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大师的淡定

2018年12月的一天，忙里偷闲的家德兄，到我办公室小叙。一落座，闲扯了几句时事，话题自然落到格兰诺维特教授的这部《社会与经济》大书上。

家德是教授的弟子，深得真传，这点在一年前他出版的著作《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家德并未就此止步，他将教授的“社会网络嵌入”的理论，很自然地移植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语境，用“圈子”、“关系”来透彻解读强连接、弱连接，以及网络中的机会与社会资本，当然他最为关注的是“自组织”。

教授的新著《社会与经济》，据家德介绍，是一部打磨了十几年的著作，很多章节的内容，家德都事先读到过，特别涉及东方文化的有关内容，教授都多次与家德仔细研讨。家德带来这部书（上卷）的打印稿，嘱我做一小序，虽力有不逮，然盛情难却，便应承下来。

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啃教授的这部大著，自然费力很多。更具有挑战的是，我对这部铺陈宏大、论梳细密的著作中所提到的诸多文献史料，并不完全了解。虽然蒙家德兄信任和鼓励，依然觉得难以做出更多有价值的评价。只能老老实实，放平心态，用一个“门外汉”的视角，对这部大著略谈几点读后感吧。

我读格兰诺维特教授的著作，一个机缘是2011年在北大给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上一门“互联网前沿思想”的课程。课中有一个章节，介绍“社会网络”的理论。适时业界流行“社会计算”、“复杂网络”和“推荐算法”，格兰诺维特教授在《镶嵌：社会网络与经济行为》中的思想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将经济行为纳入社会网络来审视，在技术专家看来，是非常自然的。美国学者巴拉巴西1999年的“随机网络中标度的涌现”和瓦茨、斯托加茨1998年的“小世界网络的群体动力学”两篇著名论文，开启了互联网结构与动力机制研究的新疆域。应用专家有了理论依托，技术工程师有了研究方向和工具，产生了一大批成果。

教授的弱连接、强连接、镶嵌思想，也迅速被公式化、代码化，纳入各种分析模型，为网络结构分析、节点动力机制分析，提供着丰富的理论营养。但以我之陋见，这似乎并非是格兰诺维特思想的全部。

格兰诺维特教授这部用力甚多的《社会与经济》，似乎意在“纠正”这种“埋头应用”的偏差。他试图让众人的目光，重新回到他数十年前提出的这个“元问题”上来。这个元问题就是“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

承认“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似乎从直觉上并不难，难的是教授的这一论断，需要冲破既有范式的重重障碍，冲破业已固化成型的“经济学—社会学”关系的认知模式。这一认知模式渐渐被过去200年来的社会学、经济学的学者大师们用汗牛充栋的论著、阐释、演讲挤压成型，变成有关人性、组织、生产要素、生产关系、信任、权力、制度、文化，以及理性、道德、正义、财富、公平、分配等词语的“接插件”，用理论、流派、范式、模型，以及某某主义等封装好的“标签”，作为探究活生生现实问题的工具。

教授从“低度社会化”、“过度社会化”开始，不厌其烦地像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一样，用探铲、手镐、毛刷在岩石断层或者整齐的探方中，仔细辨认着结构功能学派、有限理性学派、文化决定论的主干和枝枝蔓蔓的支流——我心想，真难为教授了啊！

以我这个门外汉的眼光看，教授之所以这么做——据家德介绍，他这部著作的下卷，是众多的案例和实证分析——是为了让自己在三四十年前的理论创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教授就像一位孤傲的绅士，宁愿一再延宕著作的出版，也要将穿缀而成的思想框架奠基在扎扎实实、经得起检验的文献疏证的基础上。

这是学术，是卡里斯玛（Charisma）。

“卡里斯玛”是教授多次引用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概念，从早期基督神学引入政治学、社会学，并首次在1922年出版的《经济与社会》中，用来形容那种超凡脱俗的领袖气度，以及令人景仰的非凡魅力所形成的威权统治。这种卡里斯玛在文艺复兴以降的500年间一路下滑，伴随“理性精神”、“自由解放”的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和工业资本主义异军突起，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文艺复兴之后，学术卡里斯玛所面对的圣像，发生了180°的转弯。从宗教意义的上帝，转移到“斯宾诺莎的上帝”。

但是，教授所面对的，却恰恰是这种“卡里斯玛”的精髓部分：诚如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坚称的，罗马的衰败并非基督教所致，而恰恰是对基督精神的背离。对超凡脱俗魅力的景仰和向往，是柏拉图、毕达哥拉斯、托勒密传统中，热切追寻的那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物至理，也是绵延上千年的中世纪炼金术士口中的至尊咒语和秘方。

“斯宾诺莎的上帝”，依然有“上帝”的余晖。

所以，教授需要用同样的耐心、同样的方法，暂时放下建构理论的冲动，克制宏大叙事的诱惑，逐一指认在他看来把理解世界的逻辑“弄拧了”的前人的工作。教授是认真负责的，也是富有卡里斯玛情怀的。

插一个不算八卦的话，家德兄跟我闲聊间，不经意谈及与教授同一时期的学者，甚至是合作的学者如威廉姆森、阿姆斯特朗都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云云，诸多同行纷纷议论说，教授是“离诺奖最近的人”。家德所转述的教授的淡定与洒脱，或许可以对这一绅士般的卡里斯玛情怀，做一点小小的脚注。

“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网络”，在我看来绝不是某种灵光一闪的观点，这是大智慧。尽管教授字里行间处处谦逊地回避各种建构范式的“嫌疑”，耐心地梳理数十年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思想演进，但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倒一个个儿”，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魄力，也需要游刃有余的功力。

从200年前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开始，社会学家就产生一个自觉不自觉的参照系，就是将社会学理论弄得跟物理学理论一样漂亮、坚实。经济学在我看来也有这股子劲儿（甚至更过分）。数量经济学就是如此，如果没法弄得特别靠近物理学，那就弄得特别像数学。

这股子劲儿，训练、熏陶了一代又一代学者，产生了一堆又一堆厚厚的文本，堆积成一座又一座山峰，就像炼钢炉旁边堆积的钢渣山一样，冷却下来后坚硬无比。教授面前的，就是这样的山峰。

经济学作为基础，就像一个插线板，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就像插头一样，奠基和依赖于经济学，这大致是旧的、宗教的卡里斯玛消退之后，普鲁士教育革命奠定的近现代大学范式中新的学术卡里斯玛。格兰诺维特教授和其他教授们都明白，这套卡里斯玛是用论文、数据、公式、影响因子说话的。

但是，互联网来了，情况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9年，世界网民和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超越了自然人口的一半，信息已经成为毫无争议的新的生产要素，“斜杠青年”和自由职业者已经重新定义了组织，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分法在信息经济面前已经了无新意，甚至这两个词语听上去都是“脏词儿”（携带着浓厚的工业文明的味道），新物种层出不穷——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旧的理论框架左支右拙，漏洞百出。

格兰诺维特教授关于“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网络”的论断，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学术假设，而是一个事实，一个绕不开的事实。

说实话，在拜读教授大作的同时，我多次掩卷长叹：除了向教授表达敬意，我私下里觉得教授其实可以更“洒脱”一点，用德鲁克畅论“21世纪的管理”、“后资本主义社会”时的快意文字，痛快淋漓地宣读一份对旧学术卡里斯玛的起诉书。教授其实可以撇开这么多厚厚的参考文献，直截了当地摆出自己的洞见和思想的言说，率性地做一次“没有参考文献的著述”。

当然，话说回来，教授所做的一切，其实也正是这个艰难旅程的一部分。顺便说一下，教授的弟子——家德兄，正是他思想精髓的拥趸，也是身体力行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家德几年前将教授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圈子”“关系”“韬略”“亲缘结构”结合在一起，用“自组织”、“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重新审视的时候，我从他兴奋的神情中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欣悦之情。也许教授想畅快表达的思想，弟子们已经在做了吧！

点滴杂感，不成文字，聊以为序。

段永朝
2019年元旦改定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