是举其大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