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所谓“民族认同”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认同是指对某一主权民族国家的认同，即国家认同。狭义的民族认同是指一个国家中的各个民族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同，即族群认同。而在中国古代社会民族认同多是指文化的认同。至于“文化”的定义有多种解释，据20 世纪50 年代初的统计有160多种，但是对于什么是文化，却是明确的，即凡是人类生活的方式的各个方面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具体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这两大类。狭义的文化是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还包括道德情操、各种制度等，特指社会意识形态，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这些范畴。而中国文化一般称为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并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但是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历史悠久，各地区自然环境不同，人文历史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各地区文化的差异，在中国境内形成了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河陇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吴越文化、江淮文化、赣文化、徽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闽文化、客家文化、东北文化、藏文化等各种文化，这些文化中虽然存在着差异，可是除藏文化外大多还是属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的范畴，是我国历史上的各族先民共同创造的。并且对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亚的日本及朝鲜半岛的文化影响极大。
而在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王朝更迭频繁的历史时期，其间经历了三国、两晋（包括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几个历史阶段，在中国北方先后经历了八王之乱、西晋统一、“永嘉之乱”、北魏统一北方、北魏孝文帝改革、六镇起兵等重大历史事件。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后，进入中原的胡族部落迅速解体，[1]并与当地的汉民族杂居，于是北魏孝文帝进行了改革，推行均田制、三长制，迁都洛阳、改汉姓，这一系列措施从主观、客观上促进了北方的民族融合。但是这场改革从另一方面则触动了一些鲜卑人特别是六镇鲜卑的既得利益，由此爆发了六镇等一系列兵变，最终导致北魏灭亡。北魏灭亡后，在平定兵变的过程中分别形成了以高欢为首的怀朔军事集团和以宇文泰为首的武川军事集团，而高欢集团消灭了契胡尔朱氏势力，占据山东地区，宇文泰集团则占据关陇地区，将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最后高氏取代东魏建立北齐，宇文氏取代西魏建立北周，中国北方进入了东西对峙时期，即本书要研究的北朝后期，也就是指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对峙到北周灭亡这个历史时期，时间自孝武帝出奔关中、高欢立孝静帝的公元534 年，至杨坚废北周静帝建立隋朝的公元581 年，共计47 年，而这一时期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东魏北齐共有七个皇帝，其间出现了一次王朝更替，西魏北周共有九个皇帝，其间也出现过一次王朝更替，此后于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大定元年（581）北周政权又被外戚杨坚所颠覆，杨氏建立隋朝，开皇九年（589）隋朝消灭南方的陈朝，实现了全国统一。至此延续半个多世纪的东西、南北对峙时期，即“后三国时期”最终结束了。但是这一时期又是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最终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特别是北齐的“河清均田”对于其统治区域内的北魏末年以来进入该地区的胡族汉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门阀政治的兴衰、社会变迁、胡族内侵、人口流动、民族融合步伐的加快，加之在北魏统一前的一段时期中国北方长期战乱不断，先后出现过近二十个由各民族建立的政权，其中大多是由胡族首领建立的，并且很多时期是多个政权并存割据，虽然中国北方经过了北魏的一度统一时期，但是此后又陷入东西对峙的战乱时期，而由于山东、关陇、江左三大区域的地理环境、历史人文环境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区域文化的差异。可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人们思想活跃、视野开阔、感情奔放、勇于探索、富有创新精神，各种文化不断碰撞交流整合则促进了新的文化体系的形成。
一 时代特征及现实意义
所谓“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包括物质层面和非物质层面，而狭义文化只指非物质层面。而物质层面多指有形的田地、农舍及其他建筑物；非物质层面则包括了制度、学术水平、杰出人物多寡、精神心态以及风俗等诸多方面。
在南北朝后期中国的版图之内既有南北对峙，又有北方的东西两大政权对峙，在史籍中除了记载当时的政治、军事活动外，还或多或少地记载了一些文化的活动，而且由于此前中国北方的农业地区先后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的涌入，并建立了多个割据政权，同时许多北方士族或南迁或避难河西等战乱较少的地区，该地区的汉文化也就受到了胡族文化的冲击，而进入中原的胡族则也受到了既强大又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于是胡汉各族开始了双向的文化交流，最终形成了一种融合各民族文化并且仍然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先进文化——隋唐文化。因此南北朝后期的文化上承汉晋十六国文化，下启隋唐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笔者以为有必要对北朝时期的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包括这一时期文化的形成，胡汉文化如何相互碰撞、嬗变趋同，以及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等诸要素。而且北朝时期的文化与其他时期相比又具有其特点，具体表现为：
第一，北方各种文化的融合。由于自永嘉之乱以至北魏统一前，大批胡族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并建立了许多割据政权，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各政权割据局面，而秦汉以来形成的统一的、共同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格局被打破。其时虽然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进入农业地区时带来了他们本族所特有的甚至中亚地区的文化，这些文化与农业地区的汉文化接触、碰撞之中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对方文化的某些成分。而自北魏统一中国北方进入南北朝时期，这种相互学习借鉴对方的文化的行为，既有各民族自发的又有国家强制推行的，所谓自发的是由于胡族进入中原后开始与汉族杂居，在生活上相互接触，文化上也就必然相互影响。其强制性则表现为某些政权推行某项措施，其典型事例就是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的改革，当然这次改革由于受到某些阻碍在北魏的六镇地区未能实施，但是进入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政权东西对峙时期，北齐政权则强制推行了“河清均田”，给原居于北边六镇的军民补了课，推行了汉化政策。在这种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以至融合的过程中，汉族和胡族既相互吸收对方的优秀文化，也不排除相互吸收了一些对方文化的糟粕，导致了不良的后果，例如北魏末年的所谓“六镇起义”，诚然与孝文帝迁都洛阳有关，但是最后导致北魏灭亡的缘由就不能不说是北魏的大批鲜卑贵族在接受汉文化的优秀成分时连一些糟粕也一并接受了过来，导致大批官僚贵族腐化。到北朝后期，文化上又经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过程，最终为此后灿烂的隋唐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种文化的交流既表现在语言、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狭义的融合，也包括思想、意识、制度乃至服饰、饮食、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交流和融合。
第二，各区域文化的差异性。由于各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之进入各区域的胡族文化之修养的不同，世家大族对于所在地区的影响存在差异，汉族文化在各区域的影响力有强弱之分，各地区已具有迥异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性格，还有政治上由来已久的行政区划，加上此前五胡十六国时期的长期分裂割据局面以及北朝后期的东西对峙格局，造成了政治上的多元化，也必然形成了北朝文化上的差异性，因此在这个时期中国北方就出现了河洛、齐鲁、燕赵、三晋、关中、河陇诸多文化圈，到北朝后期由于政治的缘由大致形成了山东和关陇两大文化区域，这些文化区域之间当然又存在着诸多差异。
第三，文化的双向交流。自“永嘉之乱”以来中国北方不断有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中间既有汉族向中原以外的地区迁移，又有胡族向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迁徙，伴随着这些接连不断的人口迁徙，这些外来的移民必将自身的文化带到了新的迁徙地，并与迁徙地原有的文化发生接触，在共同的生活中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流，当然这种交流多是以文化水准较高的汉文化影响其他民族，但是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些因素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汉族。因此这种交流不是单向交流，而是双向交流。
第四，文化的开放性。南北朝以至上溯到三国两晋时期，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莫过于在古代印度产生的佛教文化，这一时期佛教开始在社会各阶层传播，佛教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儒家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使佛教逐渐完成了本土化过程，演变为中国化的佛教。另外这一时期的艺术也或多或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据文献记载音乐就受到了西域音乐的影响，而近年的考古发掘又证明在绘画、雕塑等方面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特别是粟特文化的影响。
第五，新形成的仍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族文化，对后世文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隋唐之制度来源于北魏北齐、梁陈、西魏北周三源，而在这三源中，西魏、北周制度对于隋唐制度的影响远不如其他二源。并进一步指出：“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2]可见北魏、东魏、北齐时期所形成的文化对隋唐时期的影响巨大，而北魏、东魏、北齐时期的文化则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
另外，研究中国古代民族认同问题，认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终形成的文化绝不是所谓既不属于汉族又不属于胡族的第三种形态的文化，而仍然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这就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还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维护国家统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另外，通过对区域文化差异的探讨及原因的分析，了解到各个地区文化的差异由来已久，其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这又对国家加强西部开发、最终实现“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有着现实意义。
二 研究现状
至于现今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概况如下：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自20世纪中期以前有一些研究成果，进入20 世纪80 年代，文化研究成为一个热门学科，研究成果甚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从文化要素入手，有周振鹤、游汝杰合撰《方言与中国文化》[3]，该书对于文化语言学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不仅没有局限于历代方言地理格局的研究，还揭示多种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方法理论上有诸多创见。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4]，从战国文化传统、经史之学、文史之学、史论、杂传与人物品评、南北史学异同等方面，多视角地考察了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演变。（2）断代文化研究，文化地理方面虽然只有卢云《汉晋文化地理》[5]，可是该书从学术、婚姻、宗教、音乐四个文化要素对汉晋时期的文化分布及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6]、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7]、熊铁基《汉唐文化史》[8]、曹文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9]，另外一些断代史中亦有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研究。（3）区域文化研究，有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10]、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11]《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12]、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13]、林拓《文化的地理分析》[14]、刘影《皇权旁的山西》[15]等著述，这些著述分别从方言、风俗、聚落、宗教、人才等诸方面对某一地区文化发展进行了探讨。（4）以问题为纲，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16]，该书以文化区为线索，贯穿了语言、宗教、风俗、人物地理、文化重心、区域文化地理等专题。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17]，该书对于北朝时期村民的生活诸多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介永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18]，揭示各历史时期佛教文化要素在西北地区的空间组合、地域差异及分布的历史成因。（5）比较研究，有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19]，该书从天神上帝及其文化圈、思想文化、制度文化、习俗文化及文化渊源等方面入手，对于商周两朝文化之差异进行了分析。
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包括：（1）通史研究，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20]、劳干《魏晋南北朝史》[21]、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22]、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23]、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24]、黎杰《魏晋南北朝史》[25]、邹纪方《魏晋南北朝史》[26]、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27]、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28]、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29]、简修炜《六朝史稿》[30]、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31]。（2）断代研究，有杜士铎《北魏史》[32]，雷依群《北周史稿》[33]。虽然这些著述基本上是对那一时期的历史做全面的论述，但是也涉及文化的诸多方面。（3）地区研究，有李文才《三至六世纪益梁地区》[34]、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35]，都是对这一时期的某一地区进行的综合研究。（4）专题研究，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36]、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37]、王伊同《五朝门第》[38]、贺昌群《魏晋思想初论》[39]、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40]、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41]、王青《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信仰与神话》[42]、王葆玄《正始史学》[43]、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44]、孔繁《魏晋玄谈》[45]、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46]、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47]、陈戍国《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48]、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49]、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50]、朱大渭《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51]、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52]《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53]、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54]、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55]、梁满仓《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56]、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57]、王利华《中国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58]、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59]、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60]、李书吉《北朝礼制法系研究》[61]。此外，域外的一些学者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也颇有研究，主要有韩国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科朴汉济教授的《中国中世胡汉体制研究》[62]。
民族研究的著述则有姚薇元《北朝胡姓考》[63]、马长寿《乌桓与鲜卑》[64]《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65]、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66]、陈琳国《中古北方民族史探》[67]、陈连庆《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68]、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69]、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70]、米文平著《鲜卑史研究》[71]、田余庆《拓跋史探》[72]、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73]、王小甫《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74]，从多方面、多角度探讨分析了中国古代民族问题。
相关的论文集有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75]《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76]、周一良《魏晋南北朝论集》[77]、缪钺《读史存稿》[7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79]何兹全《读史集》[80]、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81]、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微》[82]、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83]、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84]、谷霁光《谷霁光史学文集》[85]、朱大渭《六朝史论》[86]、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87]、黄永年《文史探微》[88]。
有关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研究论文，有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架构的特征》[89]，把魏晋南北朝时期定位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周积明《论魏晋南北朝文化特质》[90]，认为魏晋南北朝文化特征是以经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生动活泼的多元文化；马良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论纲》[91]，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人们觉醒的时代，也是一个没有思想权威的时代；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92]，具体地给魏晋南北朝文化界定了自觉趋向、开放融合、宗教鬼神崇拜、区域文化四大特征；冯天瑜《魏晋南北朝文化刍议》[93]。而域外的一些学者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也颇有研究，其中韩国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科朴汉济教授撰写了《北魏王权与胡汉体制》[94]，认为胡汉体制即“表示并存在同一地区和统治体制下的胡汉两个民族，在形成统一文化体制过程中的相互冲突、反目和融合，即以胡汉问题为基础的一切社会现象。换句话说……胡汉关系是构成这一时代的基本骨架；而且汉族文化同胡族文化互相融合，最后形成了既不属于汉族也不属于胡族的，即Synthesized的第三种形态的文化，是这一时代特殊的历史现象”[95]。为此朴汉济还撰写了《北魏均田制的成立和胡汉体制》[96]《北魏对外政策和胡汉体制——与统一体制指向相联系》[97]《北魏洛阳社会和胡汉体制——以都城区划和住民分布为中心》[98]《西魏北周时代胡姓的重行与胡汉体制——向“三十九国九十九姓”姓氏体制回归的目的和逻辑》[99]《西魏北周时代的赐姓与乡兵的府兵化》[100]《西魏北周时代胡汉体制的展开——胡姓重行的经过与其意义》[101]等一系列关于胡汉体制的论文，基本上奠定了这个理论框架。此外有关问题的研究还有笔者近年的几篇论著。
三 研究思路
虽然有上文所列举的诸多研究成果，但是对于北朝时期特别是北朝后期的文化认同及区域文化比较研究仍然一个相对薄弱的研究课题，包括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也基本上只做到西晋时期。而南北朝阶段则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战乱不断、各胡族不断融合到汉民族中去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胡族或定鼎中原，或建立割据政权，胡汉文化相互碰撞、整合、趋同，而由于当时汉族文化处于一个较高的文明程度，因此最终在这一历史时期形成的新的汉文化虽然融入了胡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因素，可是该文化仍然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这一新文化为此后隋唐盛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形成的文化既非汉文化又非胡文化，如韩国学者朴汉济教授就认为“汉族文化同胡族文化互相融合，最后形成了既不属于汉族也不属于胡族的，即Synthesized的第三种形态的文化”。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笔者以为有必要将这一时期文化加以梳理，廓清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弄清这个问题同时也有必要将这一时期的各区域文化加以比较研究。
从魏孝武帝出奔关中，孝静帝在山东地区即位，至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北齐灭亡，北周统一中国北方，一般称为北朝后期，或称为东西对峙时期，或称为后三国时期，由于文化的发展演变滞后于政治形势的演变，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化也可下延至北周灭亡隋朝建立时为止。而这一时期两大区域分界比较明显，基本以东魏北齐统治区和西魏北周统治区来划分。
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两大政权对峙时期中国北方大致可按其统治区划分为两大区域，东魏北齐政权统治地区主要是指函谷关以东的山东地区，西魏北周政权统治地区主要是指关陇地区，还包括弘农、河东等地的一部分。据《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参考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王仲荦先生《北周地理志》、施和金先生《北齐地理志》，将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两大统治区域所辖州郡列表如下：[10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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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着重论述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两大政权对峙时期的不同种族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最终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全新汉文化，为日后隋唐时期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前几部分是从儒学、礼义、制度、宗教、文学艺术、经济、婚姻、女学等方面来解说胡族如何接受汉化，然后又从宗教、艺术、习俗诸方面来叙述汉族文化如何受到胡族文化的冲击、影响。而由于各地区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因素以及进入的胡族的种族文化不同、产生的影响也不同，由此就出现了各区域的文化差异。最后一部分论述了这一时期胡汉文化的整合与趋同过程、结果，从历史、人文、自然环境等角度究其缘由。笔者以为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各族文化相互接触、相互碰撞，不断嬗变，特别是到北朝后期文化进入了一个趋同期，最终各种胡文化融合进汉文化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但是这种全新的文化却不是朴汉济所说的Synthesized的第三种形态的文化，而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新的汉文化。当然由于历史人文环境以及地理自然环境的不同，这种全新的汉文化在山东、关陇两大区域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
[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绪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