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民族认同

由于本书所涉及问题，既有民族认同，又包括区域文化比较的问题，因此分为上、下两编，分别加以分析论述。而上编主要探讨的是胡族汉化、各政权制度方面汉化问题，也就是所谓在嬗变过程中的趋同问题。这主要是指北朝后期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胡族及胡化族群的汉化过程，是魏晋南北朝文化演变的主流。同时也对胡族及其他外来文化对汉族影响的问题加以分析，不过这只是这一时期文化演变的支流，因为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隋唐时期所显现的文化无疑仍然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为此本编将分为若干章节加以考述。

第一章 胡族的汉化

在民族认同方面，胡族汉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这是因为当时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各胡族社会形态、文化发展、生活习俗基本都落后于原居住在该区域的汉族，[1]在北朝特别是北魏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胡族——鲜卑族亦不能免俗，据《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所云：鲜卑“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同卷《乌桓传》则曰，乌桓“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第2979页）“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娉币。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父子男女相对踞蹲。以髡头为轻便”（第2979页）。“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第2980页）“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毕皆烧之。其约法：违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贼杀者，令部落自相报，不止，诣大人告之，听出马牛羊以赎死；其自杀父兄则无罪；若亡叛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第2980页）人类当然不甘心落后，于是必然要向往文明，而当时居住在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汉族比起诸胡族文明程度高，因此胡族要效法文明必然要仰慕汉文化，接受汉文化。再则胡族进入中原后，部落逐渐被打乱，不复存在，转而与汉人杂居，加上中原地区适宜农业生产，而不适宜畜牧业生产，胡族也不得不效法汉人从事农业生产。另外社会也在不断进步，胡族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也开始放弃其原有的生产方式，由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快速进入封建社会，逐渐汉化，进而与汉民族融合。

而在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两大政权对峙之初，中国北方虽然经过此前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推行汉化政策，使得迁洛进入中原地区的胡族基本上都接受汉文化，有的胡族士人甚至学识水准颇高。但是当时留在北边六镇等边地生活的军民并未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这些兵民是以胡族为主的，虽然有些汉族兵民，可是那些汉人由于久居边地，在与胡族杂居过程中逐渐被鲜卑等胡族同化，演变为胡化族群。此后由于北魏末年的所谓六镇起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使得大批北方边地的胡族和胡化族群涌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开始与中原汉人杂居，他们带来的胡文化则又与该地区原有的汉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最后融合到汉文化之中，形成依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全新汉文化。下面就从儒学、礼义习俗、制度、文学艺术、社会生活诸方面来探讨这一时期胡族个体汉化的问题。

第一节 儒学

儒家学说是汉文化的主体，因此胡族接受汉文化首先要接受儒学，而儒学不仅仅指《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儒家经典，还应该包括其他诸方面，因此接受儒学主要还表现在习读经传、尊师礼贤、重视教育等方面。

一 习读汉文化经典

由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儒家思想的影响程度以及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胡族及胡化族群自身因素的不同，特别是此前五胡十六国时期各胡族相继进入该地区，并建立了诸多割据政权，而且这些胡族的汉化程度又是深浅不一，例如匈奴刘氏在建立政权之前已经汉化，其中刘渊等人的汉化程度还颇深。另外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胡族有的迅速汉化，有的汉化得则较为缓慢，这就造成了进入该地区的胡族以及胡化族群儒学水准的差异颇大。

（一）东魏北齐统治地区

有关生活在东魏北齐政权统治区域的胡族以及胡化族群汉化的记载，在传世史书中颇多，具体表述则多种多样，诸如有著述、学涉经史、精于一经或数经、遍览典坟、游心坟典、能诵经书、颇有学问、兼爱文学、幼聪颖，读书敏速、颇学缀文、好学慕善、背诵文集、幼而聪慧、解悟捷疾、少好学、明辨有识悟、无所不览、从师游学、爰始志学、工名理、好清言、善草隶、爱篇什、好儒学、粗涉书史、粗有刀笔、爱好文史、好学慕善、明解书计、好读书等，这又可以根据汉化的程度大致分为几类，其中学识颇高有著述者、述而不作或博学或专精一经数经、明解书计等几类情况，其中学识颇高有著述者为汉化程度最深者；精于一经或数经、背诵文集经传、颇学缀文、兼爱文学，读书敏速、学涉经史，好缀文、兼爱文学、能诵经书、颇有学问、解悟捷疾、遍览典坟、明辨有识悟、无所不览、从师游学、爰始志学、游心坟典、工名理、好清言、善草隶、爱篇什者次之；好学慕善、少好学、好儒学、明解书计、粗涉书史、粗有刀笔、爱好文史、好读书、秉文经武之业者又次之；最后一类则是初学汉字者，他们虽然也接受了汉文化，可是汉化程度最浅。

在该地区生活的胡族或胡化族群中学识颇高有著述者人数虽然不太多，但还是有几位，如东魏孝静帝元善见，《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记载，他是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其母自云出自安定胡氏。而据同书卷二二《清河王怿传》记载，元亶是清河文献王元怿之子，也就是推行汉化的北魏孝文帝元宏之孙，即元善见是北魏孝文帝的曾孙。《魏书·孝静帝纪》还说他“好文学，美容仪。力能挟石师子以逾墙，射无不中。嘉辰宴会，多命群臣赋诗，从容沉雅，有孝文[帝]风。”（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3页）“咏谢灵运诸曰：韩亡子房备，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第313页）而《魏书》卷七下《高祖纪》曰，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有兴而作。”（第187页）由此推测东魏孝静帝也应如此，只不过其所作诗赋文章或因其被废而不存，或遗失于北齐灭亡之时，或毁于武德五年（622）三门峡翻船事件。[2]

宇文忠之，据《魏书》卷八一《宇文忠之传》所云，他是河南洛阳人，“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据东部，后入居代都。”（第1795页）从他定籍河南洛阳，可知他所属的这支宇文氏家族当是随北魏孝文帝内迁的。传中还说他“猎涉文史，颇有笔札，释褐太学博士。天平初，除中书侍郎。裴伯茂与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为‘黑宇’。后敕修国史。”（第1795页）这说明他当有著述，但其著述未能流传下来，可能与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情况相似，或是北齐灭亡时毁于兵火，或是毁于武德五年（622）三门峡翻船事件。本传还记载有东魏元象初年他曾作为副使，出使南朝萧梁政权。[3]而当时东魏北齐出使萧梁者多为有学识者，这也佐证了他的儒学程度颇高。

北齐文襄帝高澄，[4]据《北齐书》卷三本纪所云，他是高欢的长子，字子惠，“就杜询讲学，敏悟过人，询甚叹服。”（第31页）从杜询的姓氏来看，他当是出自京兆杜氏的儒者。既然高澄曾就学于出身士族的儒士，并能得到其赏识，可见其学识非同一般。另外，《北史》卷六《齐文襄帝纪》云：“文襄美姿容，善言笑，谈谑之际，从容弘雅。性聪警，多筹策，当朝作相，听断如流。爱士好贤，待之以礼，有神武之风焉。”（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236页）而《隋书》卷三五《经籍志》记载，有《高澄与侯景书》一卷，[5]但该文是否高澄所作？据《北齐书》卷三《文襄帝纪》记载：“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假有未居显位者，皆致之门下，以为宾客，每山园游燕，必见招携，执射赋诗，各尽其所长，以为娱适。”（第31—32页）又据《北齐书》记载高澄之子多能文，故推测此文为高澄所撰。

安德王高延宗，据《北齐书》卷一一本传所云，他是高欢之孙，后被追奉为文襄帝高澄之子，传中虽然没有他汉文化修养多高的记载，可是却有云“及兰陵[王]死，妃郑氏以颈珠施佛。广宁王使赎之。延宗手书以谏，而泪满纸。”（第148页）另有《经墓兴感诗》刻于《兰陵王碑》阴，诗作有云：“夜台长自寂。泉门无复明。独有鱼山树。郁郁向西倾。睹物令人感。目极使魂惊。望碑遥堕泪。轼墓转伤情。轩丘终见毁。千秋空建名。”[6]可见这首诗确实水平颇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是不敢让别人代笔的。而且这首诗既是他对于兄长感情的真实流露，又表现出较高的文学造诣，因此不可能是凭空之作。这说明他必定有相当深厚的文学底蕴，他亦当有其他诗作，只不过失传而已。因此说他的汉文化水准颇高，并有诗作。

赵郡王高叡，据《北齐书》卷一三本传所云，他是高欢之弟赵郡王高琛之子，即是高欢之侄，并说他“初读《孝经》，至‘资于事父’，辄流涕歔欷。”（第170页）“励己勤学，常夜久方罢。”（第170页）“摄宗正卿，进拜太尉，监议五礼。叡久典朝政，清真自守，誉望日隆，渐被疏忌，乃撰古之忠臣义士，号曰《要言》，以致其意。”（第172页）可知他少时即读《孝经》，并有感悟。后又著有《要言》一书，至于这部《要言》《隋书·经籍志》缺载，当是毁于北齐灭亡之时的战火之中，或是毁于武德五年（622）三门峡翻船事件。[7]

刘世清，据《北齐书》卷二十《斛律羌举传》所云，他是代人“祖拔，魏燕州刺史，父巍，金紫光禄大夫。”（第267页）可见他当是胡族或胡化族群，还说他武平末，任“侍中，开府仪同三司，任遇与孝卿相亚。情性甚整，周慎谨密，在孝卿之右，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盘经》，以遗突厥可汗，敕中书侍郎李德林为其序。”（第267页）可见他通周边民族语言，并能翻译《涅盘经》，这部翻译的《涅盘经》也是他的译作，即使按现今标准也算是一部著述。

王纮，《北齐书》卷二五本传虽说其家族世为小部酋帅，但是又说其父王基就“颇读书，有智略。”（第365页）可见其有家学，他“少好弓马，善骑射，颇爱文学。性机敏，应对便捷。年十三，见扬州刺史太原郭元贞。元贞抚其背曰：‘汝读何书？’对曰：‘诵《孝经》。’曰：‘《孝经》云何？’曰：‘在上不骄，为下不乱。’”（第365页）又“好著述，作《鉴诫》二十四篇，颇有文义。”（第367页）这些都说明他既对儒家经典颇有领悟，又颇有著述，至于其著述《鉴诫》《隋书·经籍志》缺载，当也是毁于北齐灭亡时的兵火，或毁于武德五年（622）三门峡翻船事件。

元晖业，据《北齐书》卷二八本传所云，他是北魏景穆皇帝之玄孙，少年时不务正业，甚至与盗贼有交往，但是“长乃变节，涉子史，亦颇属文，而慷慨有志节。”（第386页）“又尝赋诗云：昔居王道泰，济济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第387页）“晖业之在晋阳也，无所交通，居常闲暇，乃撰魏藩王家世，号为《辩宗录》四十卷行于世。”（第387页）而《北齐书》成书于唐初，还称《辩宗录》行于世，但是《隋书·经籍志》却缺载，不知何故。另外元晖业祖上当也是随北魏孝文帝内迁的，进入中原较早，故汉化程度较深。

陆卬，据《北齐书》卷三五本传所云，他字云驹，“少机悟，美风神，好学不倦，博览群书，五经多通大义。善属文，甚为河间邢邵所赏。”（第469页）可是据《北史》卷二八《陆俟传》记载，他是北魏政权显贵陆俟的后人，是出自步六孤氏后改为陆氏的鲜卑大姓，而不是出自江左的朱、张、顾、陆等南方士族。《北齐书》本传还记载，他“历文襄大将军主簿，中书舍人，兼中书郎中，以本职兼太子洗马。自梁、魏通和，岁有交聘。卬每兼官燕接，在帝席赋诗，卬必先成，虽未能尽工，以敏速见美。”（第469页）“所著文章十四卷，行于世。齐之郊庙诸歌，多卬所制。”（第470页）可见他好学不倦，博览群书，著述颇多，并为出自北方士族的河间邢邵所赏识。

这几位皆有著述，但是《隋书·经籍志》多阙载，当或是在北齐灭亡时被毁，或毁于武德五年（622）三门峡翻船事件。这样东魏北齐统治区内有著述的胡族或胡化族群计有九人，其中高澄是高欢的长子，可能出身生北部边地，但是幼年即已进入中原地区，占11%多。其他八人则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迁居中原的胡族后人或是出生于中原地区的，约占89%。由此可知，进入中原地区越早受汉文化的影响越大，汉文化修养也就越深。

生活在东魏北齐统治区内的胡族或胡化族群中，博学或专精一经甚至数经，但是述而不作者也颇多，北齐文宣帝高洋即是其中的佼佼者，据《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记载，他是高欢之子，字子进，“幼时师事范阳卢景裕，默识过人，景裕不能测也。”（第43—44页）而卢景裕则是出身范阳卢氏的北方一流大士族，也是当时名儒，既然连他都认为高洋学识不可测，可见高洋学识之不凡。

北齐废帝高殷，据《北齐书》卷五《废帝纪》所云，他是北齐文宣帝高洋的嫡子，字正道，“天保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性敏慧。初学反语，于‘迹’字下注云自反。时侍者末达其故，太子曰：‘迹字，足傍亦为迹，岂非自反耶？’”（第73页）“初诏国子博士李宝鼎傅之，宝鼎卒，复诏国子博士邢峙侍讲。太子虽富于春秋，而温裕开朗，有人君之度，贯综经业，省览时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学者及礼学官于宫宴会，令以经义相质，亲自临听。太子手笔措问，在坐莫不叹美。九年，文宣在晋阳，太子监国，集诸儒讲《孝经》。”（第73页）既然他能被文学之臣称赞，说明其才学也非同一般。

北齐孝昭帝高演，据《北齐书》卷六《孝昭帝纪》所云，他是高欢的第六子，字延安，即是北齐文宣帝高洋的同母弟，他“所览文籍，源其指归而不好辞彩。每叹云：‘虽盟津之师，左骖震而不衄。’以为能。遂笃志读《汉书》，至《李陵传》，恒状其所为焉。”（第79页）天保五年，“除并省尚书令，善断割，长于文理，省内畏服。”（第79页）可知他精读史传，颇有见识。皇建元年八月甲午日的诏书：“昔武王克殷，先封两代，汉、魏二晋，无废兹典。及元氏统历，不率旧章，朕纂承大业，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旧说不同，可议定是非，列名条奏，其礼仪体式亦仰议之。”（第82页）“帝聪敏有识度，深沉能断，不可窥测。”（第84页）“情好稽古，率由礼度，将封先代之胤，且敦学校之风，征召英贤，文武毕集。”（第86页）此文中记载高演能引经据典，熟悉典故，重视学校教育，可见他的汉化程度颇深，学识亦非浅。

北齐武成帝高湛，据《北齐书》卷七《武成帝纪》所云，他是高欢的第九个儿子，又是北齐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的同母弟，“时年八岁，冠服端严，神情闲远，华戎叹异。”（第89页）卷四四《儒林传》还记载，出自范阳卢氏的卢景裕被高欢“置之宾馆，以经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赵郡李同轨继之。二贤并大蒙恩遇，待以殊礼。同轨之亡，复征中山张雕、渤海李铉、刁柔、中山石曜等递为诸子师友。及天保、大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第582页）知高湛曾受名儒指教，还非常注重对自己子弟的汉文化教育及熏陶。另据《北齐书·武成帝纪》记载：“[河清]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诏临朝堂策试秀才。”（第91页）而敢亲自策试秀才，应该说他的汉化程度不浅，也颇有学识。

北齐后主高纬，据《北齐书》卷八《后主纪》所云，他是北齐武成帝高湛之子，“幼而念善，及长，颇学缀文，置文林馆，引诸文士焉。”（第112页）武平三年二月“敕撰《玄洲苑御览》，后改名《圣寿堂御览》。”（第105页）八月“《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阁，后改为《修文殿御览》。”（第106页）“四年“五月丙子，诏史官更撰《魏书》。”（第107页）从他引用文士，设置文林馆，修撰《修文殿御览》这部大型类书及命史宫修撰《魏书》来看，他汉化程度颇深，学识也非同一般。

高齐宗室诸王中还有一些人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他们读书刻苦、颇有学识，如：高浚，《北齐书》卷十《高祖十一王传》说他是高欢的第三子，字定乐，“后稍折节，颇以读书为务。”（第132页）《北齐书》卷一一《文襄六王传》曰：高孝瑜是后被追赠为文襄帝高澄的长子，“兼爱文学，读书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第144页）高孝珩是文襄帝高澄的第二子，“爱赏人物，学涉经史，好缀文，有伎艺。”（第144页）高孝琬子高正礼“幼聪颖，能诵《左氏春秋》。”（第146—147页）高孝琬、高长恭、高绍信三人，据《北齐书》卷一一《文襄六王传》所云，分别是高澄第三、第四、第六子，《北齐书》卷一二《文宣四王孝昭六王武成十二王传》后论曰：“文襄诸子，咸有风骨，虽文雅之道，有谢间、平，然武艺英姿，多堪御侮。”（第165页）因此说高湛诸子均已汉化无疑，并且汉化程度颇深。这亦可作为高澄极有学识的佐证。

韩晋明，据《北齐书》卷一五《韩轨传》所云：他是东魏北齐开国大臣韩轨之子，是太安狄那人，却没有说明他的族属，但是据《北朝胡姓考》所考韩轨出自大汗氏，大汗氏或云步大汗氏、破六韩氏，是匈奴人，但在进入中原前已经鲜卑化。[8]而《韩轨传》说韩晋明“有侠气，诸勋贵子孙中最留心学问。”（第200页）虽然没有说他的学问到底如何，不过据《颜氏家训集解》卷四《名实》记载“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朝廷以为文华，亦尝出境聘。东莱王韩晋明笃好文学，疑彼制作，多非机杼，遂设言，面相讨试。竟日欢谐，辞人满席，属音赋韵，命笔为诗，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韵。众客各自沉吟，遂无觉者。韩退叹曰：‘果如所量！’韩又尝问曰：‘玉珽杼上终葵首，当作何形？’乃答云：‘珽头曲圜，势如葵叶耳。’韩既有学，忍笑为吾说之。”（《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08—309页）可见韩晋明虽然是勋贵子弟，但是他迅速接受汉文化，学识远胜那位读书二三百卷的汉士族，其阅读汉学典籍也应该远超过三百卷。

斛律丰乐，据《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记载：“《谈薮》云：北齐高祖常宴群臣，酒酣，各令歌。武卫斛律丰乐歌曰：‘朝亦饮酒醉，暮亦饮酒醉。日日饮酒醉，国计无取次。’帝曰：‘丰乐不谄，是好人也。’”（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3页）据《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所云，他是斛律金的第二子，即是斛律羡，以字行，而斛律金是“朔州敕勒部人也。”（第219页）斛律丰乐的籍贯亦应如此，但是他们当时已迁邺。此歌自是宴席之中所作，不可能请人代笔，此歌随口而来，虽然此歌不太雅，即便如此，他的汉文化水准不可小觑，至少可将他划入汉文化水准较高的这批胡族之中，而且当是较早随父进入中原者。

在元魏宗室中汉化程度较深者也颇多，其中元晖业前文中已有叙述，而元昭业，据《北齐书》卷二八《元晖业传》记载他是元晖业之弟“颇有学问，位谏议大夫。”（第387页）《北齐书》卷三八《元文遥传》曰：元文遥“字德远，河南洛阳人。”（第503页）“敏慧夙成，济阴王[元]晖业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晖业尝大会宾客，有人将《何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河间邢邵试命文遥，诵之几遍可得？文遥一览便诵，时年十余岁。济阴王曰：‘我家千里驹，今定如何？’邢曰：‘此殆古未有。’”（第503页）其子元行恭“美姿貌，有父风，兼俊才，位中书舍人，待诏文林馆。”（第505页）元行恭弟元行如，“亦聪慧早成，武平末，任著作佐郎。”（第505页）元行如能出仕著作佐郎，当学识不一般。据《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东魏·元玕墓志》曰：元玕“资生鹰积德之门，立身禀为善之教，容止每摄威仪，进退不逾规矩。至乃贤贤于受体，非日用其三牲；怡怡于同胞，乃投入力于四海。纷纶琴书，会文当世，慷慨弓马，慕气终古。盖兼资之伟人，岂倜傥而已哉。起家为秘书郎中，俄兼中书舍人。综协皇言，吐纳是司。”（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315页）还记载他“字叔珍，河南洛阳人也。高祖广平王，烈祖道武皇帝之第七子也。曾祖仪同南平康王。祖尚书南平安王。父燉煌镇将。兄光州刺史南平王。伯父太傅司徒京兆王。”（第315页）《魏书》卷一六《广平王连传》又记其祖父天飞龙“容貌魁伟。雅有风则，贞白卓然，好直言正谏，朝臣惮之。高祖特垂钦重。”（第400页）其父正史中当无传，从他已定籍河南洛阳，至迟其祖父已随北魏孝文帝迁居洛阳，墓志又说其父任燉煌镇将，而燉煌又是河西走廊的文化重镇，元玕本人又曾任秘书郎中、中书舍人等职，这些都说明元玕的学识当如墓志所言具有一定水准。《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北齐·元子邃墓志》曰：元子邃“字德修，河南洛阳人也。”（第401页）“怀珠握镜之由，建国辩友之盛，光启南阳之基，遂荒大东之业。左史右史，记言记事，简于钟鼎，略此文辞。”（第401页）“旌贤乐善，味道求书，博极古今，洞观坟籍。既有公才，非无公望，声驰远近，誉满宫阙。”（第401页）此赞誉之辞是否属实只能在正史中考询，墓志又说他“曾祖魏文成皇帝，祖太尉安丰国王，父太保大司马文宣王。”（第401页）据《魏书》卷二十《安丰王猛传》所云，安丰王猛是北魏文成帝之子，其子元延明曾任大司马，赠太保，与元子邃祖上情况基本相符，所以元子邃正是元猛之孙，元延明之子，而传中又记载，元延明“博极群书，兼有文藻，鸠集图籍万有余卷。”（第530页）“所著诗赋赞颂铭诔三百余篇，又撰《五经宗略》、《诗礼别义》，注《帝王世纪》及《列仙传》。又以河间人信都芳工算术，引之在馆。其撰《古今乐事》九章十二图，又集《器准》九篇，芳别为之注，皆行于世。”（第530页）可见元延明著述颇多，又藏书万余卷，因此墓志所云属实，元子邃亦有学识。而元晖业、元昭业兄弟，元文遥、元行恭、元行如父子，学识皆不凡，说明北魏孝文帝入洛后，其宗室成员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甚至出现了一部分世传汉学的家族。

在北朝的源氏家族中，源彪，据《北齐书》卷四三本传所云，他字文宗，西平乐都人，是南凉秃发氏的后人，“学涉机警，少有名誉。”（第577页）“才识敏赡，以干局见知。”（第578页）“武平七年，周武平齐，与阳休之、袁聿修等十八人同敕入京”（第578页）而北齐灭亡时与源彪同时被征至关中的十八人皆饱学之士，可证源彪亦属其类。其子源师也“少好学，明辨有识悟，尤以吏事知名。”（第578页）据《隋书》卷六六《源师传》所云：“后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相，谓真龙出见，大惊喜，问龙所在，师整容报曰：‘此是龙星初见，依礼当雩祭郊坛，非谓真龙别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祭竟不行。师出而窃叹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礼既废也，何能久乎？齐亡无日矣。’”（第1552—1553页）可证其学术水准不俗。

在出自步六孤氏的陆氏家族中，除了前文所叙述的陆卬之外，还有其子陆乂，据《北史》卷二八本传曰：他“字旦，袭爵始平侯。又聪敏博学，有文才，年十九举司州秀才。历秘书郎、南阳王文学、通直散骑侍郎，待诏文林馆。兼散骑侍郎，迎陈使。还，兼中书舍人，加通直散骑常侍。乂于《五经》最精熟，馆中谓之‘石经’。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对有陆乂。’”（第1018—1019页）可见他的学识非凡，并且最擅长经学，精熟《五经》。而陆卬之弟陆抟，据《北史》卷二八《陆俟附子卬传》所云，他“字云征，好学有行检，卒于著作佐郎。”（第1019页）可见陆抟虽然学识不如其侄陆乂，但也是颇有学识的，不然高齐皇帝不会让他担任著作佐郎。还有陆卬的幼弟陆彦师，据《北史》卷二八《陆俟附子卬传》所曰：“字云房，少以行检称。及长好学，解属文。”（第1019页）“为中书舍人、通直散骑侍郎。每陈使至，必高选主客，彦师所接对者，前后六辈。”（第1019页）虽然只记载他“及长好学，解属文。”可是他又曾任中书舍人、通直散骑侍郎，高齐皇帝还让他来接待文化程度相当高的陈朝使者，这些都说明陆彦师的学识也非同一般。

和士开，据《北齐书》卷五十《恩悻·和士开传》记载，他字彦通，邺都临漳人。“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迁中书舍人。”（第686页）他本人“幼而聪慧”（第686页），虽为北齐佞臣，名列《恩倖传》，名声不佳，但是本传还记载他曾“选为国子学生，解悟捷疾，为同业所尚。”（第686页）可见他当有学识。另外其父曾任中书舍人，当已接受汉文化，亦可作为他学识水准深浅之佐证。

窦瑗，据《魏书》卷八八《良吏·窦瑗传》所云，他是辽西辽阳人，虽然“自言本扶风平陵人，汉大将军窦武之曾孙崇为辽西太守，子孙遂家焉”。（第2870页）可是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考证，怀疑他本是拓跋鲜卑的纥豆陵氏，[9]退一步说就算他是汉人，其祖上已久居漠北鲜卑部落，早已鲜卑化，本传却曰：他“年十七，便荷帙从师，游学十载，始为御史。”（第2870页）可见他已经汉化，并且学识颇深。

高构，据《隋书》卷六六本传所曰，他字孝基，自言是北海人，但是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考证，他本是鲜卑族。[10]本传还曰，他“性滑稽，多智，辩给过人，好读书，工吏事。弱冠，州补主簿。仕齐河南王参军事，历徐州司马、兰陵、平原二郡太守。”（第1556页）又记载“河东薛道衡才高当世，每称构有清鉴，所为文笔，必先以草呈构，而后出之。构有所诋诃，道衡未尝不嗟伏。”（第1556页）而薛道衡为北方著名学者，被时人誉为“才子”，其所作尚且要呈送高构指教，可见高构学识之高。

穆子容，据《北史》卷二十本传所云，他“少好学，无所不览。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第739页）其祖父穆泰因反对北魏孝文帝迁都，图谋不轨，被诛杀，但是其孙穆子容却接受了汉文化，并且颇有学识，可见反对迁都者未必也反对汉化。另外《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还收有《东魏·穆子岩墓志》，从姓名上看穆子岩当与穆子容是兄弟，至少也是本家兄弟，河南洛阳人，都是迁居洛阳的鲜卑人。墓志记载穆子岩也“爱仁好士，存旧笃终，雅洞篇章，尤晓音律。正始之风弗坠，建安之体真存。蔡邕可以致书，卫瓘宜其命子。”（第381页）可见拓跋鲜卑的穆氏当有家学。

据以上考述，可知这批胡族或胡化族群中人受到儒学影响较深，颇有学术，主要表现为兼爱文学、读书敏速、颇学缀文、学涉经史、幼聪颖，能诵经书、颇有学问、好学慕善、精于一经或数经、背诵文集、幼而聪慧、解悟捷疾、遍览典坟，明辨有识悟、少好学，无所不览、从师游学、爰始志学、游心坟典、工名理、以读书为务、好清言、善草隶、爱篇什、韫牍诗书等方面，他们共有三十人，其中高殷、高演、高湛、高纬、高浚、高孝瑜、高孝珩、高正礼、高孝琬、高长恭、高绍信、韩晋明、元昭业、元文遥、元行恭、元行如、元玕、元子邃、源彪、源师、陆乂、陆抟、陆彦师、和士开、窦瑗、高构、穆子容、穆子岩28 人祖上已迁居北方农业地区的，占93%多；而早年随父辈进入中原的有高洋、斛律丰乐2人，约占7%。这也符合在中国北方农业地区出生者汉文化的水准高于虽然出生于北方边地但是较早进入中原者，而较早进入中原者的汉文化的水准也就必然高于后进入中原者的一般规律。

至于在该地区生活的胡族或胡化族群好学、重视汉文化修养，可是汉化程度低于前一批者也颇多，如：刘仁之，据《魏书》卷八一本传所云，他字山静，河南洛阳人，其祖上已经迁居洛阳，可能已经接受了汉文化。而据《北朝胡姓考》所考，他出自匈奴刘氏。[11]本传还记载，他本人“少有操尚，粗涉书史。”（第1794页）“爱好文史，敬重人流。”（第1794页）其祖上迁洛的时间当是北魏孝文帝迁都之时。他又“爱好文史”。因此说他当久已汉化，对于汉族典籍有所涉及。

再看北齐皇族，北齐高祖高欢，据《北齐书》本纪记载，他“性周给，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论心，不尚绮靡。”（第24页）“始范阳卢景裕以明经称，鲁郡韩毅以工书显，咸以谋逆见擒，并蒙恩置之第馆，教授诸子。”（第25页）可知他是重视汉文化教育的，因此说他也是接受了汉文化的。其子高浟，据《北齐书》卷十本传所云，他字子深，“博士韩毅教浟书，见浟笔迹未工，戏浟曰：‘五郎书画如此。忽为常侍开国，今日后宜更用心。’浟正色答曰：‘昔甘罗幼为秦相，未闻能书。凡人唯论才具何如，岂必动夸笔迹。博士当今能者，何为不作三公？’时年盖八岁矣。毅甚惭。”（第133—134页）因此说高浟虽然出身于边地胡化族群家庭，但是他汉文化水准不低。高涣，据《北齐书》卷十本传所云，他字敬寿，是高欢的第七子，“读书颇知梗概。而不甚耽习。”（第135页）也说明他已经接受了汉文化。高淯，据《北齐书》卷十本传所云，他是高欢的第八子，“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第136页）“齐氏诸王选国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鹰犬少年，唯襄城（高淯）、广宁（高孝珩）、兰陵王（高长恭）等颇引文艺清识之士，当时以此称之。”（第136—137页）可见他接受了汉文化，而且具有一定的汉文化水准。《北齐书》卷十《高淯传》中还记载，他的继子高亮“字彦道，性恭孝，美风仪，好文学。”（第137页）也有一定的学识。高欢之孙高百年，《北齐书》卷一二本传记载，他是北齐孝昭帝高演的第二子，“会博陵人贾德胄教百年书，百年尝作数‘敕’字，德胄封以奏。”（第158页）可见他已经汉化，而且颇有文化修养。高绰，《北齐书》卷一二本传虽然没有他接受汉文化的记载，但是卷四四《儒林·孙灵晖传》记载：“征为国子博士，授南阳王[绰]经。王虽不好文学，亦甚相敬重。”（第596页）因此说高绰多少接受了一些汉文化。

此外，北齐皇族的其他成员也多少接受了汉文化，如高岳，《北齐书》卷一三本传记载，他字洪略，是高欢的从父弟，“岳幼时孤贫，人未之知也，长而敦直，姿貌岸然，沉深有器量。”（第174页）“岳辟引时贤，以为僚属，论者以为美。寻都监典书，复为侍学。”（第174页）“岳性至孝，尽力色养，母若有疾，衣不解带，及遭丧，哀毁骨立。”（第174页）可知高岳虽然出身于北方边地的胡化族群家庭，但是他已经接受了汉文化。其子高劢，同卷一三本传记载，他“字敬德，夙智早成，为显祖（高洋）所爱。年七岁，遣侍皇太子”。（第177页）前文所引《儒林传》云：“及天保、大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第582页）而天保正是北齐显祖文宣帝高洋的年号，高洋既然引用名儒教授皇太子、诸王经术，高劢既遣侍皇太子，又为乐安王，可见他当然已经接受了汉文化。此外高整信，同卷《赵郡王琛附孙整信传》说他是赵郡王高琛之孙，高叡之子，也是高欢的侄孙，“好学有行检”。（第173页）可见他已汉化。高元海，是高欢的侄孙，同卷本传说他“愿处山林，修行释典”。（第183页）高伏护，同书卷一四本传说他字臣援，是高齐宗室长乐太守灵山的嗣子“粗有刀笔”。（第189页）二人也接受了汉文化。而当时在中国北方农业地区流传的佛教经典多是汉文的，因此说他接受了汉文化。

段韶，据《北齐书》卷一六《段荣传》所云，他是东魏北齐政权显贵段荣和武明皇后娄氏姐姐之子，是姑臧武威人，“字孝先，小名铁伐。少工骑射，有将领才略。高祖以武明皇后姊子，益器爱之，常置左右，以为心腹”。（第208页）“长于计略，善于御众，得将士之心，临敌之日，人人争奋。又雅性温慎，有宰相之风。教训子弟，闺门雍肃，事后母以孝闻，齐世勋贵之家罕有及者。”（第213页）可见段韶虽然出身于边地胡化族群家庭，但是他已经接受了汉文化。其父段荣，据《北齐书》卷一六本传说：“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后入魏，以豪族徙北边，仍家于五原郡。父连，安北府司马。荣少好历术，专意星象。”（第207页）而其弟段孝言，据《北齐书》卷一六本传记载：“少警发有风仪。”（第214页）“然举止风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尝虚弃，赋诗奏伎，毕尽欢洽。”（第216页）可见段孝言虽然出身于边地胡化族群家庭，可是他也已经接受了汉文化。

任延敬，据《北齐书》卷一九本传所曰，他是广宁人也，“伯父桃，太和初为云中军将，延敬随之，因家焉。延敬少和厚，有器度。初从葛荣为贼，荣署为王，甚见委任”。（第251页）“延敬位望既重，能以宽和接物，人士称之。”（第251页）虽然说任延敬出身于边地胡化族群家庭，但是他进入中原后当也接受了汉文化。

慕容绍宗，据《北齐书》卷二十本传所云，他出自十六国时期前燕政权的王族，是慕容恪的后人。“曾祖腾，归魏，遂居于代。祖都，岐州刺史。父远，恒州刺史。绍宗容貌恢毅，少言语，深沉有胆略。”（第272页）“天平初，迁都邺，庶事未周，乃令绍宗与高隆之共知府库图籍诸事。”（第273页）“兵机武略，在世见推。”（第283页）这里虽然没有慕容绍宗接受汉文化的记载，但是从高欢令他“与高隆之共知府库图籍诸事”以及他是前燕太原王慕容恪的后人来推断，他当已接受了汉文化，否则怎么能让他来掌管府库图籍呢？

斛律孝卿，据《北齐书》卷二十《斛律羌举传》所曰，他是东魏北齐开国元勋斛律羌举之子，“太安人也。世为部落酉长”。（第266页）祖父“谨，魏龙骧将军、武川镇将”。（第266页）他本人“少聪敏机悟，有风检，频历显职”。（第267页）“自赵彦深死，朝贵典机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贪秽。”（第267页）可见他虽然出身于北地胡族家庭，但是也已接受汉文化。

而在北魏皇族的元氏家族成员中，元韶，据《北齐书》卷二八本传记载，他是北魏孝庄帝之侄，字世胄。“避尔朱之难，匿于嵩山。性好学，美容仪”。（第388页）“好儒学，礼致才彦，爱林泉，修第宅，华而不侈。”（第388页）颇有汉士人之风。元弼，据《北史》卷一五《常山王遵传》所云，他是北魏常山王遵的后人，元晖之子，“字宗辅，性和厚，美容仪”。（第572页）“弼妹为孝武所纳，以亲情见委，礼遇特隆。历中书监、录尚书事，位特进、宗师。齐受禅，除左光禄大夫。”（第572页）而据《常山王遵附元晖传》记载其父元晖“少沉敏，颇涉文史”。（第570页）“晖雅好文学，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第572页）说明其父汉化程度很深，因此说元弼当已接受了汉文化。元悰，据《魏书》卷一九上《京兆王子推传》所云，他是北魏京兆王元子推的后人，字魏庆。“宽和有度量，美容貌，风望俨然，得丧之间，不见于色。性清俭，不营产业，身死之日，家无余财。”（第444页）可见元悰当已接受了汉文化。元坦，据《北齐书》卷二八本传所云，他是北魏献文皇帝之孙，咸阳王元禧的第七子。“禧诛后，兄翼、树等五人相继南奔，故坦得承袭，改封敷城王。”（第383页）此外传中没有元坦接受汉文化的记载，虽然如此，可是据《魏书》记载，其父咸阳王元禧已接受汉文化，他也不可能不接受了汉文化。元斌，据《北齐书》卷二八本传所云：“字善集，祖魏献文皇帝。父高阳王雍，从孝庄于河阴遇害。”（第384页）“斌美仪貌，性宽和，居官重慎，颇为齐文襄爱赏。”（第384页）可见他出身于元魏宗室，是献文帝之孙，迁洛的鲜卑贵族，当已接受汉文化。另外《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有《东魏·元显墓志》，说元显是河南洛阳人，北魏淮南王元万之子，他“识字通旷，智局淹融。爰始志学，游心坟典，耽道知名，淫书结誉，三冬足用，五行俱下，彼自称奇”。（第359页）“好清言，善草隶，爱篇什。”（第360页）《魏书》卷一六《阳平王熙传》只记载“子显，袭祖爵”。（第391页）并说其祖父名他，父名吐万。虽然其父名与墓志所记不同，但是元吐万确是其父。[12]而据《阳平王熙传》记载元显的祖父元他已南迁洛阳，因此说至少他的子孙就已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虽然墓志中多有溢美之词，但是这些词语至少说明墓主人及其子孙是仰慕汉文化的，结合正史所载，元显本人当已汉化。

尉瑾，据《北齐书》卷四十本传所云，他字安仁，“父庆宾，为魏肆州刺史。瑾少而敏悟，好学慕善。”（第527页）“亦能折节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别之。”（第527页）可见他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好学，并且具有汉族士人之风范。

白建，据《北齐书》卷四十本传所云，他字彦举，自云是太原阳邑人。但是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考证，他出自昭武九姓，是龟兹人。[13]本传还说他“初入大丞相府骑兵曹，典执文帐，明解书计，为同局所推”。（第532页）可见他已接受了汉文化。而且他还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祖上，因此说他们家族进入中原后由于与汉人杂居，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而汉化。

厍狄士文，据《隋书》卷七四本传所云，他是东魏政权元从功臣厍狄干之子，还说他“性孤直，虽邻里至亲莫与通狎。少读书。在齐，袭封章武郡王，官至领军将军”。（第1692页）可知他也接受了汉文化。

作为东魏开创者之一、后战死在小关的窦泰，《北齐书》卷一五本传记载他“字世宁，大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观津胄，祖罗，魏统万镇将，因居北边”。（第193页）但是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考证，他是胡族，可见他自称清河灌津人完全是附会，是假冒汉人。[14]《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北齐·窦泰墓志》还记载，他“历寻经史，不为章句之业，偏持三略六韬，好览《穰苴》《孙子》”。（第395页）此说是否属实尚待考证，但是从他假冒汉族后人来看，至少说明他也是仰慕汉文化的，主观上是接受汉文化的。

叔孙固，据《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东魏·叔孙固墓志》说他“字万年，是河南洛阳人”。（第365页）“祖石洛侯”，（第365页）“父俟勤”，（第365页）都是胡族名，而只有迁居洛阳者才可称河南洛阳人，因此他当出自拓跋鲜卑，后随北魏孝文帝迁都，定籍洛阳者。他“身资五才，人备百行。韫牍诗书，聊与枚贾同风；驰骋弓马，乃共管乐等桀。闲庭广坐，运清言于席上；烽警尘起，画战阵于指掌。闇合其书，动成礼式”。（第365页）虽说“韫牍诗书，聊与枚贾同风”当是溢美之说，但是至少也可以说他是仰慕汉文化，甚至受到汉文化影响的。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东魏·闾仪同墓志》记载，闾伯昇“字洪达，河南洛阳人也”。（第337页）“高祖即茹茹主之第二子。率部归化，锡爵高昌王，仕至司徒公。曾祖袭王爵司空公，赠司徒。祖齐州，器业渊长，郁为时望。父仪同，风德淹远，道被衣冠。”（第337页）可见他虽然是柔然人，可是至迟其祖父时已进入中原。又说“公禀灵秀气，资庆岳神，体度闲凝，识理清畅，磨道德以成行，率礼乐以田情，积和顺于胸中，发英华于身外。加之孝友淳深，温恭亮直，亭亭共白云等洁，肃肃与清松竞爽”。（第337—338页）“君文武兼资，雅于从政，爰自弹冠，任径出处，声芳藉甚，所在流誉。”（第338页）虽说墓志多有夸张，不可全信，不过至少可以说闾伯昇是仰慕并接受了汉文化的。

北齐的宦官中的蛮夷之人也有仰慕并接受了汉文化的，如田敬宣，据《北齐书》卷四一《傅伏附田敬宣传》所云，他“本字鹏，蛮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读书。既为阍寺，伺隙便周章询请，每至文林馆，气喘汗流，问书之外，不暇他语。及视古人节义事，未尝不感激沉吟。颜之推重其勤学，甚加开奖，后遂通显”。（第547页）

另外，据前文所引《北齐书·儒林传》的记载高欢、高洋、高湛、高纬等东魏北齐政权的最高统治者都重视对于子弟的汉文化教育，他们延请名儒教育子弟，这样就使得北齐皇族子孙大多受到汉文化的教育，只是他们的汉化程度或深或浅而已。因此可以说《北齐书》中有传或有记载的高淹、高谐、高湜、高济、高凝、高润、高准、高德素、高宝德、高宝严、高士义、高智、高茂德、高建德、高绍德、高绍义、高绍仁、高绍廉、高彦德、高彦基、高彦康、高彦忠、高彦理、高绰、高俨、高廓、高贞、高仁英、高仁光、高仁邕、高仁俭、高仁直、高仁谦、高瑗、高孝绪、高长弼、高显国、高思宗、高思好、高归彦、高普等高齐宗室成员必然或多或少地，或自愿或被迫地接受了一些汉文化。只是苦于史籍缺少明确的记载不得其详，虽然如此，至少可将他们41人归入儒学水准较低但也喜好儒学的这一类人群。

以上这些胡族或胡化族群虽然儒学水准较低，但也喜好儒学，主要表现为好儒学，礼致才彦、好学慕善、明解书计、好读书、秉文经武之业等方面，他们共有72人，其中刘仁之、高浟、高涣、高淯、高亮、高百年、高整信、段韶、段孝言、慕容绍宗、斛律孝卿、厍狄士文、元韶、白建、元显、元弼、元悰、元斌、元坦、高淹、高谐、高湜、高济、高凝、高润、高准、高德素、高宝德、高宝严、高士义、高智、高茂德、高建德、高绍德、高绍义、高绍仁、高绍廉、高彦德、高彦基、高彦康、高彦忠、高彦理、高绰、高俨、高廓、高贞、高仁英、高仁光、高仁邕、高仁俭、高仁直、高仁谦、高瑗、高孝绪、高长弼、高显国、高思宗、高元海、高思好、高归彦、高普等63 人祖上或早年随父辈迁居北方农业地区，占87.5%。高欢、高岳、高伏护、尉瑾、任延敬、窦泰、叔孙固、闾伯昇、田敬宣9人当是随北魏末年内乱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占12.5%。在这两部分人中不论从人数上还是比例上都是祖上或早年随父辈迁居北方农业地区者且占绝对优势，这也就符合早进入中原早汉化，经过一两代甚至几代人汉化的积累，汉文化的水准自然高出许多这一规律。

在该地区生活的胡族中，初学汉字者有厍狄干、王周二人，据《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所曰：“[厍狄]干不知书，署名为‘干’字，逆上画之，时人谓之穿锥。又有武将王周者，署名先为‘吉’而后成其外，二人至子孙始并知书。”（第198页）这二人的子孙数目虽然是一个未知数，但是这也说明厍狄干、王周已开始学写汉字，接受汉文化，只是汉化程度极浅而已。他们这两人都是随北魏末年内乱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因此他们的汉化程度最浅，但从“二人至子孙始并知书”看，是在他们的带动下，其子孙汉化程度也在逐渐加深，[15]而前文所考的厍狄士文，正是厍狄干之子，厍狄士文的汉化程度正可作为此问题之佐证。

根据以上考述，现将东魏北齐辖区接受汉文化的胡族或胡化族群总数113人按其接受汉文化程度深浅，分为学识颇高并有著述、虽无著述但学术水准较高、儒学水准较低但也喜好儒学或汉化程度深浅不清楚、初学汉字者四类，其中颇有著述的有著述计有9人，占7%多；虽无著述但学术水准较高的共有30人，约占27%；虽然儒学水准较低但也喜好儒学的共有72人，约占64%；初学汉字者共有2 人，约占2%。前两类文化水准较高的人有39人，约占35%；反之后两类文化水准较低或汉化程度深浅不清楚的人有74人，占65%多。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在此试做成饼图加以分析：

另外，据前文所考，前两类文化水准较高的人群中祖上或本人早年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占绝大多数，后两类文化水准较低的人群中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大幅度地增多，特别是最后一类初学汉字者都是随北魏末年内乱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这也符合早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胡族或胡化族群早汉化，经过一两代甚至数代人的汉化积累，汉文化水准自然高出许多，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较晚的胡族或胡化族群则汉化程度较低的一般规律。另外作为东魏北齐实际统治者的鲜卑化的高氏家族中的大多数成员接受了汉文化，而他们的学业源于何处？据前文所说，先后有范阳卢景裕、赵郡李同轨、中山张雕、渤海李铉、刁柔、中山石曜等人被高欢父子召引为他们的师友，其中范阳、赵郡、中山属于河北地区自无问题，渤海郡的辖地虽今日分处河北、山东两省，但是在唐代隶属于河北道，因此该郡也应属于河北地区，而这几个郡都属于函谷关以东的山东地区，这就说明作为胡化族群的高氏家族成员所接受的汉文化源自山东地区。

至于东魏北齐辖区的胡族和胡化族群接受汉文化的缘故当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山东地区在先秦时期就是文化最繁荣的地区，诸子百家中的儒、墨、道、法、名、兵、纵横、五行、农等学术流派皆源出于此，还有闻名一时的“稷下学派”，这些都给该地区的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底蕴。另一方面，两汉时期特别是东汉以此地区的洛阳作为京城，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虽经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战乱，由于地域以及士族的传袭等原因也未遭到大的破坏，特别是儒学则顽强的生存发展起来。再一方面，当时的各胡族文化相对于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汉族是落后一些，原有落后的文化传统已经不能适应他们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并建立割据政权这一政治形势的需要。还有一方面，即是人类总是向往文明，当这些胡族和胡化族群进入中原后，必然与该地区原有的汉族交往，在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之下，或者被动或者主动地开始接受了汉文化。基于以上几个缘由，当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以及北魏末年的战乱之时，以鲜卑族为首的各胡族涌入中原后，迅速接受了汉族先进的文化，甚至接受其思想核心的儒家文化。

（二）西魏北周统治地区

至于生活在西魏北周政权统治的关陇等地区的胡族以及胡化族群汉化的记载，在史书中的表述也是多样的，如有著述、博涉群书，博涉经史、涉猎群书、尤精《三礼》、能诵经书、招引文儒、讨论义理、笃学爱文、博览群言、通涉五经、集徒讲学、好学、好读书、好学强记、少笃学、笃志好学、善辞令、尤善谈论、略通经书大义、性爱篇章、涉猎书记、略窥经史、颇涉经史、略涉经史、颇好经史、博涉书记、颇览书记、略涉书记、曾受业于国子学等，而大致可分为汉化程度颇深且有著述、述而不作或博学或专精一经数经、好学或粗涉经史、初学后放弃者几类情况，其中汉化程度颇深且有著述为汉化程度最深者，博涉群书、博涉经史、通涉五经、尤精《三礼》、招引文儒，讨论义理、笃学爱文、集徒讲学、涉猎群书、尤善谈论、博览群言者汉化程度次之，好读书、好学强记、笃志好学、颇好经史、善辞令、好学、少笃学、善辞令、博涉书记者汉化程度又次之，略窥经史、颇涉经史、略涉经史、颇好经史、颇览书记、略涉书记、曾受业于国子者汉化程度再次之，初学后又放弃者是汉化程度最浅的一批人。

生活在西魏北周政权所统治区区域的胡族中，汉化程度颇深且有著述的有北周明帝宇文毓，据《周书》卷四本纪所云，他是后被追尊为北周文帝宇文泰的长子，小名统万突。他“宽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未，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第60页）可见其汉文化水准甚高，除去召集文士修撰的《世谱》之外，还撰有文章十卷。

北周武帝宇文邕，据《周书》卷五本纪所云，他是宇文泰的第四子，是北周明帝宇文毓之弟，字蜡罗突。虽然本纪中没有他接受汉文化的明确记载，可是《周书》卷一二《齐王宪传》有云：“少与高祖俱受《诗》《传》。”（第187页）可知他少时曾习读《诗》《传》。另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他还撰写了《鲜卑号令》《象经》。[16]可见他不仅接受了汉文化，而且汉文化程度很深，并且有著述。

齐王宇文宪，据《周书》卷一二本传所云，他是宇文泰的第五子，是北周武帝宇文邕之弟，字毗贺突，“性通敏，有度量，虽在童龀，而神彩嶷然。初封涪城县公。少与高祖（宇文邕）俱受《诗》《传》，咸综机要，得其指归”。（第187页）“建德三年，进爵为王。宪友刘休徵献《王箴》一首，宪美之。休徵后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剪削诸弟，甚悦其文。宪常以兵书繁广，难求指要，乃自刊定为《要略》五篇，至是表陈之。”（第190页）可知他汉化程度之深，还撰有兵书《要略》五篇。

赵王宇文招，据《周书》卷一三本传所云，他是宇文泰之子，也是北周武帝宇文邕之弟，字豆卢突。“幼聪颖，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第202页）另据《隋书》卷三四《经籍志》记载有“后周《赵王集》八卷”。（第1079页）可见他学识颇深厚，并有著述。

滕王宇文逌，据《周书》卷一三本传所云，他是宇文泰之子，又是北周武帝宇文邕之弟，字尔固突。“少好经史，解属文。”（第206页）另外据《隋书》卷三四《经籍志》记载有“后周《滕简王集》八卷”。（第1079页）可见他不但接受了汉文化，而且汉化程度颇深，又有著述。

高琳，据《周书》卷二九本传所云，他字珉，是高句丽人。“文州氐酋反，诏琳率兵讨平之。师还，帝宴群公卿士，仍命赋诗言志。琳诗末章云：‘寄言窦车骑，为谢霍将军。何以报天子？沙漠静妖氛。’”（第497页）可知他是接受了汉文化的胡族，亦有著述。

宇文，据《隋书》卷五六本传所云，他是河南洛阳人，与北周宇文氏同宗。可是从本传记载他是河南洛阳人来看，他们家族当已随北魏孝文帝迁居中原，并定籍河南洛阳，属于宇文氏中比较先进的一支。因此他“慷慨有大节，博学多通”。（第1389页）“奉诏修定《五礼》，书成奏之，赐公田十二顷，粟百石。”（第1389页）“为《尚书》、《孝经注》行于世。”（第1391页）可见他汉化修养颇深，并能为名列儒家经典的《尚书》《孝经》作注。

何妥，据《隋书》卷七五本传所云，他是西城胡人，字栖凤，其父经商进入蜀地，定居于郫县，并为萧梁武陵王萧纪之僚属。他本人“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助教顾良戏之曰：‘汝既姓何，是荷叶之荷，为是河水之河？’应声答曰：‘先生姓顾，是眷顾之顾，是新故之故？’人咸异之。十七，以技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时兰陵萧眘亦有俊才，住青杨巷，妥住白杨头，时人为之语曰：‘世有两俊，白杨何妥，青杨萧眘。’其见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学博士”。（第1709—1910页）“撰《周易讲疏》十三卷，《孝经义疏》三卷，《庄子义疏》四卷，及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第1715页）可见他是北周以至隋代的名儒。而其文化渊源出自江左地区，虽然著述颇多，不过有些著述当撰写于隋代，因此他的著述不可尽归于西魏北周之时。

于宣敏，据《隋书》卷三九本传所云，他是西魏元从、名列八柱国的于谨之孙，于义之子，出自鲜卑万纽于氏。他字仲达。“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诣周赵王招，王命之赋诗。宣敏为诗，甚有幽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赏。”（第1147页）“宣敏常以盛满之诫，昔贤所重，每怀静退，著《述志赋》以见其志焉。”（第1147页）可见他汉文化修养颇深厚，并且在北周时期就有著述。

另外据史籍记载宇文恺、于仲文亦有著述，不过根据年龄推测他们的著述当成书于隋代，因此忽略不计，只将这两人算作博学者一类，以上这些有著述的胡族中生活在西魏北周统治区域内有著述者共有九人。而且这批人的情况比较复杂，何妥来自南朝，在进入关中以前在学术上已经崭露头角，其文化渊源与关陇地区无关。宇文虽与宇文泰家族同源，但是从他籍贯是河南洛阳来看，他的家族应是随北魏孝文帝迁洛，并定籍河南洛阳的胡族，他的文化当也是源自山东地区。至于高琳的学识出自哪一区域，据《周书·高琳传》记载：“六世祖钦，为质于慕容廆遂仕于燕。五世祖宗，率众归魏，拜第一领民酋长，赐姓羽真氏。祖明、父迁仕魏，咸亦显达。”（第495页）他“魏正光初，起家卫府都督。从元天穆讨邢杲，破梁将军陈庆之，以功转统军。又从尔朱天光破万俟丑奴，论功为最，除宁朔将军、奉车都尉。后随天光败于韩陵山，琳因留洛阳”。（第496页）由此推测，他的学识当也出自山东地区。可见他们3 人在这9 人中占33%多；宇文毓、宇文邕、宇文宪、宇文招、宇文逌5人皆是宇文泰的儿子，于宣敏是于谨之孙，他们6人或是早年随父辈迁居关陇这一中国北方农业地区，或是出生于关陇地区的，随即接受了汉文化，他们6人在这九人中约占67%。这9人基本上都是父祖辈已进入中国的农业地区的，因此他们的汉化程度颇深，并且有著述见于史籍记载。

生活于西魏北周统治区的胡族中，述而不作或博学或专精一经数经的有宇文震，据《周书》卷一三本传所云，他是宇文泰之子，也是北周武帝宇文邕之弟。“幼而敏达，年十岁，诵《孝经》、《论语》、《毛诗》。后与世宗俱受《礼记》、《尚书》于卢诞。”（第201页）既然他受业于当时出自北方第一流大士族的卢诞，可见他学识颇深。

贺拔胜，据《周书》卷一四本传所云，他是宇文泰的老长官贺拔岳的兄长，字破胡，是神武尖山人，还是与元魏皇族同出于阴山的鲜卑族。但是他“自居重位，始爱坟籍。乃招引文儒，讨论义理。性又通率，重义轻财，身死之日，唯有随身兵仗及书千余卷而已”。（第220页）因此从他藏有书籍千余卷来看，他虽然出生于北地，不过汉化程度仍然是颇深的。

斛斯徵，据《周书》卷二六本传所云，他字士亮，是河南洛阳人，由此推测其祖上当是随北魏孝文帝迁居中原，并定籍河南洛阳的胡族，本传还记载，他“幼聪颖，五岁诵《孝经》、《周易》，识者异之。及长，博涉群书，尤精《三礼》，兼解音律……及高祖山陵还，帝欲作乐，复令议其可不。徵曰：《孝经》云‘闻乐不乐’。闻尚不乐，其况作乎”。（第432—433页）可见他的汉文化水准颇高。

而出自元魏宗室并接受汉文化且颇有学识的胡族也有多人，如：元伟，据《周书》卷三八本传所云，他“少好学，有文雅”。（第688页）“及尉迟迥伐蜀，以伟为司录。书檄文记，皆伟之所为。”（第688页）“世宗初，拜师氏中大夫。受诏于麟趾殿刊正经籍。”（第688页）“性温柔，好虚静。居家不治生业。笃学爱文，政事之暇，未尝弃书。”（第689页）说明他的学识颇深。元子孝，据《北史》卷一七本传所云，他字季业，“早有令誉。年八岁，司徒崔光见而异之，曰：‘后生领袖，必此人也。’孝武帝入关，不及从驾。后赴长安，封义阳王。子孝美容仪，善笑谑，好酒爱士，缙绅归之，宾客常满，终日无倦。性又宽慈，敦穆亲族。乃置学馆于私第，集群从子弟，昼夜讲读。并给衣食，与诸子同”。（第631页）可见他的学识非同一般。元善，据《隋书》卷七五本传所云，他是河南洛阳人，祖父元叉是北魏后期的权臣。“父罗，初为梁州刺史，及[元]叉被诛，奔于梁，官至征北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随父至江南，性好学，遂通涉五经，尤明《左氏传》。及侯景之乱，善归于周。武帝甚礼之，以为太子宫尹，赐爵江阳县公。每执经以授太子。”（第1707页）“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风流酝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朗，听者忘倦，由是为后进所归。”（第1708页）这几个元魏宗室成员的学术水平都颇高，元善甚至还名列《隋书·儒林传》之中，但他们都是祖上随北魏孝文帝迁居中原，并定籍河南洛阳的，其学术渊源多与关陇地区无涉，特别是元善年少时受业于江左，说明其学术源于江左地区。

于仲文，据《隋书》卷六十本传所云，他字次武，出自鲜卑万忸于氏，是于寔之子，也就是西魏北周八柱国之一的于谨之孙。“少聪敏，髫龀就学，耽阅不倦。其父异之曰：‘此儿必兴吾宗矣。’九岁，尝于云阳宫见周太祖，太祖问曰：‘闻儿好读书，书有何事？’仲文对曰：‘资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叹之。其后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礼》，略通大义。”（第1450页）“撰《汉书刊繁》三十卷、《略览》三十卷。”（第1455页）但是从略通经书大义到能著述是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笔者怀疑于仲文撰写并完成《汉书刊繁》《略览》这两部著述之时已是隋朝，因此他不能算作在西魏北周时期有著述者，但是他在入隋前虽无著述当已具备相当的学术水准，应将其归入虽无著述却博学的这一类人之中。

为隋炀帝营建东都而闻名一时的宇文恺，据《隋书》卷六八本传所云，他字安乐，虽然姓宇文，但是他并非北周宗室。本传还记载：“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第1587页）“撰《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议》二卷、《释疑》一卷，见行于世。”（第1594页）而《东都图记》的东都是指隋代的东都洛阳，因此该书是宇文恺在隋炀帝建东都时所著。《明堂图议》当也是宇文恺负责东都洛阳的明堂时所著，另外据《隋书》卷三三《经籍志》记载“《东宫典记》七十卷左庶子宇文恺撰”。（第967页）而宇文恺是在隋文帝时任太子左庶子，[17]因此《东宫典记》亦是宇文恺入隋以后所作；由此推测《释疑》也成书于隋代，故此他也不能算作在西魏北周时期有著述者。而且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提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达到有著述问世需要较长的时间，据此推测，他在入隋前虽无著述当已具备相当的学术水准，应算作虽无著述却博学一类学者。

这批居住在西魏北周统治区的胡族受儒学影响较深，颇有学术，主要表现为能诵经书、博涉群书、尤精《三礼》、招引文儒、讨论义理、笃学爱文、通涉五经、集徒讲学等方面，他们共有8 人，而且这8 人中宇文震、斛斯徵、元伟、元子孝、元善、于仲文、宇文恺7人祖上已迁居北方农业地区，占87.5%；只有贺拔胜1 人是随北魏末年内乱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占8人的12.5%。这样祖上已迁居北方农业地区者不论从人数上还是比例上都占压倒多数，这基本说明早进入中原早汉化，经过一两代甚至数代人的汉化积累，汉文化的水准自然较高。

居住在西魏北周统治区的胡族中，好学、明解书计者，出自北周宗室的有北周宣帝宇文赟，据《周书》卷七本纪记载，他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长子，还说“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受朝于露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第117页）“[二年]二月丁巳，帝幸露门学，行释奠之礼。”（第122页）说明他接受了汉文化。宇文乾仁，据《周书》卷十《邵惠公颢传》所云，他是宇文胄之子，“幼好学，聪惠”。（第154页）宇文广，据《周书》卷十《邵惠公颢传》所云，他是宇文导之子，“少方严，好文学”。（第156页）宇文贵，据《周书》卷一二《齐炀王宪传》所云，他是齐王宇文宪之子，“字乾福，少聪敏，涉猎经史，尤便骑射。始读《孝经》，便谓人曰：‘读此一经，足为立身之本。’”（第196页）宇文测，据《周书》卷二七本传所云，他字澄镜，是宇文泰的族子，“测性沉密，少笃学，每旬月不窥户牖”。（第453页）说明他们都已经接受了汉文化，只是学识较低而已。至于宇文神举，据《周书》卷四十本传所云，他是宇文泰的族子，“伟风仪，善辞令，博涉经史，性爱篇章，尤工骑射”。（第716页）又说其父宇文显和“颇涉经史，膂力绝人，弯弓数百斤，能左右驰射”。（第713页）他们父子皆文武兼备，因此说他们都接受了汉文化。此外，宇文泰诸子除前文已考的外，还有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卫王宇文直、谯王宇文俭、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冀王宇文通，他们的传记中都没有汉化的记载，可是《周书》卷四五《儒林·樊逊传》却云：“魏废帝二年，太祖（宇文泰）召逊教授诸子。”（第814页）可知他们也与北周明帝宇文毓、北周武帝宇文邕、宋公宇文震、齐王宇文宪、赵王宇文招、腾王宇文逌一起读书。另据《周书》卷二六《斛斯徵传》记载：“后高祖以治经有师法，诏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时为鲁公，与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之礼，受业于徵，仍并呼徴为夫子。”（第432页）而北周武帝的诸子据《周书》卷一三《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记载，有北周宣帝宇文赟、汉王宇文赞、秦王宇文贽、曹王宇文允、道王宇文充、蔡王宇文兑、荆王宇文元，可见他们也曾受业。因此说这些宇文氏家族子孙确实接受了汉文化，只不过他们之间在汉化程度上有深浅之别。

梁御，据《周书》卷一七本传所云，他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后因官北边，遂家于武川，改姓为纥豆陵氏”。（第279页）由此可见，其祖上似乎是汉人迁居中国北部边地的，但是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考证：“观[梁]御传家世，其为胡族无疑。籍称安定，殆曹魏时来归之休奢，入北魏后，又徙居武川者。”（第65页）不过本传又记，他“少好学，进趋详雅。及长，更好弓马”。（第279页）可见他是接受汉文化的。

贺兰祥，据《周书》卷二十本传所云，他字盛乐，“其先与魏俱起，有纥伏者，为贺兰莫何弗，因以为氏。其后有以良家子镇武川者，遂家焉”。（第335—336页）其家族是长期居住在中国北部边地的胡族，由于他是宇文泰外甥，在北魏末年随同宇文泰进入关中，他“虽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书传”。（第336页）因此说他也接受了汉文化。

李远，据《周书》卷二五《李贤传》所云，他是李贤之弟，“其先陇西成纪人也。曾祖富，魏太武时以子都督讨两山屠各殁于阵，赠宁西将军、陇西郡守。祖斌，袭领父兵，镇于高平，因家焉”。（第413页）可是《北史》卷五九《李贤传》却记载，他们“自云陇西成纪人，汉骑都尉陵之后也。陵没匈奴，子孙因居北狄”。（第2105页）而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考证，他们是高车叱李氏。[18]他们出自边地胡族家庭。《周书》卷二五《李贤附弟远传》记载，李远“字万岁。幼有器局，志度恢然”。（第418页）“及长涉猎书传，略知指趣而已。”（第418页）另外还说李远子李基“字仲和。幼有声誉，美容仪，善谈论，涉猎群书，尤工骑射”。（第423页）李远、李基父子皆能涉猎书传，可见他们已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习读书传的良好家风。

长孙绍远，据《周书》卷二六本传所云，他字师，河南洛阳人。因此说其祖上当是随北魏孝文帝迁居中原，并定籍河南洛阳的。本传还说他“性宽容，有大度，望之俨然，朋侪莫敢执狎。雅好坟籍，聪慧过人。时稚作牧寿春，绍远幼，年甫十三。稚管记王硕闻绍远强记，心以为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聪慧之姿，发于天性，目所一见，诵之于口。此既历世罕有，窃愿验之。’于是命绍远试焉。读《月令》数纸，才一遍，诵之若流。自是硕乃欢服”。（第430页）《周书》卷二六《长孙绍远传》中还说，长孙绍远之侄长孙兕“字若汗，性机辩，强记博闻，雅重宾游，尤善谈论”。（第431页）《隋书》卷五一《长孙览附从子炽传》记载，长孙炽是河南洛阳人，“字仲光，上党文宣王稚之曾孙也”。（第1328页）其曾祖长孙稚是随北魏孝文帝迁居中原，并定籍河南洛阳，与长孙绍远等人同出一门。他“性敏慧，美姿仪，颇涉群书，兼长武艺。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学兼经史、善于谈论者，为通道馆学士。炽应其选，与英俊并游，通涉弥博”。（第1328页）这都说明长孙绍远、长孙兕叔侄皆已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汉文化。

窦炽，据《周书》卷三十本传所云，他是“扶风平陵人也。汉大鸿胪章十一世孙。章子统，灵帝时，为雁门太守，避窦武之难，亡奔匈奴，遂为部落大人。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于代，赐姓纥豆陵氏”。（第517页）但是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考证，他们家族出自鲜卑纥豆陵氏。[19]不过本传记载他字光成，“性严明，有谋略，美须髯，身长八尺二寸。少从范阳祁忻受《毛诗》、《左氏春秋》，略通大义”。（第517页）这些都说明他也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已经汉化。

于义，据《隋书》卷三九本传所云，他字慈恭，是西魏时期八柱国之一的于谨之子，于谨是西魏政权的元从功臣，他追随魏孝武帝西入关中，历仕西魏北周两朝，官至太师。而于谨“曾祖婆，魏怀荒镇将。祖安定，平凉郡守、高平郡将。父提，陇西郡守，荏平县伯”[20]。祖上四代皆在边地为官，因此于谨也是北方边地的胡族，并未随北魏孝文帝迁居中原。本传又记载，于义“少矜严，有操尚，笃志好学”。（第1145页）因此说他已经接受了汉文化。

豆卢勣，据《隋书》卷三九本传所云，他是昌黎徒河人，字定东，“本姓慕容，燕北地王[慕容]精之后也。中山败，归魏，北人谓归义为‘豆卢’，因氏焉。祖苌，魏柔玄镇大将。父宁，柱国、太保”。（第1155页）可见他出身于边地胡族家庭，其父豆卢宁为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本传又云：“勣聪悟，有器局。少受业国子学，略涉文艺。”（第1155页）“明帝时，为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经业未通，请解职游露门学。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学。”（第1155页）可知他已经汉化，并先后入国子学、露门学学习汉文化。

王谊，据《隋书》卷四十本传所云，他是河南洛阳人，字宜君，“父显，周凤州刺史”。（第1168页）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考证，他是出自高丽拓王氏，祖上“初自乐浪徙武川，太和中随孝文迁洛阳，改姓王氏”。（第274页）本传又记载他“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马，博览群言”。（第1168页）不管他是否出自高丽拓王氏，其家族在武川镇时已经鲜卑化，但是在进入中原后，由于与汉族杂居，他已经接受了汉文化，并有一定的学识。

元晖，据《隋书》卷四六本传所云，他字叔平，其祖上当是随北魏孝文帝迁居中原，并定籍河南洛阳的宗室。他“进止可观，颇好学，涉猎书记。少得美名于京下，周太祖见而礼之，命与诸子游处，每同席共砚，情契甚厚”。（第1256页）可见他也接受了汉文化，并且好学。

楼宝，据《北史》卷二十《楼伏连附子宝传》所云，其父是代人，世代为酋帅。他“字道成，性淳朴，好读书”。（第756页）“大统元年，诏领著作郎，监修国史事，别封平城县子。后授国子祭酒、侍中，进仪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摄东宫詹事。宝为人清简少言，颇谙旧事，位历师傅，守靖谦恭，以此为人所敬”。（第757页）因此说他已经汉化，而且喜好读书。

这些居住在关陇地区的胡族虽然受儒学影响较浅，但也喜好儒学，主要表现为好学、好学强记、笃志好学、好读书、少笃学、善辞令、涉猎群书、尤善谈论、略通经书大义、性爱篇章、博览群言、涉猎书记等方面，他们共有34人，而且这些人中北周宣帝宇文赟、宇文觉、宇文直、宇文俭、宇文纯、宇文盛、宇文达、宇文通、宇文乾仁、宇文广、宇文贵、宇文测、宇文神举、宇文赟、宇文赞、宇文贽、宇文允、宇文充、宇文兑、宇文元、长孙绍远、长孙兕、长孙炽、于义、豆卢勣、王谊、元晖27 人是在北方农业地区出生的或是早年随父辈迁居北方农业地区的，占34人的79%多；宇文测、宇文显和、梁御、贺兰祥、李远、窦炽、楼宝7 人当是随北魏末年内乱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约占34人的21%。从这两批人的人数和百分比来看，还是早进入中原者占优，超过2/3。这也就大致符合早进入中原的胡族汉化较早，而且经过一两代或几代人的汉化积累，汉文化的水准自然高出许多的一般规律。

居住在关陇地区的胡族中，粗涉经史、崇尚儒学的则有宇文泰等人，宇文泰，据《周书》卷二本纪所云，他“知人善任使，从谏如流，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恩信被物”。（第37页）由此可见他也能接受汉文化。

念贤，据《周书》卷一四本传所云，他字盖卢，“颇涉书史。为儿童时，在学中读书，有善相者过学，诸生竞诣之，贤独不往”。（第226页）但是未记载他的祖籍及出生地，而《北史》卷四九本传记载，他是“金城枹罕人也。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镇，仍家焉”。（第1805页）他虽然“颇涉书史”，《周书》本传却又记他“永熙中，拜第一领民酋长”。（第226页）而任领民酋长者皆为胡族首领，再则金城枹罕地处北方边地，由此推测，他也是出自北方边地的胡族。不过根据本传记载，他已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能够习读汉文典籍。

于谨，据《周书》卷一五本传所云，他字思敬，虽然他籍贯是河南洛阳，但是据前文考证，他祖上四代皆在边地为官，因此他也是出自北方边地的胡族，并未追随北魏孝文帝迁居中原。而本传记载他“性沉深，有识量，略窥经史，尤好《孙子兵书》”。（第243页）不过从于谨率领西魏军队平江陵所作所为的那些野蛮行动来分析，他的汉化程度较浅，虽然如此，他还是接受汉文化的。

侯莫陈凯，据《周书》卷一六《侯莫陈崇传》所云，他是西魏政权八柱国之一的侯莫陈崇之弟，是代郡武川人。“其先，魏之别部，居库斛真水。五世祖曰太骨都侯。其后，世为渠帅。祖允，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第268页）可见其祖上并未随北魏孝文帝迁居中原，他出身于边地胡族家庭。但是《侯莫陈崇传》却说他“字敬乐。性刚正，颇好经史”。（第270页）这说明他多少还是汉化了。

李贤，据前文考证，他是高车叱李氏，出身于边地胡族家庭。而据《周书》卷二五本传所云，他“幼有志节，不妄举动”。（第413页）“九岁，从师受业，略观大旨而已，不寻章句。或谓之曰：‘学不精勤，不如不学。’贤曰：‘夫人各有志，贤岂能强学待问，领徒授业耶，唯当粗闻教义，补己不足。至如忠孝之道，实铭之于心。’”（第413页）《隋书》卷三七《李穆附兄子询传》又记载其子李询字孝询，“沉深有大略，颇涉书记”。（第1121页）可见李贤、李询父子都开始接受汉文化，其家族已经形成了仰慕汉文化的风气。

宇文孝伯，据《周书》卷四十本传所云，他字胡三，是吏部安化公宇文深之子，当也是出自边地胡族家庭，由于“其生与高祖同日，太祖甚爱之，养于第内。及长，又与高祖同学”。（第716页）当是他们一起入学，接受汉文化，而且他“性沉正謇谔，好直言。高祖即位，欲引置左右”。（第716页）并且“托言少与孝伯同业受经，思相启发。由是晋公护弗之猜也，得入为右侍上士，恒侍读书”。（第716页）可知他已经接受了汉文化。

元谐，据《隋书》卷四十本传所云，他是河南洛阳人，是北魏宗室，其祖上当是随北魏孝文帝迁居中原，并定籍河南洛阳的，他“性豪侠，有气调。少与高祖同受业于国子，甚相友爱”。（第1170页）元岩，据《隋书》卷六二本传所云，他字君山，是河南洛阳人，“父祯，魏敷州刺史”。（第1475页）其祖上当是随北魏孝文帝迁居中原，并定籍河南洛阳的北魏宗室，“岩好读书，不治章句，刚鲠有器局，以名节自许，少与渤海高熲、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释褐宣威将军、武贲给事”。（第1475页）元寿，据《隋书》卷六三本传所云，他字长寿，是河南洛阳人，其祖上当也是随北魏孝文帝迁居中原，并定籍河南洛阳的北魏宗室。“及长，方直，颇涉经史。”（第1497页）据以上记载可知这几位元魏皇族成员都已经接受了汉文化。

长孙平，据《隋书》卷四六本传所云，他字处均，河南洛阳人，“父俭，周柱国”。（第1254页）而据《周书》卷二六《长孙俭传》记载：他们河南洛阳人，“其先，魏之枝族，姓托拔氏。孝文迁洛，改为长孙”。（第427页）当是随北魏孝文帝迁居中原，并定籍河南洛阳的。本传又记长孙平“美容仪，有器干，颇览书记。仕周，释褐卫王侍读”。（第1254页）长孙览，据《隋书》卷五一本传所云，他是河南洛阳人，字休因，“祖稚，魏太师、假黄钺、上党文宣王。父绍远，周小宗伯、上党郡公”。（第1327页）据前文考证，其父长孙绍远祖上当是随北魏孝文帝迁居中原，并定籍河南洛阳。本传还说他“性弘雅，有器量，略涉书记，尤晓钟律。魏大统中，起家东宫亲信”。（第1327页）其侄长孙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书记，善弹工射，趫捷过人。时周室尚武，贵游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驰射，时辈皆出其下”。（第1329页）长孙澄，据《周书》卷二六《长孙绍远附澄传》所云，他也是长孙绍远的后人，“魏文帝尝与太祖及群公宴，从容言曰：‘《孝经》一卷，人行之本，诸公宜各引要言。’澄应声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曰：‘匡救其恶。’既而出阁，太祖深欢澄之合机，而谴其次答者”。（第431页）据以上史料的记载可知，这几位长孙氏家族成员都多少接受了汉文化。

贺若弼，据《隋书》卷五二本传所云，他字辅伯，是河南洛阳人，“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为金州总管”。（第1343页）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考证，他们家族是由代北迁至河洛的。[21]本传中又说他“少慷慨，有大志，骁勇便弓马，解属文，博涉书记，有重名于当世。周齐王宪闻而敬之，引为记室”。（第1343页）可见他在北周时期就已经汉化，并具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

尔朱敞，据《隋书》卷五五本传所云，他字乾罗，是秀容契胡尔朱荣的族子，而契胡尔朱氏进入中原前由于和汉族接触不多，基本上没有接受汉文化。尔朱氏败亡后，尔朱敞为避祸“遂诈为道士，变姓名，隐山，略涉经史”。（第1375页）可知他对于汉文化的经史典籍有所了解。

这些胡族或胡化族群虽然受儒学影响更浅，但也略知书，主要表现为略窥经史、颇涉经史、略涉经史、颇好经史、博涉书记、颇览书记、略涉书记、受业于国子学等方面，他们共有16 人，其中李询、元谐、元岩、元寿、长孙平、长孙览、长孙晟、长孙澄、贺若弼9人祖上或早年随父辈迁居北方农业地区的，占16人的56%多；宇文泰、念贤、于谨、侯莫陈凯、李贤、宇文孝伯、尔朱敞7人当是随北魏末年内乱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约占16人的44%。从这两批人的人数和百分比来看，仍然可以说早进入中原早汉化，经过一两代人的在汉族地区生活，这些胡族人群已接受了汉文化，但是这一汉化程度较浅的人群仍然是早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者占优，这说明在西魏北周地区胡族汉化进展缓慢，略逊于东魏北齐地区。

最后一类居住在关陇地区的胡族则是曾读书后又弃之者，如宇文贵、宇文庆二人。宇文贵，据《周书》卷一九本传所云，他字永贵，“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第311页）可见他出身于边地胡族家庭。他“少从师受学，尝辍书叹曰：‘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第311页）可见他少年之时曾从师受学，但是后来又放弃读书。

宇文庆，据《隋书》卷五十本传所云，他是河南洛阳人，字神庆。“祖金殿，魏征南大将军，仕历五州刺史、安吉侯。父显和，夏州刺史。”（第1313页）因此其祖上当随北魏孝文帝迁居中原，并定籍河南洛阳。他“沉深，有器局，少以聪敏见知。周初，受业东观，颇涉经史。既而谓人曰：‘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之业！’”（第1313页）可知他最初接受了汉文化，不过后来又放弃学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宇文庆家族是随同北魏孝文帝迁居中原的，他也放弃汉文化，视其为腐儒之业，可以说是在西魏北周政权统治区域内出现的一种不良倾向。

这二人虽然曾受儒学影响，但后来基本放弃学业，汉化程度最浅，不过他们在见于记载的西魏北周辖区接受汉文化的胡族中只占极少数。虽然如此，这种始学后放弃汉文化的现象在东魏北齐统治区内是看不到的。另外，其中宇文贵是随北魏末年内乱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胡族，宇文庆是祖上已迁居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所占的人数和百分比是平分秋色的，但是这一汉化程度较浅的胡族当也是早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者文化程度略高者，从这二人的情况亦可说明在西魏北周政权统治区域内，胡族汉化进程不但缓慢，甚至出现了反复，这对于该区域汉文化的发展是会产生负面影响的。

根据以上考述，再将西魏北周辖区内接受汉文化的胡族总数69人按其接受汉文化程度不同，分为颇有著述、儒学影响较深颇有学术、受儒学影响较浅但喜好儒学、略知经史、曾受儒学影响但后来基本放弃者五类，颇有著述的共有9 人，占13%多；受儒学影响较深、颇有学术的共有8人，约占12%；受儒学影响较浅但喜好儒学的共有34人，占49%多；仅略知经史的共有16人，占23%多；曾受儒学影响但后来基本放弃的共有2人，约占3%。前两类文化水准较高的人有17人，约占总数69人中的25%；而后三类文化水准较低的人却有52人，占总数69人中的75%多。并试做成饼图加以分析：

另外，据《周书》卷一三《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记载宇文泰共有13子皆已接受汉文化，就人数来说少于高欢诸子，就所占比例来看二者相当，不过宇文泰诸子中有著述者有五人之多，在这方面则强于高欢诸子。而在这些接受汉文化的胡族人群中，除最后一类曾受儒学影响后来基本放弃的胡族是祖上迁居中国北方农业地区和随北魏末年内乱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各占一半外，仍然是早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者占优，可见受儒学影响的深浅也与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早晚有关。以上分析说明在西魏北周统治区域内生活的胡族接受汉文化的速度缓慢。还有像宇文贵、宇文庆这样早年接受汉文化而后又放弃学业的现象，在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内却未曾发生过。

总体上看，进入并居住在西魏北周统治的关陇地区的胡族以及胡化族群中有相当多的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汉文化，究其原因当是该地区自先秦起法、道、兵、儒等家思想逐渐传入，特别是两汉以来黄老学说、儒家思想得到发扬光大，虽曾遭受“焚书坑儒”、五胡十六国的战乱，但是由于士族习读经史的传统，使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能够顽强地在该地区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不同民族在相互接触中文化适应的潜力是无法抗拒的，进入该地区的胡族以及胡化族群在与该地区原住的汉人杂居交往的过程中，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

二 尊师礼贤

尊重师长、礼贤下士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两大政权对峙分别割据山东、关陇地区的历史时期，这一传统美德在两大统治区域都有较好的表现。

（一）东魏北齐政权统治地区表现良好

东魏北齐政权统治的山东地区，自先秦以来不但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也一直是思想活跃、文化兴盛的地区，其间虽然经过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战乱，经济、文化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汉族的思想文化仍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且在某些方面得到发展，同时汉文化中尊重师长、礼贤下士的传统美德也传承了下来。在北朝后期具体表现见于史书记载的颇多，如《北齐书》卷二《神武帝纪》所曰：高欢“仁恕爱士。始范阳卢景裕以明经称，鲁郡韩毅以工书显，咸以谋逆见擒，并蒙恩置之第馆，教授诸子”。（第25页）可知高欢连敌对的士人都能引用，并让他们教授高齐家族成员汉文化经典及书法，可见高欢等人的器量，以及他们礼贤下士的风度。

另外，据《北齐书》卷四四《儒林传》所曰：“及景裕卒，又以赵郡李同轨继之。二贤并大蒙恩遇，待以殊礼。同轨之亡，复征中山张雕、渤海李铉、刁柔、中山石曜等递为诸子师友。及天保、大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第582页）《北齐书》卷四十《尉瑾传》又曰：他“亦能折节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别之”。（第527页）卷四四《儒林·李铉传》曰：“废帝之在东宫，显祖诏铉以经入授，甚见优礼。数年，病卒。特赠廷尉少卿。及还葬故郡，太子致祭奠之礼，并使王人将送，儒者荣之。”（第585页）同卷《儒林·冯伟传》曰：“赵郡王出镇定州，以礼迎接，命书三至，县令亲至其门，[冯伟]犹辞疾不起。王将命驾致请，佐史前后星驰报之，县令又自为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厅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阶而上，留之宾馆，甚见礼重。”（第587—588页）同卷《儒林·马敬德传》曰：“世祖为后主择师傅，赵彦深进之，[马敬德]入为侍讲。”（第590页）“武平初，犹以师傅之恩，超拜国子祭酒，加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领瀛州大中正，卒。”（第590页）同传又曰：“武平中，皇太子将讲《孝经》，有司请择师友。帝曰：‘马元熙朕师之子，文学不恶，可令教儿。’于是以《孝经》入授皇太子，儒者荣其世载。性和厚，在内甚得名誉，皇太子亦亲敬之。”（第591页）同卷《儒林·张景仁传》说他“与魏郡姚元标、颍川韩毅、同郡袁买奴、荥阳李超等齐名，世宗（高澄）并引为宾客”。（第591页）“后主在东宫，世祖选善书人性行淳谨者令侍书，景仁遂被引擢。小心恭慎，后主爱之，呼为博士。”（第591页）同卷《儒林·张雕传》又曰：“魏末，以明经召入霸府，高祖令与诸子讲读。”（第594页）“琅邪王俨求博士精儒学，有司以雕应选，时号得人。”（第594页）“值帝侍讲马敬德卒，乃入授经书。帝甚重之，以为侍读，与张景仁并被尊礼，同入华光殿，共读《春秋》。加国子祭酒，假仪同三司，待诏文林馆。”（第594页）“寻除侍中，加开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见从。特敕奏事不趋，呼为‘博士’。”（第594—595页）同卷《儒林·孙灵晖传》曰：“征[孙灵晖]为国子博士，授南阳王[高绰]经。王虽不好文学，亦甚相敬重，启除其府咨议参军。”（第596页）而东魏孝静帝、权臣高欢、高澄、北齐显祖高洋、废帝高殷、世祖高湛、南阳王高绰、尉瑾，或为东魏北齐的帝王，或为大臣，皆尊重师傅、礼贤下士，这些都说明尊重师长、礼贤下士的汉文化传统美德在东魏北齐政权统治区域内沿袭下来。

至北齐末年后主高纬还依祖珽的建议于武平四年二月设立文林馆，[22]引用的文士，据《北史》卷八三《文苑传》所云：

[武平]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珽又奏撰《御览》，诏珽及特进魏收、太子太师徐之才、中书令崔劼、散骑常侍张雕、中书监阳休之监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骑侍郎韦道逊、陆乂、太子舍人王劭、卫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刘仲威、袁奭、国子博士朱才、奉车都尉眭道闲、考功郎中崔子枢、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卢思道、司空东阁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参军崔儦、太学博士诸葛汉、奉朝请郑公超、殿中侍御史郑子信等入馆撰书，并敕放、悫、之推等同入撰例。复命散骑常侍封孝琰、前乐陵太守郑元礼、卫尉少卿杜台卿、通直散骑常侍杨训、前南兖州长史羊萧、通直散骑侍郎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刘珉、开府行参军李师上、温君悠入馆，亦令撰书。后复命特进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刘逖、散骑常侍李孝贞、中书侍郎李德林续入待诏。寻又诏诸人各举所知，又有前济州长史李翥、前广武太守魏謇、前西兖州司马萧溉、前幽州长史陆仁惠、郑州司马江旰、前通直散骑侍郎辛德源、陆开明、通直郎封孝骞、太尉掾张德冲、并省右户郎元行恭、司徒户曹参军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参军刘顗、获嘉令崔德儒、给事中李元楷、晋州中从事阳师孝、太尉中兵参军刘儒行、司空祭酒阳辟强、司空士曹参军卢公顺、司空中兵参军周子深、开府行参军王友伯、崔君洽、魏师謇并入馆待诏。又敕仆射段孝言亦入焉。[23]（第603—604页）

可知北齐后主高纬于武平四年采纳祖珽的建议，设立文林馆，招引文人，修撰《修文殿御览》，这说明高纬也是礼贤下士的。而且从右仆射段孝言、特进崔季舒、中书侍郎李德林等重臣入文林馆来看，文林馆不只是文人撰书的机构，也或多或少地参与政事，其中有的人甚至参与该政权的重大决策。那么这些入馆的文士出身、学识如何？下面略加考述。

韦道逊，据《北齐书》卷四五本传所云，他是京兆杜陵人，“曾祖肃，随刘义真渡江。祖儒，自宋入魏，寓居河南洛阳，官至华山太守。道逊与兄道密、道建、道儒并早以文学知名”。（第626页）可见他虽然出身于京兆韦氏，但是其曾祖父已离开关中南迁，而且从其祖父起就寓居洛阳，其学业当源自山东地区。

陆乂，据本节第一部分所考，他是陆俟的后人，出身代北虏姓士族，聪敏博学，有文才，有着深厚的学识，精于经学，且有家学。

王劭，据《隋书》卷六九本传所云，他出身于太原王氏，字君懋。“少沉默，好读书。弱冠，齐尚书仆射魏收辟参开府军事，累迁太子舍人，待诏文林馆。时祖孝徵、魏收、阳休之等尝论古事，有所遗忘，讨阅不能得，因呼劭问之。劭具论所出，取书验之，一无舛误。自是大为时人所许，称其博物。”（第1601页）可见他才学过人，为当时中国北方的一流学者。

李孝基，据《北史》卷三三《李顺传》所曰，他出身于赵郡李氏，是李顺的后人，其兄李元操之弟有学识，他本人“亦有才学，风词甚美。以卫尉丞待诏文林馆，位仪曹郎中”。（第1219页）据《李顺传》所云，李顺亦“博涉经史，有计策”。（第1212页）可见他的学识具有家学渊源。

魏澹，据《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所云，他是魏兰根本族后辈，钜鹿下曲阳人，魏兰根就“泛览群书，诵《左氏传》、《周易》，机警有识悟。”（第329页）魏澹本人“学识有词藻。武平初，殿中御史，迁中书舍人，待诏文林馆。”（第333页）可知他出身于钜鹿魏氏，颇有学识，并有家学渊源。

刘仲威，据《陈书》卷一八本传所云，他是“南阳涅阳人也。祖虬，齐世以国子博士征，不就。父之遴，荆州治中从事史。仲威少有志气，颇涉文史。梁承圣中，为中书侍郎。萧庄伪署御史中丞，随庄入齐，终于邺中。”（第245页）《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又记载他撰有《梁承圣中兴略》十卷。[24]而南阳刘氏也是士族，祖辈南迁江左，他本人已回到山东地区，并有才学。

袁奭，据《北齐书》卷四五本传所云，他是陈郡人，“梁司空昂之孙也。父君方，梁侍中。奭，萧庄时以侍中奉使贡。庄败，除琅邪王俨大将军咨议，入[文林]馆，迁太中大夫。”（第626页）可见他出身于陈郡袁氏，也是祖辈南迁江左，为官宦人家，也被北齐后主引入文林馆，自当有学识。

朱才，据《北齐书》卷四五本传所云，他是江左的吴都人。“萧庄在淮南，以才兼散骑常侍，副袁奭入朝。庄败，留邺。稍迁国子博士、谏议大夫。”（第627页）可见他出自吴都朱氏，是吴姓士族朱张顾陆之一，又在北齐任国子博士，自有学识。

睦道闲，据《北齐书》卷四五本传所云，他名豫，是赵郡高邑人。“父寂，梁北平太守。道闲弱冠，州举秀才。天保中，参议礼令，历晋州道行台郎、大理正、奉车都尉。入馆，迁员外散骑常侍，寻兼祠部郎中。”（第627页）可见其父曾出仕萧梁，从他本人也曾举秀才，参议礼令来看，他是有学识的。

崔子枢，据《北史》卷三二《崔鉴传》所云，他出身于博陵崔氏，是崔鉴的后人，“学涉好文词，强辩有才干。仕齐，位考功郎中，参议五礼，待诏文林馆”。（第1160页）因此他的学识当不凡。

薛道衡，据《隋书》卷五七本传所云，他出自河东薛氏，字玄卿。“六岁而孤，专精好学。年十三，讲《左氏传》，见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颇有词致，见者奇之。其后才名益著。”（第1405页）“武平初，诏与诸儒修定《五礼》，除尚书左外兵郎。陈使傅縡聘齐，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对之。縡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魏收曰：‘傅縡所谓以蚓投鱼耳。’待诏文林馆，与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齐名友善。复以本官直中书省，寻拜中书侍郎，仍参太子侍读。”（第1406页）“有集七十卷，行于世。”（第1413页）卷六六《高构传》又曰“河东薛道衡才高当世”。（第1557页）可见他出身于河东士族，极有学识，有著述，才华过人，曾出使南朝获得盛誉，是当时中国北方的一流学者。

卢思道，据《北齐书》卷四二《卢潜传》所云，他出身于范阳卢氏，是卢潜的本族兄弟，“神情俊发，少以才学有盛名。武平末，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第557页）据《隋书》卷五七《薛道衡传》记载，他与薛道衡、李德林齐名友善。[25]据此可知，也是当时中国北方的一流学者。

崔德立，据《北史》卷三二《崔鉴传》所云，他出身于博陵崔氏，是崔鉴之后，“好学，爱属文，预撰《御览》，位济州别驾”。（第1161页）因此说他也是出身士族，有学识。

崔儦，据《北齐书》卷二三《崔传》记载，他是崔从子，“学识有才思，风调甚高。武平中，琅琊王大司马中兵参军。参定五礼，待诏文林馆”。（第337页）可见他是出身于清河崔氏的大士族，也有才学。

诸葛汉，据《隋书》卷七六本传所云，他是丹阳建康人，名颍，字汉，以字行世。“祖铨，梁零陵太守。父规，义阳太守。颍年八岁，能属文，起家梁邵陵王参军事，转记室。侯景之乱，奔齐，待诏文林馆。”（第1734页）“习《周易》、图纬、《仓》、《雅》、《庄子》、《老子》，颇得其要。”（第1734页）“有集二十卷，撰《銮驾北巡记》三卷，《幸江都道里记》一卷，《洛阳古今记》一卷，《马名录》二卷，并行于世。”（第1734页）从祖上即南迁江左，他本人才回到山东地区，并有才学。

郑公超，正史中皆无传，除《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北史》卷八三《文苑传》记载他以奉朝请入文林馆外，再无其他记载，但北宋所编《文苑英华》卷二六六中收入郑公超的《送庾羽骑抱诗》一首，可知他亦有学识。

郑子信，据《北齐书》卷三四《杨愔附郑颐传》所云，他是郑颐之弟，彭城人，名抗“字子信，颇有文学。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诏文林馆”。（第461页）他也有学识。

萧放，据《北齐书》卷三三本传记载，他字希逸，是梁武帝弟南平王伟之孙，并随父萧祗一起到邺城。“武平中，待诏文林馆。放性好文咏，颇善丹青，因此在宫中披览书史及近世诗赋，监画工作屏风等杂物见知，遂被眷待。”（第443页）可见他出自萧梁皇族，也有才华。

萧悫，据《北齐书》卷四五本传所云，他是萧梁上黄侯萧晔之子，字仁祖。“天保中入国，武平中太子洗马。”（第627页）因此他当有学识。

颜之推，据《北齐书》卷四五本传所云，他是琅琊临沂人，字介，九世祖颜含随从晋元帝司马叡东渡。“世善《周官》、《左氏》。之推早传家业。年十二，值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第617页）另据《隋书》卷三二《经籍志》记载：“《训俗文字略》一卷后齐黄门郎颜之推撰。”（第944页）卷三三《经籍志》记载：“《集灵记》二十卷颜之推撰。《冤魂志》三卷颜之推撰。”（第981页）“卷三五《经籍志》记载：《七悟》一卷颜之推撰。”（第1086页）可见他出身于琅琊颜氏，本传记载，他西魏平江陵后曾被掠至关中，后辗转逃到山东地区。他的学识是出自江左地区的，而学识水平却极高，著述颇多。

封孝琰，据《北齐书》卷二一《封隆之传》记载，他出身于渤海封氏，是东魏北齐政权重臣封隆之之侄，“字士光。少修饰学尚，有风仪。年十六，辟州主簿，释褐秘书郎。天保元年，为太子舍人，出入东宫，甚有令望”。（第307—308页）“祖珽辅政，又奏令入文林馆，撰《御览》。孝琰文笔不高，但以风流自立，善于谈谑，威仪闲雅，容止进退，人皆慕之。”（第308页）可见他还是有一定的学识的。

郑元礼，据《北齐书》卷二九《郑述祖传》所云，他是北魏大臣郑羲之曾孙，郑道昭之孙，出身于荥阳郑氏，“字文规，少好学，爱文藻，有名望。世宗（高澄）引为馆客，历太子舍人”。（第398页）“[崔]昂尝持元礼数篇诗示卢思道，乃谓思道云：‘看元礼比来诗咏，亦当不减魏收。’”（第398页）而据《北史》卷三五《郑羲传》所云：郑羲“文学为优”（第1302页）郑道昭“少好学，综览群言”。（第1304页）可见他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

杜台卿，据《隋书》卷五八本传所云，他字少山，“博陵曲阳人也。父弼，齐卫尉卿。台卿少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仕齐奉朝请，历司空西阁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书黄门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齐，归于乡里，以《礼记》、《春秋》讲授子弟”。（第1421页）可见他颇有学识。

杨训，正史中皆无传，除《北史》卷八三《文苑传》记载他以通直散骑常侍入文林馆外，再无其他记载，但唐人徐坚《初学记》卷一四中收入杨训的《群公高宴诗》一首，[26]可知他亦有学识。

羊肃，据《北齐书》卷四三《羊烈传》记载，他是羊烈之侄，出身于太山羊氏，“以学尚知名，世宗大将军府东阁祭酒。”（第576页）“武平中，入文林馆撰书，寻出为武德郡守。”（第576页）亦可见其学识。

马元熙，据《北齐书》卷四四《儒林·马敬德传》所云，他是马敬德之子，是河间人，“字长明，少传父业，兼事文藻。以父故，自青州集曹参军超迁通直侍郎，待诏文林馆，转正员。武平中，皇太子将讲《孝经》，有司请择师友。帝曰：‘马元熙朕师之子，文学不恶，可令教儿。’于是以《孝经》入授皇太子，儒者荣其世载。性和厚，在内甚得名誉，皇太子亦亲敬之”。（第590—591页）其父马敬德“少好儒术，负笈随大儒徐遵明学《诗》、《礼》略通大义而不能精。遂留意于《春秋左氏》，沉思研求，昼夜不倦，解义为诸儒所称”。（第590页）可见马元熙家学渊源及学识。

刘珉，诸史无传，据《北史》卷三十《卢玄传》所曰：“[卢]昌衡与顿丘李若、彭城刘珉、河南陆彦师、陇西辛德源、王循并为后进风流之士。”（第1078页）知刘珉出身于彭城刘氏这一士族，为当时名士。

李师上，据《北史》卷一百《序传》所云，他出自陇西李氏，是十六国时期西凉武昭王李暠之后，“聪敏好学，雅有词致。外祖魏收无子，惟有一女，生师上，甚爱重之，童龀便自教属文，有名于世。后与范阳卢公顺俱为符玺郎，待诏文林馆。与博陵崔君洽同志友善，从驾晋阳，寓居僧寺，朝士谓之‘康寺三少’，为物论推许若此”。（第3319页）亦可见他颇有学识。

崔季舒，据《北齐书》卷三九本传记载，他是博陵安平人，字叔正。“少孤，性明敏，涉猎经史，长于尺牍，有当世才具。”（第511页）“加左光禄大夫，待诏文林馆，监撰《御览》。加特进、监国史。季舒素好图籍，暮年转更精勤。兼推荐人士，奖劝文学，时议翕然，远近称美。”（第512页）可见他出自博陵崔氏，并有才学。

刘逖，据《北齐书》卷四五本传所云，他出身于彭城刘氏，是北魏大臣刘芳之孙，“少而聪敏，好弋猎骑射，以行乐为事，爱交游，善戏谑”。（第615页）后“远离乡家，倦于羁旅，发愤自励，专精读书。晋阳都会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务于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不离手，值有文籍所未见者，则终日讽诵，或通夜不归，其好学如此。亦留心文藻，颇工诗咏”。（第615页）“所制诗赋及杂文文笔三十卷。”（第616页）说明他的学业得益于晋阳。本传还说他“正授中书侍郎，入典机密”。（第615页）可见他出身士族，有才华，又曾典机密。

李孝贞，据《隋书》卷五七本传记载：“少好学，能属文。在齐，释褐司徒府参军事。简静，不妄通宾客，与从兄仪曹郎中骚、太子舍人季节、博陵崔子武、范阳卢询祖为断金之契。后以射策甲科，拜给事中。”（第1404页）“所著文集二十卷，行于世。”（第1405页）另据《北史》卷三三《李顺传》记载，他是李顺的后人，字元操，是李孝基的兄长，武平中“除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假仪同三司。以美于词令，敕与中书侍郎李若、李德林别掌宣传诏敕”。（第1218页）据《李顺传》所云，李顺亦“博涉经史”。（第1212页）其弟李孝基也有才学，说明他具有家学渊源。

李德林，据《隋书》卷四二本传所云，他字公辅，“博陵安平人。祖寿，湖州户曹从事。父敬族，历太学博士、镇远将军。魏孝静帝时，命当世通人正定文籍，以为内校书，别在直阁省。德林幼聪敏，年数岁，诵左思《蜀都赋》，十余日便度。高隆之见而嗟叹，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为天下伟器。’”（第1193页）“年十五，诵《五经》及古今文集，日数千言。俄而该博坟典，阴阳纬候无不通涉。善属文，辞覈而理畅。”（第1193页）“时[杨]遵彦铨衡，深慎选举，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条，考皆为上，授殿中将军。”（第1194页）“乾明初，遵彦奏追德林入议曹。皇建初，下诏搜扬人物，复追赴晋阳。撰《春思赋》一篇，代称典丽。”（第1194页）“寻除中书侍郎，仍诏修国史。齐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馆。又令与黄门侍郎颜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馆事。”（第1197页）“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乱亡失，见五十卷行于世。敕撰《齐史》未成。”（第1208页）可见李德林才学过人，加之前文所述他与薛道衡、卢思道齐名友善，据此可知，是当时中国北方的一流学者。

李翥，据《北史》卷三三本传记载，他字彦鸿，“世居柏仁，弱冠以文章知，仕齐，位东平太守。后待诏文林馆，除通直散骑常侍，聘于陈”。（第1242—1243页）可见他也有才学。

萧概，据《北齐书》卷三三《萧退传》所云，他是萧退之子，出身于兰陵萧氏的士族，还是梁武帝弟司空鄱阳王恢之孙，“深沉有礼，乐善好学，攻草隶书。南士中称为长者。历著作佐郎，待诏文林馆”。（第443页）可见他出自萧梁皇族，后辗转来到邺城的，并且有学识。

陆仁惠，据《北史》卷二八《陆俟传》记载他是陆俟的后人，其父陆恭之“所著文章诗赋凡千余篇”。（第1011页）兄陆晔“字仁崇，笃志文学，《齐律》序则仁崇之词。位终通直散骑常侍”。（第1011—1012页）他名宽“字仁惠，太子中舍人，待诏文林馆。宽兄弟并有才品，议者称为‘三武’。”（第1011页）可知他虽然出身代北虏姓士族，却家学渊源深厚。

江旰，据《北齐书》卷四五本传所云，是阳济人，“祖柔之，萧齐尚书右丞。叔父革，梁都官尚书。旰，梁末给事黄门郎，因使至淮南，为边将所执。送邺。稍迁郑州司马，入馆，除太尉从事中郎，转太子家令”。（第626页）可见江旰是来自于江左地区的士人。

辛德源，据《隋书》卷五八本传记载，他是陇西狄道人，字孝基，“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书右丞”。（第1422页）出于官宦之家，他“沉静好学，年十四，解属文。及长，博览书记，少有重名。齐尚书仆射杨遵彦、殿中尚书辛术皆一时名士，见德源，并虚襟礼敬，因同荐之于文宣帝”。（第1422页）“累迁比部郎中，复兼通直散骑常侍。聘于陈，及还，待诏文林馆，除尚书考功郎中，转中书舍人。”（第1422页）“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训》、《内训》各二十卷。”（第1423页）辛德源虽然出自陇西辛氏，但是他长期生活在山东地区，学术渊源也来自山东，而且他的学术水平极高。

陆开明，《隋书》卷五八《陆爽传》所云，他名“爽字开明，魏郡临漳人也。祖顺宗，魏南青州刺史。父概之，齐霍州刺史。爽少聪敏，年九岁就学，日诵二千余言……齐司州牧清河王岳召为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书，累转中书侍郎。及齐灭，周武帝闻其名，与阳休之、袁叔德等十余人俱征入关。诸人多将辎重，爽独载书数千卷”。（第1420页）亦可见他的学识不凡。

张德冲，据《北齐书》卷四四《儒林·张雕传》所云，他是中山北平人，张雕之子，“和谨谦让，善于人伦，聪敏好学，颇涉文史。以帝师之子，早见旌擢。历员外散骑侍郎、太师府掾，入为中书舍人，随例待诏”。（第595页）可见其家学渊源。

元行恭，据《北齐书》卷三八《元文遥传》所云，他是河南洛阳人，还是元文遥之子，“美姿貌，有父风，兼俊才，位中书舍人，待诏文林馆”。（第505页）而其父元文遥聪敏过人，十余岁能将《何逊集》“一览便诵”。（第503页）而元行恭又有父风，可见他的学识来自家学，并且有才华。

古道子，《北齐书》卷四五本传记载，他是河内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干局。当官以强济知名，历检校御史、司空田曹参军。自袁奭等俱涉学有文词”。（第628页）可见他有学识。

刘顗，据《北齐书》卷四五《文苑·刘逖传》所云，他出身于彭城刘氏，是刘逖从子，字君卿。祖父刘廞，北魏时任尚书。“顗好文学，工草书，风仪甚美。历瀛州外兵参军、司空功曹，待诏文林馆，除大理司直。”（第616页）这些亦可见其才学。

阳师孝，《北齐书》卷四二《阳斐传》记载，他是北平渔阳人，还是阳斐之子，并说阳斐“历侍御史，兼都官郎中、广平王开府中郎，修《起居注》”。（第553页）可知他亦有家学。

阳辟强，《北齐书》卷四二《阳休之传》所云，他是北齐大臣阳休之之子，“武平末尚书水部郎中。辟强性疏脱，无文艺。休之亦引入文林馆，为时人嗤鄙焉”。（第564页）虽然他“文艺”不通，但他还是受到家学熏陶。

卢公顺，据《北齐书》卷四二《卢潜传》所云，他出身于范阳卢氏，是卢思道之侄，“早以文学见知。武平中符玺郎，待诏文林馆。与博陵崔君洽、陇西李师上同志友善，从驾晋阳，寓居僧寺，朝士谓‘康寺三少’，为物论推许”。（第557页）可见他的学识不凡。

周子深，据《北齐书》卷四五《文苑·樊逊传》记载“诏令校定群书，供皇太子。逊与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马敬德、许散愁、韩同宝、洛州秀才傅怀德、怀州秀才古道子、广平郡孝廉李汉子、渤海郡孝廉鲍长暄、阳平郡孝廉景孙、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开府水曹参军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书召共刊定”。（第614页）知周子深亦有学识。

崔君洽，据《北史》卷三二《崔挺传》所云，出身博陵崔氏，他是崔挺的后人，名液，“字君洽，颇习文藻，有学涉，风仪器局为时论所许。以奉朝请待诏文林馆”。（第1182页）亦可见其学识。

段孝言，据《北齐书》卷一六《段荣传》记载，他是东魏开国元从段荣之子，是姑臧武威人，“虽黩货无厌，恣情酒色，然举止风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尝虚弃，赋诗奏伎，毕尽欢洽”。（第216页）可见他喜好交接名士，聚会赋诗，因此说他还是有一定学识的。

此外，据《北齐书》卷三一《王昕传》所云，王晞是北海剧人，还是苻秦丞相王猛之后，“武平初，迁大鸿胪，加仪同三司，监修起居注，待诏文林馆”。（第422页）并说他“幼而孝谨，淹雅有器度，好学不倦，美容仪，有风则”。（第417页）可见他颇有学识。

据《北齐书》卷三九《祖珽传》记载，祖珽“由是拜尚书左仆射，监国史，加特进，入文林馆，总监撰书”。（第519页）还说他是出自范阳祖氏的士族，字孝徵，“父莹，魏护军将军。珽神情机警，词藻遒逸，少驰令誉，为世所推”。（第513页）“天性聪明，事无难学，凡诸技艺，莫不措怀，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语及阴阳占候，医药之术尤是所长。”（第516页）可见其家学渊源。

据《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所云，崔劼“寻除中书令。加开府，待诏文林馆，监撰新书”。（第558页）还记载他字彦玄，本清河人，祖上迁徙至曾祖南平原贝丘，“世为三齐大族”。（第558页）“少而清虚寡欲，好学有家风。”（第558页）可知他亦有家学。

据《北齐书》卷四四《儒林·张景仁传》记载：“及立文林馆，中人邓长颙希旨，奏令总制馆事，除侍中。”（第591页）传中还说他是济北人，“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第591页）可见他颇有学识。

据《北齐书》卷四四《儒林·张雕传》所云，张雕“加国子祭酒，假仪同三司，待诏文林馆”。（第594页）传中还说他是中山北平人，“家世贫贱，而慷慨有志节，雅好古学”。（第594页）“值帝侍讲马敬德卒，乃入授经书。帝甚重之，以为侍读，与张景仁并被尊礼，同入华光殿，共读《春秋》。”（第594页）可见他也有学识。

据《北史》卷二四《王宪传》记载，王伯“奉朝请，待诏文林馆”。（第891页）并说他是北海剧人，当有学识。

据《北史》卷四七《阳尼传》所云，阳俊之“后待诏文林馆”，（第1728页）说他是北平无终人，阳尼从孙阳固之子，阳休之之弟，“当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第1728页）“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第1728—1729页）而阳尼“少好学，博通群籍，与上谷侯天护、顿丘李彪同志齐名”。（第1720页）阳固“博览篇籍，有文才”。（第1720页）故阳俊之亦有家学。

魏骞，《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只记载他以前广武太守入文林馆，其出身学识则不详。

封孝骞，据《北齐书·文苑传》记载，他以通直郎入文林馆，其出身学识不详，可是封氏人数甚少，封孝骞又与封隆之之侄封孝琰排名，因此他当也是出身于渤海封氏这一士族家族，当有学识。

崔德儒，《北齐书·文苑传》只记载他以获嘉令入文林馆，其出身学识不详。

李元楷，《北齐书·文苑传》只记载他以给事中入文林馆，其出身学识不详。

刘儒行，《北齐书·文苑传》只记载他以太尉中兵参军入文林馆，其出身学识不详。

王友伯、魏师骞，《北齐书·文苑传》只记载他们都是以开府行参军入文林馆，其出身学识不详。

以上61人官职、地位也有较大的差异，其中崔季舒、崔劼、祖珽、段孝言、李德林、刘逖或贵为宰相，或掌机密。崔劼更是官居从一品，相反郑子信仅为从第八品的殿中侍御史。除两人所任职官品级不详外，其余5人中三品以上者共有12人，占20%多，四品至从八品者共有47人，约占80%。[27]可见北齐后主选拔文林馆臣不注重职官品级、地位，可谓是唯才是举。再则这些人的任职除崔季舒、祖珽、段孝言3 人已为宰辅等高官入文林馆和2 人所任职官品级不详外，尚余55 人中有相当多在“掌侍从左右，摈相威仪，尽规献纳，纠正违阙”[28]的门下省、“管司王言，及司进御之音乐”[29]的中书省和“掌讽议左右，从容献纳”[30]的集书省任职，还有些人是从品级较高的官职改任“掌署敕行下，宣旨劳问”[31]舍人省的中书舍人这一重要职位。此外从文林馆的馆臣们撰修了《修文殿御览》，祖珽、段孝言以宰相身份参与文林馆以及许多馆臣本馆在中书省集书省门下省和国子寺秘书省等相关官署任职的史实看，文林馆类似于李唐王朝的翰林学士院。因此说文林馆的职责除了召集一批文士修《修文殿御览》的初衷外，其馆臣多是充当皇帝的顾问、秘书职责，有点像所谓内相，进而与外朝宰相相抗衡。而据《北齐书》卷四五《文苑·颜之推传》所云：“及周兵陷晋阳，帝轻骑还邺，窘急计无所从，之推因宦者侍中邓长颙进奔陈之策，仍劝募吴士千余人以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陈国。”（第618页）也说明文林馆臣是可以参与最高决策的，确实与后世李唐王朝的翰林学士有类似之处，也可以说北齐文林馆实乃开唐代翰林学士院之先河。

就其籍贯说，除温君悠、魏骞、崔德儒、李元楷、刘儒行、王友伯、魏师骞等人诸史皆无传，其出身不可考外，韦道逊虽说是关中人，但是其曾祖韦萧随刘义真渡江，从其祖父韦儒自宋入魏起，就长期寓居河南洛阳。刘仲威、袁奭、朱才、睦道闲、诸葛汉、萧放、萧悫、颜之推、萧概、江旰10 人是来自江左的，占总人数 55 人中的18 %多；其他45 人或是山东士人或祖上已迁居山东地区的士人，可见他们的学识渊源应在山东地区，并约占总人数55 人中的82 %。而且生活在该区域的名儒王劭、薛道衡、颜之推、李德林、辛德源5 人中只有颜之推是从江左辗转迁徙来的，其余四人学术渊源都是出自东魏北齐统治区域。而从姓氏来看，族属除陆乂、陆仁惠、元行恭3 人属代北虏姓士族外，其余52 人皆为汉人。[32]下面据人群的来源和族属分做两图略加分析：

可见文林馆的组成人员主要来自本地区的汉族人群。另外，从文林馆中既有本土士人，又有外来士人，既有汉族，又有胡族来看，北齐后主在选择文林馆臣时不考虑他们的族属、籍贯及来自何处，只注重学识，可以说是唯才是举。另外文林馆的组成人员大多数来自东魏北齐统治地区的汉族人群，而且他们又有学识，说明该地区文化发达，这些也都为北齐后主高纬设立文林馆创造了文化基础和客观条件。这也说明在东魏北齐政权中以高氏为首的胡化族群以及胡族之所以在其统治区域内尊师礼贤，并设立文林馆招揽文士，是与在山东地区一直具有尊师礼贤的优良传统密不可分的。正因为如此，当北魏入主中原以及北魏末年以六镇鲜卑为首的各胡族以及胡化族群进入中原后，他们在与原居住在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汉人接触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自然也受到了汉族尊师礼贤的传统影响，同时也与各胡族统治者自身的素质和重视教育的程度有关联。

（二）西魏北周统治地区也有较好的表现

西魏北周政权统治的关陇地区之核心区域——关中，此前曾是秦和西汉两个王朝的统治中心。在五胡十六国的战乱时期河西地区又是汉族的一个避难所，虽然其间也经历了一些战乱的侵扰，加之胡族人口众多等原因的制约，或多或少地制约了汉文化的发展。不过从总体上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文化在这一地区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尊重师长、礼贤下士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该区域也有所表现。据《周书》卷二六《斛斯徵传》记载：“后高祖以徵治经有师法，诏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时为鲁公，与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之礼，受业于徵，仍并呼徵为夫子。儒者荣之。”（第432页）卷四五《儒林·熊安生传》又云：“及高祖入邺，安生遽令扫门。家人怪而问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诏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第813页）“赐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区，并赐象笏及九环金带，自余什物称是。又诏所司给安车驷马，随驾入朝，并敕所在供给。”（第813页）卷四五《儒林·乐逊传》又云，保定五年，“诏鲁公赟、与毕公贤等，俱以束修之礼，同受业焉”。（第817页）《周书》卷四五《儒林·卢光传》又云：“天和二年卒，时年六十二。高祖少时，尝受业于光，故赠赙有加恒典。赠少傅。”（第808页）《册府元龟》卷三八《帝王部·尊师》又云：“后周武帝少尝受业卢光。及即位，以光为陕州总管府州长史。”（第426页）《周书》卷一九《宇文贵传》又云：“然好施爱士，时人颇以此称之。”（第314页）其中礼贤下士、尊重师长的有北周武帝和宇文贵君臣，而上行下效，其下臣民必当效法，可以推测在西魏北周统治区域内这一传统美德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另外，北周政权还曾设置麟趾学士，如《周书》卷四《明帝纪》所云：“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未，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第60页）可知北周政权召集儒士于麟趾殿，主要是招集儒士，校刊经史。而参与其事者，另据《周书》卷三一《韦孝宽传》记载：“明帝初，参麟趾殿学士，考校图籍。”（第538页）卷三八《元伟传》又记：“世宗初，拜师氏中大夫。受诏于麟趾殿刊正经籍。”（第688页）卷四十《颜之仪传》又记：“世宗以为麟趾学士，稍迁司书上士。”（第720页）卷四二《萧传》又记：“武成中，世宗令诸文儒于麟趾殿校定经史，仍撰《世谱》，亦预焉。”（第752页）同卷《萧大圜传》又记：“俄而开麟趾殿，招集学士，大圜预焉。”（第757页）同卷《宗懔传》又记：“世宗即位，又与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书。”（第760页）卷四七《艺术·姚僧垣附子最传》又记：“世宗盛聚学徒，校书于麟趾殿，最亦预为学士。”（第844页）以上这些士人是见于记载的，在八十余人中仅占少数，当是有名望者，其中韦孝宽、元伟、颜之仪、萧、萧大圜、宗懔、王褒等人皆为胡汉士族，而且多出自关陇以外地区，可见西魏北周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宇文氏家族广招人才，礼贤下士。

其实早在宇文泰统治时期就尊重师长，其后北周武帝宇文邕及其子侄等胡族亦尊重师长、礼贤下士，还召集学者在麟趾殿校定经史，撰修《世谱》，不过比之东魏北齐统治区逊色一些。但是在这些为师者中斛斯徵出身于代北虏姓士族，祖上却久已随北魏孝文帝迁洛，并定籍洛阳，熊安生原为山东名儒，乐逊亦为山东儒士，卢光出身于范阳卢氏，是山东的大士族，而当时学术多在士族，因此说在关陇地区的西魏北周统治者宇文泰父子所引用为师者皆来自山东地区，而非出自关陇地区，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西魏北周统治区域内的文化当比东魏北齐统治区域逊色。

在西魏北周统治地区居于统治地位的宇文泰父子之所以尊重师长，也是由于尊重师长久已为其统治区内汉文化的优秀传统，宇文泰父子以及居统治地位的出身于武川镇的胡族以及胡化族群也仰慕汉族尊重师长的传统，于是当他们进入中原后，在与原住的汉人交往过程中逐渐接受了汉文化，也同时受到了汉族尊师礼贤的优秀传统影响等缘故。

三 重视教育

学术及思想文化的传播也是离不开教育的，早在春秋时期孔老夫子就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而正是这种理念使平民也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也就一代又一代地授业解惑。即使社会出现了战乱、动荡不安的局面，教育也从未间断。因此在北朝后期虽然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东西对峙的政治局面，战乱频发，可是不论东魏北齐政权还是西魏北周政权，它们的统治者或是胡化族群或是胡族，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视教育，兴建学校，使教育得以恢复发展。

（一）东魏北齐统治地区教育的恢复发展

东魏北齐政权统治者虽然是以高欢家族为首的胡化族群以及一部分胡族，但是他们在进入中原并控制朝政后，由于一部分汉人特别是士族加入该政权中，使得那些胡族及胡化族群受到先进的汉文化影响。高欢家族为首的统治者也重视教育，早在东魏时期已经重视儒家经典，如《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所云：

[武定四年]八月，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邺。（第308页）

按：这里所说的汉、魏《石经》即是东汉灵帝时所刻《熹平石经》和曹魏齐王曹芳是所刻的《正始石经》，由于在汉魏时期雕版印刷术还远未发明，因此传习儒家经典多是师生口耳相传，这就容易讹误，不利于生徒学习，也不利于儒家经典的传播，这两次石经的刊刻正是针对这一情况所作。而东魏政权的统治者将这些石经从洛阳搬迁至当时统治中心——邺城，即使这些石经避免了战乱的破坏，又方便了生徒学习，可见东魏的实际统治者高欢等人是十分重视儒家经典传播的。

至于学校的恢复，据同书卷八四《儒林传》所云：

暨孝昌之后，海内淆乱，四方校学所存无几。永熙中，复释奠于国学……复置生七十二人。及迁都于邺，国子置生三十六人。至于兴和、武定之世，寇难既平，儒业复光矣。（第1842页）

可见在北魏末年的战乱之中大多遭到破坏，学校所剩无几，可是早在魏孝武帝时期实际统治者高欢以及此后高澄等人就重视教育，将北魏末年由于战乱破坏的学校重新恢复，并招收国子生，到兴和、武定年间其统治区域内学校基本恢复，并有一定的发展。

进入北齐政权时期，高洋、高演等最高统治者也重视教育，如《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所云：

[天保元年]八月，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第53页）

同书卷六《孝昭帝纪》云：

[皇建元年八月甲午]又诏国子寺可备立官属，依旧置生，讲习经典，岁时考试，其文襄帝所运石经，宜即施列于学馆。外州大学亦仰典司勤加督课。（第82页）

《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云：

[北齐]国子寺，掌训教胄子。祭酒一人，亦置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员。领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学生七十二人。太学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太学生二百人。四门学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学生三百人。（第757页）

《北齐书》卷四四《儒林传》云：

魏天平中，范阳卢景裕同从兄礼于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置之宾馆，以经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赵郡李同轨继之。二贤并大蒙恩遇，待以殊礼。同轨之亡，复征中山张雕、渤海李铉、刁柔、中山石曜等递为诸子师友。及天保、大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第582页）

幸朝章宽简，政纲疏阔，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官之徒，不远千里。伏膺无怠，善诱不倦。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燕、赵之俗，此众尤甚。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关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射策十条，通八以上，听九品出身，其尤异者亦蒙抽擢。（第582—583页）

《隋书》卷九《礼仪志》云：

后齐制，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每月旦，祭酒领博士已下及国子诸学生已上，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已下、太学诸生阶下，拜孔揖颜。日出行事而不至者，记之为一负。雨沾服则止。学生每十日给假，皆以丙日放之。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博士已下，亦每月朝云。（第181页）

可知东魏时即恢复了中央和地方的学校，中央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并设有祭酒、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员等职官，还引用名儒文士任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博士、助教，在各类学校讲学，传授儒家经传，并选拔学生到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学习。又将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这些石刻的儒家经典由洛阳搬迁至邺城国子学内，作为儒家标准经典，以供生徒、学子们习读。北齐政权建立后，又在其统治区内州郡恢复或设立学校，还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讲学和设立新学校的礼仪制度。这都与该地区人文环境、儒家学说延续、人们尊师礼贤，特别是以高氏为首的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分不开，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该地区的教育非但没有中断，相反还有所发展。

（二）西魏北周统治地区教育的恢复

西魏北周统治者是以宇文泰家族为首的胡族以及一部分胡化族群，他们在进入关陇地区、控制西魏政权朝政后，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其政权也开始重视教育，如《北史》卷八一《儒林传》所云：

[宇文泰]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之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虽通儒盛业，不逮魏、晋之臣，而风移俗变，抑亦近代之美也。（第2706—2707页）

《周书》卷三五《薛善附弟慎传》云：

太祖于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第624—625页）

可见宇文泰之时就开始草创学校、收授生徒，教授经史。

而进入北周时期情况又如何呢？据《周书》卷三十《于翼传》所云：

世宗雅爱文史，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预听焉。乃至萧、王褒等与卑鄙之徒同为学士。（第523—524页）

按：北周世宗即是北周明帝。可知北周明帝又设置麟趾学，而且招集文士充任麟趾学士，据《周书》卷四《明帝纪》所云：“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第60页）卷二二《杨宽传》也云：“诏宽与麟趾学士参定经籍。”（第367页）卷三一《韦孝宽传》云：“参麟趾殿学士，考校图籍。”（第538页）卷三八《元伟传》云：“受诏于麟趾殿刊正经籍。”（第668页）卷四十《颜之仪传》云：“世宗以为麟趾学士”（第720页）卷四二《萧传》云：“武成中，世宗令诸文儒于麟趾殿校定经史，仍撰《世谱》，亦预焉。”（第752页）同卷《萧大圜传》云：“俄而开麟趾殿，招集学士。大圜预焉。”（第757页）同卷《宗懔传》云：“世宗即位，又与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书。”（第760页）卷四七《艺术·姚僧垣附子最传》云：“世宗盛聚学徒，校书于麟趾殿，最亦预为学士。”（第844页）另据《隋书》卷七八《艺术·庾季才传》所云：“武成二年，与王褒、庾信同补麟趾学士。”（第1765页）由此推测北周明帝可能设立过麟趾学，并曾任命一批麟趾学士刊校经史。此后北周武帝时，又设置露门学，据《周书》卷五《武帝纪》所云：“[天和二年秋七月]甲辰，立露门学，置生七十二人。”（第74页）从露门学规定了生徒的名额，可见这时的露门学当是北周中央正式设置的学校。而且周宣帝还以太上皇的身份在大象二年（580）二月丁巳，“幸露门学，行释奠之礼”。（第122页）可知西魏时宇文泰于大统五年（539）草创学馆，至北周天和二年（567）秋七月武帝宇文邕才正式设立露门学，并有生徒。北周武帝宇文邕还曾多次讲《礼记》，但是讲学时并无相关礼仪，到大象二年（580）二月北周宣帝宇文赟幸露门学时才行释奠之礼。宣政元年（578）八月举秀才、孝廉。而且从这些史籍的记载中还是可以看出，北周统治者也是比较重视教育的。

虽然西魏恢复学校教育较晚，可是实际上此前西魏皇帝已为宗室诸王专门延请师傅传授经史，据《周书》卷四五《儒林·卢诞传》所云：

魏帝诏曰：“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朕诸儿稍长，欲令卿为师。”于是亲幸晋王第，敕晋王以下，皆拜之于帝前。因赐名曰诞。（第807页）

《周书》卷三九《辛庆之传》所云：

又以其经明行修，令与卢诞等教授诸王。魏废帝二年……（第698页）

据此可知，西魏皇帝延请师傅教授元氏诸王经史是在魏废帝二年之前当是在西魏文帝大统年间。另据《周书》卷四五《儒林·乐逊传》所云：

[大统]九年，太尉李弼请逊教授诸子……魏废帝二年，太祖（宇文泰）召逊教授诸子。在馆六年，与诸儒分授经业。逊讲《孝经》、《论语》、《毛诗》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传》。（第814页）

可见宇文泰也延请师傅教授经传，可说明在西魏北周时期虽然学校恢复得较晚，但是一些统治者则延请儒士教授诸子。

再则，北周皇帝还时常招集群臣等讲解儒家经典，据《周书》卷五《武帝纪》所云：天和元年“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群臣亲讲《礼记》”。（第72页）三年八月“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第75页）建德二年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第83页）这也可以说是北周最高统治者重视教育的一个例证。

另外北周政权还有一些举措在客观上对于教育的恢复起了一定的作用，如《周书》卷七《宣帝纪》记载，大象元年（580）二月辛卯“诏徙邺城石经于洛阳”。（第119页）但只是将邺城石经搬回洛阳，并未搬到北周的京城长安，这与东魏北齐时将石经从洛阳搬至邺城不可相提并论，当如《周书·宣帝纪》下文的诏书中所云：“洛阳旧都，今既修复，凡是元迁之户，并听还洛州。”（第119页）这是修复洛阳旧都的一项措施，并非一项有关教育的措施。西魏北周统治区内之所以出现教育发展缓慢的局面，当是由于在该地区以宇文氏为首的统治者对教育不很重视之缘故。而到北周武帝时露门学才作为中央所办的学校正式设立，当是由于该地区士族大量迁徙出该地区、十六国时期汉文化遭到大的破坏，以及前面所论述的诸原因所致。不过总的来说，以宇文氏家族为首的西魏北周政权统治者在关陇地区也还是比较重视教育的。

第二节 礼义习俗

礼义习俗包括孝悌以及各种习俗，这些皆是居住在中国南北方汉族的传统美德。当大批胡族及胡化族群进入汉族生活区与汉人杂居时，其本族所固有的习俗必然受到高度发达的汉文化礼义习俗的强烈冲击，二者相互碰撞、相互影响，而由于汉文化相对完善、文明程度又高，所有人类又都向往文明等缘由，胡族必然向着汉族的礼义习俗文化趋同，但是因为各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各地区最终糅合胡汉文明而形成的习俗也略有差异。

一 礼俗

进入中原的胡族及胡化族群由于所进入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汉族影响力的大小程度不同，以及居住在该地区的胡族及胡化族群人数的多寡，凡此种种原因，最终在各地区形成的礼俗也就必然出现了一些差异。

（一）东魏北齐统治者的重视

在东魏北齐政权统治区域内虽然是以高欢家族为首的胡化人群作为最高统治者，但是该区域的礼俗却颇多，以高欢为首的最高统治者就曾派使者巡行四方，如《北齐书》卷二一《封隆之附子绘传》所云：

孝静初，兼给事黄门侍郎，与太常卿李元忠等并持节出使，观省风俗，问人疾苦。（第304页）

同书卷二《神武帝纪》云：

[孝昌二年]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县官多乖法，请出使问人疾苦。（第19页）

早在东魏政权建立之初高欢等人就派使者巡行四方，观省风俗，问人疾苦。到北齐政权建立后高洋等最高统治者更是在即位之初，派遣使者巡行四方，如同书卷四《文宣帝纪》所云：

[武定八年夏五月]戊午，乃即皇帝位于南郊……改武定八年为天保元年……辛未，遣大使于四方，观察风俗，问民疾苦，严勒长吏，厉以廉平，兴利除害，务存安静。若法有不便于时，政有未尽于事者，具条得失，还以闻奏。（第49—51页）

同书卷五《废帝纪》云：

[天保]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于晋阳宣德殿，大赦……[十一月]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风俗，问人疾苦。（第74页）

同书卷六《孝昭帝纪》云：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于晋阳宣德殿……壬辰，诏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观察风俗，问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访贤良。（第81—82页）

同书卷七《武成帝纪》云：

大宁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于南宫，大赦，改皇建二年为大宁……庚申，诏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恶，问人疾苦，擢进贤良。（第90页）

可见北齐自文宣帝、废帝、孝昭帝、武成帝这些胡化族在位时皆曾派遣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问人疾苦，观察风俗，这些多发生在国家有变，新皇帝即位之时，其中当有新皇帝安抚人心之意，成为北齐时期新皇帝即位后的惯例，并作为一种习俗，而派遣使者巡省四方，问人疾苦早在东魏高欢时就已实行。这当是他们在习俗上汉化的表现。

其次是祭祀所在地点的选择问题，据《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所云，武定八年夏五月戊午“乃即皇帝位于南郊”。（第49页）“是日，京师获赤雀，献于南郊。”（第50页）卷七《武成帝纪》又云：“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车驾至自晋阳。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庙。”（第90页）卷八《后主纪》又云，武平“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第105页）可知北齐皇帝即位及祭祀活动是在南郊。考其源流，据《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记载：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天子从之。（第1253—1255页）

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县及中都官耐罪囚徒。（第1257页）

同书卷九九上《王莽传》记载：

居摄元年正月，莽祀上帝于南郊，迎春于东郊，行大射礼于明堂，养三老五更，成礼而去。（第4082页）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记载：

其以禹为太傅，苍为骠骑将军。太尉憙告谥南郊，司徒奉安梓宫，司空鲂将校复土。（第96页）

《后汉书志》卷四《礼仪志》记载：

正月上丁，祠南郊。（第3102页）

同书卷八《郊祀志》记载：

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第3181页）

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车旗服饰皆赤。歌《朱明》，八佾舞《云翘》之舞。（第3182页）

可知南郊祭祀始于两汉之际，是汉族的礼仪制度。而北齐制度多有继承的北魏王朝的祭祀制度如何？据《魏书》卷一〇八《礼仪志》记载：“[太祖天兴元年]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第2734页）“天赐二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第2736页）可是同书卷二《道武帝纪》却记载：“[太祖天兴]二年春正月甲子，初祠上帝于南郊。”（第34页）卷七上《孝文帝纪》记载：“[太和五年]九月庚子，阅武于南郊，大飨群臣。”（第151页）卷七下《孝文帝纪》记载：“[太和十二年]闰月甲子，帝观筑圆丘于南郊。”（第164页）“[太和十六年三月]乙亥，车驾初迎气南郊，自此为常。”（第169页）卷九《肃宗孝明帝纪》又记：正光“五年春正月辛丑，车驾有事于南郊”。（第235页）可见北魏早在复国之初的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时期，即时而西郊祭祀，时而南郊祭祀，直至孝文帝迁洛之前一年的太和十六年（492）三月才将南郊祭祀固定下来。而祭祀于南郊是两汉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统治者沿用的习俗。这说明北魏将祭祀场所由西郊改为南郊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此后不论东魏时期还是北齐政权时期都是延续北魏孝文帝改革后祭祀于南郊的习俗，因此说这也是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的缘故。

（二）西魏北周统治者沿用汉族旧制

在西魏北周政权统治区域内，胡族的皇帝也时常去南郊进行祭祀活动，如《北史》卷五《西魏文帝纪》所曰：

[大统]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改以神元皇帝配。（第176页）

可见西魏政权建立之初，即继续沿袭北魏孝文帝改革所行的南郊祭祀故事。《周书》卷三《孝闵帝纪》又曰：

[元年春正月]辛亥，祠南郊。（第47页）

同书卷五《武帝纪》曰：

[天和元年]三月丙午，祠南郊。（第72页）

三年春正月辛丑，祠南郊。（第75页）

[建德]二年春正月辛丑，祠南郊。（第81页）

按：南郊祭祀是汉族统治者的祭祀方式，胡族则在西郊从事祭祀活动，因此西魏北周地区自宇文泰起就沿袭北魏祀南郊的习俗，这就是接受汉文化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是在该区域也有一些比较落后的现象，如《周书》卷七《宣帝纪》所云：“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受朝于露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第117页）《资治通鉴》卷一七三陈宣帝太建十一年春正月癸巳条亦有相似记载，而且胡三省在此条明确注曰“以此知后周之君臣，此前盖胡服也。”（第5391—5392页）由此推测，西魏北周政权上至皇帝下至王公大臣在北周大象元年（579）春正月癸巳日之前上朝仍穿胡服，说明这一地区皇帝和群臣服汉魏衣冠是比较晚的。再则从时间上看，大象元年（579）已是北周武帝平齐统一中国北方后的三年，而在这时皇帝及王公大臣改穿戴汉魏衣冠，可能是受到北齐政权君臣穿戴之影响。

二 忠孝节义

中国北方农业地区是以汉族为主体，而汉族很早就注重忠孝节义，忠孝节义则包括热爱家国、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兄弟友爱等诸方面，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习俗古来有之，在南北朝时期也不例外。当北朝胡族及胡化汉族的统治者进入农业地区之时受到汉族忠孝节义的影响，也不能免俗，而这些也恰恰是胡族以及胡化族群汉化的一项重要表现。

（一）东魏北齐统治地区

当胡族以及胡化族群进入东魏北齐统治的山东地区后，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忠孝节义的诸方面都有所表现，如《北齐书》卷十《任城王湝传》所云：

湝与广宁王孝珩于冀州召募得四万余人，拒周军。周齐王宪来伐，先遣送书并赦诏，湝并沉诸井。战败，湝、孝珩俱被擒。宪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独存，逢宗社颠覆，今日得死，无愧坟陵。”宪壮之，归其妻子。将至邺城，湝上马哭，自投于地，流血满面。（第138页）

同书卷一一《广宁王孝珩传》云：

齐王宪问孝珩齐亡所由，孝珩自陈国难，辞泪俱下，俯仰有节……后周武帝在云阳，宴齐君臣，自弹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辞曰：“亡国之音，不足听也。”固命之，举笛裁至口，泪下呜咽，武帝乃止。（第145—146页）

同书卷一一《安德王延宗传》云：

及至长安，周武与齐君臣饮酒，令后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屡欲仰药自裁，傅婢苦执谏而止。（第151页）

同书卷四一《傅伏传》云：

又有开府中侍中官者田敬宣，本字鹏，蛮人也……后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参伺动静，为周军所获。问齐主何在，绐云已去。殴捶服之，每折一支，辞色愈厉，竟断四体而卒。（第547页）

这些北齐君臣如此的念念不忘故国——北齐王朝，忠心不贰，热爱家国。特别是高延宗这个在北齐时期做事有点荒唐的安德王看到北齐后主为北周君臣舞蹈，竟然准备自裁，可见热爱家国的观念在该地区已是深入人心。而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据同书卷四《文宣帝纪》所云：

[天保九年]秋七月辛丑，给京畿老人刘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职及杖帽各有差。（第65页）

同书卷六《孝昭帝纪》云：

[皇建元年八月]乙酉，诏：“……诸郡国老人各授版职，赐黄帽鸠杖。”（第82页）

可见北齐政权尊重老人，并给予一些优待。

至于其统治区域内一般老百姓的孝悌情况史书缺载，但是贵族官僚在这方面的表现史籍中还是有些记载的，如《北齐书》卷一一《河间王孝琬传》所云：

河南王[高孝瑜]之死，诸王在宫内莫敢举声，唯[其弟高]孝琬大哭而出。（第146页）

同卷《安德王延宗传》云：

兄河间[王高孝琬]死，延宗哭之泪亦甚。（第148页）

同书卷一三《赵郡王琛附子叡传》云：

叡小名须拔，生三旬而孤，聪慧夙成，特为高祖所爱，养于宫中，令游娘母之，恩同诸子。魏兴和中，袭爵南赵郡公。至四岁，未尝识母，其母则魏华阳公主也。有郑氏者，叡母之从母姊妹之女，戏语叡曰：“汝是我姨儿，何因倒亲游氏。”叡因问访，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为怪……叡具陈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宫与叡相见，叡前跪拜，因抱头大哭……叡初读《孝经》，至“资于事父”，辄流涕歔欷。十岁丧母，高祖亲送叡至领军府，为叡发丧，举声殒绝，哀感左右，三日水浆不入口。高祖与武明娄皇后殷勤敦譬，方渐顺旨。居丧尽礼，持佛像长斋，至于骨立，杖而后起。高祖令常山王共卧起，日夜说喻之。并敕左右不听进水，虽绝清漱，午后辄不肯食……高祖崩，哭泣呕血。（第170页）

同书卷一三《清河王岳传》云：

岳性至孝，尽力色养，母若有疾，衣不解带，及遭丧，哀毁骨立。（第174页）

同书卷一四《平秦王归彦传》云：

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并为太妃。善事二母，以孝闻。（第186页）

《北史》卷五三《刘丰传》云：

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丧，诸子皆为制服三年。武平中，暐所生丧，诸弟并请解官，朝廷义而不许。（第1902页）

《颜氏家训集解》卷三《勉学》云：

齐孝昭帝侍娄太后疾，容色憔悴，服膳减损。徐之才为灸两穴，帝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满手。后既痊愈，帝寻疾崩……（第196页）

可知在东魏北齐统治地区这些胡族和胡化族群的王公大臣大多知晓孝悌并付诸行动，这表现为孝顺父母、兄弟之间友爱等方面。但是也有例外，如《北齐书》卷九《神武娄后传》记载：“及[娄太]后崩，武成不改服，绯袍如故。未几，登三台，置酒作乐，宫女进白袍，帝怒，投诸台下。和士开请止乐，帝大怒，挝之。”（第124页）而这种不孝事例历朝历代皆有，就是与北齐对峙的北周统治者中亦有，如北周宣帝在其父武帝死后还有比这更严重的表现。[33]不过从整体上看在该地区孝义仍然是主流，不然就不会出现“宫女进白袍”以及上面所叙述的那些事例。而之所以在山东地区是以孝义为主流，这是由于该地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始终占优势，进入该地区的胡族和胡化族群很快被汉族的先进文化所征服，接受了汉文化。再则，该地区的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措施，鼓励人们尊敬老者、守孝道、兄弟友爱。

（二）西魏北周统治地区

在西魏北周统治的关陇地区虽然建立该政权的是以宇文泰为首的一批胡族以及胡化族群，但是由于该地区还是汉族人口居多，因此他们进入该地区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忠孝节义方面多有表现，如《周书》卷七《宣帝纪》所云：

[宣政元年八月壬申]诏制九条，宣下州郡……五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才堪任用者，即宜申荐。（第116页）

同书卷十《宇文广传》云：

初，广母李氏以广患弥年，扰而成疾，因此致没。广既居丧，更加绵笃，乃以毁薨。世称母为广病，广为母亡，慈孝之道，极于一门。高祖素服亲临，百僚毕集。（第156页）

同书卷一二《齐炀王宪传》云：

宪有至性，事母以孝闻。太妃旧患风热，屡经发动，宪衣不解带，扶侍左右。宪或东西从役，每心惊，其母必有疾，乃驰使参问，果如所虑。（第196页）

同书卷二五《李贤传》云：

年十四，遭父丧，抚训诸弟，友爱甚笃。（第413页）

同书卷二六《斛斯徵传》云：

有至性，居父丧，朝夕共一溢米。（第432页）

同书卷三十《窦炽传》云：

炽事亲孝，奉诸兄以悌顺闻。（第521页）

同卷《李穆传》云：

及远子植谋害晋公护，植诛死，穆亦坐除名。时植弟基任淅州刺史，例合从坐。穆频诣护，请以子惇、怡等代基死，辞理酸切，闻者莫不动容。护矜之，遂特免基死。（第528页）

《隋书》卷三九《豆卢勣传》云：

后丁父艰，毁瘁过礼。（第1156页）

同书卷四十《王谊传》云：

丁父艰，毁瘁过礼，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岁余，起拜雍州别驾，固让，不许。（第1168页）

同书卷六三《元寿传》云：

元寿字长寿，河南洛阳人也……寿少孤，性仁孝，九岁丧父，哀毁骨立，宗族乡党咸异之。事母以孝闻。（第1497页）

可见在西魏北周统治的关陇地区这些胡族及胡化族群的王公大臣大多知忠孝节义并付诸行动，表现为褒扬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敬老、守孝、服伺病母、兄弟友爱等方面，但是也有例外，《周书》卷七《宣帝纪》记载“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殡，曾无戚容，即阅视先帝宫人，逼为淫乱。才及逾年，便恣声乐，采择天下子女，以充后宫。”（第124页）《资治通鉴》卷一七三陈宣帝太建十年六月条甚至记载，周宣帝当时还“扪其杖痕，大骂[其父北周武帝]曰：‘死晚矣！’”（第5387页）可见不只是北齐武成帝高湛有母死仍然置酒作乐、拒服白袍之举，北周宣帝宇文赟大骂刚刚死去的父亲，逼淫宫人，比之高湛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在关陇地区孝义仍然是主流，不然就不会出现上面所叙述的那些孝义的事例，那么为何在该地区会出现这些孝义的事例？当是由于该地区儒家思想自两汉以来即在思想文化上占优势，汉文化虽然在五胡十六国时期曾遭到一些破坏，但是不久就得以恢复。再则是当以宇文泰为首的胡族以及胡化族群进入该地区后很快接受了汉族的先进文化，并鼓励人们敬老、守孝、兄弟友爱的缘故。

第三节 姓名籍贯郡望世系

由于中国北部农业地区的汉族文明程度、文化水准较高，因此进入这一地区的胡化族群首先伪托自己是汉族的世家大族之后，胡族也不甘落后，纷纷改用汉姓，改籍贯，假造郡望，伪造世系，伪托汉族的世家大族或汉族名臣、名人甚至炎帝或两周姬姓之后，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些胡化族群或胡族进入中原地区后确实接受了汉文化。

一 东魏北齐统治地区胡族的良好表现

虽然北魏孝文帝改革明令断胡姓，改为汉姓，可是在北部边地的六镇等地区的胡族兵民中还有许多仍用胡姓，如北魏末年六镇起事中的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秦州城人莫折大提、莫折念生、万俟丑奴等。但是当那些边地胡族或胡化族群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后是否改作汉姓，在东魏北齐政权统治之下的山东地区到底情况如何？据《北齐书》记载将胡姓改作汉姓的确实不少，如窦泰本姓纥窦陵氏，[34]武明皇后娄氏本姓匹娄氏，[35]韩轨本姓破六韩氏，[36]王怀本姓拓王氏，[37]薛琡本姓叱干氏，[38]和士开本姓素和氏，[39]他们纷纷改作汉姓。此外，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所考，改作汉姓胡族甚多。

胡族和一些胡化的汉人进入中原，或由于北魏孝文帝改革或与汉人杂居后，不但改用汉姓，还起用汉人名字，有少数人名不仅用汉名，甚至字也改得比较文雅。以下考释这些人中有名有字者的名和字，如《魏书》卷八一《刘仁之传》所云：“刘仁之，字山静。”（《魏书》卷八一《刘仁之传》，第1794页）《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云：“齐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欢，字贺六浑。”（第1页）卷三《文襄帝纪》云：“世宗文襄皇帝讳澄，字子惠。”（第31页）卷四《文宣帝纪》云：“显祖文宣皇帝讳洋，字子进。”（第43页）卷五《废帝纪》云：“废帝殷，字正道。”（第73页）卷六《孝昭帝纪》云：“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第79页）卷八《后主纪》云：“后主讳纬，字仁纲。”（第97页）卷十《高祖十一王传》云：“永安简平王浚，字定乐……平阳靖翼王淹，字子邃……彭城景思王浟，字子深……上党刚肃王涣，字敬寿……冯翊王润，字子泽……汉阳敬怀王洽，字敬延。”（第132—140页）卷一一《文襄六王河南康舒王孝瑜传》云：“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第143页）卷一二《武成十二王传》云：“南阳王绰，字仁通……琅邪王俨，字仁威……齐安王廓，字仁弘……北平王贞，字仁坚。”（第159—164页）卷一三《赵郡王琛传》云：“赵郡王琛，字永宝。”（第169页）同卷《清河王岳传》云：“清河王岳，字洪略……父翻，字飞雀……[子]劢字敬德。”（第174—177页）卷一四《武兴王普传》云：“武兴王普，字德广。”（第189页）同卷《长乐太守灵山传》云：“长乐太守灵山，字景嵩……[嗣子]伏护，字臣援。”（第189页）卷一五《窦泰传》云： “窦泰，字世宁。”（第193页）同卷《尉景传》云：“尉景，字士真。”（第194页）同卷《娄昭传》云：“[娄]叡，字佛仁。”（第197页）同卷《韩轨传》云：“韩轨，字百年。”（第200页）卷一七《斛律金传》云：“斛律金，字阿六敦……[子]光，字明月……[子]羡，字丰乐。”（第219—227页）卷一九《贺拔允传》云：“贺拔允，字可泥。”（第245页）《王怀传》云：“王怀，字怀周。”（第249页）《段琛传》云：“段琛，字怀宝。”（第258页）卷二十《王则传》云：“王则，字元轨。”（第271页）《叱列平传》云：“叱列平。”（第278页）《慕容俨传》云：“慕容俨，字恃德。”（第279页）卷二五《王纮传》云：“王纮，字师罗。”（第365页）卷二六《薛琡传》云：“薛琡，字昙珍。”（第369页）卷二七《万俟普传》云：“万俟普，字普拨……子洛，字受洛干。”（第375页）同卷《可朱浑元传》云：“可朱浑元，字通元。”（第376页）同卷《刘丰传》云：“刘丰，字丰生。”（第377页）同卷《破六韩常传》“破六韩常，字保年。”（第378页）卷二八《元斌传》云：“元斌，字善集。”（第384页）同卷《元晖业传》云：“元晖业，字绍远。”（第386页）同卷《元弼传》云：“元弼，字辅宗。”（第387页）同卷《元韶传》云：“元韶，字世胄。”（第388页）卷三五《陆卬传》云：“陆卬，字云驹。”（第469页）卷三八《元文遥传》云：“元文遥，字德远。”（第503页）卷四十《尉瑾传》云：“尉瑾，字安仁。”（第527页）同卷《赫连子悦传》云：“赫连子悦，字士欣。”（第529页）同卷《白建传》云：“白建，字彦举。”（第532页）卷四一《綦连猛传》云：“綦连猛，字武儿。”（第539页）同卷《独孤永业传》云： “独孤永业，字世基。”（第544页）卷四三《源彪传》云：“源彪，字文宗。”（第577页）卷五十《恩倖·和士开传》云：“和士开，字彦通。”（第688页）《北史》卷二七《陆俟传》云：“[陆]乂，字旦……[陆]卬第二弟骏，字云骧……骏弟杳，字云迈……杳弟骞，字云仪……骞弟抟，字云征……抟弟彦师，字云房……概之子爽，字开明。”（第1018—1022页）卷八六《循吏·窦瑗传》云：“窦瑗，字世珍。”（第2870页）《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东魏·侯海墓志》云：“君讳海，字景海。”（第362页）《东魏·叔孙固墓志》云：“公讳固，字万年。”（第365页）《北齐·元子邃墓志》云：“君讳子邃，字德修。”（第401页）《北齐·宇文诚墓志》“君讳诚，字克明。”（第443页）这些胡族或胡化族群的名字只有高欢字“贺六浑”、娄昭字“菩萨”、娄叡字“佛仁”、斛律金字“阿六敦”、贺拔允字“可泥”、叱列平字“杀鬼”、万俟普字“普拨”、万俟洛字“受洛干”、綦连猛字“武儿”，属胡族名字或不雅，共计9 人，[40]在所记载有字的70 人中约占13%，胡族或胡化族群的名字都比较文雅的有61人，在所记载有字的63人中占87%多。据此做一饼图：

生活在东魏北齐统治的山东地区胡族或胡化族群，名字都起得比较文雅，这一方面说明汉文化在该地区有着深厚底蕴，当这些胡族或胡化族群进入该地区后，先进的汉文化对于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很快接受了汉文化。另一方面说明进入该地区或胡化族群自身素质较高，善于接受新事物，因此接受汉文化速度自然也就快一些。

据史料记载，在中国北方内地有许多胡族伪托汉人为祖先，在东魏北齐统治区域有东魏重臣窦泰明明出自代北鲜卑纥豆陵氏，却伪托“大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观津胄，祖罗，魏统万镇将，因居北边”[41]。窦瑗更是“自言本出扶风平陵，汉大将军武曾孙崇为辽西太守，遂家焉”[42]。尉景本出自鲜卑尉迟氏，却说是“善无人也。秦、汉置尉候官，其先有居此职者，因以氏焉”[43]。王则“自云太原人也”[44]。白建明明出自昭武九姓，却说是“太原阳邑人也”[45]。綦连猛云“其先姬姓，六国末，避乱出塞，保祁连山，因以山为姓，北人语讹，故曰綦连氏”[46]。尔朱元静“北秀容人也。其先盖夏后氏之苗裔”[47]。薛广的薛氏实出自代北鲜卑叱干氏，却自言“河东人也。自王官启夏，秉王朝周。宋国出以齐盟，腾侯入而共长。承家命氏，儒默分流”[48]。这些胡族之所以要伪托汉人为祖先，当是其自愧出自塞外茫荒之地。

至于为何在东魏北齐政权控制的山东地区，出现大量进入该地区的胡族和胡化族群改用汉族姓氏，起用汉族名字，甚至伪造郡望、伪托汉族祖先的情况，当是由于这些胡族和胡化族群大多久已离开原部落以及北方六镇，进入山东地区后，受到追随北魏孝文帝迁居中原的那批已经汉化胡族及胡化族群的影响，再则他们又与原居地的汉人杂居，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很快接受了汉文化，与此同时也接受了汉族的姓氏文化，并以假冒汉族先哲后代为荣的缘故。

二 西魏北周统治区胡族的表现

西魏北周统治的关陇地区的情况与东魏北齐所控制的山东地区相仿，虽然北魏孝文帝在改革之时明令断胡姓，改汉姓，可是随同尔朱天光进入该地区原居北部边镇的胡族及胡化族群兵民中还有许多仍用胡姓，其中北魏末年起事的莫折大提、莫折念生、万俟丑奴即是沿用胡姓者。但是当那些胡族及胡化族群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后纷纷改作汉姓，据《周书》记载的就有不少，如寇洛、寇俊本姓若口引氏，[49]梁御、梁椿本姓拔列氏，[50]王德本姓乌丸氏，[51]王盟本姓拓王氏，[52]李贤、李远、李穆兄弟本姓叱李氏，[53]韩果本姓破六韩氏，[54]王勇本姓拓王氏，[55]窦炽本姓纥窦陵氏。[56]此外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所考的此类人还有很多。

胡族进入中原后，由于北魏孝文帝改革及其与汉人杂居等缘由，不但改用汉姓，还起用汉人名字，但是西魏北周统治的关陇地区不仅出现了赐胡姓的现象，一部分人连名字都保留着胡族文化的影响，如《周书》卷一《文帝纪》所云：“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第1页）卷三《孝闵帝纪》云：“孝闵皇帝讳觉，字陁罗尼。”（第45页）卷四《明帝纪》云：“世宗明皇帝讳毓，小名统万突。”（第53页）卷五《武帝纪》云：“高祖武皇帝讳邕，字蜡罗突。”（第63页）卷七《宣帝纪》云：“宣皇帝讳贇，字乾伯。”（第115页）卷十《邵惠公颢传》“导字菩萨……广字乾归……亮字乾德……翼字乾宜……椿字乾寿……众字乾道。”（第154—158页）同卷《莒庄公洛生传》云：“至字乾附……宾字乾瑞……贡字乾祯。”（第159—160页）同卷《虞国公仲传》云：“洛，字永洛。”（第161页）卷一一《晋荡公护传》：“晋荡公护，字萨保。”（第165页）卷一二《齐炀王宪传》云： “齐炀王宪，字毗贺突……[子]贵字乾福……质字乾佑……賨字乾礼。”（第187—196页）卷一三《文闵明武宣诸子传》云：“文帝十三子……宋献公震，字弥俄突……卫刺王直，字豆罗突……赵僭王招，字豆卢突……谯孝王俭，字侯幼突……陈惑王纯，字堙智突……越野王盛，字立久突……代懫王达，字度斤突……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滕闻王逌，字尔固突。”（第201—206页）“孝闵帝一男……纪厉王康，字乾定。”（第206页）“明帝三男……毕刺王贤，字乾阳……邦王贞，字乾雅。”（第207页）“武帝生七男……汉王赞，字乾依……秦王贽，字乾信……曹王允，字乾仕……道王充，字乾仁……蔡王兑，字乾俊……荆王元，字乾仪。”（第207—208页）卷一四《贺拔胜传》云：“贺拔胜字破胡。”（第215页）卷一五《于谨传》云：“于谨字思敬……小名巨弥……[子]寔字宾实。”（第243—250页）卷一六《独孤信传》云：“[子]善字伏陁。”（第267页）《侯莫陈崇传》云：“侯莫陈崇，字尚乐……崇弟琼，字世乐……琼弟凯，字敬乐。”（第268—270页）卷一七《王德传》云：“王德，字天恩。”（第285页）卷一九《达奚武传》云：“达奚武字成兴……[子]震字猛略。”（第303—306页）《豆卢宁传》云：“豆卢宁字永安。”（第308页）《宇文贵传》云：“宇文贵字永贵。”（第311页）《王雄传》云：“王雄字胡布头。”（第319页）卷二十《王盟传》云：“王盟字子仵……子励，字丑兴……励弟懋，字小兴。”（第333—334页）同卷《贺兰祥传》云：“贺兰祥字盛乐。”（第335页）同卷《尉迟纲传》云：“尉迟纲，字婆罗。”（第339页）同卷《叱列伏龟传》云： “叱列伏龟字摩头陁……[子]椿字千年。”（第341页）卷二一《尉迟迥传》云：“尉迟迥，字薄居罗。”（第349页）同卷《王谦传》云：“王谦，字敕万。”（第352页）卷二五《李贤传》云： “李贤字贤和……端字永贵……贤弟远，字万岁……远子植……植弟基，字仲和……威字安民。”（第413—423页）卷二六《长孙绍远传》云：“长孙绍远，字师，河南洛阳人。少名仁……[弟]澄，字士亮……[兄子]兕，字若汗。”（第429—431页）同卷《斛斯徵传》云：“斛斯徵，字士亮。”（第432页）卷二七《赫连达传》云：“赫连达，字朔周。”（第439页）同卷《韩果传》云： “韩果，字阿六拔。”（第441页）同卷《厍狄昌传》云：“厍狄昌，字恃德。”（第448页）同卷《宇文测传》云：“宇文测，字澄镜……[弟]深字奴干。”（第453—455页）卷二八《陆腾传》云：“陆腾，字显圣……[子]玄弟融，字士倾。”（第469—473页）卷二九《宇文虬传》云：“宇文虬，字乐仁。”（第492页）同卷《宇文盛传》云：“宇文盛，字保兴……盛弟丘。丘字胡奴。”（第493页）同卷《高琳传》云：“高琳，字季珉。”（第495页）同卷《伊娄穆传》云：“伊娄穆，字奴干。”（第499页）同卷《达奚寘传》云：“达奚寘，字什伏代。”（第502页）同卷《刘雄传》云：“刘雄，字猛雀。”（第503页）卷三十《窦炽传》云：“窦炽，字光成……毅字天武……贤字托贤。”（第517—522页）《于翼传》云：“于翼，字文若。”（第523页）《李穆传》云：“李穆，字显庆……穆长子惇，字士宇。”（第527—529页）卷三四《元定传》云：“元定，字愿安。”（第588页）卷三八《元伟传》云：“元伟，字猷道。”（第688页）卷四十《宇文孝伯传》云：“宇文孝，伯字胡三。”（第716页）卷四四《扶猛传》云：“扶猛，字宗略。”（第795页）这些名字中宇文泰的字“黑獭”，其诸子除宇文觉字“陁罗尼”外，皆为“某某突”，[57]宇文护字“萨保”宇文导字“菩萨”、贺拔胜字“破胡”、独孤善字“伏陁”、达奚震字“猛略”、王雄字“胡布头”、尉迟纲字“婆罗”、叱列伏龟字“摩头陁”、尉迟迥字“薄居罗”、王谦字“敕万”、长孙兕字“若汗”、赫连达字“朔周”、韩果字“阿六拔”、宇文深字“奴干”、宇文丘字“胡奴”、伊娄穆字“奴干”、达奚寘字“什伏代”、刘雄字“猛雀”、宇文孝伯字“胡三”明显都是胡族的字，而这些共有33 人，约占已统计的92人的36%，其他名字比较文雅的有5人，占64%多。据此再做一图示略加表述：

但是据正史记载，在西魏北周统治区域也有许多胡族伪托汉人祖先，西魏权臣后被追封为北周太祖文皇帝的宇文泰就伪托炎帝后人，说“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58]。另据《北朝胡姓考》所考述，窦炽出自代北鲜卑纥豆陵氏，李贤、李远、李穆兄弟出自高车泣伏利氏。《周书》卷三十本传却说窦炽是扶风平陵人，“汉大鸿胪章十一世孙。章子统，灵帝时，为雁门太守，避窦武之难，亡奔匈奴，遂为部落大人。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于代，赐姓纥豆陵氏”。（第517页）《隋书》卷三七《李穆传》却记载李穆兄弟“自云陇西成纪人，汉骑都尉[李]陵之后也。陵没匈奴，子孙代居北狄，其后随魏南迁，复归汧、陇。祖斌，以都督镇高平，因家焉”[59]。（第1115页）这些多是靠不住的，不过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他们这些胡族是追求文明进步、接受汉文化的。

可是西魏北周统治区胡族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该地区的文明程度与东魏北齐统治区相比略显落后，但是从整体上看进入并在该地区生活的胡族中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接受了汉文化，包括汉族的姓氏文化，这是主流。而从进入该地区的胡族和胡化族群以伪托汉族先贤之后为荣、起汉族名字来看，这些胡族和胡化族群进入该地区后，与原居地的汉人杂居，很快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接受了包括汉族的姓氏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

第四节 文学艺术

胡族或胡化族群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后，在与当地的汉族人群接触的过程中，首先接触到的是汉族相对文明的社会习俗，要学习汉族的社会习俗则出现了语言障碍，就必须学习汉族优美的语言文字，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学习汉族的文学艺术。因此要考述胡族汉化在文化上的表现，也不能忽视他们在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方面是如何接受汉族的优秀文化的，具体到他们在这方面汉化程度到底如何？

胡族以及胡化族群接受汉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而文学艺术则包括语言文学、音乐、绘画、书法等诸多方面。早在南北朝之前汉族不论在文学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有着很好的表现，既创造了诗赋、散文、骈文等优美的语言文学作品，又在绘画、书法艺术创作了一些上乘之作。因此当这些胡族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后立即被当地汉族在文学艺术上优秀表现所吸引甚至仰慕，随之纷纷开始在文学艺术方面向汉族学习。

一 语言文学

汉族的语言文学可称是包罗万象，语言包括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文学方面仅文学作品就包括诗赋、散文、骈文等形式，而汉族所创造的语言汉字则是被全世界公认的优美语言文字，这在唐诗宋词等文学艺术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语言文学特别是文学创作是检验胡族接受汉文化的一项重要标准。

（一）东魏北齐统治区士人的先进表现

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内的河洛、齐鲁等地区自先秦以来就是我国文化发达地区，那么胡族以及胡化族群进入该区域后自然会被那些优美的语言文学作品所吸引，进而仿效，至于他们在语言文学上接受以至学习汉文化的状况，如《魏书》卷一九上《元晖业传》所云：

齐文襄尝问之曰：“比何所披览？”对曰：“数寻伊、霍之《传》，不读曹、马之书。”晖业以时运渐谢，不复图全，唯事饮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犊。又尝赋诗云：“昔居王道泰，济济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第447—448页）

同书卷八一《刘仁之传》云：

性好文字，吏书失礼，便加鞭挞，言韵微讹，亦见捶楚，吏民苦之。（第1795页）

《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云：

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晋阳，登三台，御乾象殿，朝宴群臣，并命赋诗。（第65页）

同书卷三五《陆卬传》云：

好学不倦，博览群书，五经多通大义。善属文，甚为河间邢邵所赏……自梁、魏通和，岁有交聘。卬每兼官燕接，在帝席赋诗，卬必先成，虽未能尽工，以敏速见美……所著文章十四卷，行于世。齐之郊庙诸歌，多卬所制。（第469—470页）

同书卷四五《文苑传》云：

后主虽溺于群小，然颇好讽咏，幼稚时，曾读诗赋，语人云：“终有解作此理不？”及长亦少留意。初因画屏风，敕通直郎兰陵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名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后复追齐州录事参军萧悫、赵州功曹参军颜之推同入撰次，犹依霸朝，谓之馆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广其事，又祖珽辅政，爱重之推，又托邓长颙渐说后主，属意斯文。（第603页）

据前文所引，安德王高延宗追念其兄兰陵王高长恭的《经墓兴感诗》有云：“夜台长自寂。泉门无复明。独有鱼山树。郁郁向西倾。睹物令人感。目极使魂惊。望碑遥堕泪。轼墓转伤情。轩丘终见毁。千秋空建名。”[60]此外还有东魏孝静帝，据本章第一节第一部分考证，他当也著有诗赋文章。另据《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记载“帝好文学……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第313页）可见其文学造诣非同一般。

以上在语言文学方面有所造诣的胡族或胡化族群共7人，其中有著述的有4人，占有文学造诣人总数的57%多；其他几位分别表现为性好文字、命群臣赋诗、颇好讽咏有文学诸方面，有3人，约占有语言文学造诣人总数的43%。由此可做一饼图，更清楚地加以分析。

这6人中元晖业、陆卬、东魏孝静帝、刘仁之是祖上就随北魏孝文帝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北齐后主高纬、安德王高延宗的祖父高欢虽然是在北魏末年战乱时进入中原的，可是到高纬、高延宗已是第三代，北齐文宣帝高洋当是在幼年随其父高欢进入中原的，这也基本上证明进入中原越久远汉化程度越深，反之则汉化程度略浅的一般规律。

（二）西魏北周统治地区士人表现不俗

西魏北周统治区域内胡族在语言文学上接受汉文化的状况如何？据《周书》卷四《明帝纪》记载：

[九月]丁未，幸同州。过故宅，赋诗曰：“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第56页）

卷三一《韦琼传》记载：

明帝即位，礼敬逾厚。乃为诗以贻之曰：“六爻贞遁世，三辰光少微。颍阳让逾远，沧州去不归。香动秋兰佩，风飘莲叶衣。坐石窥仙洞，乘槎下钓矶。岭松千仞直，岩泉百丈飞。聊登平乐观，远望首阳薇。巨能同四隐，来参余万机。”（第545页）

《艺文类聚》卷八八《木部·木》记载：

周明帝《和王褒咏摘花诗》曰：“玉碗承花落，花落碗中芳。酒浮花不没，花含酒更香。”（第1509页）

《周书》卷一三《赵僭王招传》记载：

[赵僭王招]学庾信体，词多轻艳……招所著文集十卷，行于世。（第202—203页）

《文苑英华》卷一九九载有赵王宇文招《从军行》一首：

辽东烽火照甘泉，蓟北亭障接燕然。水冻菖蒲生未节，关寒榆荚不成钱。（第2344页）

《周书》卷二九《高琳传》记载：

文州氐酋反，诏琳率兵讨平之。师还，帝宴群公卿士，仍命赋诗言志。琳诗末章云：“寄言窦车骑，为谢霍将军。何以报天子？沙漠静妖氛。”（第497页）

《隋书》卷三九《于义附子宣敏传》记载：

宣敏字仲达，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诣周赵王招，王命之赋诗。宣敏为诗，甚有幽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赏。……宣敏常以盛满之诫，昔贤所重，每怀静退，著《述志赋》以见其志焉。（第1147页）

《初学记》卷六《地部·渭水》记载：

后周宇文逌《至渭源诗》：源渭奔鸟穴，轻澜起客亭。浅浅满涧响，荡荡竟川鸣。潘生称运石，冯子听波声。斜去临天半，横来对始平。合流应不杂，方知性本清。（第136页）

以上五位皆有文学造诣，且有文学作品传世。此外，《周书》卷十《宇文广传》记载：

广字乾归。少方严，好文学。（第156页）

可见他喜好文学，加上前面有文学造诣者共6人，其中有著述传世的有5人，占有文学造诣喜好文学的6人的83%多；剩下1人表现为喜好文学，约占有文学造诣人总数的17%。

由此可见西魏北周地区在文学上有造诣的胡族大多喜好赋诗，并有诗作流传下来。而这些胡族大多是北魏末年战乱时进入关中的那批胡族的第二代甚至第三、四代，这也印证了进入中国北部农业地区时间越久远汉化程度越深，反之则汉化程度略浅的说法。

二 艺术

艺术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南北朝之前居住在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汉族已经创造了优美的绘画和书法艺术，特别是书法先后创造了秦小篆、汉隶、章草，到这一时期隶书已经开始向楷书过渡，并出现了楷书的雏形——所谓的“魏碑体”。当胡族大量进入中原后，与汉族杂居，胡族必然向汉族学习，学习他们具有高度文明程度的艺术，因此在这一时期胡族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逐渐接受汉文化是时代的主流。

（一）东魏北齐统治区较为先进

在东魏北齐统治地区胡族以及胡化族群中接受汉族文化艺术的情况如下：

书法方面，据《魏书》卷八一《刘仁之传》记载：“其先代人，徙于洛。”（第1794页）他“真草书迹，颇号工便”。（第1794页）《北齐书》卷四三《源彪传》说他是西平乐都人。“从父兄楷，字那延，有器干，善草隶书。”（第578页）而源氏出自五胡十六国中的南凉秃发氏，南凉败亡后投奔北魏，北魏太武帝以其与拓跋氏同源，故赐姓源氏。[61]而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源氏当亦改籍河南洛阳。《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东魏·元显墓志》说他“字显，河南洛阳人也”。（第359页）“善草隶，爱篇什。”（第360页）《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东魏·穆子岩墓志》说他是“姓穆氏，河南洛阳人”。（第381页）“正始之风弗坠，建安之体真存。蔡邕可以致书，卫瓘宜其命子。”（第381页）穆子岩是出自鲜卑丘穆陵氏。以上几人皆是祖上随北魏孝文帝迁居洛阳者，久已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古代书法经历了篆、隶、楷几个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处在隶书向楷书过渡阶段，人们多习草隶，故此说他们都喜好并擅长书法。

绘画方面，据《北齐书》卷一一《广宁王孝珩传》说高孝珩在绘画方面有技艺，“尝于厅事壁自画一苍鹰，见者皆以为真，又作朝士图，亦当时之妙绝”。（第144—145页）另外同卷《河间王孝琬传》记载：“帝闻之，以为反。讯其诸姬，有陈氏者无宠，诬对曰‘孝琬画作陛下形哭之。’然实是文襄[帝高澄]像，孝琬时时对之泣。”（第146页）既然高孝琬能准确绘出其父高澄画像，可见其绘画水平颇高。而东魏北齐地区胡族及胡化族群中虽然仅有高澄之子广宁王高孝珩、河间王高孝琬两人传中有记载，但是他们的绘画水准非同一般，特别是高孝珩的画作堪称绝妙。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是高孝珩、高孝琬皆是后被追奉为文襄帝的高澄之子，二人是亲兄弟，由此推测，他们兄弟中当还有擅长绘画者，只是史籍缺载而已。

有关音乐方面，首先从东魏北齐政权的郊祭宗庙音乐来看，据《隋书》卷一四《音乐志》所云：

齐神武霸迹肇创，迁都于邺，犹曰人臣，故咸遵魏典。及文宣初禅，尚未改旧章。宫悬各设十二镈钟，于其辰位，四面并设编钟磐各一簨簴，合二十架。设建鼓于四隅。郊庙朝会同用之。其后将有创革，尚药典御祖珽自言。旧在洛下，晓知旧乐。（第313页）

武成之时，始定四郊、宗庙、三朝之乐。群臣入出，奏《肆夏》。牲入出，荐毛血，并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献、礼五方上帝，并奏《高明》之乐，为《覆焘》之舞。皇帝入坛门及升坛饮福酒，就燎位，还便殿，并奏《皇夏》。以高祖配飨，奏《武德》之乐，为《昭烈》之舞。裸地，奏登歌。其四时祭庙及禘祫皇六世祖司空、五世祖吏部尚书、高祖秦州刺史、曾祖太尉武贞公、祖文穆皇帝诸神室，并奏《始基》之乐，为《恢祚》之舞。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乐，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乐，为《宣政》之舞。显祖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乐为《光大》之舞。肃宗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乐，为《休德》之舞。其入出之仪，同四郊之礼。（第314页）

可知东魏北齐政权的郊祭宗庙音乐皆是沿用汉晋以至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汉化以来的旧制，也就是说是沿袭汉文化中的郊祭宗庙音乐。其原因在于胡族进入中原后，一方面为了巩固其统治，与汉族世家大族合流，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另一方面这些胡族的社会制度也逐渐进入封建社会，为了适应其封建统治的需要，自然接受了汉族的郊祭宗庙音乐。

这也就使得一部分胡族和胡化族群喜好并擅长汉族的音乐以及乐器，据《北齐书》卷十《高阳王湜传》记载：“文宣崩，兼司徒，导引梓宫，吹笛，云：‘至尊颇知臣不’，又击胡鼓为乐。”（第138页）卷一一《广宁王孝珩传》记载：“后周武帝在云阳，宴齐君臣，自弹胡琵琶，命孝珩吹笛。”（第145页）卷四八《外戚·尔朱文畅附弟文略传》记载：“文略弹琵琶，吹横笛，谣咏，倦极使卧唱挽歌。”（第667页）可见高湜、高孝珩、尔朱文略皆擅长音乐，并且特别擅长中原汉人的乐器——笛子。另外，其余文体活动史籍中也有记载，据《北齐书》卷一一《河南王孝瑜传》有云：“孝瑜容貌魁伟，精彩雄毅，谦慎宽厚，兼爱文学，读书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第144页）此棋为何棋？据《隋书》卷三四《经籍志》记载：

《棋势》四卷梁有《术艺略序》五卷，孙畅之撰；《围棋势》七卷，湘东太守徐泓撰；《齐高棋图》二卷；《围棋九品序录》五卷，范汪等撰；《围棋势》二十九卷，晋赵王伦舍人马朗等撰；《棋品叙略》三卷；建元、永明《棋品》二卷，宋员外殿中将军褚思庄撰；天监《棋品》一卷，梁尚书仆射柳恽撰。亡。（第1016页）

可知此时所说的棋当是围棋，而下围棋则是汉族久已擅长的文娱活动，因此说生活在山东地区的胡族或胡化族群喜好擅长这些文娱活动也是受到汉文化影响的表现。

（二）西魏北周统治区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在西魏北周统治地区胡族接受汉族艺术文化表现在书法、绘画方面，《隋书》卷三九《窦荣定传》说他是扶风平陵人，这也是靠不住的，他实际上是出自代北鲜卑的纥豆陵氏。[62]可是其传中却说，其子“庆亦有姿容。性和厚，颇工草隶”。（第1151页）“庆弟琎，亦工草隶，颇解钟律。”（第1152页）卷六八《阎毗传》说他“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周武帝见而悦之，命尚清都公主”。（第1594页）而草隶是当时流行的书法体，因此说在西魏北周地区的胡族中窦庆、窦琎、阎毗擅长书法，其中阎毗还特别擅长绘画，其子阎立德、阎立本则继承父业，成为初唐时期的名画家。

在西魏北周地区宇文氏制定国家正式郊祭庆典的音乐的过程，如《隋书》卷十四《音乐志》所云：

周太祖迎魏武入关，乐声皆阙。恭帝元年，平荆州，大获梁氏乐器，以属有司……及闵帝受禅，居位日浅。明帝践阼，虽革魏氏之乐，而未臻雅正。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云舞》，以备六代。南北郊、雩坛、太庙、禘袷，俱用六舞。南郊则《大夏》降神，《大护》献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云之舞》。北郊则《大护》降神，《大夏》献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云之舞》。雩坛以《大武》降神，《正德》献熟，次作《大夏》、《大护》、《武德》、《山云之舞》。太庙禘袷，则《大武》降神，《山云》献熟，次作《正德》、《大夏》、《大护》、《武德之舞》。时享太庙，以《山云》降神，《大夏》献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护》降神，《大武》献熟，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护》献熟。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降神，《大护》献熟。（第331—332页）

建德二年十月甲辰，六代乐成，奏于崇信殿。群臣咸观。其宫悬，依梁三十六架。朝会则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骜夏》。五等诸侯正日献玉帛，奏《纳夏》。宴族人，奏《族夏》。大会至尊执爵，奏登歌十八曲。食举，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护》、《大武》、《正德》、《武德》、《山云》之舞。于是正定雅音，为郊庙乐。创造钟律，颇得其宜。宣帝嗣位，郊庙皆循用之，无所改作。（第332—333页）

《周书》卷二六《斛斯徵传》云：

斛斯徵，字士亮，河南洛阳人。父椿，太傅，尚书令。幼聪颖，五岁诵《孝经》、《周易》、识者异之。及长，博涉群书，尤精《三礼》，兼解音律……以父勋累迁太常卿。自魏孝武西迁，雅乐废缺，徵博采遗逸，稽诸典故，创新改旧，方始备焉。又乐有錞于者，近代绝无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徵见之曰：“此錞于也。”众弗之信。徵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振，众乃叹服。徵乃取以合乐焉。（第433页）

斛斯徵籍贯为河南洛阳，祖、父又在孝文帝迁都后任中央高官，他自是随北魏孝文帝迁洛的胡族后人，他所熟悉的音律当是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吸收汉晋以来汉文化所制定的音律，说明宇文氏在西魏北周政权中制定国家正式郊祭庆典的音乐，既继承了北魏孝文帝汉化后的雅乐，又吸收了在平江陵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萧梁继承发展汉晋以来的汉族郊祭宗庙音乐。

由此就使得一些进入关陇地区的胡族开始喜好汉族的文娱体育，有关擅长音乐者，据《周书》卷十九《宇文贵传》记载：“贵好音乐，耽弈棋，留连不倦。”（第314页）由此推测，他喜好音乐是受到汉文化影响。另外《宇文贵传》还说宇文贵也擅长弈棋，他所迷恋的棋当是中国北方农业地区汉族擅长的围棋，这当然是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结果。因此说不论西魏北周政权的国家正式郊祭庆典音乐，还是个别胡族对音乐的喜好，都说明在关陇地区建立政权并生活于此的胡族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也必然会接受优雅的汉族音乐艺术。同时由于他们与居住在该地区的汉族人群杂居，与汉人交往，在此过程中自然也会效法汉族喜好的包括围棋在内的文娱活动。

第五节 社会风尚及生活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先后有大量胡族涌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他们相互接触、相互影响，而由于当时汉族的文明程度较高，人类又总是向往文明的，于是胡族就开始向汉人学习，他们首先在社会生活上向汉族学习，也就是说这些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胡族首先在社会生活方面接受了汉文化。

一 宗教

在中国北方农业地区汉族所信奉的本土宗教就是道教，据吕诚之（即吕思勉）先生所考，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的道教大致形成于三国两晋时期，道教来源于东汉末年张角的太平教和张鲁的五斗米教，至两晋时称为天师道。[63]可是这个道教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道家却完全是两回事。而胡族以及胡化族群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汉族的宗教信仰，开始信奉道教这一产生于汉族地区的宗教信仰，因此说他们信奉道教也就是胡族汉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东魏北齐统治地区重视道教方术

在史书中有关东魏北齐地区的胡族以及胡化族群信奉汉族宗教文化的记载也颇多，这中间当然也包括道教，见于记载的有《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云：

迁洛移邺，踵如故事。其道坛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坛主、道士、哥人一百六人，以行拜祠之礼。诸道士罕能精至，又无才术可高。武定六年，有司执奏罢之。其有道术，如河东张远游、河间赵静通等，齐文襄王别置馆京师而礼接焉。（第3055页）

《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又云：

迁洛已后，置道场于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并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后齐[神]武帝迁邺，遂罢之。文襄之世，更置馆宇，选其精至者使居焉。（第1094页）

按：这两条记载中有关东魏废除道坛在南郊及其行拜祠之礼一事的时间记载略有不同，《魏志》记为武定六年（548），《隋志》却说“后齐[神]武帝迁邺，遂罢之”。而《魏书》卷十二《孝静帝纪》记载，天平元年十月“丙子，车驾北迁于邺”。（第298页）也就是说《隋志》所说的时间是此后不久，但是天平元年是公元534年，武定六年是公元548年，相差十四年之久。二者孰是孰非？《魏书》是北齐大臣魏收所撰，此事为他耳闻目睹，在时间叙述上当无误；相反《隋志》修撰于唐贞观年间，距此事发生的时间较久远，当有差误。另外武定六年高欢已经死去，此事自与他无关联。

此外，还有一些生活在山东地区信奉道教的胡族，《魏书》卷四十《陆俟传》曰：“子彰崇好道术，曾婴重疾，药中须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第910页）而陆子彰是北魏大臣陆俟的后人，出自鲜卑步六孤氏，是随孝文帝迁洛的家族。《北齐书》卷四九《方伎·綦母怀文传》又云：

綦母怀文，不知何郡人。以道术事高祖。武定初，官军与周文战于邙山。是时官军旗帜尽赤，西军尽黑。怀文言于高祖曰： “赤火色，黑水色，水能灭火，不宜以赤对黑。土胜水，宜改为黄。”高祖遂改为赭黄，所谓河阳幡者。（第679页）

可知胡化族群高欢、高澄、高洋父子以及陆子彰等胡族也对中原汉族所信奉的道教感兴趣。另外魏收《魏书》卷一〇四《序传》记载“《释老》当今之重。”（第2331页）既然《释老志》在当时如此重要，可见道教在东魏北齐统治区内不仅受到以胡化族群高氏为首的统治者的重视，而且其他民众也信奉道教，这中间当然也包括一些进入中原的胡族。说明东魏北齐地区道教对胡族的影响，也可以说这是汉文化对胡族的影响。

还有方士卜筮也是汉族文化的一种表现，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高欢这个胡化的汉人也引用方士，信奉卜筮，据《北齐书》卷四九《方技传》记载：

王春，河东人。少好易占，明风角，游于赵、魏之间，飞符上天。高祖起于信都，引为馆客。（第674页）

许遵，高阳人。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占相、逆刺，其验若神。高祖引为馆客……（第676页）

赵辅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为馆客。（第677页）

王春、许遵、赵辅和因好易占、明风角、明《易》、善筮、晓天文、风角、占相、逆刺，而被高欢所引为馆客，这说明高欢必定也相信这些，这当然是高欢接受汉文化的表现。

另外，在东魏北齐统治区内的一些胡族由于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对谶纬也感兴趣，如《北齐书》卷二八《元坦传》所云：“坐子世宝与通直散骑侍郎彭贵平因酒醉诽谤，妄说图谶，有司奏当死，诏并宥之。”（第384页）这说明北齐的统治者也效法中原的汉族统治者对谶纬颇为忌讳，这也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此外汉族所尊奉的城隍神也受到了胡族的尊奉，如《北齐书》卷二十《慕容俨传》记载：“天保初，除开府仪同三司。三年，梁司徒陆法和、仪同宋茝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内附。”（第280页）“众咸共推俨。岳以为然。遂遣镇郢城。始入，便为梁大都督侯瑱、任约率水陆军奄至城下。俨随方御备，瑱等不能克。又于上流鹦鹉洲上造荻洪竟数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绝，城守孤悬，众情危惧，俨导以忠义，又悦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须臾，冲风倏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约复以铁锁连治，防御弥切。俨还共祈请，风浪夜惊，复以断绝，如此者再三。”（第280—281页）慕容俨出身于鲜卑慕容氏，其祖上当是五胡十六国时期进入中原地区的，而城隍神又是汉族所尊奉的神灵，因此说慕容俨当然已经接受了汉文化。

以上所说胡族和胡化族群在宗教上的种种表现，皆是他们进入中原后与居住在农业地区的汉人杂居交往，胡汉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交流，在宗教方面自然也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二）西魏北周统治地区也受到道教的影响

史书中有关西魏北周地区的胡族信奉汉族宗教信仰的记载也有一些，如道教的记载有《隋书》卷三五《经籍志》记载：

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第1094页）

可见北周皇帝还是崇尚道教的，就连后来废弃佛道等宗教的北周武帝也曾经信奉道教，如《周书》卷五《武帝纪》所云：

[天和四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第76页）

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观，亲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难，事毕还宫。（第79页）

[建德二年]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第83页）

《隋书》卷五一《长孙览附从子炽传》云：

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学兼经史、善于谈论者，为通道馆学士。（第1328页）

北周武帝最初信奉中原汉族所信仰的道教，其后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64]。将道教与佛教一并废除。

另外，据《隋书》卷三五《经籍志》记载：道教洁斋之法“夜中，于星辰之下，陈设酒脯饼饵币物，历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为书如上章之仪以奏之，名之为醮”。（第1092—1093页）而行这种仪式的记载《周书》中颇多，如卷六《武帝纪》记：

[建德五年]九月丁丑，大醮于正武殿，以祈东伐。（第95页）

[六年五月]辛巳，大醮于正武殿，以报功也。（第102页）

同书卷七《宣帝纪》又记：

[大象元年夏四月]壬午，大醮于正武殿。（第119页）

[八月]甲戌……初，高祖作刑书要制，用法严重。及帝即位，以海内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至是大醮于正武殿，告天而行焉。（第120—121页）

冬十月壬戌……帝幸道会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醮讫，论议于行殿。（第121页）

这说明不仅北周武帝一度信奉道教，其继承者北周宣帝也信奉这个中原汉族所信仰的传统宗教，这些也是他们这些胡族进入中原后与原居住在该地区的汉人交往，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流，以及胡族受到汉文化影响所出现的变化。

二 婚姻及女学

胡族或胡化族群与汉人长期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使各族之间的婚姻交往成为可能，他们与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汉人特别是与士族高门缔结婚姻，也是其接受汉文化的一种表现，而一些汉士族家庭的妇女一旦嫁给胡族或胡化族群，则将汉族文化一并带入胡族或胡化族群家庭。另外胡族或胡化族群妇女中的一部分人在与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汉人杂居，在和汉族妇女的接触中，特别是一部分胡族妇女嫁入汉士族家庭，也开始接受汉文化，其主要表现在女学方面。

（一）汉文化对于东魏北齐统治区胡族的影响

由于胡汉杂居，生活上互相交往，这种交往就必然影响到婚姻生活，胡汉各族相互通婚，在东魏北齐统治地区这种通婚现象屡见于史籍，如《魏书》卷八三下《李延寔传》说他是陇西人，“长子彧，字子文。尚庄帝姊丰亭公主”。（第1837页）《北齐书》卷一二《文宣诸子传》云：“李后生废帝及太原王绍德……裴嫔生西河王绍仁，颜嫔生陇西王绍廉。”（第156页）可见李后出自赵郡李氏，裴嫔出自河东裴氏，颜嫔当出自琅琊颜氏。《武成诸子传》云：“李夫人生南阳王绰。”（第159页）“南阳王绰，字仁通，武成长子也。以五月五日丙时生，至午时，后主乃生。武成以绰母李夫人非正嫡，故意贬为第二。”（第159页）从其父武成帝高湛故意将其贬为老二，可以推测，李夫人当出自赵郡李氏或陇西李氏的汉士族，故此不被高湛所宠。卷三十《高德政传》记载：东魏静帝“入与夫人嫔御以下诀别，莫不歔欷掩涕。嫔赵国李氏口诵陈思王诗云……”（第409页）卷三三《徐之才传》说他是丹阳人，“妻魏广阳王妹，之才从文襄求得为妻”。（第448页）卷四十《尉瑾传》说他字安仁，“司马子如执政，瑾取其外生皮氏女”。（第527页）卷四八《外戚·郑仲礼传》说：“少轻险，有膂力。高祖嬖宠其（荥阳郑仲礼）姊，以亲戚被昵，擢帐内都督。”（第667页）同卷《外戚·李祖昇传》说他是“赵国平棘人，显祖李皇后之长兄”。（第667页）《北史》卷五五《房谟传》说“谟与子结婚卢氏”。（第1993页）《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有关胡汉联姻的记载也颇多，如《东魏·祖子硕妻元氏墓志》说“夫人姓元，字阿耶，河南洛阳人也。恭宗景穆皇帝之玄孙，济阴靖王之长女”。（第339页）“年十二乃适范阳祖氏。”（第339页）《东魏·李挺墓志》说他“字神俊，陇西狄道人也”。（第350页）“又娶丞相江阳王继第三女，字阿[妙]，薨于穰城。又娶太傅清河文献王第三女，字季聪。”（第350页）《东魏·元均墓志》说他“字世平，河南洛阳人也。太祖道武皇帝之玄孙，凉州使君淮南□王之次子”。（第360页）“夫人京兆杜氏，汉御史大夫周之后。”（第361页）《东魏·章武王妃卢墓志》说“太妃姓卢，讳贵兰，范阳涿县人也。魏司空毓之九世孙”。（第371页）《北齐·是连公妻邢夫人墓志》说“夫人讳阿光，河间郑人也”。（第411页）这些仅是记载了是时社会上层胡汉通婚现象，而社会下层这种现象当更为普遍。

而在汉族妇女将汉文化带入胡族及胡化族群家庭，并影响着胡族家庭的同时，一些嫁入汉族家庭的胡族或胡化族群妇女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她们在诸多方面接受汉文化，可是由于中国古代妇女大多不见于史传，要考述她们的表现只能参考墓志等石刻文献，而北朝时期有关记载可见于《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如《东魏·祖子硕妻元氏墓志》所说“加以留心女史，存意典图，亦既教成，言归异室”。（第339页）“肃奉慈姑，敦穆娣侄。曲尽欢心，特留顾盼。彤管有辉，白圭无玷。夫人率下行己，非礼不动。虽冀妇相敬如宾，□曜齐眉举食，不能过也。”（第339—340页）可见胡族妇女进入汉族家庭后，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逐渐学会了汉族留心女史、相夫教子、孝敬公婆、讲求礼仪等传统美德。同时由于胡汉通婚特别是胡族与汉士族通婚，进一步促进了胡汉文化交流，加快了胡族接受汉文化的步伐和民族融合的进程。另外还有一些胡族妇女虽然没有嫁入汉族家庭，但是由于生活在中原地区，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如《北齐书》卷三五《陆卬传》所说“卬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蓝田，高明妇人也，甚有志操。卬昆季六人，并主所生”。（第469页）“主教训诸子，皆禀义方，虽创巨痛深，出于天性，然动依礼度，亦母氏之训焉。”（第469—470页）《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东魏·东安王太妃墓志》说“太妃姓陆，讳顺华，河南洛阳人也”。（第375页）“容止闲华，识悟柔婉，照梁未可为并，委衣不足为俦。亦既言笄，来从百两，四德本循，六行弥著，室中生光，事高蕃邸，家内之肥，名逾列国。及东安诏赴，鱼山告窀，训抚咳幼，克绍家业。朝旨褒其风德，物议重其高顺。”（第376页）《北齐·叱列延庆妻尔朱元静墓志》也说“郡君讳元静，北秀容人也”。（第417页）“郡君处长，鞠养于家，恩同母爱，义似君严。至于崇姻结好，不假问礼而知；敦亲缉睦，岂待师范方解。教弟光德，授妹令仪。”（第418页）虽然墓志中多溢美之词，但是其中“容止闲华，识悟柔婉”“克绍家业”“鞠养于家，恩同母爱”“敦亲缉睦”“教弟光德，授妹令仪”的词句，这些记载至少也说明他们是仰慕汉文化的。而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也都与胡族汉化密切相关，也显示出以鲜卑族为首的各胡族不断与汉族融合，胡族及胡化族群接受汉文化已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

（二）汉文化亦影响着西魏北周统治区

在西魏北周统治区的关陇地区自两汉特别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以来以氐羌为主的胡族就大量涌入定居，和原居住在该区域的汉人杂居，生活上互相交往，这种交往就必然影响到婚姻生活，胡汉通婚在该地区屡见不鲜，而且社会上层的通婚现象屡见于史籍，如《周书》卷七《宣帝纪》记载：“宣皇帝讳赟，字乾伯，高祖长子也。母曰李太后。”（第115页）卷九《皇后传》“武帝李皇后名娥姿，楚人也。于谨平江陵，后家被籍没。至长安，太祖以后赐高祖，后稍得亲幸”。（第144页）“宣帝杨皇后名丽华，隋文帝长女。”（第145页）“宣帝朱皇后名满月，吴人也。其家坐事，没入东宫。”（第146页）“静帝司马皇后名令姬，柱国、荥阳公消难之女。大象元年二月，宣帝传位于帝，七月，为帝纳为皇后。”（第148页）卷二三《苏绰传》说其子苏威“少有父风，袭爵美阳伯，娶晋公护女新兴公主”。（第395页）卷二六《长孙绍远传》说，长孙澄“字士亮。年十岁，司徒李琰之见而奇之，遂以女妻焉”。（第431页）而《魏书》卷八二《李琰之传》说李琰之“陇西狄道人”，（第1797页）是汉士族。《周书》卷二八《史宁传》说他是“建康袁氏人也。曾祖豫，仕沮渠氏为临松令。魏平凉州，祖灌随例迁于抚宁镇，因家焉”。（第465页）其子史雄“年十四，从宁于牵屯山奉迎太祖。仍从校猎，弓无虚发。太祖欢异之。寻尚太祖女永富公主”。（第469页）卷三一《韦孝宽传》说“长子谌年已十岁，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宽辞以兄子世康年长。帝嘉之，遂以妻世康”。（第544页）《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见《西魏北周·郑术墓志》“第二女适皇宗宇文谐……第三女适皇宗宇文谈……第五女适皇宗宇文弘”。（第262页）而郑术则出自荥阳郑氏，是汉士族。《西魏北周·徒何伦墓志》“妻，广业郎君宇文。”（第266页）而“志主徒何伦即李弼之子李伦”[65]。《西魏北周·韦孝宽墓志》“长女普安郡公主，适开府、少保、新蔡郡开国公斛斯恢。”（第315页）《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还有《西魏·故平西将军汾州刺史华阴伯杨保元妻华山郡主元氏志铭》，[66]从元氏丈夫杨保元受封华阴伯，可知他出自弘农华阴杨氏的汉士族。据以上记载可知这中间既有汉族妇女嫁给胡族，也有胡族妇女嫁给汉人，在通婚的过程中双方必然相互影响，而且主要表现在文化上。同时由于胡汉通婚特别是胡族与诸如陇西李氏、京兆韦氏这些汉士族通婚，促进了胡汉文化交流，这种联姻活动无疑大大地加快了胡族接受汉文化的步伐，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另外，还有一些胡族妇女虽然没有嫁入汉族家庭，但是由于生活在中原地区，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其表现如《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北周·匹娄欢墓志》所说“夫人文城县君尉迟氏，武威人，世传令德，家擅清徽，性识柔明，音仪昭著”。（第486页）这至少表明这些胡族妇女以至她们家族当是仰慕汉文化的。而且也说明胡族妇女的这些变化是与各胡族的男子在与汉族交往时接受相对文明的汉文化，与汉民族逐渐融合密切相关的。

三 社会风气及生活

社会风气是该时期主体文化在社会方方面面的表现。而进入南北朝时期特别是经过北魏孝文帝改革，汉文化对于进入中原的胡族以及胡化族群影响越来越大，这就使得这些胡族及胡化族群在社会的表现逐渐与汉人趋同，并开始融入中国北方的汉族社会之中。但是由于以正史为主的史籍多记载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事件、重要制度，而对于人们的生活记载多见于笔记小说，可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传世的极少，特别是关于北朝习俗的记载更少。

（一）东魏北齐统治区好尚儒学

东魏北齐统治地区胡族的习俗有何改变史书记载不够明确，但是《隋书志》（又称《五代史志》），所叙述的内容包括北齐、北周两个割据中国北方的政权，其中《隋书·地理志》所论述的各地风俗文化当然也是指这两个王朝所割据的山东、关陇地区的，并且效法《汉书》在《地理志》中专门用一定的篇幅叙述各州的风土人情，如说豫州“重于礼文，其风皆变于古”（卷三十《地理志》，第843页），兖州“有周孔遗风”“人尚多好儒学”（卷三十《地理志》，第846页），冀州“好尚儒学”“俗重气侠”（卷三十《地理志》，第859页），青州“阔达多智”“崇尚学业”（卷三十《地理志》，第862页），徐州则有的郡“挟任节气，好尚宾游”（卷三一《地理志》，第872页），有的郡“尊儒慕学”（卷三一《地理志》，第873页）。虽然在北魏末年有大批胡族以及胡化族群涌入该区域，《隋志》中却对胡文化及其风俗只字未提，因此说在北齐时期该地区的胡族当受汉文化的影响，习俗与汉人趋同。究其原因，当是进入该地区的胡族以及胡化族群在与原居住地的汉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受到汉族先进文化影响的缘故。

（二）西魏北周统治区的变化

有关西魏北周统治区胡族习俗改变的记载亦不多，而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曾建立过西秦、南凉两个鲜卑族政权，后凉氐族政权，北凉卢水胡政权，只有前凉、西凉是汉族政权，还有统治该地区或部分地区的前秦、后秦氐、羌族政权，再加上东汉以来羌族等胡族大量涌入该地区，因此说河西地区确实一度具有一定的胡化倾向。《北史》卷二二《长孙道生附绍远传》也说长孙绍远“出为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绍远导之以礼，大革弊风”。（第826页）长孙绍远虽为鲜卑人，出任河州刺史却要改变当地胡族习俗，并取得成效，这一方面说明他本人汉化程度较深，对于这一地区胡族接受汉文化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说明河西地区原来居住的胡族部落中是具有落后习俗的，后经他的引导风俗大变，这也是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结果。另外《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也说“安定、北地、上郡、陇西、天水、金城，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矣”。（第817页）蜀郡一带“颇慕文学”（第830页）。这些都说明西魏北周统治区域汉文化还是颇有影响力的。

本章小结

在冷兵器时代往往是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民族打败文明的民族，可是反过来这些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民族在文化上则又被文明民族的先进文化所征服，在南北朝后期随着六镇起事及其此后的移民浪潮内迁的胡族也不能免俗，这些内迁胡族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后与当地的汉族人群杂居，在文化上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影响，随之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汉文化水准。而就胡族个体来说汉化最主要表现在习读经传、尊师礼贤、重视教育等对于汉文化核心——儒学的认同方面，东魏北齐辖区接受汉文化的胡族或胡化族群总数113人中，颇有著述的有8人，占7%多；虽无著述但学术水准较高的共有30 人，约占27%；虽然儒学水准较低但也喜好儒学的共有72 人，约占64%；初学汉字者共有2 人，约占2%。前两类文化水准较高的人有39人，约占35%；反之后两类文化水准较低或汉化程度深浅不清楚的人有74人，占65%多。而且前两类文化水准较高的人群中祖上或本人早年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占绝大多数，后两类文化水准较低的人群中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大幅度地增多，特别是最后一类初学汉字者都是随北魏末年内乱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而在西魏北周辖区内接受汉文化的胡族总数69人，按其接受汉文化程度不同，分为颇有著述、儒学影响较深颇有学术、受儒学影响较浅但喜好儒学、略知经史、曾受儒学影响但后来基本放弃者5类，颇有著述的共有9人，占13%多；受儒学影响较深、颇有学术的共有8人，约占12%；受儒学影响较浅但喜好儒学的共有34人，占49%多；仅略知经史的共有16人，占23%多；曾受儒学影响但后来基本放弃的共有2人，约占3%。前两类文化水准较高的人有17 人，约占总数69 人中的25%；而后三类文化水准较低的人却有52 人，占总数69 人中的75%多。可见前两类文化水准较高的人群中祖上或本人早年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占绝大多数，后三类类文化水准较低的人群大多是随北魏末年内乱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这也符合早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早汉化，经过一两代甚至数代人的汉化积累，汉文化的水准自然高出许多，相反进入北方农业地区晚的胡族汉化程度较低的一般规律。

另外胡族汉化还表现在热爱家国、忠心不贰、敬老、守孝、服侍病母、兄弟友爱等礼义习俗方面，可见不论是东魏北齐政权控制的山东地区还是西魏北周政权控制的关陇地区礼义习俗还是深入人心的。此外胡族汉化在姓氏名字、籍贯、郡望、世系等诸方面也有所表现，这些在北魏末年战乱中涌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胡族人群多将自己的多字姓氏改为单字汉姓，如匹娄氏改作娄氏，纥窦陵氏改作窦氏，破六韩氏改作韩氏，拓王氏改作王氏，乌丸氏改作王氏，叱干氏改作薛氏，素和氏改作和氏，若口引氏改作寇氏，拔列氏改作梁氏，叱李氏改作李氏等。还有一些胡族甚至在籍贯上依附汉族郡望，北周大臣窦炽家族假冒扶风窦氏，诡称他们是东汉外戚窦武之后。宇文泰甚至伪托其家族出自炎帝神农氏，这更是无稽之谈，不过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他们这些原居住在北方边地的胡族对汉文化还是仰慕的。

在语言文学方面有所造诣的胡族，在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内共有6人，其中当有著述的有3 人，占有语言文学造诣人总数的50%；其他人分别表现为性好文字、命群臣赋诗、颇好讽咏有文学诸方面，计有3人，亦占有文学造诣人总数的50%。其中元晖业、东魏孝静帝、刘仁之是祖上就随北魏孝文帝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北齐后主高纬、安德王高延宗的祖父高欢虽然是在北魏末年战乱时进入中原的，可是到高纬、高延宗已是第三代，北齐文宣帝高洋当是在幼年随其父高欢进入中原的。而在西魏北周统治区域内也有6人，其中有著述传世的有5人，占有文学造诣人总数的83%多；其他人分别表现为好文字计有1人，约占有文学造诣人总数的17%，他们大多是北魏末年战乱时进入关中的那批胡族的第二代甚至第三、四代，这都说明进入中原越久远汉化程度越深，反之则汉化程度略浅。还有东魏北齐政权的郊祭宗庙音乐皆是沿用汉晋以至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汉化以来的旧制，也就是沿袭汉文化中的郊祭宗庙音乐。

而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中国北方农业地区虽经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战乱、胡族的袭扰以及汉族特别是士族的迁徙，汉文化受到一些摧残，但是由于农业地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深入人心，底蕴深厚，却非几场战乱即能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并且很快得以恢复甚至继续发展。当周边特别北边、西边的胡族及胡化族群涌入之后，与汉族农业人口杂居，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而当时的汉文化文明程度远高于其他民族文化，由于人类都是向往文明的，于是那些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胡族及胡化族群纷纷接受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文化，其中有的人的文化程度甚至远超过许多汉人。这大概就是胡族及胡化族群习读儒家经典、博览群书，研习汉字、改习汉族礼仪风俗、改汉姓，使用汉族名字、委托汉族后人之缘由。

再则，当胡族或胡化族群进入中原后，一方面为了巩固其统治，与汉族世家大族合流，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另一方面这些胡族的社会制度也逐渐进入封建社会，为了适应其封建统治的需要，自然接受了汉族的郊祭宗庙音乐。由此使得一部分胡族和胡化族群喜好并擅长汉族的乐器、音乐，在西魏北周地区宇文氏制定国家正式郊祭庆典的音乐的过程中，既继承了北魏孝文帝汉化后的雅乐，又吸收了在平江陵的过程中获得了萧梁继承发展的汉晋以来的汉族郊祭宗庙音乐。也有胡族或胡化族群擅长书法及汉族绘画艺术的。在宗教信仰方面，两大区域都有一些胡族或胡化族群信奉汉族所创造的道教及其他信仰。在社会风气方面，胡族也受到汉族风俗文化的影响。另外，胡族或胡化族群的妇女也通过通婚进入汉族家庭以及其他交流方式，受到汉族妇女的影响，逐渐学会了汉族留心女史、相夫教子、孝敬公婆、讲求礼仪等传统美德。凡此种种都说明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胡族或胡化族群在与汉族的交流过程中被汉族的先进文化所影响，逐渐汉化。

第二章 各政权制度方面的汉化

众所周知，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出了隋唐制度的渊源“三源”学说，认为“隋唐之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原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第1页）“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第2页）此说十分精辟，并被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学者所叹服。那么“三源”中的北齐以及西魏北周的制度到底如何？是源自哪个王朝哪个时期的制度？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而任何一项制度的形成都与该政权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思维、人文素质及其所统治的区域的历史人文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在北朝后期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那些胡族以及胡化族群也不能例外。当他们进入中原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受到了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接受汉族的礼仪风俗和生活方式，还有在更深层次的学习汉族的各项典章制度方面。于是这些胡族以及胡化族群在建立政权后，原有的落后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其统治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加上要想在中国北方农业地区封建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巩固的政权，就必须效法汉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制度，这当然也是胡族汉化以及胡化族群重新回归汉化的一种重要的表现。

第一节 职官制度

职官制度是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北朝后期分别进入山东和关陇两大区域的胡族以及胡化族群，建立了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两大对峙政权，他们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职官制度也必然受到了自先秦以至两晋以来制度的影响，但是由于两大区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的不同，所效法职官制度自然有所差异，这也就是研究该时期职官制度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 北齐政权基本沿袭北魏制度

统治山东地区的东魏北齐政权的职官制度如何呢？可是记载东魏北齐政权历史的《北齐书》没有记载典章制度的志，要了解北齐的典章制度包括职官制度只能依赖于《五代史志》，即《隋书志》。有关北齐政权的职官制度，据《隋书》卷二七《百官志》所云：

后齐制官，多循后魏，置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师，拟古上公，非勋德崇者不居。次有大司马、大将军，是为二大，并典司武事。次置太尉、司徒、司空，是为三公。三师、二大、三公府，三门，当中开黄，设内屏。各置长史，司马，谘议参军，从事中郎，掾属、主簿，录事，功曹、记室、户曹、金曹、中兵、外兵、骑兵、长流、城局，刑狱等参军事，东西祭酒及参军事，法、墨、田、水、铠、集、士等曹行参军，兼左户右户行参军，长兼行参军，参军，督护等员。司徒则加有左右长史。三公下次有仪同三司，加开府者，亦置长史已下官属，而减记室、仓、城局、田、水、铠、士等七曹，各一人。其品亦每官下三府一阶。三师、二大置佐史，则同太尉府。乾明中，又置丞相。河清中，分为左右，亦各置府僚云。

……

尚书省，置令、仆射，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等六尚书。又有录尚书一人，位在令上，掌与令同，但不纠察。令则弹纠见事，与御史中丞更相廉察，仆射职为执法，置二则为左、右仆射，皆与令同。左纠弹，而右不纠弹。录、令、仆射，总理六尚书事，谓之都省……

门下省，掌献纳谏正，及司进御之职。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各六人，录事四人，通事令史、主事令史八人。统局六……

中书省，管司王言，及司进御之音乐。监、令各一人，侍郎四人……

秘书省，典司经籍。监、丞各一人，郎中四人，校书郎十二人，正字四人，又领著作省，郎二人，佐郎八人，校书郎二人。

集书省，掌讽议左右，从容献纳。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各六人，谏议大夫七人，散骑侍郎六人，员外散骑常侍二十人，通直散骑侍郎六人，给事中六人，员外散骑侍郎一百二十人，奉朝请二百四十人。又领起居省、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各一人，校书郎二人。

中侍中省，掌出入门。中侍中二人，中常侍中、给事中各四人。又有中尚药典御及丞，并中谒者仆射，各二人，中尚食局，典御、丞各二人，监四人。内谒者局，统、丞各一人。

御史台，掌察纠弹劾。中丞一人，治书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检校御史各十二人，录事四人，领符节署，令一人，符玺郎中四人。

都水台，管诸津桥。使者二人，参事十人，又领都尉、合昌、坊城等三局，尉皆分司诸津桥。

谒者台，掌凡诸吉凶公事，导相礼仪事。仆射二人，谒者三十人，录事一人。

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是为九寺。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录事等员。

……

国子寺，掌训教胄子。祭酒一人，亦置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员。领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学生七十二人。太学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太学生二百人。四门学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学生三百人。

长秋寺，掌诸宫阁。卿、中尹各一人，并用宦者。丞二人。亦有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员、领中黄门、掖庭、晋阳宫、中山宫、园池、中宫仆、奚官等署令，丞……

将作寺，掌诸营建。大匠一人，丞四人。亦有功曹、主簿、录事员。若有营作，则立将、副将、长史、司马、主簿、录事各一人。又领军主，副、幢主、副等。

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

领军府，将军一人，掌禁卫宫掖。朱华阁外，凡禁卫官，皆主之。舆驾出入，督摄仗卫。中领军亦同。有长史、司马、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厘其府事。又领左右卫，领左右等府。

左右卫府，将军各一人，掌左右厢。所主朱华阁以外，各武卫将军二人贰之。皆有司马、功曹、主簿、录事，厘其府事。其御仗属官，有御仗正副都督、御仗五职、御仗等员。其直荡属官，有直荡正副都督、直入正副都督、勋武前锋正副都督、勋武前锋五藏等员。直卫属官，有直卫正副都督，翊卫正副都督，前锋正副都督等员……

领左右府，有领左右将军、领千牛备身。又有左右备身正副都督、左右备身五职、左右备身员、又有刀剑备身正副都督、刀剑备身五职、刀剑备身员。又有备身正副督、备身五职员。

护军府，将军一人，掌四中关津。舆驾出则护驾，中护军亦同。有长史，司马、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厘其府事。其属官，东西南北中府皆统之。四府各中郎将一人。长史、司马、录事参军、统府录事各一人。又有统府直兵及功曹、仓曹、中兵、外兵、骑兵、长流、城局等参军各一人，法、田、铠等曹行参军各一人。又领诸关尉、津尉。

行台，在令无文、其官置令，仆射、其尚书丞郎，皆随权制而置员焉……（第751—759页）

既然北齐政权职官制度遵循北魏政权，那么东魏政权也应是如此，该政权中央既有三师、三公，又有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和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等六曹尚书，并有秘书省、集书省、中侍中省、御史台、都水台、谒者台、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九寺、国子寺、长秋寺、将作寺、昭玄寺和领军府、护军府、行台等权力机构，而且官员配备完备，如尚书省有录尚书事、尚书令、尚书仆射，由这些官员共同组成了尚书省的首脑机关——都省，这可以说是继承发展的汉魏旧制，并且为隋唐三省六部制以及其他制度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而且北齐政权各级官员的品级也十分明确，这见于《隋书》卷二七《百官志》记载：

三师、王、二大、大司马、大将军。三公，为第一品。

开府仪同三司、开国郡公，为从一品。

仪同三司，太子三师，特进，尚书令，骠骑、车骑将军，二将军加大者，在开国郡公下。卫将军，加大者，在太子太师上。四征将军，加大者，次卫大将军。左右光禄大夫，散郡公，开国县公，为第二品。

尚书仆射，置二，左居右上。中书监，四镇，加大者，次四征。中、镇、抚军将军，三将军，武职罢任者为之。领军、加大者，在尚书令下。护军、翊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散县公，开国县侯，为从二品。

吏部尚书，四安将军，中领、护，太常，光禄、卫尉卿，太子三少，中书令，太子詹事，侍中，列曹尚书，四平将军，太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清都尹，三等上州刺史，左右卫将军，秘书监，银青光禄大夫，散县侯，开国县伯，为第三品。

散骑常侍、三等中州刺史、司徒左长史、四方中郎将、四护匈奴、羌戎、夷、蛮越。中郎将、国子祭酒、御史中丞、中侍中、长秋卿、将作大匠、冠军将军、太尉长史、领左右将军、武卫将军、太子左右卫率、辅国将军、四护校尉、太中大夫、龙骧将军、三等上郡太守、散县伯，为从第三品。

镇远、安远将军，太常，光禄、卫尉少卿，尚书，吏部郎中，给事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右长史，司空长史，太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少卿，三公府司马，中常侍，中尹，城门校尉，武骑、云骑、骁骑、游击将军，已前上阶。建忠、建节将军，通直散骑常侍，诸开府长史、中大夫，三等下州刺史，三等镇将，诸开府司马，开国县子，为第四品。

中坚、中垒将军，尚书左丞，三公府谘议参军事，司州别驾从事史，三等上州长史，太子三卿，前、左、右、后军将军，中书侍郎，太子庶子，三等中郡太守，左右备身、刀剑备身、备身、卫仗、直荡等正都督，三等上州司马，已前上阶。振威、奋武将军，谏议大夫，尚书右丞，诸开府谘议参军，司州治中从事史，左右中郎将，步兵、越骑、射声、屯骑、长水校尉，朱衣直，直将军，太子骑官备身、内直备身等正都督，三等镇副将，散县子，为从第四品。

广德、弘义将军，太子备身、直入、直卫等正都督，领左右、三等中州长史，三公府从事中郎，秘书丞、皇子友，国子博士，散骑侍郎，太子中舍人，员外散骑常侍，三等中州司马，已前上阶。折冲、制胜将军，主衣都统，尚食、尚药二典御，太子旅骑、屯卫、典军校尉，领护府长史司马，诸开府从事中郎，开国县男，为第五品。

伏波、陵江将军，三等下州长史，三公府掾属，著作郎，通直散骑侍郎，太子洗马，左右备身，刀剑备身、御使、直荡等副都督，左右直长，中尚食、中尚药典御，三等下州司马，已前上阶。轻车、楼船将军，驸马都尉，诩卫正都督，直寝，直斋，奉车都尉，都水使者，诸开府掾属，崇圣、归义、归正、归命、归德侯，清都郡丞，治书侍御史，邺、临漳、成安三县令，中给事中，三等下郡太守，大理司直，太子直阁、二卫队主，太子骑官、内直备身副都督，开国乡男，散县男，为从第五品。

劲武、昭勇将军，尚书诸曹郎中，中书舍人，三公府主簿，三等上州别驾从事史，四中府三等镇守长史，三公府录事参军事，皇子郎中令，三公府功曹、记室、户、仓、中兵参军事，皇子文学，谒者仆射，已前上阶。明威、显信将军，太子备身副都督，四中府司马，武贲中郎将，羽林监，冗从仆射，直入副都督，千牛备身，大理正、监、评，侍御师诸开府录事，功曹、记室、仓、中兵等曹参军事，三等上州录事参军事，治中从事史，三等上郡丞，三等上县令，太子内直监，平准署令，为第六品。

度辽、横海将军，直突都督，三等中州别驾从事史，三公府列曹参军事，给事中，太子门大夫，三等上州功、仓、中兵等参军事，皇子大农，骑都尉，直后，符玺郎中，三等中州录事参军事，已前上阶。逾岷、越嶂将军，直卫副都督，三等中州从事史，诸开府主簿、列曹参军事，三等中州功、仓、中兵等参军事，太子舍人，三寺丞，太子直前，太子副直监，太子诸队主，为从第六品。

戎昭、武毅将军，勋武前锋正都督，三公府东西阁祭酒，三等下州别驾从事史，三等上州府主簿、列曹参军事，三等下州录事参军事，四中府录事参军事，王公国郎中令，积弩、积射将军，员外散骑侍郎，皇子中尉，三公府参军事、列曹行参军，已前上阶。雄烈、恢猛将军，翊卫副都督，诸开府东西阁祭酒参军事、列曹行参军，三等下州功、仓，中兵参军事，四中府功、仓、中兵参军事，三等中州府主簿、列曹参军事，二卫府司马，詹事府丞，左右备身五职，三等镇录事参军事，六寺丞，秘书郎中，著作佐郎，太子侍医，太子骑尉，太子骑官备身五职，三等中郡丞，三等中县令，为第七品。

扬麾、曜锋将军，勋武前锋副都督，强弩将军，三公府行参军，三等上州参军事，列曹行参军，三等下州府主簿、列曹参军事，四中府列曹参军事，王公国大农，长秋、将作寺丞，太子二率坊司马，三等镇仓、中兵参军事，已前上阶。荡边、开域将军，勋武前锋散都督，太学博士，皇子常侍，太常博士，武骑常侍，左右备身，刀剑备身五职都将、别、统、军主、幢主。三等中州参军事、列曹行参军，诸开府行参军，奉朝请，国子助教，公车、京邑二市署令，三等镇列曹参军事，三县丞，侍御史，尚食、尚药丞，斋帅，中尚食、中尚药丞，太子直后、二卫队副，前锋正都督，太子骑官备身，太子内直备身五职，诸戍主、军主，为从第七品。

静漠、绥戎将军，协律郎，三等上州行参军，三等下州参军事、列曹参军事，四中府列曹行参军，侯、伯国郎中令，殿中将军，皇子侍郎，已前上阶。平越、殄夷将军，刀剑备身五职，前锋副都督，太子内直备身，主书，殿中侍御史，太子典膳、药藏丞，太子斋帅，三等中州行参军，王、公国中尉，三等镇铠曹行参军，三等下郡丞，三等下县令，为第八品。

飞骑、隼击将军，三公府长兼左右户行参军、长兼行参军，门下录事，尚书都令史，检校御史，诸署令，诸开府典签，中谒者仆射，中黄门冗从仆射，已前上阶。武牙、武奋将军，备身御仗五职，宫门署仆射，太子备身五职，侯、伯国大农，皇子上、中、下将军，皇子上、中大夫，王、公国常侍，诸开府长兼左右户行参军，诸开府长兼行参军，员外将军，勋武前锋五职，司州及三等上州典签，太子诸队副，诸戍诸军副，清都郡丞，为从第八品。

清野将军，子、男国郎中令，诸署内谒者局统，三等上州长兼行参军，中黄门、太子内坊令，公主家令，皇子防阁、典书令，四门博士，大理律博士，校书郎，三公府参军督护，都水参军事，七部尉，诸郡尉，已前上阶。横野将军，王、公国侍郎，侯、伯国中尉、谒者，太子三寺丞，诸开府参军督护，殿中司马督，御仗，太子食官、中省、典仓等令，太子备身，平准、公车丞，三等中州典签，为第九品。

偏将军，诸宫教博士，太子司藏、厩牧令，太子校书，诸署别局都尉，诸尉，诸关津尉，三等上州参军督护，三等中州长兼行参军，秘书省正字，皇太子三令，王，公国上中下将军及上中大夫，诸署令，诸县丞，已前上阶。裨将军，领军护军府、太常光禄卫尉寺，詹事府等功曹、五官、奉礼郎，子、男国大农，小黄门，员外司马督，太学助教，诸幢主、遥途尉，中侍中，省录事，三等下州典签，尚书、门下，中书等省医师，为从第九品。

流内比视官十三等。第一领人酋长视从第三品。第一不领人酋长，视从第四品。第二领人酋长，第一领人庶长，视从第四品。诸州大中正，第二不领人酋长，第一不领人庶长，视第五品。诸州中正，畿郡邑中正，第三领人酋长，第二领人庶长，视从第五品。第三不领人酋长，第二不领人庶长，视第六品。第三领人庶长，视从第六品。第三不领人庶长，视第七品。司州州都主簿，国子学生，视从第七品。诸州州都督簿，司州西曹书佐，清都郡中正、功曹，视第八品。司州列曹从事，诸州西曹书佐，诸郡中正、功曹，清都郡主簿，视从第八品。司州部郡从事，诸州祭酒从事史，视第九品。诸州部郡从事，司州守从事，诸郡主簿，司州武猛从事，视从第九品。[67]（第765—770页）

这几条记载不仅详细列举哪些职官所欲哪一品，还记载了领民酋长等胡族官称，可知该政权的职官制度考虑到那些胡族的利益。另外以上记载中还明确规定国子学生被视为从七品，高于功曹、书佐、从事、主簿从事史等许多地方上的僚佐，并高于最低的从九品四个品级，作为国子学生当享受如此品级，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北齐政权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

此外，各级官员的俸禄也有记载，据《隋书》卷二七《百官志》记载：“官一品，每岁禄八百匹，二百匹为一秩。从一品，七百匹，一百七十五匹为一秩……九品，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从九品，二十四匹，六匹为一秩。禄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钱。事繁者优一秩，平者守本秩。闲者降一秩。长兼、试守者，亦降一秩。官非执事、不朝拜者，皆不给禄。又自一品已下，至于流外勋品，各给事力。一品至三十人，下至于流外勋品，或以五人为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为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闲者降一等焉。州、郡、县制禄之法，刺史、守、令下车，各前取一时之秩。”（763—764）北齐政权不仅有一整套比较完备的职官俸禄制度，并附有一些罚俸的具体规定和官员上任时领取俸禄时间的规定。

那么这些制度是否如《隋书·百官志》所云“多循后魏”，还是如《通典》卷一九《职官·历代官制总序》所云：“北齐创业，亦遵后魏，台省位号，多类江东。”（第470页）而据《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记载：“太和十八年十二月，降车、骠将军，侍中，黄门秩，依魏晋旧事。十九年八月，初置直齐、御仗左右武官。二十三年，高祖复次职令，及帝崩，世宗初班行之，以为永制。”（第2993页）以太师、太傅、太保、王、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开国郡公为第一品；仪同三司、开国县公、都督中外诸军事、诸开府、散公为从第一品；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特进、尚书令、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二将军加大者，位在都督中外之下）、卫将军（加大者，位在太子太师之上）、四征将军（加大者，位次卫大将军）、诸将军加大者、左右光禄大夫、开国县侯为第二品；尚书仆射（若并置左右，则左居其上，右居其下）、中书监、司州牧、四镇将军（加大者，次卫将军）、中军将军、镇军将军、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散侯为从第二品；吏部尚书、四安将军、中领军、中护军（二军加将军，则去中，位次抚军）、太常、光禄、卫尉、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中书令、太子詹事、侍中、列曹尚书、四平将军、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太府六卿、河南尹、上州刺史、秘书监、诸王师、左右卫将军、前左右后将军、光禄大夫、开国县伯为第三品；散骑常侍、四方郎将、护匈奴、羌、戎、夷、蛮、越中郎将、国子祭酒、御史中尉、大长秋卿、将作大匠、征虏将军、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长史（若司徒置二长史，左在散骑常侍下，右在中庶子下）、太子左右卫率、武卫将军、冠军将军、护羌、戎、夷、蛮、越校尉、太中大夫、辅国将军、中州刺史、龙骧将军、散伯为从第三品；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马、太常少卿、光禄少卿、卫尉少卿、尚书吏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司空、皇子长史、太仆少卿、廷尉少卿、大鸿胪少卿、宗正少卿、大司农少卿、太府少卿、中常侍、中尹、城门校尉、司空、皇子司马、从第一品将军开府长史、骁骑将军、游击将军、镇远将军、安远将军、平远将军、建义将军、建忠将军、建节将军、立义将军、立忠将军、立节将军、恢武将军、勇武将军、曜武将军、昭武将军、显武将军、从第一品将军开府司马、通直散骑常侍、司徒谘议参军事、中散大夫、下州刺史、上郡太守、内史、相、开国县子为第四品；中垒将军、尚书左丞、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谘议参军事、司州别驾从事史、第二品将军、始蕃王长太子家令史、太子率更令、太子仆、中书侍郎、太子庶子、第二品将军、始蕃王司马、前、左、右、军将军、宁朔将军、建威将军、振威将军、奋威将军、扬威将军、广威将军、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司空、皇子谘议参军事、司州治中从事史、左、右中郎将、建武将军、振武将军、奋武将军、扬武将军、广武将军、从第一品将军开府谘议参军事、散子为从第四品；宁远将军、鹰扬将军、折冲将军、扬烈将军、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长史、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从事中郎秘书丞、皇子友、国子博士、散骑侍郎、太子中舍人、员外散骑常侍、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司马、射声校尉、越骑校尉、屯骑校尉、步军校尉、长水校尉、司空、皇子之开府从事中郎、第二品将军、始蕃王谘议参军事、开府从事中郎、中郡太守、内史、相、开国县男为第五品；伏波将军、陵江将军、平汉将军、第三品将军、三蕃王长史、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掾属、著作郎、通直散骑侍郎、太子洗马、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谘议参军事、第三品将军、三蕃王司马、奉车都尉、太子屯骑校尉、太子步兵校尉、太子翌军校尉、都水使者、司空、皇子之开府掾属、领、护长史、司马、归义侯、率义侯、顺义侯、朝服侯、轻车将军、威远将军、开府掾属、虎威将军、洛阳令、中给事中、散男为从第五品；下至从九品的偏将军、裨将军、太子厩长、监淮海津都尉、诸局都尉、皇子典祠令、皇子学官令、皇子典卫令、王公国上中下将军、王公国中大夫、诸署令（不满六百石者。）、第二品将军、始蕃王参军督护、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长兼行参军、太常、光禄、卫尉、领、治礼郎护詹事功曹、五官、子、男国太农、小黄门、员外司马督。[68]将北魏孝文帝改革后的职官与北齐职官相比对可看出二者台省官大致相同，至于北魏孝文帝改革后的职官与汉晋时期职官制度有无变化，据《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记载，两晋政权设置的职官有丞相、相国、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特进、录尚书事、尚书令、仆射、尚书、左右丞、尚书郎、侍中、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给事中、通直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员外散骑侍郎、奉朝请、中书监、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秘书监、秘书郎、著作郎、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将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长秋、太常博士、协律校尉、博士、国子祭酒、博士、助教、太史令、太庙令、太乐令、鼓吹令、陵令、灵台丞、御史中丞、治书侍御史、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符节御史、司隶校尉、谒者仆射、都水使者、中领军将军、护军将军、左右卫将军、骁骑将军、游击将军、左右前后军将军、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校尉、四中郎将、护羌校尉、护夷校尉、护蛮校尉，太子属官有太傅、傅、中庶子、中舍人、食官令、庶子、舍人、洗马、率更令、家令、仆、左右卫率，王的属官有师、友、文学、内史、郎中令、中尉、大农、左右常侍、侍郎、典书丞、典祠丞、典卫丞、学官令丞、典书丞、治书、中尉司马、世子庶子、陵庙牧长、谒者、中大夫、舍人、典府，诸公及开府属官有长史、司马、祭酒、曹掾、曹令史、记室省事令史、下记室书令史、曹学事、从事中郎、主簿、记室督、舍人、帐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将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长秋等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员，州置刺史、别驾、治中从事、诸曹从事，郡置太守、主簿、主记室、门下贼曹、议生、门下史、记室史、录事史、书佐、循行、干、小史、五官掾、功曹史、功曹书佐、循行小史、五官掾，县置令、长。[69]另据《晋书·职官志》记载，这些职官大多沿袭汉魏旧制。[70]由此可见，北魏孝文帝改革所制定的职官制度基本沿用汉晋的职官制度。因此说北齐职官除领民酋长、不领民酋长等北魏为胡族酋长特设的官职外，基本上是沿用汉晋旧制以及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的所采用的汉化制度，而且这些省、寺、台、府以及职官的名称多与汉晋旧制相仿，当是北魏入主中原以及北魏孝文帝改革后仿效汉晋旧制所制定的，当多与江左无关。不过官员的俸禄、罚俸的具体规定和官员上任时领取俸禄时间等规定则是北魏没有的，当是北齐效法汉晋制度所制定的，因此可以说北齐的职官制度是接受汉文化特别是汉晋以来的制度文化所制定的。究其原因，当是以高氏为首的胡化族群以及胡族进入中原并割据山东地区以后，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必然与汉族地主特别是士族联合，继续沿用北魏入主中原以及北魏孝文帝改革后仿效汉晋旧制所制定的职官制度的需要，同时也是由于汉族文明程度较高，而由汉族建立的汉晋政权职官制度比较完备的缘故。

二 北周政权实行周六官制

西魏的职官制度据《通典》卷一九《职官·历代官制总序》记载沿袭北魏政权旧制，可是有关西魏政权的职官制度的记载较少，不过有关人物任职的记载在《周书》中却颇多，如：卷二十《贺兰祥传》记载“魏废帝二年，行华州事。后改华州为同州，仍以祥为刺史。寻拜尚书左仆射”。（第337页）卷二二《周惠达传》记载，大统四年“兼尚书右仆射”。（第363页）“拜吏部尚书。久之，复为右仆射。”（第363页）同卷《杨宽传》记载“从孝武入关，兼吏部尚书”。（第367页）“魏废帝初，入为尚书左仆射、将作大监，坐事免。魏恭帝二年，除廷尉卿。”（第367页）卷二三《苏绰传》记载，大统十年“授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第382页）卷二六《长孙绍远传》记载“及齐神武称兵而帝西迁，绍远随稚奔赴。又累迁殿中尚书、录尚书事”。（第430页）卷二九《伊娄穆传》记载“累迁帅都督、平东将军、中散大夫，历中书舍人、尚书驾部郎中、抚军将军、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第499页）“于是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赐安阳县伯，邑五百户。转大丞相府掾，迁从事中郎，除给事黄门侍郎。”（第499页）卷三九《皇甫璠传》“大统四年，引为丞相府行参军。寻转田曹参军、东阁祭酒，加散骑侍郎。稍迁兼太常少卿、都水使者，历蕃部、兵部、虞部、民部、吏部等诸曹郎中。”（第696页）以上仅是少量的记载，有关西魏时期人物任职的记载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不过据此可见，西魏政权的职官制度应是如同《通典》所云，是沿用北魏旧制的。

至于西魏末年的职官制度，《周书》中的一条记载不容忽视。即卷二《文帝纪》所云：“[西魏恭帝]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礼》，建六官。以太祖为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初，太祖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乃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寻亦置六卿官，然为撰次未成，众务独归台阁。至是始毕，乃命行之。”（第36页）《通典》卷一九《职官·历代官制总序》又云“及平江陵之后，别立宪章，酌《周礼》之文，建六官之职，其他官亦兼用秦汉”。（第470页）这说明西魏末年已经逐步改易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形成的制度。而北周的具体职官制度当是沿用宇文泰在西魏末年改易的制度，并有所变化，如《隋书》卷二七《百官志》所云：

周太祖初据关内，官名未改魏号。及方隅粗定，改创章程，命尚书令卢辩，远师周之建职，置三公三孤，以为论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务。其所制班序：

内命，谓王朝之臣。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

外命，谓诸侯及其臣。诸公九命，诸侯八命，诸伯七命，诸子六命，诸男五命，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子男之大夫、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

其制禄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已上，至于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数为一万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于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一秩俱为四十石。凡颁禄，视年之上下。亩至四釜为上年，上年颁其正。三釜为中年，中年颁其半。二釜为下年，下年颁其一。无年为凶荒，不颁禄。六官所制如此。

制度既毕，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所设官名，讫于周末，多有改更。并具《卢传》，不复重序云。（第770—771页）

按：《卢传》即《周书·卢辩传》，而《周书》卷二四《卢辩传》又云：

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乃令辩成之。于是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今录辩所述六官著之于篇。天官府管冢宰等众职，地官府领司徒等众职，春官府领宗伯等众职，夏官府领司马等众职，秋官府领司寇等众职，冬官府领司空等众职。史虽具载，文多不录。

辩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兹厥后，世有损益。宣帝嗣位，事不师古，官员班品，随意变革。至如初置四辅官，及六府诸司复置中大夫，并御正、内史增置上大夫等，则载于外史。余则朝出夕改，莫能详录。于时虽行《周礼》，其内外众职，又兼用秦汉等官。今略举其名号及命数，附之于左。其纪传内更有余官而于此不载者，亦史阙文也。

柱国大将军，大将军。右正九命。

骠骑、车骑等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牧。右九命。

骠骑、车骑等将军，左、右光禄大夫，户三万以上州刺史。右正八命。

征东、征西、征南、征北、中军、镇军、抚军等将军。左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户二万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右八命。

平东、平西、平南、平北、前、后将军，左、右将军，左、右银青光禄大夫，帅都督，户一万以上刺史，柱国大将军府长史、司马、司录。右正七命。

冠军、辅国等将军，太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户五千以上州刺史，户一万五千以上郡守。右七命。

镇远、建中等将军，谏议、诚议等大夫，别将，开府长史、司马、司录，户不满五千以下州刺史，户一万以上郡守，大呼药。右正六命。

中坚，宁朔等将军；左、右中郎将；仪同府、正八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户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药。右六命。

宁远、扬烈等将军；左、右员外常侍；统军；骠骑车骑府、八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柱国大将军府中郎掾属；户一千以上郡守；长安、万年县令。右正五命。

伏波、轻车等将军；奉车、奉骑等都尉；四征中镇抚军府、正七命州长史，司马、司录；开府府中郎掾属；户不满千以下郡守；户七千以上县令；正八命州呼药。右五命。

宣威、明威等将军；武贲、冗从等给事；仪同府中郎掾属；柱国大将军府列曹参军；四平前后左右将军府，七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正八命州别驾；户四千以上县令；八命州呼药。右正四命。

襄威、厉威将军；给事中；奉朝请；军主；开府府列曹参军；冠军辅国府、正六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正七命州别驾；正八命州治中；七命郡丞；户二千以上县令；正七命州呼药。右四命。

威烈、讨寇将军，左、右员外侍郎，幢主，仪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参军，柱国府参军，镇远建忠中坚宁朔府长史、司马，正六命州别驾，正七命州治中，正六命郡丞，户五百以上县令，七命州呼药。右正三命。

荡寇、荡难将军，武骑常侍、侍郎，开府府参军，骠骑车骑府、八命州列曹参军，宁远扬烈伏波轻车府长史，正六命州治中，六命郡丞，户不满百以下县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药。右三命。

殄寇、殄难将军，强弩、积弩司马，四征中镇抚府、正七命州列曹参军，正五命郡丞。右正二命。

扫寇、扫难将军，武骑、武威司马，四平前后左右府、七命州列曹参军，戍副，五命郡丞。右二命。

旷野、横野将军，殿中、员外二司马，冠军辅国府、正六命州列曹参军。右正一命。

武威、武牙将军，淮海、山林二都尉，镇远建忠中坚宁朔宁远扬烈伏波轻车府列曹参军。右一命。

周制：封郡县五等爵者，皆加开国；授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者，并加使持节、大都督；其开府又加[骠骑大将军、侍中；其仪同又加]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其授总管刺史，则加使持节、诸军事。以此为常。大象元年，诏总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节、余悉罢之。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国大将军，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第404—407页）

西魏恭帝三年（556）宇文泰改变职官制度直至北周灭亡，西魏北周政权中央再没有设置尚书、中书、门下、秘书、集书等省、御史、都水、谒者等台和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九寺，正如《周书·卢辩传》所云“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这基本上放弃了北魏所采用的台省制度，而采用周六官制度，主要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别行使北魏的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六尚书之执掌，但是其武官制度还是参用了一些汉晋的旧制。总的来说西魏北周所设的官职也比较少，还将所有官员分为内外命官，以九命制度替代品官制度，并辅以相应的俸禄制度，由于这一制度还是依据汉族政权的旧制，这也就可以视为接受汉文化的表现。另外《卢辩传》所记载的职官名称中的文官很少，而柱国大将军特别是最初的所谓“八柱国家”在该政权中地位显赫，这当与宇文泰所纠合的关陇集团的治国理念有关。至于而关陇集团的组成，陈寅恪先生归纳为二：①此集团是“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②此集团中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71]。这些正说明宇文泰所实行的职官制度是与其所纠合的关陇集团成员文武不分有着很紧密的关系。不过从西魏北周自我标榜所实行的职官制度“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来看，其职官制度还是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究其缘由，是由于宇文泰为首的胡族和胡化族群割据关陇地区后受到当地先进的汉文化影响，加之其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第二节 选举制度

这里所说的选举制度是专指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在两汉时期实行的是察举制度，至曹魏时，文帝曹丕就采纳时任吏部尚书的颍川士族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即称为九品官人法的选官制度，而以往史家多以为九品中正制从魏晋起至南北朝时期各政权一直以此作为选举制度，直至隋文帝时才彻底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度为止。至于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制度的过渡阶段从时间上看当是在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南北朝后期，这正是一个胡汉文化相互整合期的历史时期。而本书正是要探讨这一时期的文化，只不过仅局限于北朝后期，因此对于当时分别割据山东、关陇两大区域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所实施的选举制度逐一分析探讨。

一 北齐政权沿用九品中正制并有所发展

至于东魏政权仍然实行九品中正制作为选官制度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北齐政权实施的何种选举制度？是否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其中有无变化？有无变革？都需要做些探讨。而北齐的选官制度，据《隋书》卷九《礼仪志》记载：

后齐每策秀孝，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考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皇帝常服，乘舆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其有脱误、书滥、孟浪者，起立席后，饮墨水，脱容刀。（第188页）

《通典》卷一四《选举·历代制》记载：

北齐选举，多沿后魏之制，凡州县皆置中正。其课试之法，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舆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

初，东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摄吏部尚书，乃革后魏崔亮年劳之制，务求才实。自迁邺以后，掌大选知名者，不过数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疏；袁聿脩沉密谨厚，所伤者细；杨遵彦风流辩给，所取失于浮华；唯辛术贞明简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门阀不遗，衡鉴之美，一人而已。（第340页）

同书卷三二《职官·州郡·总论州佐》记载：

中正……魏司空陈群以天台选用，不尽人才，择州之才优有昭鉴者，除为中正，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州郡皆置……晋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齐、梁亦重焉。后魏有之。北齐郡县皆有，其本州中正以京官为之。（第891—892页）

《隋书》卷二七《职官志》记载：

考功掌考第及秀孝贡士等事。……（第752页）

《通典》卷二三《职官·尚书·吏部尚书》记载：

北齐考功郎中亦掌考第及孝秀贡士。（第634页）

东魏北齐沿袭北魏的选举制度，州县都设有中正，由京官充任。被举荐者名为秀才、贡士、廉良，还要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在朝堂分别由中书、集书、考功郎中当场考核，有时皇帝亲临朝堂策试，如河清“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诏临朝堂策试秀才”[72]，对于字有脱误者、书有滥劣者、文理孟浪者，分别给予呼起立席后、饮墨水一升、夺席脱容刀的惩罚。另外除各州县中正举荐人才外，还要求官员等举荐，据《北齐书》卷六《孝昭帝纪》记载，皇建二年“二月丁丑，诏内外执事之官从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录事参军、诸王文学、侍御史、廷尉三官、尚书郎中、中书舍人，每二年之内各举一人”。（第83页）《北齐书》卷四四《儒林传》曰：“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射策十条，通八以上，听九品出身，其尤异者亦蒙抽擢。”（第583页）这说明东魏北齐的选官制度由于受到了魏晋以来汉文化的影响，制定得相当完备，并有所修正发展。

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在东魏北齐统治区域的社会各阶层中有许多人习读儒家经典，进而要求仕进，同时一些已进入统治核心的非士族出身的高官们又与之相呼应，为他们争取更多的仕进机会，进而改革为门阀政治服务的选官制度。反观士族方面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在统治核心中的势力逐渐削弱，变得有些无力反抗非士族阶层的联合进攻。另外，高欢等胡化族群中和胡族进入中原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选官制度上自然要采用汉士族独占的并且被北魏所沿用的九品中正制，而该制度在当时已变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腐朽的门阀统治的基础，高齐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争取各阶层人士支持，让他们参与到该政权中去，以便与北周政权抗衡，就必然要对原有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进行改革。从客观上看，这种选官制度的变革不但为废除九品中正制奠定了基础，也开了隋唐科举制度之先河。

二 北周政权恢复察举制度

至于西魏继续沿用九品中正制作为选官制度并无问题，可是北周到底采取了什么选举制度？是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还是其他制度，学术界看法颇多，并有分歧。那么情况到底如何？据《通典》卷一四《选举·历代制》所云：

后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选举，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贰之。初霸府时，苏绰为六条诏书，其四曰“擢贤良”。绰深思本始，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慎。及武帝平齐，广收遗逸，乃诏山东诸州举明经干理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诏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则自署，府官则命于朝廷。（第341—342页）

《周书》卷六《武帝纪》云：

[建德六年]三月壬午，诏山东诸州，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弗拘多少。（第102页）

同书卷七《宣帝纪》云：

[宣政元年八月壬申]遣大使巡察诸州。诏制九条，宣下州郡……八曰，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第116页）

西魏时即擢贤良，北周时以吏部掌选举，但是被举者名称初无记载，至宣帝大成元年（579）始有秀才、孝廉之名，因此说西魏北周的选官制度也是受到两汉制度的影响。而据《通典》卷三二《职官·州郡》记载，北周在州郡并未设中正掌选举，虽然《周书》中任中正者却颇多，如叱罗协任恒州大中正（卷一一本传，第178页）、豆卢宁任显州大中正（卷一九本传，第309页）、阎庆任云州大中正（卷二十本传，第342页）、李远任原州大中正（卷二五本传，第419页）、权景宣任秦州大中正（卷二八本传，第477页）、宇文盛任西安州大中正（卷二九本传，第493页）、杨绍任朔州大中正（卷二九本传，第500页）、申徽任夏州大中正（卷三二本传，第 555—556页）、王悦任雍州大中正（卷三三本传，第 579页）、崔谦任定州大中正（卷三五本传，第613页）、崔说任定州大中正（卷三五本传，第614页）、崔猷任定州大中正（卷三五本传，第616页）、薛端任秦州大中正（卷三五本传，第621页）、崔彦穆任颍川邑中正（卷三六本传，第640页）、司马裔任河内郡中正（卷三六本传，第646页）、张轨任济州大中正（卷三七本传，第664页）、苏亮任岐州大中正（卷三八本传，第677页）、李昶任相州大中正（卷三八本传，第686页）、韩雄任河南邑中正（卷四三本传，第777页）、陈忻任宜阳邑大中正（卷四三本传，第778页）、泉元礼任洛州大中正（卷四四本传，第787页）、泉仲遵任洛州大中正（卷四四本传，第789页）、冀俊任华州中正（卷四七本传，第838页），但是据他们的本传细究之，叱罗协任恒州大中正是在大统九年（543），豆卢宁任显州大中正是在大统元年（535），阎庆任云州大中正是在北周取代西魏之前，李远任原州大中正是在尔朱天光西伐时，权景宣任秦州大中正是在大统初年，宇文盛任西安州大中正是在大统三年（537），杨绍任朔州大中正是在大统四年（538），申徽任夏州大中正是在大统元年（535）之前，王悦任雍州大中正是在大统十四年（548），崔谦任定州大中正是在大统四年（538），崔说任定州大中正是在大统年间，崔猷任定州大中正是大统十七年（551）至魏恭帝元年（554）之间，薛端任泰州大中正是在大统年间，崔彦穆任颍川邑中正是在大统四年（538），司马裔任河内郡中正是在大统年间，张轨任济州大中正是在魏孝武西迁之后，苏亮任岐州大中正是在尔朱天光进入关中时，李昶任相州大中正是在大统年间，韩雄任河南邑中正是在北周取代西魏之前，陈忻任宜阳邑大中正是在西魏恭帝二年（555），泉元礼任洛州大中正是在大统年间，泉仲遵任洛州大中正也是在大统年间，冀俊任华州中正是在大统三年（537）沙苑之战时，任该州大中正是在大统十三年（547），皆是在北周政权建立之前。[73]此外，《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以及《周书》卷二四《卢辩传》所记载北周政权职官制度中都没有中正这一职官，可是据《北齐书》《北史》记载在北齐政权中曾任中正者可称是不可胜数，而且《隋志》有关北齐政权职官制度中却明确有中正的记载，并且不但在州郡设置有中正，甚至县一级行政机构都设置有中正这一职官。[74]这说明北周政权确实没有在州郡设大中正、中正掌选举，大概采取了类似两汉时期察举的选官制度，而这种选官制度的实施也只是在北周后期，因此说北周政权所采取的选官制度的名称不得而知。究其缘由，是因为北周政权没有实行汉魏的职官制度，而是实行周六官的职官制度，周六官的职官制度中绝不会设置曹魏时期才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度中的中正这一职官。再加上由于关陇地区在东汉时期就有大批西北的羌族涌入，对于该地区的汉文化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此后又由于“永嘉之乱”，匈奴、羯、氐、羌、鲜卑等胡族进入这一地区，有的胡族甚至在该地区建立割据政权，虽然说这些胡族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接受了汉文化，但是进入该地区胡族所带来的胡族文化在该地区还是具有一定影响的，并且对于该地区汉文化正常的发展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另外，在“永嘉之乱”后居住在该地区的汉士族大批逃亡，离开了该地区，这又严重地影响了该地区汉文化的正常发展，使得该地区的文化相对于山东、江左两大地区来说确实是落后了些。正是因为该地区汉文化的落后，加之胡文化的影响，使得北周政权在汉化的道路上误入歧途。再通过对于士族任官情况考释，又可以看出这些士族很少有进入中枢核心的，他们在北周政权中少有发言权，而且北周政权的权力核心基本上是由宇文氏及其一些胡族或胡化族群中人所控制，可以说汉士族基本上不具有决策权。凡此种种原因，最终使得宇文氏在取代西魏王朝建立北周王朝后放弃了门阀政治赖以生存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另外，通过对于北齐、陈这两个当时与北周并立的政权实行九品中正制的考述，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北周政权可能没有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这一选官制度，而采取其他方法选拔官吏。

虽然《周书》《北史》等史书中有贤良、明经、秀才的记载，似乎北周政权还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可是在北周政权统治时期从来没有任命过一个中正官，而中正则是九品中正制实施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职官，没有任命中正，即使有贤良、明经、秀才这些选官科目，也不能说北周政权继续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再则北周政权所实施的选官制度既然不是九品中正制，那么会是什么选官制度？通过与此后的科举制度相比较，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是与两汉时期实行的察举制度相比较，却有诸多相似之处，不论是北周政权所发布选官的诏令，还是史籍中都出现某人“举贤良”“举明经”“举秀才”之类的字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籍中有关两汉时期实施察举制度的记载也有“举孝廉”“举贤良方正”甚至有“举秀才”的词语，据此推测北周政权是效法两汉政权，以察举制度作为该政权的选官制度。再通过对于“举贤良”“举明经”“举秀才”的那些人的分析可以看出北周政权所实施的察举制度确实打破了九品中正制对于选官束缚。不过这项选官制度并不是北周政权的主要选官途径。同时指出北周政权所实施这种察举制度确实存在诸多缺陷，使一些学识平平甚至毫无学识者却滥竽充数。至于北周政权为什么要废弃九品中正制而实行察举制度，当然与九品中正制已经走向没落有关，更主要的缘由是北周政权中枢权力核心的组成人员皆不是被中正选拔来的以及与生活在该地区士族实力较弱、地位不太显赫不无关系，也与该地区文化在当时与其他地区相比较落后，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取代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有着相当大的关联。[75]

第三节 礼仪制度

自先秦以来汉族的礼仪制度不断完备，大致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类，并成为汉族高度文明的重要表现。因此胡族及胡化族群进入中原，与汉族杂居，必然会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于是在建立政权后，自然要向汉族学习，制定一套礼仪制度。虽然东魏、西魏两大政权仍然基本上沿用北魏政权旧制，但是进入北齐、北周东西对峙时期，由于各政权所处的地区不同、各地区的环境不同、文化水准不同，各政权分别遵循了不同时期的汉族礼仪制度，并有所发展变化。

一 北齐政权继承发展汉魏以来礼仪

北齐政权在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文化的影响下，沿袭并发展了汉晋及北魏的礼仪制度，并有所创新。如圆丘祭祀上帝礼仪，据《隋书》卷六《礼仪志》所云：

后齐制，圆丘方泽，并三年一祭，谓之禘祀。圆丘在国南郊。（第113页）

按：《周礼注疏》卷六《天官冢宰》曰：“大旅上帝，祭天于圆丘，知者，见下经别云祀五帝，则知此是昊天上帝，即与《司服》及《宗伯》昊天上帝一也，即是《大司乐》冬至祭天于圆丘之事也。”（《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76页）《晋书》卷一九《礼志》又曰：曹魏“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圆丘于南郊。自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晋]太康三年正月，帝亲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第583—584页）《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亦作，太祖天兴“二年正月，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第2734页）“其后，冬至祭上帝于圆丘，夏至祭地于方泽，用牲币之属，与二郊同。”（第2735页）而太和“十二年闰九月，帝亲筑圆丘于南郊”。（第2741页）“十三年正月，帝以大驾有事于圆丘。”（第2741页）到十五年十一月“癸亥冬至，将祭圆丘，帝衮冕剑舄，侍臣朝服。辞太和庙，之圆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第2749页）这说明北魏圆丘祭祀上帝礼仪是其接受汉文化时沿用曹魏旧制，而北齐筑圆丘于京城南郊并三年一祭则是在其基础上制定的礼仪制度之一。

有关郊祀等祭祀制度，据《隋书》卷七《礼仪志》记载：

后齐以孟夏龙见而雩，祭太微五精帝于夏郊之东。为圆坛，广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为三外营，相去深浅，并燎坛，一如南郊。于其上祈谷实，以显宗文宣帝配。青帝在甲寅之地，赤帝在丙巳之地，黄帝在己未之地，白帝在庚申之地，黑帝在壬亥之地。面皆内向，藉以藁秸。配帝在青帝之南，小退，藉以莞席，牲以骍。其仪同南郊。又祈祷者有九焉：一曰雩，二曰南郊，三曰尧庙，四曰孔、颜庙，五曰社稷，六曰五岳，七曰四渎，八曰滏口，九曰豹祠。水旱疠疫，皆有事焉。无牲，皆以酒脯枣栗之馔。若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不雨，则使三公祈五帝于雩坛。礼用玉币，有燎，不设金石之乐，选伎工端洁善讴咏者，使歌《云汉》诗于坛南。自余同正雩。南郊则使三公祈五天帝于郊坛，有燎，座位如雩。五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其仪如郊礼。尧庙，则遣使祈于平阳。孔、颜庙，则遣使祈于国学，如尧庙。社稷如正祭。五岳，遣使祈于岳所。四渎如祈五岳，滏口如祈尧庙，豹祠如祈滏口。（第127页）

按：《孝经注疏》卷五《圣治章》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十三经注疏》，第2553页）而《汉书》则有《郊祀志》，并曰：“[汉文帝]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毋害于民，岁以有年。朕几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朕劳。’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见五畤，祠衣皆上赤。”（卷二五上《郊祀志》，第1213页）汉宣帝“幸河东，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为神爵。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灊山于灊，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上曲阳，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济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祷而三祠云”。（卷二五下《郊祀志》，第1249页）《晋书》卷一九《礼志》又曰：“汉仪，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尚旱，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闭诸阳，衣皂，兴土龙，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变，如故事。武帝咸宁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巳，诏曰‘诸旱处广加祈请’。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获澍雨。此雩之旧典也。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则萗祭，赤帻朱衣，闭诸阴，朱索萦社，伐朱鼓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97页）《魏书》卷一○八之一《礼志》作，北魏太祖天兴“二年正月，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为坛通四陛，为埒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坛内，内四帝，各于其方，一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禄、司民在中内，各因其方。其余从食者合一千余神，醊在外内。藉用藁秸，玉用四珪，币用束帛，牲用黝犊，器用陶匏。上帝、神元用犊各一，五方帝共用犊一，日月等共用牛一。祭毕，燎牲体左于坛南巳地，从阳之义。其瘗地坛兆，制同南郊。明年正月辛酉，郊天。癸亥，瘗地于北郊，以神元窦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内，四渎大川于外内。后土、神元后，牲共用玄牡一，玉用两珪，币用束帛，五岳等用牛一。祭毕，瘗牲体右于坛之北亥地，从阴也。乙丑，赦京师畿内五岁刑以下。其后，冬至祭上帝于圆丘，夏至祭地于方泽，用牲币之属，与二郊同”。（第2734—2735页）北魏太宗“泰常三年，为五精帝兆于四郊，远近依五行数。各为方坛四陛，埒三重，通四门。以大皞等及诸佐随配。侑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余四帝，各以四立之日。牲各用牛一，有司主之。又六宗、灵星、风伯、雨师、司民、司禄、先农之坛，皆有别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立春之日，遣有司迎春于东郊，祭用酒、脯、枣、栗，无牲币。又立五岳四渎庙于桑乾水之阴，春秋遣有司祭，有牲及币。四渎唯以牲牢，准古望秩云。其余山川及海若诸神在州郡者，合三百二十四所，每岁十月，遣祀官诣州镇遍祀。有水旱灾厉，则牧守各随其界内祈谒，其祭皆用牲。王畿内诸山川，皆列祀次祭，若有水旱则祷之”。（第2737页）由此可知郊祀等祭祀制度始于先秦，至汉代已趋于完备，而北魏则是沿袭汉晋以来的旧制。因此说北齐当在沿用汉晋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郊祭制度。

而五郊迎气礼仪，据《隋书》卷七《礼仪志》所云：

后齐五郊迎气，为坛各于四郊，又为黄坛于未地。所祀天帝及配帝五官之神同梁。其玉帛牲各以其方色。其仪与南郊同。帝及后各以夕牲日之旦，太尉陈币，告请其庙，以就配焉。其从祀之官，位皆南陛之东，西向。坛上设馔毕，太宰丞设馔于其座。亚献毕，太常少卿乃于其所献。事毕，皆撤。又云，立春前五日，于州大门外之东，造青土牛两头，耕夫犁具。立春，有司迎春于东郊，竖青幡于青牛之傍焉。（第129—130页）

按：《后汉书志》卷八《祭祀志》曰：“迎时气，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阳四方。中兆在未，坛皆三尺，阶无等。”（第3181页）《后汉书志》卷五《礼仪志》又曰：“立夏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黄，郊。”（第3117页）“先立秋十八日，郊黄帝。是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至立秋，迎气于黄郊，乐奏黄钟之宫，歌《帝临》，冕而执干戚，舞《云翘》、《育命》，所以养时训也。”（第3123页）“立秋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皂领缘中衣，迎气[于]白郊。礼毕，皆衣绛，至立冬。”（第3123页）“立冬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气于黑郊。礼毕，皆衣绛，至冬至绝事。”（第3125页）“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绝事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绛，至立春。诸五时变服，执事者先后其时皆一日。”（第3125页）可知五郊迎气礼仪自东汉已趋于完备。《魏书》卷一〇八之四《礼志》又曰：“太学博士崔瓒议云：‘《周礼》及《礼记》，三冠六冕，承用区分，琐玉五彩，配饰亦别，都无随气春夏之异。唯《月令》有青旗、赤玉、黑衣、白辂，随四时而变，复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黄。以此而推，五时之冠，《礼》既无文；若求诸正典，难以经证。案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及《祭祀志》云：迎气五郊，自永平中以《礼谶》并《月令》迎气服色，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又云：五郊衣帻，各如方色。又《续汉·礼仪志》：立春，京都百官，皆着青衣，服青帻。秋夏悉如其色。自汉逮于魏晋，迎气五郊，用帻从服，改色随气……’灵太后令曰：‘太傅博学洽通，多识前载，既综朝仪，弥悉其事。便可谘访，以决所疑。’”（第2817页）因此说自两汉至魏晋皆有五郊迎气的礼仪制度，北魏后期亦沿用，北齐当是继承发展了汉晋以及北魏后期的五郊迎气制度。

有关天子宗庙制度，据《隋书》卷七《礼仪志》记载：

后齐文襄嗣位，犹为魏臣，置王高祖秦州使君、王曾祖太尉武贞公、王祖太师文穆公、王考相国献武王，凡四庙。文宣帝受禅，置六庙：曰皇祖司空公庙、皇祖吏部尚书庙、皇祖秦州使君庙、皇祖文穆皇帝庙、太祖献武皇帝庙、世宗文襄皇帝庙，为六庙。献武已下不毁，已上则递毁。并同庙而别室。既而迁神主于太庙。文襄、文宣，并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别立庙。众议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庙。春祠、夏礿、秋尝、冬蒸，皆以孟月，并腊，凡五祭。禘袷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始以皇后预祭。河清定令，四时祭庙禘祭及元日庙庭，并设庭燎二所。（第135页）

按：《礼记正义》卷一二《王制》疏曰：“《礼纬稽命徵》云：‘唐虞五庙，亲庙四，始祖庙一。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钩命决》云：‘唐尧五庙，亲庙四，与始祖五。禹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郑据此为说，故谓七庙，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庙不毁，以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亲庙四，故为七也。若王肃则以为天子七庙者，谓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庙为二祧，并始祖及亲庙四为七。”（《十三经注疏》，第1335页）《汉书》卷四三《郦陆朱刘叔孙传》曰：“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通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通为奉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也。”（第2129页）《后汉书·志》卷九《祭祀志》曰：“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庙于雒阳。四时祫祀，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如旧。余帝四时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腊，一岁五祀。三年正月，立亲庙雒阳，祀父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第3193页）《晋书》卷一九《礼志》又曰：“王制，天子七庙，诸侯以下各有等差，礼文详矣。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二郡封魏武帝为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庙于邺，自以诸侯礼立五庙也。后虽进爵为王，无所改易。延康元年，[曹魏]文帝继王位，七月，追尊皇祖为大王，丁夫人曰大王后。黄初元年十一月受禅，又追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第601页）“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夫人吴氏曰高皇后，并在邺庙。庙所祠，则文帝之高祖处士、曾祖高皇、祖大皇帝共一庙，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庙，百世不毁，然则所祠止于亲庙四室也。”（第601页）“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禅。丁卯，追尊皇祖宣王为宣皇帝，伯考景王为景皇帝，考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为景皇后。”（第602页）“于是追祭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京兆府君，与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为三昭三穆。是时宣皇未升，太祖虚位，所以祠六世，与景帝为七庙，其礼则据王肃说也。”（第603页）《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云：

[太和十五年]四月，经始明堂，改营太庙。诏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庙。仰惟先朝旧事，舛驳不同，难以取准。今将述遵先志，具详礼典，宜制祖宗之号，定将来之法。烈祖有创基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而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庙号为太祖；道武建业之勋，高于平文，庙号为烈祖。比功校德，以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为太祖，与显祖为二祧，余者以次而迁。平文既迁，庙唯有六，始今七庙，一则无主。唯当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难言。夫生必有终，人之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绪，若宗庙之灵，获全首领以没于地，为昭穆之次，心愿毕矣。必不可豫，设可垂之文，示后必令迁之。”司空公长乐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会，事在于今。推功考德，实如明旨。但七庙之祀，备行日久，无宜阙一，虚有所待。臣等愚谓，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后。理衷如此，不敢不言。”诏曰：“理或如此。比有间隙，当为文相示”。（第2747—2748页）

《魏书》卷一〇八之二《礼志》又云：

侍中太傅清河王怿议：

太学博士王延业及卢观等，各率异见。案《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并是后世追论备庙之文，皆非当时据立神位之事也。良由去圣久远，经礼残缺，诸儒注记，典制无因。虽稽考异闻，引证古谊，然用舍从世，通塞有时，折衷取正，固难详矣。今相国、秦公初构国庙，追立神位，唯当仰祀二昭二穆，上极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将为不迁之祖。若以功业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临尊，乱昭穆也。如其权立始祖，以备五庙，恐数满便毁，非礼意也。昔司马懿立功于魏，为晋太祖，及至子晋公昭，乃立五庙，亦祀四世，止于高曾。太祖之位，虚俟宣、文；待其后裔，数满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鉴也。又《礼纬》云：“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明知当时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孙，世世相推，然后太祖出居正位耳。远稽《礼纬》诸儒所说，近循晋公之庙故事，宜依博士王延业议，定立四主，亲止高曾，且虚太祖之位，以待子孙而备五庙焉。（第2770—2771页）

怿又议曰：“古者七庙，庙堂皆别。光武已来，异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云：‘庙皆四袱五架，北厢设坐，东昭西穆。’是以相国构庙，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来诸王立庙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参差无准。要须议行新令，然后定其法制。相国之庙，已造一室，实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诏依怿议。（第2771—2772页）

可见北魏政权曾一度实行六庙制，后改为七庙。而北齐文宣帝高洋建立北齐政权，随即恢复了六庙制，沿用天子宗庙制度的旧制。因此可以说北齐的天子宗庙制度大致是沿用先秦以来至两汉时趋于完备的旧制。

至于王公臣僚宗庙制度，据《隋书》卷七《礼仪志》记载：

王及五等开国，执事官、散官从三品已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品及执事官、散官正三品已下从五品已上，祭三世。三品已上，牲用一太牢，五品已下，少牢。执事官正六品已下，从七品已上，祭二世。用特牲。正八品已下，达于庶人，祭于寝，牲用特肫，或亦祭祖蜡。诸庙悉依其宅堂之制，其间数各依庙多少为限。其牲皆子孙见官之牲。（第135页）

可知北齐政权的王公及散官、执事官可以按一定品级设立若干个祭祀祖先的宗庙，而据《礼记正义》卷一二《王制》所云：“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十三经注疏》，第1335页）《祭法》云：“适士二庙一坛。曰考庙。曰王考庙。享尝乃止。显考无庙。有祷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官师一庙。曰考庙。王考无庙。而祭之。去王考为鬼。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第1589页）这说明北齐政权的王公臣僚宗庙制度是随着封建地主制的进一步完善，继承发展了西周诸侯、卿大夫、士各级封建主的宗庙制度所制定的。

关于社稷礼仪制度，据《隋书》卷七《礼仪志》所云：

后齐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坛于国右。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腊，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亲祭，则司农卿省牲进熟，司空亚献，司农终献。（第142页）

按：《周礼注疏》卷一二《地官司徒》曰：“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封其四疆。”（《十三经注疏》，第720页）疏曰：“大祭祀谓州社稷。”（第717页）“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焘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洁，黄取王者覆四方。”（第720页）“血祭，祭社稷五祀。”（第720页）《晋书》卷一九《礼仪志》曰：“前汉但置官社而无官稷，王莽置官稷，后复省。故汉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晋初仍魏，无所增损。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俱徙。”（第591页）“《周礼》封人掌设社，无稷字。今帝社无稷，盖出于此。然国主社稷，故经传动称社稷。《周礼》王祭社稷则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社之无稷字，说者以为略文，从可知也。谓宜仍旧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第592页）《宋书》卷一四《礼志》“祠太社、帝社、太稷，常以岁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第350页）而《魏书》卷一○八之一《礼志》也说： “冬十月，平文、昭成、献明庙成。岁五祭，用二至、二分、腊，牲用太牢，常遣宗正兼太尉率祀官侍祀。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庙之右，为方坛四陛。祀以二月、八月，用戊，皆太牢。句龙配社，周弃配稷，皆有司侍祀。”（第2735页）北齐的社稷礼仪制度与北魏相似，皆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坛，而北魏的此项制度则当是其接受汉文化之后受南朝刘宋之影响，因此说北齐社稷礼仪制度源出于南朝之刘宋。

有关籍田制度，如《隋书》卷七《礼仪志》所云：

北齐籍于帝城东南千亩内，种赤梁、白谷、大豆、赤黍、小豆、黑穄、麻子、小麦，色别一顷。自余一顷，地中通阡陌，作祠坛于陌南阡西，广轮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四门。又为大营于外，又设御耕坛于阡东陌北。每岁正月上辛后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农神农氏于坛上，无配飨。祭讫，亲耕。先祠，司农进穜稑之种，六宫主之。行事之官并斋，设斋省。于坛所列宫悬。又置先农坐于坛上。众官朝服，司空一献，不燎。祠讫，皇帝乃服通天冠、青纱袍、黑介帻，佩苍玉，黄绶，青带、袜、舄，备法驾，乘木辂。耕官具朝服从。殿中监进御耒于坛南，百官定列。帝出便殿，升耕坛南陛，即御座。应耕者各进于列。帝降自南陛，至耕位，释剑执耒，三推三反，升坛即坐。耕，官一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推九反。籍田令帅其属以牛耕，终千亩。以青箱奉穜稑种，跪呈司农，诣耕所洒之。耰讫，司农省功，奏事毕。皇帝降之便殿，更衣飨宴。礼毕，班赉而还。（第144页）

按：《通典》卷四六《礼·吉礼·籍田》记载，周、两汉、曹魏、两晋、宋、齐、梁、北魏几朝皆有籍田制度，《宋书》卷一四《礼志》曰：“元嘉二十年，太祖将亲耕，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第354页）“先立春九日，尚书宣摄内外，各使随局从事。司空、大农、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亩，开阡陌。立先农坛于中阡西陌南，御耕坛于中阡东陌北。将耕，宿设青幕于耕坛之上。皇后帅六宫之人出穜稑之种，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太牢告祠先农，悉如祠帝社之仪。孟春之月，择上辛后吉亥日，御乘耕根三盖车，驾苍驷，青旂，着通天冠，青帻，朝服青衮，带佩苍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台武卫不耕，不改服章。车驾出，众事如郊庙之仪。车驾至籍田，侍中跪奏：‘尊降车。’临坛，大司农跪奏：‘先农已享，请皇帝亲耕。’太史令赞曰：‘皇帝亲耕。’三推三反。于是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开国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属耕，竟亩，洒种，即耰，礼毕。”（第354—355页）而《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也说：“帝始躬耕籍田，祭先农，用羊一。祀日于东郊，用骍牛一。秋分祭月于西郊，用白羊一。”（第2735—2736页）“泰常三年，……以大皞等及诸佐随配。侑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余四帝，各以四立之日。牲各用牛一，有司主之。又六宗、灵星、风伯、雨师、司民、司禄、先农之坛，皆有别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第2737页）可见北魏籍田制度远不如刘宋完备，而北齐的籍田制度则更加完备。可见北齐的该项制度是继承发展了南朝刘宋的籍田制度。

至于高禖制度，据《隋书》卷七《礼仪志》所云：

后齐高禖，为坛于南郊傍，广轮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第146页）

按：《魏书》卷五五《刘芳传》记载刘芳奏曰：“《礼仪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第1224页）孝文帝诏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第1225页）而其旧制是指何时制度？据《通典》卷五五《礼·沿革·吉礼·高禖》的记载此前西周、西汉、后汉、曹魏、西晋皆有高禖制度，并曰：“汉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始立为高禖之祠于城南，祭以特牲。”（第1551页）《后汉书志》卷四《礼仪志》：“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第3107页）据可知北魏立高禖于城南的制度是沿用两汉的旧制，至北齐政权时期继续沿用此项制度，并进一步趋于完善。

而荐车马明器及饰棺，据《隋书》卷八《礼仪志》所曰：

后齐定令，亲王、公主、太妃、妃及从三品已上丧者，借白鼓一面，丧毕进输。王、郡公主、太妃、仪同三司已上及令仆，皆听立凶门柏历。三品已上及五等开国，通用方相。四品已下，达于庶人，以魌头。旌则一品九旒，二品、三品七旒，四品、五品五旒，六品、七品三旒，八品已下，达于庶人，唯旐而已。其建旐，三品已上及开国子、男，其长至轸，四品、五品至轮，六品至于九品，至较。勋品达于庶人，不过七尺。（第155页）

按：《通典》卷八六《礼·丧礼·荐车马明器及饰棺》中有关王公贵族官僚荐车马明器及饰棺礼仪的记载在北齐之前的有周、东汉、晋三个朝代，而《后汉书志》卷六《礼仪志》云：“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诸侯王、贵人、公主、公、将军、特进皆赐器，官中二十四物。使者治丧，穿作，柏椁，百官会送，如故事。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朝臣中二千石、将军，使者吊祭，郡国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黄绶，皆赐常车驿牛赠祭。宜自佐史以上达，大敛皆以朝服。君临吊若遣使者，主人免绖去杖望马首如礼。免绖去杖，不敢以戚凶服当尊者。自王、主、贵人以下至佐史，送车骑导从吏卒，各如其官府。载饰以盖，龙首鱼尾，华布墙，纁上周，交络前后，云气画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辎，左龙右虎，朱鸟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缁布盖墙，鱼龙首尾而已。二百石黄绶以下至于处士，皆以簟席为墙盖。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诸侯王，傅、相、中尉、内史典丧事，大鸿胪奏谥，天子使者赠璧帛，载日命谥如礼。”（第3152页）由此可以推测有关王公贵族官僚荐车马明器及饰棺礼仪，当是北齐政权在东汉旧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一项礼仪。

至于天子诸侯将出征类宜造祃并祭所过山川礼仪，如《隋书》卷八《礼仪志》所云：

后齐天子亲征纂严，则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弁左貂附蝉以出。誓讫，择日备法驾，乘木辂，以造于庙。载迁庙主于斋车，以俟行。次宜于社，有司以毛血衅军鼓，载帝社石主于车，以俟行。次择日陈六军，备大驾，类于上帝。次择日祈后土、神州、岳镇、海渎、源川等。乃为坎盟，督将列牲于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读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遍授大将，乃置于坎。又歃血，歃遍，又以置坎。礼毕，埋牲及盟书。又卜日，建牙旗于墠，祭以太牢，及所过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将届战所，卜刚日，备玄牲，列军容，设柴于辰地，为墠而祃祭。大司马奠矢，有司奠毛血，乐奏《大护》之音。礼毕，彻牲，柴燎。战前一日，皇帝祷祖，司空祷社。战胜则各报以太牢。又以太牢赏用命战士于祖，引功臣入旌门，即神庭而授版焉。又罚不用命于社，即神庭行戮讫，振旅而还。格庙诣社讫，择日行饮至礼，文物充庭。有司执简，纪年号月朔，陈六师凯入格庙之事，饮至策勋之美，因述其功，不替赏典焉。（第159页）

按：《通典》卷七六《礼·军礼·天子诸侯将出征类宜造祃并祭所过山川》中有关天子诸侯将出征类宜造祃并祭所过山川礼仪的记载在北齐之前的有周、萧梁两朝，不过周、萧梁天子诸侯将出征类宜造祃并祭所过山川礼仪极为简单，因此可以说这项礼仪制度基本上是北齐政权所创。

北齐命将出征的礼仪，据《隋书》卷八《礼仪志》所云：

后齐命将出征，则太卜诣太庙，灼灵龟，授鼓旗于庙。皇帝陈法驾，服衮冕，至庙，拜于太祖。遍告讫，降就中阶，引上将，操钺授柯，曰：“从此上至天，将军制之。”又操斧授柯，曰：“从此下至泉，将军制之。”将军既受斧钺，对曰：“国不可从外理，军不可从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钺之威，愿假一言之命于臣。”帝曰：“苟利社稷，将军裁之。”将军就车，载斧钺而出。皇帝推毂度阃，曰：“从此以外，将军制之。”（第163页）

按：《通典》卷七六《礼·军礼·天子诸侯将出征类宜造祃并祭所过山川》中有关命将出征礼仪的记载虽然西汉、曹魏已开始有，但是记载仅有寥寥数语，根本不能算作一项礼仪制度。大致同时的还有北周政权的命将出征礼仪，而据《隋书·礼仪志》说“周大将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过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浑寇边。帝常服乘马，遣大司马贺兰祥于太祖之庙，司宪奉钺，进授大将。大将拜受，以授从者。礼毕，出受甲兵。”（第163页）可见北齐政权所制定的命将出征礼仪制度与北周政权不同，可见这两个相互对峙的政权所创制的命将出征礼仪制度是各自创制，不存在谁沿用谁的问题。

关于讲武制度，如《隋书》卷八《礼仪志》所云：

后齐常以季秋，皇帝讲武于都外。有司先莱野为场，为二军进止之节。又别于北场，舆驾停观。遂命将简士教众，为战阵之法……（第164页）

而此前王朝的讲武制度，据《汉书》卷二三《刑法志》有云：“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第1085页）《魏书》卷一《序纪》云：“[昭成皇帝建国]五年夏五月，幸参合陂。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埒，讲武驰射，因以为常。”（第12页）卷二《太祖道武帝纪》云：“[登国六年]秋七月壬申，讲武于牛川，行还纽垤川。”（第24页）卷七下《高祖孝文帝纪》又云：“[太和十六年八月]癸丑，诏曰：‘文武之道，自古并行，威福之施，必也相藉。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叡，未舍兵甲之行。然则天下虽平，忘战者殆，不教民战，可谓弃之。是以周立司马之官，汉置将军之职，皆所以辅文强武，威肃四方者矣。国家虽崇文以怀九服，修武以宁八荒，然于习武之方，犹为未尽。今则训文有典，教武阙然。将于马射之前，先行讲武之式，可敕有司豫修场埒。其列阵之仪，五戎之数，别俟后敕。’”（第170页）可见北齐的讲武制度是沿用春秋至北魏孝文帝改革后的制度，而非北魏建国之初游牧民族的骑射旧制。

有关蒐礼制度，据《隋书》卷八《礼仪志》记载：

后齐春蒐礼，有司规大防，建获旗，以表获车。搜前一日，命布围。领军将军一人，督左甄，护军将军一人，督右甄。大司马一人，居中，节制诸军。天子陈小驾，服通天冠，乘木辂，诣行宫。将亲禽，服戎服，鈒戟者皆严。武卫张甄围，旗鼓相望，衔枚而进。甄常开一方，以令三驱……礼毕，改服，鈒者韬刃而还。夏苗、秋狝、冬狩，礼皆同。（第164—165页）

据《通典》卷七六《礼·军礼·天子诸侯四时田猎》的记载，周、宋、梁有蒐礼制度，北魏并无此制度，另据《宋书》卷八《礼仪志》所云：“太祖在位，依故事肄习众军，兼用汉、魏之礼。其后以时讲武于宣武堂。元嘉二十五年闰二月，大蒐于宣武场，主司奉诏列奏申摄，克日校猎，百官备办。设行宫殿便坐武帐于幕府山南冈，设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仪，设南北左右四行旌门。”（第369页）“帝若躬亲射禽，变御戎服，内外从官以及虎贲悉变服，如校猎仪。靸戟抽鞘，以备武卫。黄麾内官，从入围里，列置部曲，广张甄围，旗鼓相望，衔枚而进。”（第370页）“乘舆降入，正直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军校从至，亦如常仪。正直侍中奏：‘解严。’内外百官拜表问讯如常仪，讫，罢。”（第371页）可见北齐的蒐礼制度当是效法刘宋政权的，说明北齐的某些制度是向南朝学习的。

至于大射乡射制度，据《隋书》卷八《礼仪志》所曰：

后齐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舆，诣射所，升堂即坐，皇太子及群官坐定，登歌，进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骅骝令进御马，有司进弓矢，帝射讫，还御坐，射悬侯，又毕，群官乃射五埒。（第165页）

据《通典》卷七七《礼·军礼·天子诸侯大射乡射》的记载，北魏并无大射乡射制度，周、西汉、两晋皆有此制度，并曰：“晋咸康五年春，征西庾亮行乡射之礼，依古周制，亲执其事，洋洋然有洙泗之风。”（第2105页）“宋武帝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项羽戏马台射，其后相承，以为旧准。”（第2105页）因此北齐的大射乡射制度当是继承发展了周、西汉、两晋的旧制。

有关侲子制度，如《隋书》卷八《礼仪志》所云：

齐制，季冬晦，选乐人子弟十岁以上，十二以下为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帻、皂褠衣，执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裤褶，执鞞角。方相氏黄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执戈扬楯。又作穷奇、神明之类，凡十二兽，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开诸里门，傩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戊夜四唱，开诸城门，二衙皆严。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执事官第一品已下、从六品已上，陪列预观。傩者鼓噪，入殿西门，遍于禁内。分出二上阁，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戏，喧呼周遍，前后鼓噪。出殿南门，分为六道，出于郭外。（第168—169页）

按：《后汉书志》卷五《礼仪志》有云：“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第3127—3128页）尽管北齐政权与东汉政权皆有侲子制度，不过两个时期的侲子制度除所选侲子人数不同、出身不同外，还有一些差异。不过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因此北齐的侲子制度大多是效法东汉的旧制。

关于天子合朔伐鼓制度，据《隋书》卷八《礼仪志》所云：

后齐制，日蚀，则太极殿西厢东向，东堂东厢西向，各设御座。群官公服。昼漏上水一刻，内外皆严。三门者闭中门，单门者掩之。蚀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即御座，直卫如常，不省事。有变，闻鼓音，则避正殿，就东堂，服白袷单衣。侍臣皆赤帻，带剑，升殿侍。诸司各于其所，赤帻，持剑，出户向日立。有司各率官属，并行宫内诸门、掖门，屯卫太社。邺令以官属围社，守四门，以朱丝绳绕系社坛三匝。太祝令陈辞责社。太史令二人，走马露版上尚书，门司疾上之。又告清都尹鸣鼓，如严鼓法。日光复，乃止，奏解严。（第169—170页）

而据《通典》卷七八《礼·军礼·天子合朔伐鼓》的记载，北魏并无天子合朔伐鼓制度，周、西汉、东汉、曹魏、两晋则有此制度，另《晋书》卷一九《礼志》记载：

汉仪，每月旦，太史上其月历，有司侍郎尚书见读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后二日，牵牛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变，割羊以祠社，用救日变。执事者长冠，衣绛领袖缘中衣、绛裤袜以行礼，如故事。自晋受命，日月将交会，太史乃上合朔，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日蚀者，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伺候日变，便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驱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亦伐鼓于社，用《周礼》也。又以赤丝为绳以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社，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陈辞以责之。日复常，乃罢。”（第594页）

可知汉代的天子合朔伐鼓制度是沿用周礼的，而东汉据《后汉书志》卷四《礼仪志》记载：

朔前后各二日，皆牵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变，割羊以祠社，用救日变。执事者冠长冠，衣皂单衣，绛领袖缘中衣，绛裤，以行礼，如故事。（第3101页）

此故制当是西汉制度。而曹魏、两晋如何？ 《晋书》卷一九《礼志》记载：

至武帝咸宁三年、四年，并以正旦合朔却元会，改魏故事也。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合朔，中书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蚀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诸阴也；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案尚书符，若日有变，便击鼓于诸门，有违旧典。”诏曰：“所陈有正义，辄敕外改之。”（第594—595页）

《宋书》卷一四《礼志》记载：

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蚀而不蚀。晋文王时为大将军，大推史官不验之负。史官答曰：“合朔之时，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则蔽障日体，使光景有亏，故谓之日蚀。日掩月，则日于月上过，谓之阴不侵阳，虽交无变。日月相掩必食之理，无术以知，是以尝禘郊社，日蚀则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审蚀也。自汉故事，以为日蚀必当于交。每至其时，申警百官，以备日变。故甲寅诏有备蚀之制，无考负之法。古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负坐之条，由本无术可课，非司事之罪。”乃止。（第351—352页）

曹魏虽在高贵乡公时废除了此项礼制，但是却说明此前是采用该礼制的，而且可能就是沿用东汉旧制。因此说北齐当是继承发展了汉晋南朝的旧制。

至于崇皇太后、册皇后的礼仪制度，据《隋书》卷九《礼仪志》记载：

后齐将崇皇太后，则太尉以玉帛告圆丘方泽，以币告庙。皇帝乃临轩，命太保持节，太尉副之。设九傧，命使者受玺绶册及节，诣西上。其日，昭阳殿文物具陈，临轩讫，使者就位，持节及玺绶称诏。二侍中拜进，受节及册玺绶，以付小黄门。黄门以诣。皇太后服袆衣，处昭阳殿，公主及命妇陪列于殿，皆拜。小黄门以节绶入，女侍中受，以进皇太后。皇太后兴，受，以授左右。复坐，反节于使者，使者受节出。

册皇后，如太后之礼。（第174页）

按：《通典》卷一二五《礼·嘉礼》中就没有崇皇太后礼仪，仅有临轩册命皇后礼的记载，而这项礼仪还是唐代的，因此说崇皇太后、册皇后的礼仪制度当是北齐政权所自创。

至于策拜皇太子礼仪的制度，如《隋书》卷九《礼仪志》所云：

后齐册皇太子，则皇帝临轩，司徒为使，司空副之。太子服远游冠，入至位。使者入，奉册读讫，皇太子跪受册于使，以授中庶子。又受玺绶于尚书，以授庶子。稽首以出。就册，则使者持节至东宫，宫臣内外官定列。皇太子阶东，西面。若幼，则太师抱之，主衣二人奉空顶帻服从，以受册。明日，拜章表于东宫殿庭，中庶子、中舍人乘轺车，奉章诣朝堂谢。择日斋于崇正殿，服冕，乘石山安车谒庙。择日群臣上礼，又择日会。明日，三品以上笺贺。（第174—175页）

据《通典》卷七十《礼·沿革·嘉礼·策拜皇太子》的记载，东汉、东晋两朝有策拜皇太子制度，北魏政权则无此制度，《后汉书志》卷五《礼仪志》曰：“拜皇太子之仪：百官会，位定，谒者引皇太子当御坐殿下，北面；司空当太子西北，东面立。读策书毕，中常侍持皇太子玺绶东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谒者赞皇太子臣某，中谒者称制曰‘可’。三公升阶上殿，贺寿万岁。因大赦天下。供赐礼毕，罢。”（第3120页）《晋书》卷一九《礼志》曰：“太元十二年，台符问‘皇太子既拜庙，朝臣奉贺，应上礼与不？’国子博士车胤云：‘百辟卿士，咸预盛礼，展敬拜伏，不须复上礼。惟方伯牧守，不睹大礼，自非酒牢贡羞，无以表其乃诚，故宜有上礼。犹如元正大庆，方伯莫不上礼，朝臣奉璧而已。’太学博士庾弘之议：‘案咸宁三年始平、濮阳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听京城近臣诸王公主应朝贺者复上礼。今皇太子国之储副，既已崇建，普天同庆。谓应上礼奉贺。’”（第669页）所以北齐的策拜皇太子礼仪的制度是在东汉、东晋的旧制的基础上有了许多创新。

而册封王公贵族的礼仪制度，据《隋书》卷九《礼仪志》所云：

册诸王，以临轩日上水一刻，吏部令史乘马，赍召版，诣王第。王乘高车，卤簿至东掖门止，乘轺车。既入，至席。尚书读册讫，以授王，又授章绶。事毕，乘轺车，入卤簿，乘高车，诣阊阖门，伏阙表谢。报讫，拜庙还第。就第，则鸿胪卿持节，吏部尚书授册，侍御史授节。使者受而出，乘轺车，持节，诣王第。入就西阶，东面。王入，立于东阶，西面。使者读册，博士读版，王俯伏。兴，进受册章绶茅土，俯伏三稽首，还本位，谢如上仪。在州镇，则使者受节册，乘轺车至州，如王第。

诸王、三公、仪同、尚书令、五等开国、太妃、妃、公主恭拜册，轴一枚，长二尺，以白练衣之。用竹简十二枚，六枚与轴等，六枚长尺二寸。文出集书，书皆篆字。哀册，赠册亦同。

诸王、五等开国及乡男恭拜，以其封国所在，方取社坛方面土，包以白茅，内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涂饰，封授之，以为社。（第175页）

按：《通典》中有关册封王公贵族礼仪制度的记载甚少，更没有比北齐时期早的，因此北齐册封王公贵族的礼仪制度亦当是其所自创的。

有关天子加元服的礼仪制度，据《隋书》卷九《礼仪志》记载：

后齐皇帝加元服，以玉帛告圆丘方泽，以币告庙，择日临轩。中严，群官位定，皇帝著空顶介帻以出。太尉盥讫，升，脱空顶帻，以黑介帻奉加讫，太尉进太保之右，北面读祝讫，太保加冕，侍中系玄纮，脱绛纱袍，加衮服。事毕，太保上寿，群官三称万岁。皇帝入温室，移御坐，会而不上寿。后日，文武群官朝服，上礼酒十二钟，米十二囊，牛十二头。又择日，亲拜圆丘方泽，谒庙。（第176页）

据《通典》卷五六《礼·嘉礼·天子加元服》的记载，周、西汉、东汉、曹魏、东晋、北魏皆有此礼仪制度，故此北齐天子加元服礼仪当是继承发展了周、西汉、东汉、曹魏、东晋、北魏的旧制，虽然其源头为周礼，不过据《后汉书志》卷四《礼志》记载：“正月甲子若丙子为吉日，可加元服，仪从冠礼。乘舆初缁布进贤，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据，皆于高祖庙如礼谒。”（第3105页）《晋书》卷二一《礼志》记载：“江左诸帝将冠，金石宿设，百僚陪位。又豫于殿上铺大床，御府令奉冕、帻、簪导、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帻，太保加冕。将加冕，太尉跪读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职。钦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无极。眉寿惟祺，介兹景福。’加冕讫，侍中系玄紞，侍中脱帝绛纱服，加衮服冕冠。事毕，太保率群臣奉觞上寿，王公以下三称万岁乃退。”（第663—664页）因此说北齐的天子加元服的制度是在汉晋制度基础之上发展演变而产生的。

有关于皇太子冠的礼仪制度，如《隋书》卷九《礼仪志》所云：

皇太子冠，则太尉以制币告七庙，择日临轩。有司供帐于崇正殿。中严，皇太子空顶帻公服出，立东阶之南，西面。使者入，立西阶之南，东面。皇太子受诏讫，入室盥栉，出，南面。使者进揖，诣冠席，西面坐。光禄卿盥讫，诣太子前疏栉。使者又盥，奉进贤三梁冠，至太子前，东面祝，脱空顶帻，加冠。太子兴，入室更衣，出，又南面就席。光禄卿盥栉。使者又盥祝，脱三梁冠，加远游冠。太子又入室更衣。设席中楹之西，使者揖就席，南面。光禄卿洗爵酌醴，使者诣席前，北面祝。太子拜受醴，即席坐，祭之，啐之，奠爵，降阶，复本位，西面。三师、三少及在位群官拜事讫。又择日会宫臣，又择日谒庙。（第176页）

据《通典》卷五六《礼·嘉礼·皇太子冠》所云，最早的皇太子冠的记载是西汉宣帝时，此后曹魏、西晋、北魏皆有类似的制度。据史籍记载，较为详细的记载见于《南齐书》卷九《礼志》：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业冠，求仪注未有前准。”尚书令王俭议：“皇孙冠事，历代所无，礼虽有嫡子无嫡孙，然而地居正体，下及五世……至于国之长孙，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节加冠，大鸿胪为赞，醮酒之仪，亦归二卿，祝醮之辞，附准经记，别更撰立，不依蕃国常体。国官陪位拜贺，自依旧章。其日内外二品清官以上，诣止车集贺，并诣东宫南门通牋。别日上礼，宫臣亦诣门称贺，如上台之仪。既冠之后，克日谒庙，以弘尊祖之义。此既大典，宜通关八座丞郎并下二学详议。”仆射王奂等十四人议并同，并撰立赞冠醮酒二辞。诏“可”。（第145—146页）

《魏书》卷一〇八之四《礼志》又云：

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甲午，冠皇太子恂于庙。丙申，高祖临光极堂，太子入见，帝亲诏之，事在《恂传》。六月，高祖临光极堂，引见群官。诏曰……（第2810页）

按：《魏志》“诏曰”之下是北魏孝文帝的一段诏书，与皇太子冠的礼仪制度具体实施并无直接关系，倒是《南齐书志》有关记载相比较略微详细一些，包括尚书令王俭议还有一些具体实施的记载，不过还是不如《隋志》记载的北齐制度详尽。由此推测，北齐皇太子冠的礼仪制度则是继承南齐、北魏的旧制，并加以发展完备。

而天子纳后的礼仪制度，据《隋书》卷九《礼仪志》记载：

后齐皇帝纳后之礼，纳采、问名、纳征讫，告圆丘方泽及庙，如加元服。是日，皇帝临轩，命太尉为使，司徒副之。持节诣皇后行宫，东向，奉玺绶册，以授中常侍。皇后受册于行殿。使者出，与公卿以下皆拜。有司备迎礼。太保太尉，受诏而行。主人公服，迎拜于门。使者入，升自宾阶，东面。主人升自阼阶，西面。礼物陈于庭。设席于两楹间，童子以玺书版升，主人跪受。送使者，拜于大门之外。（第177页）

据《通典》卷五八《礼·嘉礼·天子纳后》的记载，两汉、曹魏、两晋几朝有天子纳后制度，北魏却无此制度，因此北齐天子纳后的礼仪制度当是继承发展了两汉、曹魏、两晋的旧制。

有关皇太子纳妃的礼仪制度，据《隋书》卷九《礼仪志》所云：

皇太子纳妃礼，皇帝遣使纳采，有司备礼物。会毕，使者受诏而行。主人迎于大门外。礼毕，会于听事。其次问名、纳吉，并如纳采。纳征，则使司徒及尚书令为使，备礼物而行。请期，则以太常宗正卿为使，如纳采。亲迎，则太尉为使。三日，妃朝皇帝于昭阳殿，又朝皇后于宣光殿。择日，群官上礼。他日，妃还。又他日，皇太子拜阁。（第178页）

据《通典》卷五八《礼·嘉礼·皇太子纳妃》的记载，北魏并无皇太子纳妃制度，而西汉、两晋、刘宋、萧齐却有，相对比较完备的是刘宋制度，而据《宋书》卷一四《礼志》记载：“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纳妃，六礼文与纳后不异。百官上礼。”（第340页）“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按晋江左以来，太子昏，纳征，礼用玉一，虎皮二，未详何所准况。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温润。寻珪璋既玉之美者，豹皮义兼炳蔚，熊罴亦昏礼吉征，以类取象，亦宜并用，未详何以遗文。晋氏江左，礼物多厥，后代因袭，未遑研考。今法章徽仪，方将大备。宜宪范经籍，稽诸旧典。今皇太子昏，纳征，礼合用珪璋、豹皮、熊罴皮与不？下礼官详依经记更正……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罴皮各二，以[虞]龢议为允。’诏可。”（第340—341页）可见，刘宋的皇太子纳妃仍不如北齐制度，因此北齐皇太子纳妃的礼仪制度当是继承发展了汉晋以来特别是刘宋的皇太子纳妃的礼仪制度，并进一步加以完善。

关于贵族大臣婚礼制度，据《隋书》卷九《礼仪志》所曰：

后齐娉礼，一曰纳采，二曰问名，三曰纳吉，四曰纳征，五曰请期，六曰亲迎。皆用羔羊一口，雁一只，酒黍稷稻米面各一斛。自皇子王已下，至于九品，皆同。流外及庶人，则减其半。（第179页）

据《通典》卷五八《礼·嘉礼》的记载，北魏并无贵族大臣婚礼制度，周、两汉、曹魏、两晋、萧齐、萧梁皆有贵族大臣婚礼制度，而《仪礼·士婚礼》记载颇为详尽，因此说北齐皇太子婚礼制度当是继承发展了周代的六礼以及汉晋以来的天子纳后的六礼，并扩展到天子以外的王公大臣婚礼。

至于释奠的制度，据《隋书》卷九《礼仪志》所云：

后齐将讲于天子，先定经于孔父庙，置执经一人，侍讲二人，执读一人，摘句二人，录义六人，奉经二人。讲之旦，皇帝服通天冠、玄纱袍，乘象辂，至学，坐庙堂上。讲讫，还便殿，改服绛纱袍，乘象辂，还宫。讲毕，以一太牢释奠孔父，配以颜回，列轩悬乐，六佾舞。行三献礼毕，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升阼，即坐。宴毕，还宫。皇太子每通一经，亦释奠，乘石山安车，三师乘车在前，三少从后而至学焉。（第180页）

后齐制，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每月旦，祭酒领博士已下及国子诸学生已上，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已下、太学诸生阶下，拜孔揖颜。日出行事而不至者，记之为一负。雨霑服则止。学生每十日给假，皆以丙日放之。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博士已下，亦每月朝云。（第181页）

据《通典》卷五三《礼·吉礼·释奠》的记载，北魏并无释奠制度，而周代即有释奠的制度，但是两汉时期却无释奠制度，至曹魏时有恢复了此项制度，此后两晋、刘宋、萧齐、萧梁皆有释奠制度。因此北齐释奠的制度当是继承发展了周、魏、晋以来的旧制，并有所发展创新。

关于元正冬至受朝贺的礼仪制度，如《隋书》卷九《礼仪志》所云：

后齐正日，侍中宣诏慰劳州郡国使。诏牍长一尺三寸，广一尺，雌黄涂饰，上写诏书三。计会日，侍中依仪劳郡国计吏，问刺史太守安不，及谷价麦苗善恶，人间疾苦。又班五条诏书于诸州郡国使人，写以诏牍一枚，长二尺五寸，广一尺三寸，亦以雌黄涂饰，上写诏书。正会日，依仪宣示使人，归以告刺史二千石。一曰，政在正身，在爱人，去残贼，择良吏，正决狱，平徭赋。二曰，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其劝率田桑，无或烦扰。三曰，六极之人，务加宽养，必使生有以自救，没有以自给。四曰，长吏华浮，奉客以求小誉，逐末舍本，政之所疾，宜谨察之。五曰，人事意气，干乱奉公，外内浑淆，纲纪不设，所宜纠劾……

元正大飨，百官一品已下，流外九品已上预会。一品已下、正三品已上、开国公侯伯、散品公侯及特命之官、下代刺史，并升殿。从三品已下、从九品以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官者，在阶下。勋品已下端门外。（第183—184页）

据《通典》卷七十《礼·嘉礼·元正冬至受朝贺》的记载，北魏并无元正冬至受朝贺制度，而两汉、曹魏、两晋、刘宋、萧齐、萧梁、陈朝则有此制度，其中西晋武帝即制定了比较详备的元正冬至受朝贺制度。此后刘宋、萧齐、萧梁、陈朝即被沿袭晋制。因此说北齐元正冬至受朝贺的礼仪制度主要是继承发展了西晋武帝时制定的旧制。

有关中宫朝会礼仪，如《隋书》卷九《礼仪志》所云：

后齐元日，中宫朝会，陈乐，皇后衣袆乘舆，以出于昭阳殿。坐定，内外命妇拜，皇后兴，妃主皆跪。皇后坐，妃主皆起，长公主一人，前跪拜贺。礼毕，皇后入室，乃移幄坐于西厢。皇后改服褕狄以出。坐定，公主一人上寿讫，就坐。御酒食，赐爵，并如外朝会。（第184—185页）

按：《通典》中无中宫朝会礼仪的记载，因此中宫朝会礼仪当是北齐政权所创制的。

有关皇太子朝会礼仪，据《隋书》卷九《礼仪志》所云：

后齐皇太子月五朝。未明二刻，乘小舆出，为三师降。至承华门，升石山安车，三师轺车在前，三少在后，自云龙门入。皇帝御殿前，设拜席位，至柏阁，斋帅引，洗马、中庶子从。至殿前席南，北面再拜。（第185页）

按：《通典》中无皇太子朝会礼仪的记载，而据《隋书·礼仪志》说“后周制，正之二日，皇太子南面，列轩悬，宫官朝贺。”（第188页）可见大致与北齐政权同时的北周政权也有皇太子朝会礼仪，但是北齐政权与北周政权所制定的皇太子朝会礼仪不同，而且详细得多。因此北齐政权的皇太子朝会礼仪当是自创，与北周政权的皇太子朝会礼仪无涉。

至于皇太子监国礼仪制度，如《隋书》卷九《礼仪志》所云：

天保元年，皇太子监国，在西林园冬会。群议，皆东面。二年，于北城第内冬会，又议东面。吏部郎陆卬疑非礼，魏收改为西面。（第185页）

据《通典》卷七一《礼·沿革·嘉礼·皇太子监国及会宫臣议》的记载，皇太子监国礼仪制度当是北齐政权自创的。

关于读时令的礼仪制度，据《隋书》卷九《礼仪志》所云：

后齐立春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帻、青纱袍，佩苍玉，青带、青裤、青袜舄，而受朝于太极殿。尚书令等坐定，三公郎中诣席，跪读时令讫，典御酌酒卮，置郎中前，郎中拜，还席伏饮，礼成而出。立夏、季夏、立秋读令，则施御座于中楹，南向。立冬如立春，于西厢东向。各以其时之色服，仪并如春礼。（第188页）

据《通典》卷七十《礼·嘉礼·读时令》的记载，北魏并无读时令制度，而东汉、曹魏、东晋、刘宋却有，《晋书》卷一九《礼志》记载：“汉仪，太史每岁上其年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皇帝所服，各随五时之色。帝升御坐，尚书令以下就席位，尚书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读讫，赐酒一卮。魏氏常行其礼。”（第587—588页）可见北齐政权读时令这项礼仪制度主要是继承东汉的旧制，并加以完善。

有关宴宗室礼仪制度，据《隋书》卷九《礼仪志》所云：

后齐宴宗室礼，皇帝常服，别殿西厢东向。七庙子孙皆公服，无官者，单衣介帻，集神武门。宗室尊卑，次于殿庭。七十者二人扶拜，八十者扶而不拜。升殿就位，皇帝兴，宗室伏。皇帝坐，乃兴拜而坐。尊者南面，卑者北面，皆以西为上。八十者一坐。再至，进丝竹之乐。三爵毕，宗室避席，待诏而后复位。乃行无算爵。（第188—189页）

按：《通典》中此前无宴宗室礼仪制度的记载，因此这项礼仪当是北齐政权所自创的。

至于养老礼，如《隋书》卷九《礼仪志》所云：

仲春令辰，陈养老礼。先一日，三老五更斋于国学。皇帝进贤冠、玄纱袍，至璧雍，入总章堂。列宫悬。王公已下及国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仪武贲安车，迎三老五更于国学。并进贤冠、玄服、黑舄、素带。国子生黑介帻、青、单衣，乘马从以至。皇帝释剑，执珽，迎于门内。三老至门，五更去门十步，则降车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摄齐答拜。皇帝揖进，三老在前，五更在后，升自右阶，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阶，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国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群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肃拜五更。进珍羞酒食，亲袒割，执酱以馈，搪爵以酳。以次进五更。又设酒酏于国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论五孝六顺，典训大纲。皇帝虚躬请受，礼毕而还。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已上，赐鸠杖黄帽。（第189页）

据《通典》卷六七《礼·嘉礼·养老》记载，早在先秦就有养老的一些礼仪，此后一些王朝则无此礼仪，东汉、曹魏、北魏则有养老制度，据《后汉书·志》卷四《礼仪志》记载：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礼乐三雍之义备矣。养三老、五更之仪，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讲师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者一人为老，次一人更也。皆服都纻大袍单衣，皂缘领袖中衣，冠进贤，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斋于太学讲堂。其日，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御坐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交礼、道自阼阶，三老升自宾阶。至阶，天子揖如礼。三老升，东面，三公设几，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饐在后。五更南面，公进供礼，亦如之。明日皆诣阙谢恩，以见礼遇大尊显故也。（第3108—3109页）

《魏书》卷七下《孝文帝纪》记载：

[太和十六年八月]己酉，以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又养国老、庶老。（第170页）

卷五十《尉元传》记载：

[太和十六年]元诣阙谢老，引见于庭，命升殿劳宴，赐玄冠素服……于是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国老庶老于阶下。高祖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于五更行肃拜之礼，赐国老、庶老衣服有差……礼毕，乃赐步挽一乘。诏曰：“夫尊老尚更，列圣同致；钦年敬德，绵哲齐轨。朕虽道谢玄风，识昧叡则，仰禀先诲，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显矣。前司徒公元、前鸿胪卿明根，并以冲德悬车，懿量归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虽更、老非官，耄耋罔禄，然况事既高，宜加殊养。三老可给上公之禄，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第1114—1115页）

可见北魏的养老礼仪不够详尽，也不见于《魏书志》，因此说北齐养老礼当与北魏的养老礼仪关联甚少。另外，《隋书》卷九《礼仪志》记载：“后周保定三年，陈养老之礼。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有司具礼择日，高祖幸太学以食之。”（第189页）而据《周书》卷一五《于谨传》，北周政权也有养老礼仪比较详细的记载，不过北齐的养老礼仪当与北周无关联。因此说北齐政权的养老礼仪主要是源自东汉明帝时所制定的制度，并且在此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

有关车服礼仪制度，据《隋书》卷十《礼仪志》所云：

后魏天兴初，诏仪曹郎董谧撰朝飨仪，始制轩冕，未知古式，多违旧章。孝文帝时，仪曹令李韶，更奏详定，讨论经籍，议改正之。唯备五辂，各依方色，其余车辇，犹未能具。至熙平九年，明帝又诏侍中崔光与安丰王延明、博士崔瓒采其议，大造车服。定制，五辂并驾五马。皇太子乘金辂，朱盖赤质，四马。三公及王，朱屋青表，制同于辂，名曰高车，驾三马。庶姓王、侯及尚书令、仆已下，列卿已上，并给轺车，驾用一马。或乘四望通幰车，驾一牛。自斯以后，条章粗备，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令，并无增损。（第195页）

正如《通典》卷六四《礼·嘉礼·五辂》所云“北齐车服制度，多因后魏。”（第1793页）因此说北齐政权的车服礼仪制度基本上是沿用北魏的。

有关君臣服章制度，据《隋书》卷一一《礼仪志》所云：

自晋左迁，中原礼仪多缺。后魏天兴六年，诏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旧制。至太和中，方考故实，正定前谬，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怿、黄门侍郎韦廷祥等，奏定五时朝服，准汉故事，五郊衣帻，各如方色焉。及后齐因之。河清中，改易旧物，著令定制云。（第238页）

可见北齐政权的服章制度是沿用北魏末年依据汉代所制定的制度，但是至河清年间有所变化。

而宫禁礼仪制度，如《隋书》卷一二《礼仪志》所云：

齐文宣受禅之后，警卫多循后魏之仪。及河清中定令，宫卫之制，左右各有羽林郎十二队。又有持鈒队、鋋槊队、长刀队、细仗队，楯铩队、雄戟队、格兽队、赤氅队、角抵队、羽林队、步游荡队、马游荡队。又左右各武贲十队，左右翊各四队，又步游荡、马游荡左右各三队，是为武贲。又有直从武贲，左右各六队，在左者为前驱队，在右者为后拒队。又有募员武贲队、强弩队，左右各一队，在左者皆左卫将军总之，在右者皆右卫将军总之，以备警卫。其领军、中领将军，侍从出入，则着两裆甲，执手柽杖。左右卫将军、将军则两裆甲，手执檀杖。侍从左右，则有千牛备身、左右备身、刀剑备身之属。兼有武威、熊渠、鹰扬等备身三队，皆领左右将军主之，宿卫左右，而戎服执仗。兵有斧钺弓箭刀矟，旌旗皆囊首，五色节文，斾悉赭黄。天子御正殿，唯大臣夹侍，兵仗悉在殿下。郊祭卤簿，则督将平巾帻，绯衫甲，大口裤。（第280—281页）

可知北齐政权的宫禁礼仪制度最初是沿用北魏礼仪，但是到北齐武成帝河清年间则当是在北魏制度基础之上有所变革。

有关举哀，服缌缞，凶礼，如《北齐书》卷二《神武帝纪》所云：

六月壬午，魏帝于东堂举哀，三日，制缌衰。诏凶礼依汉大将军霍光、东平王苍故事；赠假黄钺、使持节、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齐王玺绂，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轻车、介士，兼备九锡殊礼，谥献武王。（第24页）

可知北齐政权的举哀，服缌缞，凶礼，皆依西汉旧制。

北齐巡狩、登封礼仪，据《隋书》卷七《礼仪志》记载：

后齐有巡狩之礼，并登封之仪，竟不之行也。（第140页）

可见北齐政权虽然有巡狩、登封之仪，却未具体实行，而据《通典》卷五四《礼·吉礼·巡狩》记载，北齐政权巡狩、登封之礼仪是依据汉魏的制度发展而来的。

据以上所考，可知北齐礼仪制度渊源颇多，以上关于北齐礼仪制度的记载一共有36条之多，比较完备。这其中依据古礼即周礼的仅3条，占9%；与汉晋礼仪有关的有17 条，约占47%；与南朝刘宋、萧梁礼仪有关的有4条，占11%；与北魏礼仪有关的有4 条，占11%；北齐自创的礼仪有8条，占22%。特做一饼形图分析北齐礼仪制度的渊源：

可见北齐礼仪制度多受汉晋制度影响，而沿用北魏及南朝礼仪数目相当，北齐的礼仪制度毕竟有五分之一多是北齐自创的。另外，不论南朝刘宋、萧齐、萧梁还是北魏的一些礼仪制度都是依据汉晋制度而来的，而依据古礼制定的最少，因此说北齐的礼仪制度基本上是源自比较先进文明的汉晋制度，并有所创新发展，是比较完备的。而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东魏北齐统治者的高氏家族以及其他的一些胡族和胡化族群，进入中原后立即受到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迅速接受了汉文化。同时也接受了汉族的礼仪文化，其中也包括北魏孝文帝改革后依据汉晋制度而制定的一些汉化的礼仪制度。

二 北周政权多追循周礼

北周统治区域特别是其统治中心关中地区也是农业地区，该地区仍然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宇文氏等胡族进入该地区后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虽然在礼仪制度上与东魏北齐政权有诸多不同，但是也是接受汉化，只不过与东魏北齐政权、南朝各政权的礼仪制度有些差异，他们遵循周礼，采取所谓西周的礼仪制度。如圆丘制度，据《隋书》卷六《礼仪志》所云：

后周宪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仪礼》。司量掌为坛之制，圆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径六丈，十有二阶，每等十有二节。在国阳七里之郊。圆径三百步，内半之……其祭圆丘及南郊，并正月上辛。圆丘则以其先炎帝神农氏配昊天上帝于其上。五方上帝、日月、内官、中官、外官、众星，并从祀。皇帝乘苍辂，载玄冕，备大驾而行。预祭者皆苍服。南郊，以始祖献侯莫那配所感帝灵威仰于其上。北郊方丘，则以神农配后地之祇。神州则以献侯莫那配焉。（第115—116页）

可见北周政权的圆丘制度当是遵循《仪礼》中记载的周礼所制定的。

有关郊祀制度，如《隋书》卷七《礼仪志》所云：

后周五郊坛，其崇及去国，如其行之数。其广皆四丈，其方具百二十步。内皆半之。祭配皆同后齐。星辰、七宿、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亦各于其方配郊而祀之。其星辰为坛，崇五尺，方二丈。岳镇为坎，方二丈，深二尺。山林已下，亦为坎。坛，崇三尺，坎深一尺，俱方一丈。其仪颇同南郊。冢宰亚献，宗伯终献，礼毕。（第130页）

据前文所引《隋志》云： “后周宪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仪礼》。”因此说北周政权的郊祀制度当也是遵循周礼所制定的。

而宗庙制度，如《隋书》卷七《礼仪志》所云：

后周之制，思复古之道，乃右宗庙而左社稷。置太祖之庙，并高祖已下二昭二穆，凡五。亲尽则迁。其有德者谓之祧，庙亦不毁。闵帝受禅，追尊皇祖为德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庙号太祖。拟已上三庙递迁，至太祖不毁。其下相承置二昭二穆为五焉。明帝崩，庙号世宗，武帝崩，庙号高祖，并为祧庙而不毁。其时祭，各于其庙，袷禘则于太祖庙，亦以皇后预祭。其仪与后齐同。所异者，皇后亚献讫，后又荐加豆之笾，其实菱芡芹葅兔醢。冢宰终献讫，皇后亲撤豆，降还板位。然后太祝撤焉。（第135—136页）

可见北周的天子宗庙制度明确记载是遵循古制所制定的，而北周政权所“思复古之道”，当是周代的天子宗庙制度。

至于朝日夕月制度，据《隋书》卷七《礼仪志》所云：

后周以春分朝日于国东门外，为坛，如其郊。用特牲青币，青圭有邸。皇帝乘青辂，及祀官俱青冕，执事者青弁。司徒亚献，宗伯终献。燔燎如圆丘。秋分夕月于国西门外，为坛，于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礼如朝日。（第141页）

据《通典》卷四四《礼·嘉礼·朝日夕月》的记载，周、两汉、魏晋、南齐、北魏皆有朝日夕月制度，因此北周政权的朝日夕月制度当是在周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有关社稷礼仪，如《隋书》卷七《礼仪志》所曰：

后周社稷，皇帝亲祀，则冢宰亚献，宗伯终献。（第143页）

据《通典》卷四五《礼·吉礼·社稷》的记载，此前的朝代大多行社稷之礼，而《周礼注疏》卷一二《地官司徒》曰：“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十三经注疏》，第720页）疏曰：“大祭祀谓州社稷。”（第717页）“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焘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洁，黄取王者覆四方。”（第720页）“血祭，祭社稷五祀。”（第720页）故此，北周政权所实行社稷礼仪当是沿袭周礼。

关于大蜡制度，如《隋书》卷七《礼仪志》所云：

后周亦存其典，常以十一月，祭神农氏、伊耆氏、后稷氏、田畯、鳞、羽、臝、毛、介、水、墉、坊、邮、表、畷、兽、猫之神于五郊。五方上帝、地祗、五星、列宿、苍龙、朱雀、白兽、玄武、五人帝、五官之神、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日月，五方皆祭之。上帝、地祗、神农、伊耆、人帝于坛上，南郊则以神农，既蜡，无其祀。三辰七宿则为小坛于其侧，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则各为坎，余则于平地。皇帝初献上帝、地祗、神农、伊耆及人帝，冢宰亚献，宗伯终献。上大夫献三辰、五官、后稷、田畯、岳镇海渎，中大夫献七宿、山林川泽已下。自天帝、人帝、田畷、羽、毛之类，牲币玉帛皆从燎；地祇、邮、表、畷之类，皆从埋。祭毕，皇帝如南郊便殿致斋，明日乃蜡祭于南郊，如东郊仪。祭讫，又如黄郊便殿致斋，明日乃祭。祭讫，又如西郊便殿，明日乃祭。祭讫，又如北郊便殿，明日蜡祭讫，还宫。（第148页）

据《礼记正义》卷二六《郊特牲》记载：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终也。葛带榛杖，丧杀也。蜡之祭，仁之至，义之尽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十三经注疏》，第1453—1454页）而据《通典》卷四四《礼·沿革·吉礼·大蜡》的记载，此前周、秦、汉、曹魏、东晋、刘宋有此大蜡制度，根据记载来看，秦、汉、曹魏、东晋、刘宋皆是沿袭周礼，因此说北周政权大蜡制度当是发展了西周的大蜡制度。

至于命将出征的礼仪，据《隋书》卷八《礼仪志》所云：

周大将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过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浑寇边。帝常服乘马，遣大司马贺兰祥于太祖之庙，司宪奉钺，进授大将。大将拜受，以授从者。礼毕，出受甲兵。（第163页）

按：杜佑《通典》卷七六《礼·军礼·天子诸侯将出征类宜造祃并祭所过山川》中有关命将出征礼仪有关记载是北齐的最早，而北周与北齐是同时并立的，可是据前文所考，北周政权与北齐政权所制定的命将出征礼仪不同，因此说北周的命将出征礼仪当是自创的。

有关天子田猎的礼仪，如《隋书》卷八《礼仪志》所云：

后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马建大麾于莱田之所。乡稍之官，以旗物鼓铎钲铙，各帅其人而致。诛其后至者。建麾于后表之中，以集众庶。质明，偃麾，诛其不及者。乃陈徒骑，如战之阵。大司马北面誓之。军中皆听鼓角，以为进止之节……（第166—167页）

据《礼记正义》卷一七《月令》记载：“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旌旐，授车以级，整设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厉饰，执弓挟矢以猎，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十三经注疏》，第1379—1380页）而《宋书》卷一四《礼志》记载：“元嘉二十五年闰二月，大蒐于宣武场，主司奉诏列奏申摄，克日校猎，百官备办。设行宫殿便坐武帐于幕府山南冈，设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仪，设南北左右四行旌门。建获旗以表获车，殿中郎一人典获车，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获车，备获车十二两。校猎之官着裤褶，有带武冠者，脱冠者上缨。二品以上拥刀、备槊、麾幡，三品以下带刀，皆骑乘。将领部曲先猎一日，遣屯布围。领军将军一人督右甄，护军一人督左甄，大司马一人居中，董正诸军，悉受节度。殿中郎率获车部曲，在司马之后。尚书仆射、都官尚书、五兵尚书、左右丞、都官诸曹郎、都令史、都官诸曹令史干、兰台治书侍御史令史、诸曹令史干，督摄纠司，校猎非违。至日，会于宣武场，列为重围。设留守填街位于云龙门外内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为上。设从官位于云龙门内大官阶北，小官阶南，以西为上。设先置官位于行止车门外内官道西，外官道东，以北为上。设先置官还位于广莫门外道之东西，以南为上。校猎日平旦，正直侍中严。上水一刻，奏：‘捶一鼓。’为一严。上水二刻，奏：‘捶二鼓。’为再严。殿中侍御史奏开东中华、云龙门，引仗为小驾卤簿。百官非校猎之官，著朱服，集列广莫门外。应还省者还省。留守填街后部从官就位，前部从官依卤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捶三鼓。’为三严。上水四刻，奏：‘外办。’正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军校剑履进夹上。正直侍郎负玺，通事令史带龟印中书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着黑介帻单衣，乘辇。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殿中侍御史督摄黄麾以内。次直侍中、次直黄门侍郎护驾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玺、行玺，与正直黄门侍郎从护驾在后。不鸣鼓角，不得喧哗，以次引出，警跸如常仪。车驾出，驺赞，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车驾将至，威仪唱：‘引先置前部从官就位。’再拜。车驾至行殿前回辇，正直侍中跪奏：‘降辇。’次直侍中称制曰：‘可’。正直侍中俯伏起。皇帝降辇登御坐，侍臣升殿。直卫靸戟虎贲，旄头文衣，鹖尾，以次列阶。正直侍中奏：‘解严。’先置从驾百官还便坐幔省。”（第369—370页）可见刘宋天子田猎礼仪制度远比北周详尽完备，因此说北周天子田猎礼仪当与刘宋的制度无关联，是继承发展了周的天子诸侯四时田猎制度。

而軷祭制度的记载则见《隋书》卷八《礼仪志》记载：

孟秋迎太白，候太白夕见于西方。先见三日，大司马戒期，遂建旗于阳武门外。司空除坛兆，有司荐毛血，登歌奏《昭夏》。在位者拜，事毕出。其日中后十刻，六军士马，俱介胄集旗下。左右武伯督十二帅严街，侍臣文武，俱介胄奉迎。乐师撞黄钟，右五钟皆应。皇帝介胄，警跸以出，如常仪而无鼓角，出国门而軷祭。至则舍于次。太白未见五刻，中外皆严，皇帝就位，六军鼓噪，行三献之礼。每献，鼓噪如初献。事讫，燔燎赐胙，毕，鼓噪而还。（第167页）

按：《周礼注疏》卷三三《夏官司马》曰：“大驭掌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辔，犯軷，遂驱之。及祭，酌仆。仆左执辔，右祭两轵，祭軏，乃饮。凡驭路，行以肆夏，趋以采荠。凡驭路仪，以鸾和为节。”（《十三经注疏》，第857—858页）因此说北周政权的軷祭制度当是继承发展了西周制度。

关于皇太子朝会礼仪，如《隋书》卷九《礼仪志》所曰：

后周制，正之二日，皇太子南面，列轩悬，宫官朝贺。（第188页）

按：见于史籍最早的皇太子朝会礼仪的记载是北齐政权所制定的，而北周与北齐是同时并立的。再则，据《隋书·礼仪志》说：“后齐皇太子月五朝。未明二刻，乘小舆出，为三师降。至承华门，升石山安车，三师轺车在前，三少在后，自云龙门入。皇帝御殿前，设拜席位，至柏阁，斋帅引，洗马、中庶子从。至殿前席南，北面再拜。”（第185页）可见北周政权与北齐政权所制定的皇太子朝会礼仪不同，因此北周的皇太子朝会礼仪当也是自创的。

至于养老礼，据《隋书》卷九《礼仪志》记载：

后周保定三年，陈养老之礼。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有司具礼择日，高祖幸太学以食之。（第189页）

《隋志》中并无北周的养老礼具体记载，可是《周书》卷一五《于谨传》却云：

[保定]三年四月，诏曰：“树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悌，置之仁寿。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袒割。朕以眇身，处兹南面，何敢遗此黄发，不加尊敬。太傅、燕国公谨，执德淳固，为国元老，馈以乞言，朝野所属。可为三老，有司具礼，择日以闻。”谨上表固辞，诏答不许。又赐延年杖。高祖幸太学以食之。三老入门，皇帝迎拜门屏之间，三老答拜。有司设三老席于中楹，南向。太师、晋国公护升阶，设几于席。三老升席，南面凭几而坐，以师道自居。大司寇、楚国公宁升阶，正舃。皇帝升阶，立于斧扆之前，西面。有司进馔，皇帝跪设酱豆，亲自袒割。三老食讫，皇帝又亲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讫。皇帝北面立而访道。三老乃起立于席后。皇帝曰：“猥当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诲之。”三老答曰：“木受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自古明王圣主，皆虚心纳谏，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唯陛下念之。”又曰：“为国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国家兴废，莫不由之。愿陛下守而勿失。”又曰：“治国之道，必须有法。法者，国之纲纪。纲纪不可不正，所正在于赏罚。若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则有善者日益，为恶者日止。若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则天下善恶不分，下民无所措其手足矣。”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随，诚宜相顾。愿陛下三思而言，九虑而行。若不思不虑，必有过失。天子之过，事无大小，如日月之蚀，莫不知者。愿陛下慎之。”三老言毕，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焉。礼成而出。（第249—250页）

根据这段记载可知北周的养老礼还是比较具体的，而据《通典》卷六七《礼·嘉礼·养老》的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养老礼，据《礼记正义》卷一三《王制》记载：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冔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凡三王养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十三经注疏》，第1346页）

另外，据前文所引《魏书》卷五十《尉元传》记载：

[太和十六年]元诣阙谢老，引见于庭，命升殿劳宴，赐玄冠素服……于是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国老庶老于阶下。高祖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于五更行肃拜之礼，赐国老、庶老衣服有差……礼毕，乃赐步挽一乘。（第1114—1115页）

可知北周政权制定的养老礼侧重于这项礼仪实施过程，而《礼记·王制》则是着重记载养老的具体规定，《尉元传》却侧重于北魏养老礼实施过程，因此说北周政权的养老礼当是继承北魏的养老制度。

有关司辂礼仪，据《隋书》卷十《礼仪志》记载：

周氏设六官，置司辂之职，以掌公车之政，辩其名品，与其物色。

皇帝之辂，十有二等：一曰苍辂，以祀昊天上帝。二曰青辂，以祀东方上帝。三曰朱辂，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四曰黄辂，以祭地祗中央上帝。五曰白辂，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六曰玄辂，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祭神州。此六辂，通漆之而已，不用他物为饰。皆疏面，旒就以方色，俱十有二。七曰玉辂，以享先皇，加元服，纳后。八曰碧辂。以祭社稷，享诸先帝，大贞于龟，食三老五更，享食诸侯及耕籍。九日金辂，以祀星辰，祭四望，视朔，大射，宾射，飨群臣，巡牺牲，养国老。十曰象辂，以望秩群祀，视朝，燕诸侯及群臣，燕射，养庶老，适诸侯家，巡省，临太学，幸道法门。十一曰革辂，以巡兵即戎。十二曰木辂，以田猎，行乡畿。此六辂，又以六色漆而画之，用玉碧金象革物，以饰诸末。皆锡面、金钩，就以五采，俱十有二。（第196页）

按：《周礼注疏》卷二七《春官宗伯》有云：“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钩，樊缨九就，建大旂以宾，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缨七就，建大赤以朝，异姓以封。革路，龙勒，条缨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卫。木路，前樊鹄缨，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国。”（《十三经注疏》，第822—823页）另据《通典》卷六七《礼·嘉礼·五辂》的记载，此前虞、夏、殷、周、秦、两汉、曹魏、两晋、刘宋、萧齐、梁、陈、北魏有五辂制度，不过直至北魏孝文帝之时仍然是五辂，可见北周所制定的司辂礼仪当源自西周的五路制度而设置，进而发展十二辂制度。

关于君臣服章制度，如《隋书》卷一一《礼仪志》所云：

后周设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第244页）

保定四年，百官始执笏，常服上焉。宇文护始命袍加下栏。（第250页）

宣帝即位，受朝于路门，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大象元年，制冕二十四旒，衣服以二十四章为准。二年下诏，天台近侍及宿卫之官，皆著五色衣，以锦绮缋绣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礼则服冕。内外命妇皆执笏，其拜俯伏方兴。（第250—251页）

据《通典》卷六一《礼·军礼·君臣服章制度》的记载，北周政权的君臣服章制度当是继承发展了周、秦、东汉、曹魏、西晋的君臣服章制度。

至于宫禁制度，据《隋书》卷一二《礼仪志》记载：

后周警卫之制，置左右宫伯，掌侍卫之禁，各更直于内。小宫伯贰之。临朝则分在前侍之首，并金甲，各执龙环金饰长刀。行则夹路车左右。中侍，掌御寝之禁，皆金甲，左执龙环，右执兽环长刀，并饰以金。次左右侍，陪中侍之后，并银甲，左执凤环，右执麟环长刀。次左右前侍，掌御寝南门之左右，并银甲，左执师子环，右执象环长刀。次左右后侍，掌御寝北门之左右，并银甲，左执犀环，右执兕环长刀。左右骑侍，立于寝之东西阶，并银甲，左执罴环，右执熊环长刀，十二人，兼执师子彤楯，列左右侍之外。自左右侍以下，刀并以银饰。左右宗侍，陪左右前侍之后，夜则卫于寝庭之中，皆服金涂甲，左执豹环，右执貔环长刀，并金涂饰，十二人，兼执师子彤楯，列于左右骑侍之外。自左右中侍已下，皆行则兼带黄弓矢，巡田则常服，带短刀，如其长刀之饰。左右庶侍，掌非皇帝所御门阁之禁，并服金涂甲，左执解豸环，右执獜环长剑，并金饰，十二人，兼执师子彤楯，列于左右宗侍之外。行则兼带皓弓矢。左右勋侍，掌陪左右庶侍而守出入，则服金涂甲，左执吉良环，右执狰环长剑，十二人，兼执师子彤楯，列于左右庶侍之外。行则兼带卢弓矢，巡田则与左右庶侍，俱常服，佩短剑，如其长剑之饰。诸侍官，大驾则俱侍，中驾及露寝半之，小驾三分之一。

左右武伯，掌内外卫之禁令，兼六率之士。皇帝临轩，则备三仗于庭，服金甲，执金釦杖，立于殿上东西阶之侧。行则列兵于帝之左右，从则服金甲，被绣袍。左右小武伯各二人，贰之，服执同于武伯，分立于大武伯下及露门之左右塾。行幸则加锦袍。左右武贲，率掌武贲之士，其队器服皆玄，以四色饰之，各总左右持鈒之队。皇帝临露寝，则立于左右三仗第一行之南北。出则分在队之先后。其副率贰之。左右旅贲，率掌旅贲士，其队器服皆青，以朱为饰，立于三仗第二行之南北。其副率贰之。左右射声，率掌射声之士，其器服皆朱，以黄为饰，立于三仗第三行之南北。其副率贰之。左右骁骑，率掌骁骑之士，器服皆黄，以皓为饰，立于三仗第四行之南北。其副率贰之。左右羽林，率掌羽林之士，其队器服皆皓，以玄为饰，立于三仗第五行之南北。其副率贰之。左右游击，率掌游击之士，其器服皆玄，以青为饰。其副率贰之。武贲已下六率，通服金甲师子文袍，执银釦檀杖。副率通服金甲兽文袍。各有倅长、帅长，相次陪列。行则引前。倅长通服银甲鹖文袍，帅长通服银甲鹖文袍。自副率已下，通执兽环银饰长刀。凡大驾则尽行，中驾及露寝则半之，小驾半中驾。常行军旅，则衣色尚乌。（第281—282页）

据前文记载，北齐的宫禁制度是继承了北魏的宫禁制度，由此推测北周的宫禁制度当也是继承发展了北魏的旧制。

据以上考据北周礼仪制度的记载共有14条，其中依据周礼的所制定有10条，约占72%；沿用北魏的有2条，占14%；西魏北周政权自创的有2条，占14%。据此制一饼图：

结合《隋志》所云： “后周宪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仪礼》。”（第115页）可见北周礼仪制度多依据周礼，虽说是有些简单，又不如北齐所实行的礼仪制度那么完备详尽，但是这毕竟是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之所以西魏北周政权也能遵循西周以来汉族的礼仪制度，这当是因为关陇地区经“焚书坑儒”事件以及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战乱，汉文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由于西汉王朝以这一地区的关中作为统治中心，叔孙通为汉高祖制定礼仪，该地区文化一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又由于该地区仍有一部分士族的留居，继续传承着汉文化。加之一些外来士族由于种种原因迁徙到该地区，带来了其他地区的较为先进的文化。另一方面宇文泰父子等胡族统治者进入并割据关陇地区后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汉文化。由此他们也效法汉族统治者制定了一些礼仪制度，形成了北周政权所特有的礼仪制度。

第四节 法律制度

众所周知中国北边的胡族一般是不制定法律制度的，至少说是没有成文的法律制度的。但是这些胡族包括一些胡化汉人进入中原后，由于受到中原先进文明的汉文化的影响，纷纷向汉族学习，效法汉族的法律制度，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造成了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两大统治区域所实行的法律制度有所差异。

一 北齐政权法律制度多有创新

东魏时期法律制度基本沿用北魏旧制，而北齐政权所遵循制定的法律制度则有所变化，如《隋书》卷二五《刑法志》所云：

齐神武、文襄，并由魏相，尚用旧法。及文宣天保元年，始命群官刊定魏朝《麟趾格》。是时军国多事，政刑不一，决狱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谓之变法从事……于是始命群官，议造《齐律》，积年不成。其决狱犹依魏旧。是时刑政尚新，吏皆奉法。（第704页）

孝昭在藩，已知其失，即位之后，将加惩革。未几而崩。武成即位，思存轻典，大宁元年，乃下诏曰：“王者所用，唯在赏罚，赏贵适理，罚在得情。然理容进退，事涉疑似，盟府司勋，或有开塞之路，三尺律令，未穷画一之道。想文王之官人，念宣尼之止讼，刑赏之宜，思获其所。自今诸应赏罚，皆赏疑从重，罚疑从轻。”又以律令不成，频加催督。河清三年，尚书令赵郡王叡等，奏上《齐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卫，三曰婚户，四曰擅兴，五曰违制，六曰诈伪，七曰斗讼，八曰贼盗，九曰捕断，十曰毁损，十一曰厩牧，十二曰杂。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条。又上《新令》四十卷，大抵采魏、晋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其次枭首，并陈尸三日；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其次斩刑，殊身首。其次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谓论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髠之，投于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远配者，男子长徒，女子配舂，并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岁、四岁、三岁、二岁、一岁之差。凡五等。各加鞭一百。其五岁者，又加笞八十，四岁者六十，三岁者四十，二岁者二十，一岁者无笞。并锁输左校而不髠。无保者钳之。妇人配舂及掖庭织。四曰鞭，有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十之差，凡三等。大凡为十五等。当加者上就次，当减者下就次。赎罪旧以金，皆代以中绢。死一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岁七十八匹，四岁六十四匹，三岁五十匹，二岁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论。一岁无笞，则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赎绢一匹。至鞭百，则绢十匹。无绢之乡，皆准绢收钱。自赎笞十已上至死，又为十五等之差。当加减次，如正决法。合赎者，谓流内官及爵秩比视、老小阉凝并过失之属。犯罚绢一匹及杖十已上，皆名为罪人。盗及杀人而亡者，即悬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驿户。宗室则不注盗，及不入奚官，不加宫刑。自犯流罪已下合赎者，及妇人犯刑已下，侏儒、笃疾、癃残非犯死罪，皆颂系之。罪刑年者锁，无锁以枷。流罪已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决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执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疮长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径二分半，小头径一分半。决三十已下杖者，长四尺，大头径三分，小头径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为一负。闲局六负为一殿，平局八负为一殿。繁局十负为一殿。加于殿者，复计为负焉。赦日，则武库令设金鸡及鼓于阊阖门外之右。勒集囚徒于阙前，挝鼓千声，释枷锁焉。又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是后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又敕仕门之子弟，常讲习之。齐人多晓法律，盖由此也。（第705—706页）

其不可为定法者，别制《权令》二卷，与之并行。后平秦王高归彦谋反，须有约罪，律无正条，于是遂有《别条权格》，与律并行。（第706—707页）

可知东魏北齐前期沿用北魏律令，至孝昭帝高演即开始依据北魏《麟趾格》修订北齐律，后在武成帝高湛时修撰完成北齐律令，于河清三年（564）三月辛酉在其统治区内颁行。另外《隋书》卷二五《刑法志》还说“齐人多晓法律”（第706页），亦可作为北齐法律完备的佐证。另外《齐律》分名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十二篇，又有死、流、刑、鞭、杖五刑，究其源流，据《晋书》卷三十《刑法志》所云：“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第927页）又云“死刑不过三，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累作不过十一岁，累笞不过千二百，刑等不过一岁，金等不过四两”。（第929页）从这些法律的篇目、刑名来看，正如《隋志》所云“大抵采魏、晋故事”。（第705页）其法律确实是源自魏晋法律，也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而且正如众所周知的，《北齐律》此后成为隋代《开皇律》蓝本，此后“唐因于隋，相承不改”[76]。这些就可以说明隋唐律是源自《北齐律》。另外北齐政权还有《新令》四十卷、《权令》二卷、《别条权格》，与律并行，说明北齐政权的已经具备了法律制度律、令、格、式中的律、令、格三类，这些也必然会对于隋唐的令、格制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开隋唐法律之先河。

二 北周政权法律制度较为落后

西魏政权也是沿用北魏旧制，而北周政权所遵循制定的法律，据《隋书》卷二五《刑法志》记载：

周文帝之有关中也，霸业初基，典章多阙。大统元年，命有司斟酌今古通变，可以益时者，为二十四条之制，奏之。七年，又下十二条制。十年，魏帝命尚书苏绰，总三十六条，更损益为五卷，班于天下。其后以河南赵肃为廷尉卿，撰定法律。肃积思累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宪大夫托拔迪掌之。至保定三年三月庚子乃就，谓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会，五曰婚姻，六曰户禁，七曰水火，八曰兴缮，九曰卫宫，十曰市廛，十一曰斗竞，十二曰劫盗，十三曰贼叛，十四曰毁亡，十五曰违制，十六曰关津，十七曰诸侯，十八曰厩牧，十九曰杂犯，二十曰诈伪，二十一曰请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系讯，二十五曰断狱。大凡定罪一千五百三十七条。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卫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八十。流镇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蕃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罄，二曰绞，三曰斩，四曰枭，五曰裂。五刑之属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凡恶逆，肆之三日。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若报仇者、告于法而自杀之，不坐。经为盗者，注其籍。唯皇宗则否。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断。皇族及有爵者，死罪已下锁之，徒已下散之。狱成将杀者，书其姓名及其罪于拲，而杀之市。唯皇族与有爵者隐狱。（第707—708页）

宣帝性残忍暴戾，自在储贰，恶其叔父齐王宪及王轨、宇文孝伯等。及即位，并先诛戮，由是内外不安，俱怀危惧。帝又恐失众望，乃行宽法，以取众心，宣政元年八月，诏制九条，宣下州郡。大象元年，又下诏曰：“高祖所立《刑书要制》，用法深重，其一切除之。”然帝荒淫日甚，恶闻其过，诛杀无度，疏斥大臣。又数行肆赦，为奸者皆轻犯刑法，政令不一，下无适从。于是又广《刑书要制》，而更峻其法，谓之《刑经圣制》。宿卫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没。上书字误者，科其罪。鞭杖皆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其后又加至二百四十。又作礔砺车，以威妇人。其决人罪，云与杖者，即一百二十，多打者，即二百四十。（第709—710页）

《周书》卷六《武帝纪》记载：

初行《刑书要制》。持杖群强盗一匹以上，不持杖群强盗五匹以上，监临主掌自盗二十匹以上，小盗及诈伪请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刑书所不载者，自依律科。（第105页）

《通鉴》卷一七三陈宣帝太建十一年（579）正月：

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书要制》为太重而除之，又数行赦宥……既而民轻犯法，又自以奢淫多过失，恶人规谏，欲为威虐，慑服群下。乃更为《刑经圣制》，用法益深，大醮于正武殿，告天而行之。（第5392页）

按：陈宣帝太建十一年（579）即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可知宇文泰在西魏大统十年（544）令苏绰等修撰三十六条制，此后又增订为五卷，颁布于西魏统治区域内，其后又有赵肃、托拔迪订法律，至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3）三月庚子完成，名为《大律》共二十五篇。此外北周武帝时还颁布《刑书要制》，至周宣帝时则增广《刑书要制》为《刑经圣制》。因此说西魏北周统治区内的法律最终完成得较晚，亦不如北齐政权法律制度完善。当然从苏绰、赵肃等汉人作为法律的主要制定者来看，不论《大律》《刑书要制》还是《刑经圣制》，这些法律文书当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第五节 经济制度及措施

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在中原地区广泛实施均田制度，但是当时对于北边六镇的兵民并未实施均田制，其兵士当是职业兵，是由国家供养的，而对于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一般民众实施何种经济政策不得而知。可是北魏末年的战乱使大批六镇兵民涌入中国北方内地的农业地区，再加上战乱造成北魏原来实行的均田制遭到破坏，故此中国北方进入东西对峙时期，东魏北齐政权与西魏北周政权为了恢复社会经济、稳定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则分别实施着各自的经济政策。

一 北齐政权行均田租调等制度措施

东魏时期基本沿用北魏均田制，征收租调，至北齐河清三年（564）中央政权再次颁布均田令，在其统治区域内继续推行均田制度，具体规定详见于《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至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已下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为中；六十六已上为老；十五已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

京城四面，诸坊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受公田者，三县代迁户执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贲，各有差。其外畿郡，华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贲已上，各有差。

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永业田。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又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其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

率人一床，调绢一疋，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其赋税常调，则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三年一校焉。租入台者，五百里内输粟。五百里外输米。入州镇者，输粟。人欲输钱者，准上绢收钱。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支一年之粮，逐当州谷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谷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粜之物，依价籴贮。

每岁春月，各依乡土早晚，课入农桑。自春及秋，男十五已上，皆布田亩。桑蚕之月，妇女十五已上，皆营蚕桑。孟冬，刺史听审邦教之优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无牛，或有牛无力者，须令相便，皆得纳种。使地无遗利，人无游手焉。

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考其所入，以论褒贬。（第677—678页）

而这些授田制度、赋税制度与北魏均田制的具体规定有无变化，据《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所云：

九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

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

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

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

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

诸有举户老小癃残无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

诸还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

……

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第2853—2855页）

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年五以上未聚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大率十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外杂调。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第2853—2855页）

可知北齐政权于河清三年（564）所颁布实施的均田制及赋税制度基本上沿袭北魏孝文帝推行的均田、赋税制度，并有所变化，内容详备。不仅规定男丁授田数字，还具体规定了妇女、奴婢、耕牛的应授田亩数字。同时还颁布了与之相配套的赋税制度，以一床（即一夫一妻）为单位征收租调。而北齐武成帝在这时实施均田制的原因正是由于北魏末年以及此后东西对峙的长期战乱，人们大量逃亡，于是出现了大量无主的荒地，并且这些荒地又被国家所掌握，这样国家实行均田成为可能；而且北齐的兵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北方六镇，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没有涉及这部分六镇兵民，也未实施均田制，因此可以说河清均田是给六镇兵民补课。同时还因为高欢等胡化族群以及胡族进入中原时，该地区实行的是北魏孝文帝改革时的土地所有制和与之相配合的赋税制度，东魏北齐政权为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只能继续沿用这样的土地所有制和与之相配合的赋税制度之缘故。当然还有为争取中原地区的汉族世家大族拥护，维护其统治，各族地主阶级在利益上取得一致的缘由。另外从北齐的均田令中可看出其境内各州都有粮仓，均田令中还有各州郡都必须设富人仓的记载。有关北齐杂税的记载有文宣帝天保八年八月“辛巳，制榷酤”[77]。后主武平六年闰月辛巳，“以军国资用不足，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开酒禁”[78]。

另外，由于自北魏孝明帝时的六镇起兵以及其后的战乱山东地区的经济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人口大量逃亡，正如《通鉴》卷一五八梁武帝大同十年九月条所云“东魏以丧乱之后，户口失实，徭赋不均”。（第4924页）于是在东魏武定二年“冬十月丁巳，太保孙腾、大司马高隆之各为括户大使，凡获逃户六十余万”[79]。宋世良“寻为殿中侍御史，诣河北括户，大获浮惰”[80]。在北齐境内还实行了和籴，如《北齐书》卷二《神武帝纪》所云：“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诸州和籴粟运入邺城。”（第16页）以此满足东魏北齐统治中心的粮食需求。

北齐还改铸新钱，《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记载，天保四年春正月“己丑，改铸新钱，文曰‘常平五铢’”。（第57页）究其缘由，如《隋书》卷二四《食货志》所云：“齐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犹用永安五铢。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神武帝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奸伪竟起。文宣受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其钱甚贵，且制造甚精。”（第690—691页）主要是高欢统一了山东地区及高洋建立北齐政权后为杜绝民间私铸货币的现象，提高其统治区域内流通货币的质量等缘故。

北齐有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州郡和大兴土木的州郡实现免税政策，如《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记载，天保九年七月“戊申，诏赵、燕、瀛、定、南营五州及司州广平、清河二郡去年螽涝损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赋”。（第65页）《北齐书》卷八《后主纪》记载，天统三年十一月丙午，“以晋阳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进二级，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来年租赋”。（第100页）这也是为了稳定其统治而实施的策略。

东魏北齐政权的统治者在其统治的山东地区兴修水利设施，据《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记载：“敕行海州事，即所徙之州。在州奏通陵道并韩信故道。又于州东带海而起长堰，外遏咸潮，内引淡水。”（第353页）以保证当地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以上这些当都是东魏北齐地区的统治者以高欢父子为首的胡化族群以及一些胡族由于受到汉族的影响，为了适应中国北方农业地区封建生产方式、恢复长期战乱所破坏的经济所需要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二 西魏北周政权此类制度的演变

有关西魏北周地区自宇文泰掌权以来施行的土地制度略见于《隋志》，据《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记载：

后周太祖作相，创制六官。载师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数，会六畜车乘之稽，审赋役敛弛之节，制畿疆修广之域，颁施惠之要，审牧产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亩；口九已上，宅四亩；口五已下，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司赋掌功赋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与轻癃者，皆赋之。其赋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疋，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又无力征……司仓掌辨九谷之物，以量国用。国用足，即蓄其余，以待凶荒；不足则止。余用足，则以粟贷人。春颁之，秋敛之。（第679—680页）

西魏政权在被宇文泰实际控制后即开始实现了一套与北魏均田制略有不同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其中明显的特征是所分土地无露田、桑田之别，但是也是由国家来授田。这大概也是由于自北魏末年以来长期的战乱造成了大量土地荒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无主荒地；同时还因为宇文泰等胡族进入关陇地区后为其封建统治的需要，只能采取封建的生产方式；为争取关陇地区的汉族世家大族支持，各族地主阶级在利益上取得一致的缘故。

进入北周后该地区还制定了其他的税收政策，如《隋志》记载：“掌盐掌四盐之政令。一曰散盐，煮海以成之；二曰盬盐，引池以化之；三曰形盐，物地以出之；四曰饴盐，于戎以取之。凡盬盐形盐，每地为之禁，百姓取之，皆税焉。”（第679页）“闵帝元年，初除市门税。及宣帝即位，复兴入市之税。”（第680页）北周武帝又在其统治区内统一度量衡，《周书》卷六《武帝纪》记载，建德六年八月壬寅，“议定权衡度量，颁于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停”。（第103页）这样既保证了国家税收，又稳定了其统治区域内经济的发展。

西魏北周统治者也在其统治的关陇地区兴修水利设施，据《周书》卷二十《贺兰祥传》记载：“太祖以泾渭溉灌之处，渠堰废毁，乃命祥修造富平堰，开渠引水，东注于洛。功用既毕，民获其利。”（第337页）《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记载“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溉灌”。（第680页）以保证该地区的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

此外北周货币流通及铸币情况，《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云：

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时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估之利，与布泉钱并行，四年七月，又以边境之上，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初令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齐平已后，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第691页）

北周最初是使用北魏的钱币，到武帝保定元年（561）七月铸布泉钱，建德三年（574）六月铸五行大布钱，最后至宣帝大象元年（579）十一月铸永通万国钱，在中国北方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并用，而永通万国钱当是中国历史上继王莽改制中改革货币后的又一次铸造不标明重量货币的尝试。至于为什么北周统治者要铸造不标明重量的货币，有人考证认为当是缘于北周统治区内铸造货币原材料铜的资源不足以及货币上不标明重量在当时已成为货币经济的发展趋势等原因，也可以说北周后期铸造不标明重量的货币当是初唐时期铸造不标明重量的货币——开元通宝之前的一次尝试。[81]

这些政策和措施当是西魏北周地区以宇文泰父子为首的胡族统治者由于受到汉族的影响，为了适应中国北方农业地区封建的生产方式，以及恢复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加强国力的需要。

第六节 军事制度

自先秦以来中国北边的胡族所采取的军事制度一般都是平时从事游牧生产、战时出征的亦牧亦兵制度，进入中原后实行军事占领，由于中原地区不适应畜牧生产，而胡族又大多不善于从事农业生产，再加上中原地区的汉族正规军队已出现了兵民分离的倾向，于是胡族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脱离生产成为职业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族入主中原后这种现象屡有发生。

一 东魏北齐政权继承发展北魏制度

东魏北齐的创立者中既有胡族又有其他胡化族群，这些带有胡文化的人群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在军事制度方面也必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至于该政权军队的构成，据《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记载：

及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夫，以备边要。（第676页）

《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记载：

又以三方鼎峙，诸夷未宾，修缮甲兵，简练士卒，左右宿卫置百保军士。（第67页）

同书卷二四《孙搴传》记载：

时又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逃隐者身及主人、三长、守令罪以大辟，没入其家。于是所获甚众，搴之计也。（第342页）

可知东魏北齐的统治者是采取选择胡族的六镇兵民为百保鲜卑，挑选汉人中勇力绝伦者为勇夫，由实行由这些职业兵组建军队的制度，以对付当时的三方鼎峙的局面，以及驻守边地，以防柔然等胡族内犯的军事制度。

那么该政权军队的指挥系统又如何呢？最初的情况当如《北齐书》卷四十《唐邕传》所云：

齐朝因高祖作，丞相府外兵曹、骑兵曹分掌兵马。及天保受禅，诸司监咸归尚书，唯此二曹不废，令唐邕、白建主治，谓之外兵省。其后邕、建位望转隆，各为省主，令中书舍人分判二省事。（第532页）

《北史》卷五五《张亮附赵起传》云：

起，广平人，性沉谨。神武频以为相府骑兵二局，典兵马十余载。（第1996页）

《周书》卷三六《王士良传》云：

东魏徙邺之后，置京畿府，专典兵马。时齐文襄为大都督，以士良为司马，领外兵参军。（第638页）

可见东魏北齐的军事指挥系统最初是设立丞相府外兵曹、骑兵曹分别掌握步兵、骑兵，北齐政权建立之初继续沿用外兵曹、骑兵曹，被称为外兵省，由中书舍人这一文职官员来掌握控制军队。另外，在东魏时期还设置京畿府来掌握兵马，由高欢选定的继承人高澄为大都督，这当又是东魏北齐的一个军事指挥系统。这样外兵曹、骑兵曹与京畿府这两套军事系统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便于最高统治者能够更好地控制军队，不至于大权旁落。同时也不会让一些大臣、将领控制军权，进而产生不臣之心。

而进入北齐政权时期，其军事制度进一步完善起来，据《隋书》卷二七《百官志》记载：

领军府，将军一人，掌禁卫宫掖。朱华阁外，凡禁卫官，皆主之。舆驾出入，督摄仗卫。中领军亦同。有长史、司马、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厘其府事。又领左右卫，领左右等府。

左右卫府，将军各一人，掌左右厢。所主朱华阁以外，各武卫将军二人贰之。皆有司马、功曹、主簿、录事，厘其府事。其御仗属官，有御仗正副都督、御仗五职、御仗等员。其直荡属官，有直荡正副都督、直入正副都督、勋武前锋正副都督、勋武前锋五藏等员。直卫属官，有直卫正副都督，翊卫正副都督，前锋正副都督等员。直突属官，有直突都督，勋武前锋散都督等员。直阁属官，有朱衣直阁、直阁将军、直寝，直斋、直后之属。又有武骑、云骑将军各一人，骁骑、游击、前后左右等四军将军，左右中郎将，各五人，步兵、越骑、射声、屯骑、长水等校尉、奉车都尉等，各十人，武贲中郎将、羽林监各十五人，冗从仆射三十人，骑都尉六十人，积弩、积射、强弩等将军及武骑常侍，各二十五人，殿中将军五十人，员外将军一百人，殿中司马督五十人，员外司马督一百人。

领左右府，有领左右将军、领千牛备身。又有左右备身正副都督、左右备身五职、左右备身员、又有刀剑备身正副都督、刀剑备身五职、刀剑备身员。又有备身正副督、备身五职员。

护军府，将军一人，掌四中关津。舆驾出则护驾，中护军亦同。有长史，司马、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厘其府事。其属官，东西南北中府皆统之。四府各中郎将一人。长史、司马、录事参军、统府录事各一人。又有统府直兵及功曹、仓曹、中兵、外兵、骑兵、长流、城局等参军各一人，法、田、铠等曹行参军各一人。又领诸关尉、津尉。

……

左右卫坊率，各领骑官备身正副都督、骑官备身五职、骑官备身员。又有内直备身正副都督、内直备身五职、内直备身员、又有备身正副都督、备身五职员。又有直阁、直前、直后员。又有旅骑、屯卫、典军等校尉各二人，骑尉三十人。（第758—760页）

可知北齐政权设立了诸多领军府、将军府，由各自的将军分别统领军队，加上东魏政权草创之初设立的外兵曹、骑兵曹，当起到了互相牵制、互相制约的作用。这就不至于使一些大臣、将领完全控制军队，势力过大，颠覆朝政。这些都说明东魏北齐政权建立的军事制度相对完善，当是受到汉晋以及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的军事制度的影响，其中参与该政权的汉人特别是汉族的士大夫当也起了一定的制衡作用。

二 西魏北周政权实行府兵制

西魏北周政权的创立者多是胡族，当然也包括诸如八柱国中的李弼、赵贵、李虎、十二大将军中杨忠等胡化族群中人，这些胡族以及胡化族群中人进入关陇地区建立政权之后，在军事制度方面实行的是府兵制，但是这时府兵制的兵士性质与隋开皇九年（589）杨坚改革后的截然不同，西魏北周政权府兵制的兵士是职业兵。据《周书》卷一六《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传》中的史臣曰：

初，魏孝庄帝以尔朱荣有翊戴之功，拜荣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后，此官遂废。大统三年，魏文帝复以太祖建中兴之业，始命为之……自大统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总百揆，督中外军。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闱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

十二大将军，又各统开府二人。每一开府领一军兵，是为二十四军。（第271—273页）

《北史》卷六十《李弼宇文贵侯莫陈崇王雄传论》又曰：

每大将军督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二十四军。每一团，仪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都十二大将军。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第2155页）

这种制度是放弃了胡族的亦兵亦民制，建立了以职业兵为主力的军队，以开府为基本单位的军事制度。这样一方面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以至最终超越了北齐的军队。另一方面，又使得最高统治者一旦是一个弱势者，或大臣中出现一个强势者，就将对于军队失控，北周政权最终被杨坚篡夺而灭亡即是佐证。不过这种军事制度确立当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效法汉晋以来汉族的职业兵制度的缘故，当然这似乎与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所实行的军事制度关系不大。

第七节 都城制度

都城是每一个政权的统治中心所在地，当北魏末年大批胡族或胡化族群涌入中国北方的农业地区后，大多接受了汉文化，与此同时他们也放弃了游牧生活，效仿汉族开始定居。此后高欢家族和宇文泰家族分别占据山东、关陇两大区域，先后建立了东魏北齐政权与西魏北周政权。而都城建设则成为他们建都后的首要任务，于是他们分别在邺城、长安建设都城。这也是他们汉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这两座都城遵循什么模式所建，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 东魏北齐的洛阳模式

邺城在三国时期即是曹魏政权的统治中心，此处虽然西晋王朝改迁洛阳，作为都城，不过这里仍保留了原有城市规模，而此这正是一个都城的规模，加之北魏孝文帝迁洛后的都城——洛阳有距离西魏北周政权的辖区太近，洛阳时常遭受战乱的侵袭，不利于作为东魏北齐政权的都城，于是东魏北齐政权就以邺城作为都城。至于其建设规模如何，遗憾地说，当时的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的各位考古工作者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经过勘探发掘，已经在河北临漳展现出北朝后期的邺城，并根据考古成果绘制了一幅东魏北齐邺城平面复原示意图。[82]在此借助此图对于当时的邺城规模、形制略加考述。

据考古工作者确认曹魏邺城即是邺北城，并经过后赵、冉魏、前燕等割据政权沿用、改造，现存城墙、城门、道路、主要宫殿特别是著名的三台遗址。这部分城池东西2400—2620米，南北1700米，呈长方形。东魏北齐的邺城北邻曹魏时期的邺城，被称为邺南城，这是一座东西2800米、南北3460米的长方形城池，在该城池弯曲的城墙、均匀地分布着的“马面”、弧形城墙拐角、宽阔的护城河构成独特的防御体系，城中央偏北坐落着纵长方形的宫城，宫城内有太极殿和若干座城门。至20世纪末，考古工作者通过持续的勘探、发掘及综合研究，初步判断在更大的范围还存在有东魏北齐的外郭城或外郭区，近年发现的赵彭城北朝佛寺、北吴庄佛教埋藏坑等一批重要遗迹、遗物，为此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重要资料。[83]结合东魏北齐邺城平面复原示意图，可见邺城分为南北两座大城，其中东魏北齐的邺南城就包括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部分，图中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内城南面自东向西有启夏、朱明、厚载三座城门，东面自北向南有建春、昭德、上春、中阳、仁寿五座城门，西面自北向南有金明、纳义、乾、西华、上秋五座城门，北面自东向西有广阳、永阳、凤阳三座城门，共计十六座城门。

至于这种都城结构是北魏北齐政权独创，还是有所依据，笔者以为这需要对于此前主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北方政权的都城加以比较，而东汉洛阳城属于内城性质，有南宫和北宫，这两宫城面积很大，占据城中主要部位，宫殿、仓库、官署，和西汉长安城一样，布满整个都城。因此洛阳整个城属于“皇城”（内城）性质。[84]这与邺南城的模式完全不同，另据上图即可知曹魏的邺北城也不是这种三重结构的城池，后赵、冉魏、前燕基本沿用曹魏的邺北城。曾一度统一中国北方的前秦政权都城长安则是宫城结构，无内城、外郭城，[85]与东魏北齐的邺南城结构完全不同。那么北魏孝文帝迁都所建的洛阳城的结构如何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及洛阳市的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绘制了汉魏洛阳城平面实测图（见下页）：[86]

这幅洛阳平面实测图实际上只有宫城和大城两部分，宫城在大城的中北部。考古工作者还指出，魏晋洛阳城有十二座城门，城门皆为双阙。北魏洛阳城基本沿用东汉魏晋旧城，并对汉晋的旧城门进行了修缮和改造，在大城西北新开辟了承明门，合为十三座城门。[87]到20 世纪末，有学者根据已有的考古成果，绘制出北魏洛阳规划概貌图，[88]在此结合此图对于北魏洛阳城做点考述。

有学者认为，北魏洛阳城从总体上看，由内向外分别是宫城、大城、外郭城，为三重结构。外郭城是因为城镇发展而扩建的。[89]因此说东魏北齐的邺南城确实是仿效东汉以至北魏的洛阳城的模式建造的。究其缘由，据《北齐书》卷一八《高隆之传》所云：“又领营构大将军，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增筑南城，周回二十五里。”（第236页）传记还记载高隆之在北魏时期已出仕，曾任魏汝南王司州牧元悦的户曹从事。《北齐书》卷二二《李元忠传》又云：“[魏清河王]怿后为太傅，寻被诏为营构明堂大都督，又引为主簿。”（第313页）可见李元忠曾参与北魏洛阳城明堂的建造。这些人士的经历必然对于东魏北齐政权都城——邺南城的建造产生影响，而北魏洛阳城基本上又是沿用东汉的洛阳城，并加以修复，略加改造而成，也就是说东魏北齐邺南城的建造间接地受到东汉洛阳城的影响。因此说东魏北齐邺南城的建造是也是该政权接受汉文化的表现之一。不过北魏的都城建设或许杂糅进了草原习俗，例如像宫城后部华林园的设计，可能就是以元氏家族为首的鲜卑族仍然保留一点草原习俗的表现。

二 西魏北周的长安模式

至于西魏北周政权都城——长安城的建造，史籍中缺少记载，不过考古工作者也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考古发掘成果，以便学者对长安城的建造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下面就根据从事考古工作的学者长安宫城遗址钻探平面图，[90]略作分析。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的学者勘探研究，东西两座小城相连，东小城西墙与西小城东墙为一墙，两座小城的东西向道路相互连通。西小城，东西长1214—1236 米，南北长972—974 米。东小城，东西长944—988 米，南北长972—990 米。而十六国时期前赵、前秦、后秦各割据政权长安城中心的宫城没有沿用汉代旧宫城，西魏北周时期的长安城是以十六国时期的长安城为基础的。此外，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的宫城位于城的东北部，与十六国时期的邺北城、东魏北齐时期的的邺南城宫城位于城北中部，曹魏、西晋北魏洛阳城宫城位于城北偏西不同，不过这一时期的宫城都符合位于都城北部的规律。[91]另外汉长安城工作队的学者们还根据考古发掘成果，绘制了位于西小城西北部的楼台阁遗址钻探平面图：[92]

并对于楼台阁遗址做了一些考述，认为楼台阁为一组建筑的夯土基址，由北部主殿、中部的东西两阁及连接两阁的道路、南部的东西两阙组成，规模宏大，保存较好。

另外，李毓芳根据考古发掘成果，绘制了研究的汉长安城平面图，[93]依据此图可见汉长安城大概况：

可见汉代长安城基本上是一个宫城结构，除了东市、西市、武库外，有明光宫、长乐宫、未央宫、北宫、桂宫，其中在未央宫遗址，还发现了前殿、石渠阁、天禄阁、沧池遗址。此外，明光宫以西以北、长乐宫西北、武库以北几处，做何用途不详。整个城池有城墙，每面隔开三座城门，共计十二座城门。据李毓芳考述，根据已发掘的宣平、霸城、西安、直城四座城门，每座城门都有三个门道，各宽8米，进深16米，可通行四辆车。[94]这不仅与北魏的洛阳城、东魏北齐的邺南城结构不同，也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长安城结构大相径庭。不过西魏北周政权的都城——长安城与汉代长安城的结构上倒有一点相似之处，即是都是宫城结构，没有内城（或称为大城）、外郭城。而此后隋文帝杨坚在长安所建的大兴城，却不是沿用西魏北周政权都城的宫城结构，却是仿效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的都城模式，见于隋代大兴城图：[95]

据这幅隋代大兴城图，可见此后唐代继续沿用隋代大兴城，只不过后来在此基础上，在宫城外的东北面紧接处又修建了大明宫，在外郭城中的皇城东南处修建了兴庆宫而已，在整体结构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总的来说，东魏北齐的邺南城，皆为宫城、内城、外郭城的三重建筑模式，与汉魏至北朝长安城仅有宫城的建筑模式完全不同，基本是依据北魏洛阳城的宫城、大城、外郭城的三重建筑模式，宫城为皇帝家族成员居住，内城为办事衙署，外郭城为居民居住的生活区，有利于皇帝家族成员安全，衙门集中，办事方便，官民互不干扰，在封建社会相对合理一些。不过邺南城的结构与北魏洛阳城相比，也有所变化，如宫城后部没有了华林园之类的宫苑，消除了残余的草原习俗。而西魏北周的长安城则主要是宫城结构，所依据的西汉长安城的宫城模式，这与邺南城相比则相对落后一些。另外，隋代大兴城的建设当依据东魏北齐的邺南城，此后唐代的长安城则是沿用了隋代大兴城，并有所发展的，这亦可作为东魏北齐的邺南城结构更加合理的佐证。

本章小结

作为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隋唐制度“三源”中两源的北齐以及西魏北周的制度，从总体上看，既沿用汉魏以至前秦旧制，又有采纳南朝梁陈制度，更是有所创新。就其职官制度来看，北齐职官大致除领民酋长、不领民酋长等北魏为胡族酋长特设的官职外，基本上是沿用汉晋旧制以及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的所采用的汉化制度，其中省、寺、台、府职官的名称多与汉晋旧制相仿，当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后仿效汉晋旧制所制定，进而为东魏北齐政权所沿袭，不过官员的俸禄、罚俸的具体规定则是北魏没有的，当是北齐效法汉晋旧制所制定的。而西魏政权最初是沿用北魏职官制度，可是西魏恭帝三年（556），宇文泰“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96]。废除了尚书、中书、门下、秘书、集书等省、御史、都水、谒者等台和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九寺，这基本上放弃了北魏所采用的台省制度，实行周六官制度，中央主要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别行使北魏的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六尚书之执掌，但是其武官制度还是参用了一些汉晋的旧制。总的来说西魏北周所设的官职也比较少，还将所有官员分为内外命官，以九命制度替代品官制度，并辅以相应的俸禄制度。至于选官制度，自曹魏文帝曹丕采纳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起，此后的各个封建王朝多沿用此项选官制度，东魏西魏政权也是采用此制度选拔官员。其中东魏北齐沿袭北魏的选举制度，州县都设有中正，由京官充任。被举荐者虽然名为秀才、贡士、廉良，但是还要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在朝堂分别由中书、集书、考功郎中当场考核，有时皇帝亲临朝堂策试。对于字有脱误者、书有滥劣者、文理孟浪者，分别给予呼起立席后、饮墨水一升、夺席脱容刀的惩罚。另外除各州县中正举荐人才外，还要求官员等举荐。这说明东魏北齐的选官制度由于受到了魏晋以来汉文化的影响，制定得相当完备，并有所修正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开隋代科举制度之先河。而北周政权则放弃了九品中正制，部分地采用了察举制度来选拔官员。就礼仪制度来说，北齐制度的记载一共有37条之多，比较完备，以上关于北齐礼仪制度的记载一共有36条之多，比较完备。这其中依据古礼即周礼的仅3条，占8%多；与汉晋礼仪有关的有17条，约占48%；与南朝刘宋、萧梁礼仪有关的有4条，占11%多。与北魏礼仪有关的有4 条，占11%多；北齐自创的礼仪有8条，占22%多。这说明北齐礼仪制度受汉晋制度影响、延用北魏旧制的占绝大多数，而且北魏的一些礼仪制度也是依据汉晋制度所制定的，但是还有五分之一多的礼仪制度是北齐自创的，因此说北齐的礼仪制度基本上是比较先进文明的。相比较而言，北周政权的礼仪制度只有14条，其中依据周礼的所制定有10条，约占72%；沿用北魏的有2条，占14%多；西魏北周政权自创的有2 条，占14%多。虽说是过于简单，并且形成得也较晚，特别是礼乐制度直至西魏文帝大统五年（549）十二月才稍具规模，但是北周的礼仪制度多依据周礼，而且军礼制度则是独树一帜的。就法律制度而言，虽然北周政权有制定了相当完备的法律，但是比较完备的法律文书《大律》直至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3）三月庚子日才完成，与北齐相比较还是略逊一筹，北齐前期沿用北魏律令，至孝昭帝高演即开始依据北魏《麟趾格》修订《北齐律》，后由武成帝高湛时修撰完成北齐律令，分名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十二篇，有死、流、刑、鞭、杖五刑，并于河清三年（564）三月辛酉在其统治区内颁行。此外北齐政权还制定了令、格两类法律文书，对于隋唐的令、格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隋唐时期法律制度的健全奠定了基础。有关经济制度，由于北魏末年以及此后东西对峙的长期战乱，人口大量逃亡，于是出现大量无主的荒地，并且这些荒地又被国家所掌握，这样国家实行均田制成为可能；而北齐的兵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六镇，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却未对这部分六镇兵民实施均田制，中央需要给六镇兵民补课。同时还因为高欢等胡化族群以及胡族进入中原时，该地区实行的是北魏孝文帝改革所实行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与之相配合的赋税制度，东魏北齐政权为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只能继续沿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与之相配合的赋税制度。当然还有为争取中原地区的汉族世家大族拥护，维护其统治，各族地主阶级在利益上取得一致的缘由。因此北齐武成帝高湛在河清三年（564）实施均田制，其内容详备，同时还颁布了与之相配合的赋税制度，以一床（即一夫一妻）为单位征收租调，这基本上沿袭北魏孝文帝推行的均田制度和赋税制度。而西魏北周政权在宇文泰实际控制政权后即开始实现了一套与北魏均田制略有不同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其中明显的特征是所分土地无露田、桑田之分，由国家来授田。不过北周的经济制度也有其过人之处，如北周武帝、宣帝先后铸布泉钱、五行大布钱、永通万国钱，在中国北方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并用，这些钱币的铸造当是中国历史上继王莽改制中改革货币后又一次铸造不标明重量货币的尝试。至于北齐政权的军事制度也相当完备，设置了诸多将军府，由各自的将军分别统领军队，加上东魏政权草创之初设立的兵曹、骑兵曹，当起到了互相牵制、互相制约的作用，这还可以防止大臣、将领势力过大，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而西魏北周政权所实行的府兵制度是以职业兵为主的军队和与之相配合的军事制度，放弃了胡族亦兵亦民的制度，实际上这项制度也对于西魏北周政权的巩固有着积极作用。另外，有关都城的建筑模式，东魏北齐政权的都城——邺南城是仿效北魏洛阳城的宫城、大城、外郭城三重结构所建造得，此城规模颇大，其结构也比较合理，并且为隋唐都城所继承。而西魏北周政权的都城并没有仿效北魏洛阳城的三重结构，而是沿用十六国时期遗留下来的长安城，这座城只有东、西两座小宫城，没有大城、外郭城。不论城池的大小，还是建筑结构，与东魏北齐的邺南城相比，都略显逊色。

那么为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项制度上东魏北齐政权与西魏北周政权既存在相同之处，又存在诸多差异？究其缘由，当是以高欢父子为首的东魏北齐政权所控制的山东地区早在先秦时期就产生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中的众多学术宗派，还形成了“稷下学派”“百家争鸣”的良好学风，此后虽经“焚书坑儒”事件以及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战乱，但是由于两汉时期学术的恢复以及“永嘉之乱”后该地区的河北等地的士族仍然留居故乡，使该地区的文化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当以高欢为首的胡化族群以及胡族进入中原并割据山东地区以后，接受了汉文化，而且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必然与汉族地主特别是士族联合，继续沿用北魏入主中原以及北魏孝文帝改革后仿效汉晋旧制所制定的各项制度的需要。可是关陇地区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文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其间虽然西汉王朝以关中作为统治中心，该地区文化一度出现繁荣的局面，但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战乱以及士族的迁徙，该地区的文化又遭到一次破坏，幸而到北朝时期由于该地区一部分士族返回故土，还有一些其他地区的士族来到这里定居，使得该地区文化得以继续传承。而北周政权的职官制度之所以“多依古礼”，当是受到卢辩、苏绰等汉士族的影响。不过总的来说，北齐政权的各项制度比之北周政权更加完备，隋唐的一些制度特别是选官制度、法律制度已有明确记载是沿袭北齐制度，无怪乎陈寅恪先生感叹道：“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97]

第三章 外来文化对汉族的影响

自东汉起，中经五胡十六国时期，直至北魏末年，大批胡族以及一些边地的胡化族群涌入中国北方的农业地区，他们与当地汉人杂居，胡汉各族在共同的生活中各自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并趋于融合。由于汉族文明程度较高，因此在此次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主要是胡族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逐渐接受了汉文化，这是这次文化融合的主流。但是由于胡文化之中也有一些优秀的因素，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因此胡文化也对生活在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汉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这一时期全新汉文化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的最终形成输入一部分优秀的因素，当然这只不过是这场文化融合的支流而已。

第一节 外来文化对于儒学的影响

西汉初年刘邦遵循“黄老之学”，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期国力大为强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学成为生活在中国农业地区汉族的主流学术思想，到魏晋时期融合《周易》《老子》《庄子》思想，形成了“三玄”学说，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时期。虽说胡族在这一时期大量涌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可是在史籍中却少有他们在思想上对于汉族文化产生影响的记载，不过佛教这一外来宗教却对于魏晋社会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儒家学说这一汉文化的思想核心。那么佛教到底当时对于儒家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可是据《晋书》卷九一《儒林传》所云：“武帝受终，忧劳军国，时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训卒厉兵，务农积谷，犹复修立学校，临幸辟雍。而荀顗以制度赞惟新，郑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参朝政，子真以好礼居秩宗，虽愧明扬，亦非遐弃。既而荆、扬底定，区寓乂安，群公草封禅之仪，天子发谦冲之诏，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时。惠帝缵戎，朝昏政弛，衅起宫掖，祸成藩翰。惟怀逮愍，丧乱弘多，衣冠礼乐，扫地俱尽。元帝运钟百六，光启中兴，贺、荀、刁、杜诸贤并稽古博文，财成礼度。虽尊儒劝学亟降于纶言，东序西胶未闻于弦诵。明皇聪叡，雅爱流略；简文玄嘿，敦悦丘坟，乃召集学徒，弘奖风烈，并时艰祚促，未能详备。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第2346页）具体见于《儒林传》者有范平、文立、陈邵、虞喜、刘兆、汜毓、徐苗、崔游、范隆、杜夷、董景道、续咸、徐邈、孔衍、范宣、韦謏、范弘之、王欢等人，传中皆无他们受到佛教影响的记载，因此说至少到两晋时期外来文化对于儒学还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进入南北朝时期由于胡族大量涌入中国北方的农业地区，许多外来文化也随之而来，由此影响着汉族原有汉文化的诸多方面，而儒学也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外来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影响。

一 对于东魏北齐统治区多方面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由于大批胡族和胡化族群的涌入东魏北齐政权统治的山东地区，与汉人杂居，这样原居住在该地区的汉人就必然受到这批胡族和胡化族群带来的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作为汉文化核心思想的儒学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渗透，这首先表现为一些汉人甚至汉士族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来自印度的佛教之影响，如《魏书》卷八四《儒林·卢景裕传》所云：

景裕虽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于世。又好释氏，通其大义。天笠胡沙门道悕每论诸经论，辄托景裕为之序。（第1860页）

同卷《儒林·李同轨传》云：

学综诸经，多所治诵，兼读释氏。（第1860页）

而卢景裕出自范阳卢氏，[98]李同轨出自赵郡李氏，[99]他们都出身于当时中国北方农业地区一流大士族的家族，连他们这些大士族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可见在当时佛教对于汉文化渗透影响之一斑。此外，据《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记载：

魏帝集名僧于显阳殿讲说佛理，弼与吏部尚书杨愔、中书令邢邵，秘书监魏收等并侍法筵。敕弼升师子座，当众敷演。（第350页）

同书卷三十《崔暹传》记载：

子达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权会教其说《周易》两字，乃集朝贵名流，令达孥升高座开讲。（第405页）

至于“升高座”“升师子座”久已是佛教讲经的记载中所用之词，可是汉代以来也有“登堂”一词，如《汉书》卷六七《朱云传》有云：“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齐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第2913页）同卷《隽不疑传》云：“[暴]胜之开阁延请，望见不疑容貌尊严，衣冠甚伟，胜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据地。”（第3035页）卷七六《王尊传》云：“后尊朝王，王复延请登堂。”（第3230页）卷八八《儒林·王式传》“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第3610页）《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戴凭传》有云：“时诏公卿大会，群臣皆就席，凭独立。光武问其意。凭对曰：‘博士说经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与诸儒难说，凭多所解释。”（第2553页）可见西汉时期及东汉初年讲学、论争时有“登堂”一词，而这一时期佛教尚未传入中原地区，所以这个“登堂”与北朝时期的升高座、升师子座完全不是一回事。另外，两汉至两晋以来汉儒讲经不是升高座、升师子座，却是席地而坐，只有僧人讲论佛经才“自升高座，躬为导首”[100]。因此说北朝时期出现升高座、升师子座讲授儒家经典的做法是受到佛教影响的。由此可知，在东魏北齐地区有的汉族士人既精通儒家经传又兼读佛教经典，有的讲论儒家经传采用佛教徒升高座、升师子座之类的形式，这些不能不说是儒学不仅在讲学形式上甚至内容上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佛教这一外来文化影响。

二 西魏北周统治地区亦不能免俗

生活在西魏北周政权统治的关陇地区的汉人，由于与来自北方和来自西方的胡族以及胡化族群的交往，自然而然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儒学思想也必然受到了佛教等外来文化的渗透，据《周书》卷三五《薛善附弟慎传》所云：

太祖于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又于诸生中简德行淳懿者，侍太祖读书。慎与李璨及陇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苏衡，谯郡夏侯裕，安定梁旷、梁礼，河南长孙璋，河东裴举、薛同，荥阳郑朝等十二人，并应其选。又以慎为学师，以知诸生课业。太祖雅好谈论，并简名僧深识玄宗者一百人，于第内讲说。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学佛义，使内外俱通。由是四方竞为大乘之学。（第624—625页）

可见在宇文泰的倡导下关陇地区的学者开始兼学佛教理论，使之内外具同，甚至影响到该地区的人们竞相学习大乘佛教学说，这中间当然也包括生活在该地区的一些汉人。而具体的事例较少，仅见于《周书》卷四五《儒林·沈重传》：

[沈重]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靡不毕综。又多所撰述，咸得其指要。（第810页）

而且沈重又是从江左地区迁徙来的学者，并且他南朝时已是名儒，他的学术思想早在那时已经形成，与西魏北周统治政权的关陇地区本无瓜葛，但是据《周书·沈重传》记载：“天和中，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重辞义优洽，枢机明辩，凡所解释，咸为诸儒所推。”（第810页）既然诸儒推崇沈重的讲说，那么必然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而这些受到沈重思想影响的儒生中当然也包括大量的汉族儒生。

由此可见，西魏北周政权统治的关陇地区的汉族人群所受到佛教的影响不仅仅在形式上，甚至在思想上也受到佛教的影响，特别是该地区佛教思想已经渗透到汉族文化的主导思想儒学中，这点可以从宇文泰命令经师薛慎等人既习读儒家经典又兼学佛经，名儒沈重也通涉佛经即可证明。

第二节 宗教

据吕诚之（思勉）先生所考，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大致产生于东汉末年三国时期。[101]并且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居于宗教的主体地位。可是自中国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以至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不断，人们为了寻求新的精神寄托，加之佛教思想乘虚而入，不断渗透，道教的主体宗教地位开始发生动摇，佛教在汉族及其他民族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影响了一些汉族士人，他们最初只是研究佛教理论，但是此后却开始信奉佛教，南朝梁武帝萧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那么此时在中国北方的情况到底如何呢？

一 佛教在东魏北齐统治区影响很大

当时在中国北方的山东地区和关陇地区分别由高欢家族、宇文泰家族建立了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两大割据政权，东西对峙。而在东魏北齐政权统治的山东地区也受到胡族文化的影响，其中佛教对于汉族及其文化的影响尤为突出，一些汉族士人、妇女受到佛教的影响，不仅对佛教颇有研究，甚至削发为僧尼，这中间不乏出自汉族的士家大族，如《魏书》卷八四《儒林·卢景裕传》所云：

景裕虽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于世。又好释氏，通其大义。天笠胡沙门道悕每论诸经论，辄托景裕为之序。景裕之败也，系晋阳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此经遂行于世，号曰《高王观世音》。（第1860页）

同卷《儒林·李同轨传》云：

使萧衍。衍深耽释学，遂集名僧于其爱敬、同泰二寺，讲《涅盘大品经》，引同轨预席。衍兼遣其朝臣并共观听。同轨论难久之，道俗咸以为善。（第1860—1861页）

《北齐书》卷九《皇后传》云：

文宣皇后李氏，讳祖娥，赵郡李希宗女也……后性爱佛法，因此为尼。（第125—126页）

同书卷二四《杜弼传》云：

魏帝见之于九龙殿，曰：“朕始读《庄子》，便值秦名，定是体道得真，玄同齐物。闻卿精学，聊有所问。经中佛性、法性为一为异？”弼对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诏又问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为一？”对曰：“性无不在，故不说二。”诏又问曰：“说者皆言法性宽，佛性狭，宽狭既别，非二如何？”弼又对曰：“在宽成宽，在狭成狭，若论性体，非宽非狭。”诏问曰： “既言成宽成狭，何得非宽非狭？若定是狭，亦不能成宽。”对曰：“以非宽狭，故能成宽狭，宽狭所成虽异，能成恒一。”上悦称善。乃引入经书库，赐《地持经》一部，帛一百匹。（第348页）

同书卷三十《崔暹传》云：

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经。梁武帝闻之，为缮写，以幡花赞呗送至馆焉。然而好大言，调戏无节。密令沙门明藏著《佛性论》而署己名，传诸江表。（第405页）

卷四二《卢潜传》云：

扬州吏民以潜戒断酒肉，笃信释氏，大设僧会，以香华缘道，流涕送之。（第556页）

此外，还有一些汉族士人皈依佛教，出家为僧，如《续高僧传》卷二《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传》所记载：

释彦琮，俗缘李氏，赵郡柏人人也。世号衣冠，门称甲族。少而聪敏，才藻清新，识洞幽微，情符水镜，遇物斯览，事罕再详。初投信都僧边法师，因试令诵《须大拏经》，减七千言，一日便了。更诵《大方等经》，数日亦度。边异之也，至于十岁，方许出家，改名道江，以慧声洋溢如江河之望也……十二在巏嵍山诵《法华经》，不久寻究，便游邺下，因循讲席，乃返乡寺，讲《无量寿经》。时太原王邵任赵郡佐，寓居寺宇，听而仰之，友敬弥至。齐武平之初，年十有四，西入晋阳，且讲且听。当尔道张汾朔，名布道儒，尚书敬长瑜及朝秀卢思道、元行恭、邢恕等，并高齐荣望，钦揖风猷，同为建斋，讲《大智论》，亲受披导，叹所未闻。（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48页）

同书卷七《魏邺下沙门释道宠传》记载：

释道宠，姓张，俗名为宾。高齐元魏之际，国学大儒熊安生者，连邦所重。时有李范、张宾、齐鏕安席，才艺所指，莫不归宗，后俱任安下为嗣。年将壮室，领徒千余，至赵州元氏县堰角寺侧，即今所谓应觉是也。（第245页）

同书卷八《齐邺东大觉寺释僧范传》记载：

释僧范，姓李氏，平乡人也。幼游学群书，年二十三，备通流略，至于七曜、《九章》、天文、筮術，谘无再悟。（第253页）

同卷《齐邺下总持寺释慧顺传》记载：

释慧顺，姓崔，齐人，侍中崔光之弟也。少爱儒宗，统知雅趣，长厌尘网，为居士焉。初听《涅槃》，略无遗义，因讲而睡，闻有言曰：“此解乃明，犹未为极。”心遂迟疑，伺决其病。承都下有光律师者，广涉大乘，文无不晓，因往洛阳，时年二十有五，即投光而出家焉。（第257页）

同卷《齐大统合水寺释法上传》记载：

释法上，姓刘氏，朝歌人也。五岁入学，七日通章。六岁随叔寺中观戏，情无鼓舞，但礼佛赞经，而声气爽拔，众人奔绕，倾渴观听。年登八岁，略览经诰，薄尽其理。九岁得《涅槃经》，披而诵之，即生厌世。至于十二，投禅师道药而出家焉。（第260页）

同卷《齐洺州沙门释昙衍传》记载：

释昙衍，姓夏侯氏，南兖州人。初生之时，牙齿具焉，世俗异之。七岁从学，聪敏绝伦。十五擢为州都，公事有隙，便听释讲。十八举秀才，贡上邺都。过听光公法席，即禀归戒，弃舍俗务，专功佛理，学流三载，绩邻前达。年二十三投光出家，即为受戒，听涉无暇，乃捐食息……赵郡王高叡、上洛王高元海、胶州刺史杜弼，并齐朝懿戚重臣，留情敬奉。（第270—271页）

同卷《隋京师净影寺释慧远传》记载：

释慧远，姓李氏，敦煌人也，后居上党之高都焉。天纵疏朗，仪止冲和，局度通简，崇覆高邈……年止三岁，心乐出家，每见沙门，爱重崇敬。七岁在学，功逾常百，神志峻爽，见称明智。十三辞叔，往泽州东山古贤谷寺。时有华阴沙门僧思禅师，见而度之……乃携诸学侣，返就高都之清化寺焉。（第280—281页）

同书卷九《隋相州演空寺释灵裕传》记载：

释灵裕，俗姓赵，定州钜鹿曲阳人也。年居童幼，异行感人，每见仪像、沙门，必形心随敬……至于《孝经》、《论语》，才读文词，兼明注解……遂通览群籍，资於父兄，并包括异同，深契幽赜，唯《老》、《庄》及《易》，未预承传。年十五潜欲逃世……嘿往赵郡应觉寺，投明宝二禅师而出家焉……齐安东王娄叡致敬诸僧，次至裕前，不觉怖而流汗，退问知其异度，即奉为戒师。（第310—312页）

同书卷一六《齐邺中释僧可传》记载：

释僧可，一名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外览坟索，内通藏典……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游化嵩洛，可怀宝知道，一见悦之，奉以为师，毕命承旨。从学六载，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乐无滞……后以天平之初北就观邺，盛开秘苑……于天保之初道味相师，致书通好……（第567—568页）

同卷《齐邺西龙山云门寺释僧稠传》记载：

释僧稠，姓孙，元出昌黎，末居钜鹿之瘿陶焉。性度纯懿，孝信知名，而勤学世典，备通经史。征为太学博士，讲解坟索，声盖朝廷。将处器观国，羽仪廊庙，而道机潜扣，欻厌世烦，一览佛经，涣然神解。时年二十有八，投钜鹿景明寺僧寔法师而出家……天保三年下敕于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之阳为构精舍，名云门寺，请以居之，兼为石窟大寺主。（第573—576页）

同书卷一八《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记载：

释昙迁，俗姓王氏，博陵饶阳人。近祖太原历宦而后居焉。少而俊朗，爽异常伦。年十三，父母嘉其远悟，令舅氏传授，即齐中散大夫国子祭酒博士权会也。会备练六经，偏究易道，剖卦析爻，妙穷象系，奇迁精采，乃先授以《周易》……当有齐之盛，释教大兴，至于宫观法祀，皆锋芒驰骛。（第659—660页）

以上记载中所叙述的僧人都是汉人，并且都有汉文化的功底，释僧范“幼游学群书”，释慧顺“少爱儒宗，统知雅趣”，释法上“五岁入学，七日通章”，释灵裕“至于《孝经》、《论语》，才读文词，兼明注解”，释僧可“外览坟索，内通藏典”，释僧稠“勤学世典，备通经史”，释昙迁，其舅权会“授以《周易》”。特别是释慧顺还是侍中崔光之弟，而崔光是出自清河崔氏的东清河崔氏，因此释慧顺还出身于中国北方的汉士族。这些都说明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文化对汉族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由于胡汉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为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最终实现本土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佛教对于西魏北周统治区的影响亦不可轻视

西魏北周政权统治的关陇地区胡族文化对于汉文化的影响如何呢？据前文所考，这些外来文化已经对于汉文化的思想核心儒家思想进行渗透，胡族文化对汉族本土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必然产生影响，其中佛教对于生活在该地区的汉族及其文化的影响尤为突出，已经有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受到佛教的影响，据《周书》卷四五《儒林·卢光传》所云：“光性崇佛道，至诚信敬。尝从太祖狩于檀台山。时猎围既合，太祖遥指山上谓群公等曰：‘公等有所见不？’咸曰：‘无所见。’光独曰：‘见一桑门。’太祖曰：‘是也。’既解围而还。令光于桑门立处造浮图，掘基一丈，得瓦钵、锡杖各一。太祖称叹，因立寺焉。”（第808页）同卷《儒林·沈重传》曰：“天和中，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重辞义优洽，枢机明辩，凡所解释，咸为诸儒所推。”（第810页）同卷《儒林传》又曰：“史臣每闻故老，称沈重所学，非止‘六经’而已。至于天官、律历、阴阳、纬候，流略所载，释老之典，靡不博综，穷其幽赜。”（第819页）而且卢光出身于范阳卢氏，沈重是出身于江南的吴兴沈氏，都是汉士族，而且卢光、沈重二人颇有汉文化功底，特别是沈重，其学杂糅儒、释、道三教，可见外来文化对于汉族本土宗教影响之一斑。

还有一些汉族士人甚至出家为僧，如《续高僧传》卷八《隋京师延兴寺释昙延传》记载：

释昙延，俗缘王氏，蒲州桑泉人也。世家豪族，官历齐周。而性协书籍，乡邦称叙。年十六，因游寺，听妙法师讲《涅盘》，探悟其旨，遂舍俗服膺，幽讨深致，出言清越，厉然不群。时在弱冠，便就讲说，词辩优赡，弘裕方雅……乃更听《华严》、《大论》、《十地》、《地持》、《佛性》、《宝性》等诸部，皆超略前导，统津准的……遂隐于南部太行山百梯寺，即所谓中朝山是也……周太祖素揖道声，尤相钦敬，躬事讲主，亲听清言……大祖以百梯太远，咨省路艰，遂于中朝西岭形胜之所为之立寺……（第273—275页）

同书卷一一《隋西京静法道场释慧海传》记载：

释慧海，姓张氏，河东虞乡人。久积闻熏，早成慧力，年在童齓，德类老成。所以涉猎儒门，历览玄肆，虽未穷其章句，略以得其指归。乃曰：“可以栖心养志者，其惟佛法乎！”年至十四，遂落发染衣，为沙门大昭玄统昙延法师弟子也。流心宗匠，观化群师。十八便讲《涅盘》，至于五行十德二净三点，文旨洞晓，词采丰赡……会周武肆勃，仁祠废毁，乃窜身避难……（第376页）

同书卷一一《隋终南山至相道场释渊传》记载：

释渊，姓赵氏，京兆武功人也。家世荣茂，冠盖相承，厌此浮假，希闻贞素。十三出家，道务宏举，定慧攸远。属周武凌法，而戒足无毁，慨佛日潜沦，拟抉目余烈，乃剜眼奉养，用表慧灯之光华也。（第383页）

同书卷一八《隋西京慈门道场释本济传》记载：

释本济，宋氏，西河介休人也。父祖不事王侯，遁世无闷，逼以僚省，挂冠而返。济年爰童丱，智若成人，龆龀之初，横经就业，故于六经三史，皆所留心。虽云小道，略通大义，故庠塾伦侣，重席请言。后披析既淹，豁然大悟……乃归仰释氏，辞亲出家……（第686页）

同书卷二二《隋京师大兴善寺释灵藏传》记载：

释灵藏，俗姓王氏，雍州新丰人也。年未登学，志慕清远，依随和上颍律师而出家焉。藏承遵出要，善达持犯，《僧祇》一部，世称冠冕，于《智度论》讲解无遗，妙尚冲虚，兼崇纲务。时属周初，佛法全盛，国家年别大度僧尼。以藏识解淹明，铨品行业，若讲若诵，卷部众多，随有文义，莫不周镜，时共测量，通经了意，最为第一。（第835页）

同书卷二四《周京师大中兴寺释道安传》记载：

释道安，俗姓姚，冯翊胡城人也。识悟玄理，早附法门，性无常师，闻道而至。兼以恬虚静泊，凝心胜境，谦肃为用，动止施度，凡厥禅侣，莫不推服。后隐于太白山，栖遁林泉，拥志经论，思拔深定，慧业斯举，旁观子史，粗涉大纲，而神气高朗，挟操清远。进具已后，崇尚《涅盘》，以为遗诀之教，博通《智论》，用资弘道之基。故周世渭滨盛扬二部，更互谈诲，无替四时。住大陟岵寺，常以弘法为任，京师士子咸附清尘。（第913页）

同卷《周京师云花寺释僧猛传》记载：

释僧猛，俗姓段氏，京兆泾阳人。姿荫都雅，神情俊拔。童孺出家，素知希奉，聪慧利根，幽思通远。数十年间躬事讲说，凡有解悟，靡不通练。昔魏文西征，敕猛在寝殿阐扬《般若》，贵宰咸仰，味其道训。周明嗣历，诏下屈住天宫，永弘《十地》，又敕于紫极、文昌二殿更互说法。（第924—925页）

同书卷二九《隋京师郊南逸僧释普安传》记载：

释普安，姓郭氏，京兆泾阳人。小年依圆禅师出家，苦节头陀，捐削世务。而性在和忍，不歖怨酷，或代执劳役，受诸勤苦，情甘如荠，恐其事尽。晚投蔼法师，通明三藏，常业《华严》，读诵禅思，准为标拟。周氏灭法，栖隐于终南山之楩梓谷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洁操泉石，连踪禽鱼。又引静渊法师同止林野，披释幽奥，资承玄理。（第1152页）

同书卷二九《周鄜州大像寺释僧明传》记载：

释僧明，俗姓姜，鄜州内部人。住既山栖，立性淳素，言令质朴，叙悟非任，而能守禁自修，不随鄙俗。虽不闲明经诰，然履操贞梗，有声时俗……时周武已崩，天元嗣历……又寻下敕，以其所住为大像寺，今所谓显际寺是也，在坊州西南六十余里。时值阴暗，更放神光，明重出家，即依此寺，尽报修奉，大感物心。（第1201—1202页）

以上这些记载中也出现习读经史后遁入山门者，都说明以佛教为主体的外来宗教文化对关陇地区的汉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甚至由于胡汉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佛教思想文化为了在中国的土地上站住脚，必然吸收一些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内涵，这些都为日后佛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文学艺术

在中国古代不同民族都有其文学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有《文选》《古今诗苑英华》《玉台新咏》《古乐府》以及别集等众多的文学作品，有四郊、宗庙、三朝之乐等音乐作品以及书法绘画作品。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有《鲜卑语》《国语真歌》《国语杂文》，艺术作品有敕勒歌、西凉鼙舞、龟兹乐、天竺乐、高丽乐等。这些各民族的文学艺术作品必然会相互交流，相互影响。

一 语言文学

语言是人们进行交流的必不可缺的工具之一，当不同种族的人们杂居在一起，进行沟通首先面临着语言障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批胡族进入中原与汉人杂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鲜卑或鲜卑化汉人统治着中国北方地区，不同种族的人们主要是汉人和鲜卑人之间为了进行交流就必须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当然由于汉族文化文明程度高于鲜卑人，因此学习汉语成为主流。不过也有一些汉人为了与那些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鲜卑化族群交流，有的甚至为加入到这些胡族或其他胡化族群建立的政权中，学习鲜卑语。由此汉族文化也就受到胡族文化影响。

（一）对于东魏北齐统治区的影响

由于大批胡族进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与汉人杂居，再加上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大多是由鲜卑或鲜卑化汉人统治着，因此生活在东魏北齐统治地区的一些汉人在语言上也受到鲜卑文化的影响，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考虑，或自愿或是被迫学习鲜卑语言，如《北齐书》卷二四《孙搴传》记载：

孙搴，字彦举，乐安人也。少励志勤学，自检校御史再迁国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国史，频历行台郎，以文才著称……其文甚美。高祖大悦，即署相府主簿，专典文笔。又能通鲜卑语，兼宣传号令，当烦剧之任，大见赏重。（第341页）

同书卷三九《祖珽传》记载：

祖珽，字孝徵，范阳狄道人也……珽神情机警，词藻遒逸，少驰令誉，为世所推。起家秘书郎，对策高第，为尚书仪曹郎中，典仪注……元康因荐珽才学，并解鲜卑语。（第513—515页）

《颜氏家训集解》卷一《教子》记载：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 “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第21页）

其中孙搴、祖珽皆以文才著称，特别是祖珽又出身于范阳祖氏这样的大士族，他们又能通解鲜卑语，说明个别汉族文士为了进入政权的权力核心学习并通解鲜卑语。另外生活在该地区的汉人为了便于和鲜卑人及鲜卑化的其他族群交流，或多或少地会一些鲜卑语。这些都说明自五胡十六国以来，由于胡族包括一些胡化族群从北部边地不断涌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胡汉各族在这一地区杂居，他们为了便于生活，更好地进行各种交流，必然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这就使得外来民族特别是鲜卑族的语言文化或多或少地对汉族人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在西魏北周统治地区所产生的影响

自东汉以来羌族大量涌入关陇地区，进入十六国以至南北朝时期，又先后有氐、羌、鲜卑、匈奴等民族在此建立政权，原居于该地区的汉族就必然受到多种外来文化特别是南北朝时期鲜卑文化的影响，西魏北周统治的关陇地区汉族文化在语言上也就受到外来的胡族文化的影响，如《隋书》卷二九《地理志》所云：

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第817页）

同书卷四十《虞庆则传》云：

虞庆则，京兆栎阳人也。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父祥，周灵武太守。庆则幼雄毅，性倜傥，身长八尺，有胆气，善鲜卑语。（第1174页）

虽然虞庆则精通鲜卑语只是个别事例，可是《地理志》所说的“华戎杂错”则是一种严重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服饰上，也还一定会表现在语言文字等方面。据《隋书》卷三二《经籍志》记载：“《鲜卑号令》一卷周武帝撰。”（第945页）周武帝统治时期已到了北朝末年，到那时还要修撰《鲜卑号令》，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自五胡十六国以来由于胡族从北部边地以及西北边地不断涌入关陇地区，胡汉各族在此杂居，各种语言相互影响，胡族的语言文化在西魏北周地区对于汉族人群所产生的影响之大。

二 艺术

艺术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五胡十六国以至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大批胡族涌入中国北方，这些胡族开始与汉人杂居，各种不同的文化相互影响，表现在艺术上既有胡族接受汉族的各种艺术形式，也有汉族接受胡族的艺术形式，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艺术形式。可是由于各区域历史人文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不同，在各区域产生的新艺术形式也是有所差异的。

（一）对于东魏北齐统治地区的影响

至于艺术则包括音乐、美术，这两方面胡汉文化的相互影响在中国北方的不同地区存在着差异，而在东魏北齐统治山东地区的表现到底如何？据《隋书》卷一四《音乐志》所云：

尚药典御祖珽自言，旧在洛下，晓知旧乐。上书曰：“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至永熙中，录尚书长孙承业，共臣先人太常卿莹等，斟酌缮修，戎华兼采，至于钟律，焕然大备。自古相袭，损益可知，今之创制，请以为准。”珽因采魏安丰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乐说》，而定正声。始具宫悬之器，仍杂西凉之曲，乐名《广成》，而舞不立号，所谓“洛阳旧乐”者也。（第313—314页）

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虽行幸道路，或时马上奏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第331页）

可见所谓胡戎之乐、西凉之曲、西凉鼙舞、龟兹乐以及琵琶等乐器，或来自北方边地，或来自西域，而身为汉士族的祖珽为东魏北齐政权制定的宫廷音乐所谓“正声”里也混杂着西凉乐曲，他所采用的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的乐舞本身就是“戎华兼采”的，这其中就包含了各种胡族乐舞。正是这些掺杂有胡族乐舞的宫廷乐舞，也自然会影响到民间，说明在东魏北齐统治的山东地区的音乐舞蹈乐器等方面不但受到来自西域的影响，也得益于其他地域的外来文化。

（二）在西魏北周统治地区所产生的影响

在统治关陇地区的西魏北周政权更是借助与西域交通的便利，其音乐舞蹈乐器得益于西域各国处则更多，如《隋书》卷一四《音乐志》所云：

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及天和六年，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第342页）

同书卷一五《音乐志》云：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其乐器有钟、磬、弹筝、搊筝、卧箜篌、竖空篌、琵琶、五弦、笙、萧、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拔、贝等十九种，为一部。工二十七人。（第378页）

康国，起自周代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歌曲有《戢殿农和正》，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末奚波地》、《农惠钵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乐器有笛、正鼓、加鼓、铜拔等四种，为一部。工七人。（第379—380页）

可见西魏北周政权的乐曲杂糅康国、龟兹、高昌西戎等伎乐，而且早在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后凉、北凉等割据政权的正乐即受到西域乐曲的影响。国家的宫廷乐曲尚且如此，民间乐曲更不能免俗，由于胡汉杂居，汉族乐舞必然也掺杂进一些胡族乐舞，因此说在西魏北周统治区的乐舞当然是受到胡文化的影响的。

第四节 风尚习俗

由于自十六国至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大量涌入中国北方内地的农业地区，他们本身所固有的习俗必然与当地的汉族习俗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特别是由于这些胡族中的一些杰出人物占据一方，建立割据政权之时，他们的统治策略及其思想必然在一定时间内对该地区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的习俗进而也会对于他们统治区域内的汉族人群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就使得中国北方内地农业地区一些汉族人群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一些胡族风土习俗的因素，这主要表现在社会风气、胡姓胡名的使用、妇女的两性观念的变化、服饰器物诸方面。

一 社会风俗的变化

自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即注重门第，以注重儒学为荣，名门大族多以传授习读儒家经典为业，甚至出现了许多世代传习儒家经典的家族。但是进入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胡族的内侵，世家大族或为逃避战乱迁居江左、河西，或举族聚坞堡自保，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一些世家大族喜好交游豪杰，甚至这些家族的一些成员也是具有豪侠之气。

（一）东魏北齐统治地区士人游侠等风气

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之下，东魏北齐统治地区社会风气如何变化？首先世家大族与游侠豪杰交结，据《北齐书》卷二十《薛脩义传》所云：

薛脩义，字公让，河东汾阴人也……脩义少而奸侠，轻财重气，招召豪猾，时有急难相奔投者，多能容匿之。（第275页）

同书卷二一《高乾传》云：

高乾，字乾邕，渤海蓨人也。父翼，字次同，豪侠有风神，为州里所宗敬……乾性明悟，俊伟有知略，美音容，进止都雅。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长而修改，轻财重义，多所交结。（第289—290页）

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时，便有壮气。长而倜傥，胆力过人，龙眉豹颈，姿体雄异。其父为求严师，令加捶挞。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与兄乾数为劫掠，州县莫能穷治。招聚剑客，家资倾尽，乡闾畏之，无敢违迕，父翼常谓人曰：“此儿不灭我族，当大吾门，不宜为州豪也。”（第293页）

同卷《封隆之传》云：

[子]子绣外貌儒雅，而侠气难忤。（第306页）

同书卷二二《李元忠传》云：

李元忠，赵郡柏人也。曾祖灵，魏定州刺史、钜鹿公。祖恢，镇西将军。父显甫，安州刺史。元忠少励志操，居丧以孝闻。袭爵平棘子……元忠粗览史书及阴阳数术，解鼓筝，兼好射弹，有巧思。遭母忧，去任……清河有五百人西戍，还经南赵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绢千疋，元忠唯受一疋，杀五羊以食之，遣奴为导，曰：“若逢贼，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贼皆舍避。（第313—314页）

元忠宗人愍，字魔怜，形貌魁杰，见异于时。少有大志，年四十，犹不仕州郡，唯招致奸侠，以为徒侣。（第317页）

元忠族叔景遗，少雄武，有胆力，好结聚亡命，共为劫盗，乡里每患之。（第318页）

同书卷二二《卢文伟传》云：

[卢]怀道弟宗道，性粗率，重任侠。（第322页）

同书卷四二《卢叔武传》云：

卢叔武，范阳涿人，青州刺史文伟从子也。父光宗，有志尚……叔武少机悟，豪率轻侠，好奇策，慕诸葛亮之为人。（第559页）

可见薛脩义出自河东薛氏，高乾、高敖曹兄弟出自渤海高氏，封子绣出自渤海封氏，李元忠、李愍、李景遗出自赵郡李氏，卢文伟、卢叔武出自范阳卢氏，皆是中国北方的大士族。他们或“少时轻侠”，或“少时轻侠”，或“幼稚时，便有壮气”，“招聚剑客”，或“侠气难忤”，或“兼好射弹”，或“招致奸侠”，或“少雄武，有胆力，好结聚亡命”，或“重任侠”，或“豪率轻侠”。

其次，是表现在喜交游、轻率好酒等方面，如《北齐书》卷二二《卢文伟传》所云：

卢文伟，字休族，范阳涿人也。为北州冠族。父敞，出后伯假。文伟少孤，有志尚，颇涉经史，笃于交游，少为乡闾所敬。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举秀才……文伟性轻财，爱宾客，善于抚接，好行小惠，是以所在颇得人情，虽有受纳，吏民不甚苦之。经纪生资，常若不足，致财积聚，承候宠要，饷遗不绝。（第319—320页）

恭道弟怀道，性轻率好酒，颇有慕尚。（第322页）

怀道弟宗道……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坐。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将赴营州，于督亢陂大集乡人，杀牛聚会。有一旧门生酒醉，言辞之间，微有疏失，宗道遂令沉于水。后坐酷滥除名。（第322页）

同书卷二一《封隆之附弟子孝琰传》云：

和士开母丧，托附者咸往奔哭。邺中富商丁邹、严兴等并为义孝，有一士人，亦哭在限。孝琰入吊，出谓人曰：“严兴之南，丁邹之北，有一朝士，号叫甚哀。”（第308页）

同书卷二九《李玙传》云：

李玙，字道璠，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之五世孙。父韶，并有重名于魏代。玙温雅有识量……子诠、韫。诵、韫无行。诵以妻穆提婆子怀廆，超迁临漳令、仪同三司。韫与陆令萱女弟私通，令萱奏授太子舍人。（第396—397页）

可知卢文伟、卢怀道、卢宗道出自范阳卢氏，封孝琰出自渤海封氏，李玙出自陇西李氏，也都是北方大士族，他们都喜欢交游、轻率好酒，喜好交接显贵。

再次，一些汉族的士族、官僚不重视汉文化，如《北齐书》卷三六《邢邵传》所云：

邢邵，字子才。河间郑人……孽子大德、大道，略不识字焉。（第475—479页）

《颜氏家训集解》卷四《文章》云：

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 “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第265页）

同书卷四《名实》云：

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朝廷以为文华，亦尝出境聘。东莱王韩晋明笃好文学，疑彼制作，多非机杼，遂设言，面相讨试。竟日欢谐，辞人满席，属音赋韵，命笔为诗，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韵。众客各自沉吟，遂无觉者。韩退叹曰：“果如所量！”韩又尝问曰：“玉珽杼上终葵首，当作何形？”乃答云：“珽头曲圜，势如葵叶耳。”韩既有学，忍笑为吾说之。（第285页）

以上这些士族、官僚不重视汉文化，汉文化水平低下，甚至士族中出现“略不识字”的现象。

最后，在男女关系及婚姻习俗方面也变化颇大，据《北史》卷三一《高乾附弟昂传》记载：

兄乾求博陵崔圣念女为婚，崔氏不许。昂与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谓兄曰：“何不行礼？”于是野合而归。（第1145页）

同书卷一四《后妃传》记载：

[司马]子如曰：“消难亦奸子如妾，如此事，正可覆盖。”（第519页）

而渤海高氏是中国北方的汉族大士族，司马消难当时也是重臣子弟，在男女关系上如此混乱，至少说这不是偶然现象。婚姻习俗方面该地区盛行大办婚礼之风，高齐之世“婚姻丧葬之费，车服饮食之华，动竭岁资，以营日富”[102]。颜之推曰：“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或猥婿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103]此前高澄于武定五年（547）九月己亥就下令“其第宇车服婚姻送葬奢僭无限者，并令禁断”[104]。到文宣帝时情况如旧。

还有一些胡族习俗对于社会风俗的影响，如《隋书》卷七《礼仪志》所云：“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第149页）

可见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内社会风气出现的这些变化，当与胡族大量涌入中原，胡汉民族杂居，相互影响有关。但是该地区文化的主流并非如此，汉族特别是那些受到胡文化影响的士族，仍然如李元忠“少励志操，居丧以孝闻”。“粗览史书及阴阳数术”[105]，卢文伟“颇涉经史”[106]，李玙“温雅有识量”[107]，保持原有汉文化的主要因素。

（二）西魏北周统治区游侠之风兴盛及婚姻习俗的变化

随着大批胡族及胡化族群融入西魏北周统治的关陇地区，该区域的社会风气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首先士家大族喜好游侠豪杰，如《周书》卷三五《薛善传》所云：

薛善字仲良，淮东汾阴人也。祖瑚，魏河东郡守。父和，南青州刺史。善少为司空府参军事，迁傥城郡守，转盐池都将……善家素富，童仆数百人。兄元信，仗气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恒满，弦歌不绝。而善独供己率素，爱乐闲静。（第623页）

同书卷四三《韦祐传》云：

韦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少以字行于世。世为州郡著姓……法保少好游侠，而质直少言。所与交游，皆轻猾亡命。人有急难投之者，多保存之。虽屡避追捕，终不改其操。（第774—775页）

《艺文类聚》卷三三《游侠》云：

周王褒《游侠篇》曰：京洛出名讴，豪侠竞交游。河南朝四姓，关西谒五侯。斗鸡横大道，走马出长楸。桑阴徙将夕，槐路转淹留。

周庾信诗曰：侠客重连镳，金鞍被桂条。细尘障路起，惊花乱眼飘。酒醺人半醉，汗湿马全骄。归鞍畏日晚，争路上河桥。

陈沈炯《长安少年诗》曰：长安好少年，骢马铁连钱。陈王装脑勒，晋后铸金鞭。步摇如飞燕，宝剑似舒莲。去来新市侧，遨游大道边。

陈阴铿《西游咸阳中诗》曰：上林春色满，咸阳游侠多。城斗疑连汉，桥星像跨河。影里看飞毂，尘前听远珂。还家何意晚，无处不经过。（第581页）

可见，在关陇地区游侠成风，就连王褒、庾信等著名文士也为这种社会风气的变化作诗。究其原因，既与自先秦以来形成的“关西出将”社会风气有关，也与这时大批胡族及胡化族群进入该地区后，所带来的胡文化以及战乱等诸因素有关。

其次，有的汉士族在与胡族杂居时，由于诸多缘由甚至受到胡族的影响，改随胡族风俗，如《周书》卷四二《刘璠传》所云：

刘璠字宝义，沛国沛人也……璠九岁而孤，居丧合礼。少好读书，兼善文笔……左迁同和郡守。璠善于抚御，莅职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余家。前后郡守多经营以致资产，唯璠秋毫无所取，妻子并随羌俗，食麦衣皮，始终不改。洮阳、洪和二郡羌民，常越境诣璠讼理焉。（第760—764页）

另外，赵向群先生也说：“魏晋时期，河西民族大融合主流趋势是羌化趋势”[108]，但是在这一时期河西地区胡汉各族建立过诸多割据政权，如前凉、后凉、南凉、西秦、西凉、北凉六个政权，还有统治该地区或部分地区的前秦、后秦等政权，其中前凉、西凉是汉族政权，西秦、南凉是鲜卑族政权，北凉是卢水胡政权，前秦、后凉是氐族政权，真正是羌族建立的政权只有后秦，统治中心又不在河西地区，虽然说前秦、后凉统治者的族属氐族，与羌族族源相近，可是前秦统治中心也不在河西地区，只有后凉是建立在河西地区的政权，因此赵向群先生所言过于偏激。虽然如此，从当时在河西地区建立割据政权者的族属来看，这一地区还是具有一定的胡化倾向，而且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另外第一章第五节所引《北史·长孙绍远传》也说长孙绍远“出为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绍远导之以礼，大革弊风”。（第826页）这也说明河西地区原来居住的胡族部落中所具有的落后习俗势必影响了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汉族人群，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河西地区确实一度存在着胡化倾向。

再次，在男女关系、婚姻及其习俗方面也变化颇大，据《周书》卷三三《王悦传》所云：

悦既久居显职，及此之还，私怀怏怏。犹陵驾乡里，失宗党之情。其长子康，恃旧望，遂自骄纵。所部军人，将有婚礼，康乃非理凌辱。（第580页）

至于婚姻及其习俗方面的变化虽无明确记载，但是《北史》卷五《西魏文帝纪》却云：

[大统]九年春正月，降罪人。禁中外及从母兄弟姊妹为婚。（第178页）

《周书》卷五《武帝纪》云：

[建德二年九月戊寅]诏曰：“政在节财，礼唯宁俭。而顷者婚嫁竞为奢靡，牢羞之费，罄竭资财，甚乖典训之理。有司宜加宣勒，使咸遵礼制。”（第82页）

[三年春正月]癸酉，诏：“自今已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第83页）

同书卷六《武帝纪》云：

[建德六年六月]丁卯，诏曰：“同姓百世，婚姻不通，盖惟重别，周道然也。而娶妻买妾，有纳母氏之族，虽曰异宗，犹为混杂。自今以后，悉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第103页）

以上诸诏书明确禁止中外及从母兄弟姊妹为婚、娶母同姓、婚嫁奢靡，说明这些现象在西魏北周统治区域内是相当严重的，否则大可不必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加以禁止。

最后，在该地区还有因降被灭族之事，如《北齐书》卷二七《韦子粲传》所云：

韦子粲，字晖茂，京兆人。曾祖阆，魏咸阳守。父俊，都水使者。子粲仕郡功曹史，累迁为大行台郎中，从尔朱天光平关右。孝武入关，以为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将出讨，城陷，子弟俱破获，送晋阳，蒙放免。以粲为并州长史，累迁豫州刺史，卒。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侄亲属，阖门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难，多致诛灭，归国获存，唯与弟道谐二人而已。（第379—380页）

仅因韦子粲兄弟数人战败被俘，并出仕东魏政权，而举家百口几乎皆被诛杀，可见其惨烈。

而西魏北周统治区域内社会风气之所以出现这些变化，甚至生活在该地区的汉人特别是有的士族丧失了原有文化的习俗而改随胡俗，当与胡族及胡化族群大量涌入中原，胡汉民族杂居、相互影响以及该地区的一些士族本身就是以武力起家有关，因此说明进入该地区胡族的文化对该地区文化影响颇大。

二 尚武之风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汉族士庶大多崇尚儒家学说，原有的尚武之风渐失，并以饱读诗书为荣，特别是士族屡代传习儒术。但是“永嘉之乱”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相继进入中国北部农业地区，建立割据政权，使得一部分汉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迁居江南、河西等地，而留居在中国北方的汉人由于为了生存以及和胡族杂居等原因，受到胡族文化的影响，逐渐沾染上胡族善骑射的尚武之风，时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所云：“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乃饭囊酒瓮也。”[109]即是在说当时的这种社会风气。

（一）尚武之风对东魏北齐统治区的影响

山东地区由于地理形势多平原，少地理屏障，特别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在该地区先后建立过汉、后赵、冉魏、前燕、后燕、南燕、北燕等割据政权，甚至还同时出现过两个割据政权相互争夺的局面，这就决定了这一区域多战乱，而这一地区的汉人则由于战乱以及胡文化的影响，习武之风一时兴起，以至影响到北朝后期以高欢为首的高氏家族建立东魏北齐政权之时，据《北齐书》卷二十《尧雄传》记载：

尧雄，字休武，上党长子人也。祖暄，魏司农卿，父荣，员外侍郎。雄少骁果，善骑射，轻财重气，为时辈所重……雄虽武将，而性质宽厚，治民颇有诚信，为政去烦碎，举大纲而已。抚养兵民，得其力用，在边十年，屡有功绩，豫人于今怀之。又爱人物，多所施与，宾客往来，礼遗甚厚，亦以此见称。（第267—269页）

雄从父兄杰，字寿。性轻率，嗜酒，颇有武用。（第270页）

同卷《宋显传》记载：

宋显，字仲华，敦煌效谷人也……普泰初，迁使持节、征北将军、晋州刺史。后归高祖，以为行台右丞。樊子鹄据兖州反，前西兖州刺史乙瑗、谯郡太守辛景威屯据五梁，以应子鹄。高祖以显行西兖州事，率众讨破之，斩瑗，景威遁走。拜西兖州刺史。时梁州刺史鹿永吉据州外叛，西魏遣博陵王元约、赵郡王元景神率众迎接。显勒当州士马邀破之，斩约等，仍与左卫将军斛律平共会大梁。拜仪同三司。在州多所受纳，然勇决有气干，检御左右，咸能得其心力。（第270页）

同卷《薛脩义传》记载：

薛脩义，字公让，河东汾阴人也。曾祖绍，魏七兵尚书、太子太保。祖寿仁，河东、河北二郡守、秦州刺史、汾阴公。父宝集，定阳太守……以脩义为统军……合得七千余人，即假安北将军、西道别将。俄而东西二夏、南北两华及豳州等反叛，[元]颢进讨之。脩义率所部，颇有功。绛蜀贼陈双炽等聚汾曲，诏脩义为大都督，与行台长孙权共讨之……元象初，拜仪同。沙苑之役，从诸军退。还，行晋州事封祖业弃城走，循义追至洪洞，说祖业还守，而祖业不从。循义还据晋州，安集固守。西魏仪同长孙子彦围逼城下，循义开门伏甲以待之，子彦不测虚实，于是遁去。（第275—277页）

同书卷二一《高乾附弟昂传》记载：

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时，便有壮气。长而倜傥，胆力过人，龙眉豹颈，姿体雄异。其父为求严师，令加捶挞。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与兄乾数为劫掠，州县莫能穷治。招聚剑客，家资倾尽，乡闾畏之，无敢违迕。（第293页）

季式，字子通，乾第四弟也。亦有胆气……季式豪率好酒，又恃举家勋功，不拘检节。（第296—297页）

同卷《刘孟和传》记载：

孟和名协，浮阳饶安人也。孟和少好弓马，率性豪侠。（第299页）

同卷《刘叔宗传》记载：

叔宗字元纂，乐陵平昌人……兄海宝，少轻侠，然为州里所爱。昂之起义也，海宝率乡闾袭沧州以应昂，昂以海宝行沧州事。（第299页）

同书卷二二《李元忠传》记载：

元忠宗人愍，字魔怜，形貌魁杰，见异于时。少有大志，年四十，犹不仕州郡，唯招致奸侠，以为徒侣。（第317页）

元忠族叔景遗，少雄武，有胆力，好结聚亡命，共为劫盗，乡里每患之。（第318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渤海高氏、赵郡李氏、河东薛氏皆是当时中国北方的大士族，而其族的高昂、高季式、李景遗、李憨、薛脩义等人却一改习读经史的传统，崇尚武力。此外尧雄、尧杰、宋显、刘孟和、刘叔宗等汉人亦是如此，这当与是时战乱环境以及胡文化的影响有关。另外一些汉族军人也骁勇异常，不弱于高欢的精锐部队“百保鲜卑”，如《北齐书》卷二一《高乾附弟昂传》所云：

又随高祖讨尔朱兆于韩陵，昂自领乡人部曲王桃汤、东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如何？”昂对曰：“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合，胜则争功，退则推罪，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高祖然之。及战，高祖不利，军小却，兆等方乘之。高岳、韩匈奴等以五百骑冲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蹑其后，昂与蔡俊以千骑自栗园出，横击兆军，兆众由是大败。（第294页）

这一地区之所以出现崇尚武力的社会风气，当是由于该地区自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处在战乱之中，特别是五胡十六国以来，胡族的大量涌入，甚至建立了许多割据政权，战乱愈演愈烈，同时胡汉各族在相互碰撞的过程中，汉族人口特别是一些世家大族为了在本地区生存下去，开始效法胡族骑射，并建立坞堡自卫的缘故。这样长此以往汉族特别是一些士族受到胡族尚武之风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其他汉族人群，由此崇尚武力在该地区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二）西魏北周统治地区崇尚武力

西魏北周政权割据的关陇地区，由于具有函谷关等地理屏障，战乱较少，虽然如此，自东汉以来由于西边的羌族大量涌入该地区，特别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各胡族曾经在该地区先后建立过后赵、前秦、后秦、夏、后凉、西秦、南凉、北凉、西凉等割据政权，这就又使得一些汉族人群也受到这些胡族的影响，同时也是为了自身的安危考虑，习武之风兴盛，这种习俗一直影响到了北朝后期以宇文泰为首的宇文氏家族建立西魏北周政权之时，据《周书》卷二九《王杰传》所云：

王杰，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达。高祖万国，魏伏波将军、燕州刺史。父巢，龙骧将军、榆中镇将。杰少有壮志，每以功名自许，善骑射，有膂力。（第489页）

同卷《耿豪传》云：

耿豪，钜鹿人也。本名令贵。其先避刘、石之乱，居辽东，因仕于燕。曾祖超，率众归魏，遂魏家于神武川。豪少粗犷，有武艺，好以气凌人。贺拔岳西征，引为帐内。岳被害，归太祖，以武勇见知。（第494页）

同卷《王雅传》云：

王雅字度容，阐熙新国人也。少而沈毅，木讷寡言，有胆勇，善骑射。（第501页）

同卷《侯植传》云：

侯植字仁干，上谷人也。燕散骑常侍龛之八世孙。高祖恕，魏北地郡守。子孙因家于北地之三水，遂为州郡冠族。父欣，泰州刺史、奉义县公。植少倜傥，有大节，容貌奇伟，武艺绝伦。（第505页）

同书卷三三《王庆传》云：

王庆字兴庆，太原祁人也。父因，魏灵州刺史、怀德县公。庆少开悟，有才略。初从文帝征伐，复弘农，破沙苑，并有战功，每获殊赏。（第575页）

同书卷三四《杨传》云：

杨字显进……保定四年，迁少帅。其年，大军围洛阳，诏率义兵万余人出轵关。然自镇东境二十余年，数与齐人战，每常克获，以此遂有轻敌之心。时洛阳未下，而深入敌境，又不设备。齐人奄至，大破军。以众败，遂降于齐。之立勋也，有慷慨壮烈之志，及军败，遂就虏以求苟免。时论以此鄙之。（第590—593页）

同书卷三五《敬珍传》云：

敬珍字国宝，河东蒲坂人也……珍伟容仪，有气侠，学业骑射，俱为当时所称。祥即珍从祖兄也，亦慷慨有大志，唯以交结英豪为务。珍与之深相友爱，每同游处。（第626页）

同书卷三六《郑伟传》云：

郑伟字子直，荥阳开封人也，小名阇提，魏将作大匠浑之十一世孙。祖思明，少勇悍，仕魏至直将军，赠济州刺史。父先护，亦以武勇闻……伟少倜傥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许，善骑射，胆力过人。（第633—634页）

同卷《杨纂传》云：

杨纂，广宁人也。父安仁，魏北道都督、朔州镇将。纂少习军旅，慷慨有志略，尤工骑射，勇力兼人。（第635页）

同卷《裴果传》云：

裴果字戎昭，河东闻喜人也。祖思贤，魏青州刺史。父遵，齐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初，起家前将军、乾河军主，除阳平郡丞。太祖曾使并州，与果相遇。果知非常人，密托附焉。永安末，盗贼蜂起。果从军征讨，乘黄骢马，衣青袍，每先登陷阵，时人号为“黄骢年少”。（第647页）

同书卷四三《李延孙传》云：

李延孙，伊川人也。祖伯扶，魏太和末，从征悬瓠有功，为汝南郡守。父长寿，性雄豪，有武艺。少与蛮酋结托，屡相招引，侵灭关南。孝昌中，朝议恐其为乱，乃以长寿为防蛮都督，给其鼓节，以慰其意。长寿冀因此遂得任用，亦尽其智力，防遏群蛮……延孙亦雄武，有将帅才略。少从长寿征讨，以勇敢闻。（第773—774页）

同卷《韩雄传》云：

韩雄字木兰，河南东垣人也。祖景，魏孝文时为赭阳郡守。雄少敢勇，膂力绝人，工骑射，有将率材略。及魏孝武西迁，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第776页）

同卷《陈忻传》云：

陈忻字永怡，宜阳人也。少骁勇，有气侠，姿貌魁岸，同类咸敬惮之。魏孝武西迁之后，忻乃于辟恶山招集勇敢少年数十人，寇掠东魏，仍密遣使归附。（第777—778页）

其中太原王氏、荥阳郑氏、河东裴氏皆是当时中国北方的大士族，而出自士族家庭的王庆、郑伟、裴果等人却一改习读经史的传统，崇尚武力，王杰、耿豪、王雅、侯植、杨、敬珍、杨纂、李延孙、韩雄、陈忻等汉人亦是如此。这当与该地区自东汉末年特别是五胡十六国以来，战乱不断，胡族的大量涌入，甚至建立了许多割据政权，汉族特别是一些世家大族为了在本地区生存下去，开始效法胡族善骑射，习弓马之习俗，建立坞堡以自卫。这当亦与该地区早在两汉时期就被誉为“关西出将”等人文历史原因有关。

三 使用胡姓胡名

自五胡十六国时期起由于大批胡族涌入中国北方的农业地区，与汉人杂居，他们的文化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地的汉族人口，特别是他们在这些地区建立政权，甚至入主中原，他们通过赐姓改姓等手段，将汉族的姓氏改为胡族姓氏。另外一些汉人在与胡族杂居交往的过程中，不仅姓氏受到胡族的影响，发生了改胡姓的现象，就连名字也受到了胡族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是不同的。

（一）东魏北齐统治地区较为少见

在史书中有关东魏北齐统治地区汉人使用胡族姓氏名字的仅见于《北齐书》卷二二《李元忠传》有出自赵郡李氏的“宗人愍，字魔怜”的记载，（第317页）因此说在该地区人们的姓氏名字基本上没有受到胡文化的影响，这当与这一地区的最高统治者高氏以汉族的渤海高氏自居不无关系，也说明在姓氏文化方面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内受到胡文化的影响极少。

北齐也曾赐胡姓，据《北齐书》卷四八《外戚·元蛮传》记载：元蛮“赐姓步六孤氏”。（第668页）但这是因为“天保十年，大诛元氏，肃宗为蛮苦请，因是追原之”的缘故，[110]完全是出于避免被诛杀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并非王朝主动赐给的，这正如同《北齐书》卷四一《元景安传》所云“天保时，诸元帝室亲近者多被诛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议欲请姓高氏”，（第544页）是因避祸之缘故。还有北齐文宣帝高洋曾下诏“诸军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托携认，妄称姓元者，不问世数远近，悉听改复本姓”[111]。这是针对前朝——元魏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当与复胡姓无关，因为诏书中只说“复本姓”并未说复胡姓，而且元蛮本身就是拓跋鲜卑人。

（二）西魏北周统治地区比较常见

在西魏北周统治地区人们的姓氏名字受到胡文化影响，首先表现为西魏北周政权统治者给臣僚赐胡姓的现象，考诸正史，被赐胡姓的胡汉臣僚颇多，如《周书》卷一五《李弼传》所云：李弼“辽东襄平人也……赐姓徒河氏”。（第239—240页）卷一六《赵贵传》云：赵贵“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达，魏库部尚书、临晋子。祖仁，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赐姓乙弗氏”。（第261—262页）卷一七《刘亮传》云：刘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乃赐名亮，并赐姓侯莫陈氏”。（第284—285页）同卷《王德传》云：王德“代郡武川人也……赐姓乌丸氏”。（第285—286页）卷一九《杨忠传》云：杨忠“弘农华阴人也。小名奴奴。高祖元寿，魏初，为武川镇司马，因家于神武树颓焉……赐姓普六茹氏”。（第314—317页）同卷《王雄传》云：王雄“字胡布头，太原人也……魏恭帝元年，赐姓可频氏”。（第319—320页）卷二十《王盟传》云：王盟“字子仵，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乐浪人……赐姓拓王氏”。（第333—334页）同卷《阎庆传》云：阎庆“字仁庆，河南河阴人也。曾祖善，仕魏，历龙骧将军、云州镇将，因家于云州之盛乐郡……赐姓大野氏”。（第342页）卷二二《柳庆传》云：柳庆“字更兴，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后赵，为河东郡守。后以秦、赵丧乱，乃率民南徙，居于汝、颍之间，故世仕江表……赐姓宇文氏”。（第369—372页）卷二三《苏绰附弟椿传》云：苏椿“武功人……赐姓贺兰氏”。（第395页）卷二五《李贤传》云：“赐[李]贤妻吴姓宇文氏”。（第417页）卷二七《蔡佑传》云：蔡佑“其先陈留圉人也。曾祖绍为夏州镇将，徙居高平，因家焉……赐姓大利稽氏”。（第442—444页）同卷《田弘传》云：田弘“高平人也……赐姓纥干氏”。（第449页）同卷《梁台传》云：梁台“长池人也……赐姓贺兰氏”。（第452—453页）卷二九《王杰传》云：王杰“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达……赐姓宇文氏”。（第489页）同卷《王勇传》云：王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仍赐姓库汗氏”。（第490—491页）同卷《耿豪传》云：耿豪“巨鹿人也。本名令贵。其先避刘、石之乱，居辽东，因仕于燕……赐姓和稽氏”。（第494—495页）同卷《李和传》云：李和“庆和，其先陇西狄道人也。后徙居朔方……赐姓宇文氏”。（第497—498页）同卷《杨绍传》云：杨绍“弘农华阴人也……赐姓叱利氏”。（第500—501页）同卷《刘雄传》云：刘雄“临洮子城人也……赐姓宇文氏”。（第503页）同卷《侯植传》云：侯植“上谷人也。燕散骑常侍龛之八世孙。高祖恕，魏北地郡守。子孙因家于北地之三水，遂为州郡冠族……赐姓侯伏侯氏……又赐姓贺屯”。（第505—506页）卷三十《李穆传》云：李穆“寻进位大将军，赐姓拓跋氏”。（第528页）卷三一《韦孝宽传》云：韦叔裕“字孝宽，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为三辅著姓……赐姓宇文氏”。（第535—538页）卷三二《申徽传》云：申徽“魏郡人也……赐姓宇文氏”。（第555—556页）同卷《陆通传》云：陆通“吴郡人也。曾祖载，从宋武帝平关中，军还，留载随其子义真镇长安，遂没赫连氏……赐姓步六孤氏”。（第557—559页）同卷《柳敏传》云：柳敏“河东解县人……赐姓宇文氏”。（第560—561页）同卷《唐瑾传》云：唐瑾“赐姓宇文氏……时燕公于谨勋高望重，朝野所属。白文帝，言瑾学行兼修，愿与之同姓，结为兄弟……更赐瑾姓万纽于氏”。（第564页）卷三三《赵昶传》云：赵昶“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襄，仕魏至中山郡守，因家于代……赐姓宇文氏”。（第576—578页）同卷《王悦传》云：王悦“京兆蓝田人也……赐姓宇文氏”。（第578—581页）卷三五《郑孝穆传》云：郑孝穆“荥阳开封人，魏将作大匠浑之十一世孙……赐姓宇文氏”。（第609—610页）同卷《崔谦传》云：崔谦“博陵安平人也……赐姓宇文氏”。（第611—613页）同传云：其弟崔说亦“赐姓宇文氏”。（第614页）同卷《崔猷传》云：崔猷“博陵安平人，汉尚书实之十二世孙也……赐姓宇文氏”。（第616页）同卷《薛端传》云：薛端“字仁直，河东汾阴人也，本名沙陁。魏雍州刺史、汾阴侯辨之六世孙。代为河东著姓……进授吏部尚书，赐姓宇文氏”。（第620—622页）同卷《薛善传》云：薛善“淮东汾阴人也……赐姓宇文氏”。（第623—624页）卷三六《杨纂传》云：杨纂“广宁人也……赐姓莫胡卢氏”。（第635—636页）同卷《段永传》云：段永“字永宾，其先辽西石城人，晋幽州刺史匹之后也。曾祖愄，仕魏，黄龙镇将，因徙高陆之河阳焉……赐姓尔绵氏”。（第636—637页）同卷《令狐整传》云：令狐整“敦煌人也，本名延世，为西土冠冕……赐姓宇文氏”。（第641—643页）同卷《裴果附刘志传》云：刘志“弘农华阴人，本名思，汉太尉宽之十世孙也……赐姓宇文氏”。（第648—649页）卷三七《寇俊传》云：寇俊“上谷昌平人也……赐姓若口引氏”。（第657—659页）同卷《韩褒传》云：韩褒“其先颍川颍阳人也，徙居昌黎……赐姓侯吕陵氏”。（第660页）同卷《赵肃传》云：赵肃“河南洛阳人也，世居河西……赐姓乙弗氏”。（第662—663页）同卷《张轨传》云：张轨“济北临邑人也……赐姓宇文氏”。（第664—665页）同卷《李彦传》云：李彦“梁郡下邑人也……赐姓宇文氏”。（第665—666页）同卷《裴文举传》云：裴文举“河东闻喜人也……赐姓贺兰氏”。（第668—669页）同卷《裴文举附高宾传》云：高宾“渤海修人也。其先因官北边，遂没于辽左……赐姓独孤氏”。（第670页）同卷《裴文举传附尞允》云：“又有安定尞允，本姓牛氏……赐姓宇文氏”。（第671页）卷三八《李昶传》云：李昶“顿丘临黄人也……赐姓宇文氏”。（第686页）卷三九《韦瑱传》云：韦瑱“京兆杜陵人也。世为三辅著姓……赐姓宇文氏”。（第693—694页）卷四三《韩雄传》云：韩雄“河南东垣人也……赐姓宇文氏。”（第776—777页）同卷《陈忻传》云：陈忻“宜阳人也……赐姓尉迟氏”。（第777—778页）卷四五《樊深传》云：樊深“河东猗氏人也……赐姓万纽于氏”。（第811—812页）《隋书》卷四六《杨尚希传》云：杨尚希“弘农人也……[周]太祖奇之，赐姓普六茹氏”。（第1252页）卷五五《独孤楷传》云：独孤楷“字修则，不知何许人也，本姓李氏。父屯，从齐神武帝与周师战于沙苑，齐师败绩，因为柱国独孤信所擒，配为士伍，给使信家，渐得亲近，因赐姓独孤氏”。（第1377页）卷六一《郭衍传》云：郭衍“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从魏武帝入关，其后官至侍中……赐姓叱罗氏”。（第1468—1469页）《北史》卷六二《王思政传》云：说他是“太原祁人，汉司徒允之后也”。（第2205页）其子王康“赐姓拓王氏”。（第2209页）卷六五《辛威传》云：辛威“陇西人也……赐姓普屯氏”。（第2311页）《旧唐书》卷一《高祖纪》云：李虎“赐姓大野氏”。（第1页）其中赐姓宇文氏者二十五人，徒河氏一人，乙弗氏二人，侯莫陈氏一人，乌丸氏一人，普六如氏二人，可频氏一人，拓王氏二人，大野氏二人，贺兰氏三人，大利稽氏一人，普屯氏一人，纥干氏一人，和稽氏一人，库汗氏一人，叱利氏一人，侯伏侯氏一人，贺屯一人，拓跋氏一人，步六孤氏一人，万纽于氏二人，莫胡卢氏一人，尔绵氏一人，若口引氏一人，侯吕陵氏一人，尉迟氏一人，拓王氏一人，乙弗氏一人，独孤氏二人，叱罗氏一人，共计62人，在这些赐的胡姓中有25人是被赐为宇文氏的，占赐姓人总数的40%多。笔者以为被赐为宇文氏不能算作赐胡姓，因为宇文氏是北周皇室的姓氏，北周皇帝给臣属们赐以宇文氏如同西汉王朝给臣僚赐以刘氏、李唐王朝给臣僚赐以李氏、明朝给臣僚赐以朱氏，这种赐以臣僚皇家姓氏是一种政治待遇。反过来说，如果北周皇帝给臣属们赐以宇文氏也算作赐胡姓，那么由一个胡姓赐为另一个胡姓就无从解释，也毫无意义。除此以外，被赐为胡姓的大臣涉及29个胡族姓氏，共有37人次，约占赐姓人总数的60%。而且据史书记载，这些大臣一旦被赐姓其子嗣也要改为所赐的胡姓，并且其后代继续沿用，[112]这充分表明该地区胡文化的影响之大，已经渗透到社会文化的许多方面，甚至包括人们的姓氏名字。其原因当是自五胡十六国以来胡族大量进入该地区，他们与原来居住在该地区的汉人杂居，胡汉各族相互影响，特别是进入北朝后期该地区的统治者就是以宇文氏为首的、以武川镇军人为核心的一批胡族以及胡化族群，这些人必然会将他们的胡族文化的因素以各种手段甚至政治手段渗透到汉文化中，而赐胡姓当是其中的表现之一。

四 妇女两性观念的变化

汉族十分重视妇女的贞洁，妇女也素以守节为重，叙述历朝历史的正史中多有《列女传》，而有关《列女传》的总述，如《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所云：

《诗》、《书》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兴以后，综其成事，述为《列女篇》……余但探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第2781页）

《晋书》卷九六《列女传》云：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欢，贞烈之风斯著。振高情而独秀，鲁册于是飞华；挺峻节而孤标，周篇于焉腾茂。徽烈兼劭，柔顺无愆，隔代相望，谅非一绪。然则虞兴妫讷，夏盛涂山，有娀、有广隆殷之业，大妊、大姒衍昌姬之化，马、邓恭俭，汉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扬芬，斯皆礼极中闱，义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节，孟母求仁，华率傅而经齐，樊授规而霸楚，讥文伯于奉剑，让子发于分菽，少君之从约礼，孟光之符隐志，既昭妇则，且擅母仪。子政缉之于前，元凯编之于后，具宣闺范，有裨阴训。故上从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称，一艺可纪，咸皆撰录，为之传云。（第2507页）

《隋书》卷八十《列女传》云：

自昔贞专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妇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温柔，仁之本也；贞烈，义之资也。非温柔无以成其仁，非贞烈无以显其义。是以诗书所记，风俗所在，图像丹青，流声竹素，莫不守约以居正，杀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植之妻，鲁之义姑，梁之高行，卫君灵主之妾，夏侯文宁之女，或抱信以含贞，或蹈忠而践义，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节，其修名彰于既往，徽音传于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于淫僻之俗，虽衣绣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辇，不入彤管之书，不沾良史之笔，将草木以俱落，与麋鹿而同死，可胜道哉！永言载思，实庶姬之耻也。观夫今之静女，各励松筠之操，甘于玉折兰摧，足以无绝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第1797页）

就连叙述鲜卑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政权的《魏书》也有《列女传》，总述曰：

夫妇人之事，存于织纴组、酒浆醯醢而已。至如嫫训轩宫，娥成舜业，涂山三母，克昌二邦，殆非匹妇之谓也。若乃明识列操，文辩兼该，声自闺庭，号显列国，子政集之于前，元凯编之于后，随时缀录，代不乏人。（第1977—1978页）

这都说明这些历史时期是重视妇女贞节、贞烈观念的。但是奇怪的是叙述北朝后期东魏北齐政权和西魏北周政权的《北齐书》《周书》竟然皆无《列女传》，这亦可见南北朝后期妇女两性观念、贞洁观念之淡薄，正如《隋书·列女传》所云：“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于淫僻之俗，虽衣绣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辇，不入彤管之书，不沾良史之笔，将草木以俱落，与麋鹿而同死，可胜道哉！永言载思，实庶姬之耻也。”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当自“永嘉之乱”后胡族大量涌入中国北方农业地区，胡族相对落后的婚姻及两性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

（一）东魏北齐统治地区婚姻关系两性关系混乱

生活在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内的汉族妇女的再婚、淫乱，如《北齐书》卷九《武成胡后传》记载：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阳卢道约女……武成宠幸和士开，每与后握槊，因此与后奸通。自武成崩后，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通……齐亡入周，恣行奸秽。（第126—127页）

同卷《后主胡后传》记载：

后主皇后胡氏，陇东王长仁女也……数日而邺不守。后亦改嫁。（第127页）

《北史》卷一四《后妃传》记载：

冯翊太妃郑氏，名大车，严祖妹也。初为魏广平王妃。迁邺后，神武纳之，宠冠后庭，生冯翊王润。神武之征刘蠡升，文襄蒸于大车。神武还，一婢告之，二婢为证。（第519页）

同卷《后妃传》记载：

弘德夫人李氏，赵郡李叔让女也。初为魏静帝嫔，武成纳焉。（第523页）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隋封子绘妻王楚英墓志》记载：

夫人姓王，讳楚英，小字僧婢，太原晋阳人……长女字宝首，适陇西李桃枝，清渊县侯。次适范阳卢公令，尚书郎。后适陇西李子亢……次女字宝艳，小字徵男，适代郡娄定远，即齐武明皇太后之弟子，司空公、尚书令、青瀛二州刺史、临淮郡王。后适京兆韦艺，上大将军、齐州刺史、魏兴郡开国公……第三女字宝华，小字男弟，适斛律须达，开府仪同三司、护军将军、钜鹿郡开国公。后适范阳卢叔粲，汾州治中。（第336页）

按：王楚英出自太原王氏，其夫出自渤海封氏，他们和荥阳郑氏、赵郡李氏皆为中国北方的大士族，安定胡氏起码也是郡姓士族，其女或二嫁三嫁，或淫乱，这些皆与汉族的传统文化相违背，可见当时外来文化对中国北方汉族妇女两性习俗影响之一斑。

（二）西魏北周统治地区婚姻关系复杂

在西魏北周统治区域内生活的汉族妇女的事情，如《周书》卷九《皇后传》记载：“静帝司马皇后名令姬，柱国、荥阳公消难之女。大象元年二月，宣帝传位于帝，七月，为帝纳为皇后。”（第148页）“二年九月，隋文帝以后父拥众奔陈，废后为庶人。后嫁为隋司隶刺史李丹妻，于今尚存。”（第149页）出身大官僚家庭的司马氏的家族女子都出现再婚现象，由此可以推测在该区域其他汉族妇女中还有这种情况，这又说明胡文化对该地区汉族妇女两性习俗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当与东汉时期汉羌战争起边地的羌、氐、匈奴、羯、鲜卑等胡族大量涌入关陇地区，随之这些进入该地区的胡族原有的部落解体，胡族开始与汉人杂居，在文化上与汉族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一部分汉族妇女在两性观念上受到胡族的影响，采取了一些过于开放的两性观念不无关系。

五 生活器物及服饰

在中国古代社会服饰器物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各国纷纷效法，可见胡文化在当时的影响之大。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族的生活器物及服饰再一次影响着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汉族人口。其中床这一坐具的变化值得重视，而古代器物中的床与现代床的含义有所不同，古人所指的床既包括现在作为卧具的床，还包括现在的坐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称为胡床的坐具，此胡床类似于今天人们仍在使用的靠背折叠椅，这本是游牧民族为了便于携带的一种坐具，随着北边胡族大量涌入被一并带入中原的农业地区，中原甚至江南的汉人也开始使用这种轻便的坐具。

（一）东魏北齐统治地区所受的胡族影响

在东魏北齐统治地区汉人穿着胡族服饰的记载未见于传世史书，但是汉人使用胡床的记载倒有几条，见《北齐书》卷九《武成胡后传》：“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阳卢道约女……布金钱于献席下，又挂宝装胡床于献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第126页）《北史》卷四五《裴叔业传》：“属时亢旱，土人劝令祷于海神。[裴]粲惮违众人，乃为祈请，直据胡床。”（第1651页）而北齐武成皇后胡氏出身于安定胡氏，其母出身于范阳卢氏，亦为士族。裴粲也出身于河东裴氏，是北方的士族。这说明东魏北齐统治地区汉人包括一些士族也受到胡族器物文化的影响。东魏北齐统治区内的汉人之所以使用胡床，是由于自五胡十六国及北朝以来原居住在中国北方边地的胡族不断涌入，他们在将胡文化带进中原的同时，也将他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各种器物诸如胡床这个胡族常用的坐具也一并带进中原地区，而且胡床又便于携带，使用方便等缘故，导致中原地区原来居住的汉人在受到胡文化因素影响时接受了胡床这一胡族常用的坐具，最终使胡床这一坐具逐渐演变为我们现在常用的坐具——椅子，进而在整个中国都普遍使用起来。另外《后汉书》卷一○三《五行志》云：“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第3272页）此后《三国志》《晋书》以及南朝各史中也有一些汉人使用胡床的记载，甚至在这些正史中还出现了东晋名臣庾亮、名相王导之子王恬等汉族的大士族也使用胡床的记载，[113]《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中还曰：“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第823页）这个泰始是晋武帝的年号，可见汉族使用胡床早在东汉时期，至迟也在晋武帝泰始年间，并且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因此说汉族使用胡床固然是受到胡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也不好完全归结于东魏北齐政权的统治者。

（二）西魏北周统治地区亦有影响

在西魏北周统治地区虽然没有汉人穿着胡族服饰、使用胡床的记载，可是据《周书》卷七《宣帝纪》所云：“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受朝于露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第117页）《通鉴》卷一七三陈宣帝太建十一年春正胡三省的注则更明确地说：“以此知后周之君臣，前此盖胡服也。”（第5391—5392页）而陈宣帝太建十一年（579）即是北周宣帝大象元年，这说明西魏北周政权中的官僚此前一直以胡族服饰为朝服。《隋书》卷一二《礼仪志》又曰：“后周之时，咸着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又文帝项有瘤疾，不欲人见，每常着焉。相魏之时，着而谒帝，故后周一代，将为雅服，小朝公宴，咸许戴之。”（第266—267页）北周君臣穿着胡族服饰必然影响着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族，也包括原来生活在这里的汉族，这也就是说西魏北周统治区域内的汉族也受到了胡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自东汉以来特别是五胡十六国及北朝时期原居住在中国北方边地的许多胡族涌入，胡汉各族在一起杂居，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再加上西魏北周时期该地区的统治者又多为胡族或胡化族群，他们的生活习俗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许多胡族文化的因素，特别是据上文记载保留了一些胡族的服饰穿着，这样胡族的服饰文化必然影响到居住在该地区的汉人。

本章小结

就汉文化的思想核心儒学来说，不论在东魏北齐政权所统治的山东地区还是西魏北周政权所统治的关陇地区，都出现了汉族士人既精通儒家经传又兼读佛教经典的现象，有的汉族士人在讲论儒家经传时，还采用佛教的升高座、升师子座之类形式。特别是在关陇地区佛教思想已经渗透到汉族文化的主导思想儒学中，这点从宇文泰命令经师薛慎等人既习读儒家经典又兼学佛经，名儒沈重也通涉佛经亦可证明。这些都说明作为汉文化主体的儒学不仅在讲学形式上，甚至内容上都受到佛教这一外来文化影响。再则，在东魏北齐政权统治区和西魏北周政权统治区都受到胡文化中的宗教等方面的影响，其中佛教对于汉族及其文化的影响尤为突出，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不仅对佛教颇有研究，在思想上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其间不乏汉族的世家大族，甚至还有一些汉族学人出家为僧。在语言文化艺术方面，在这两大地区生活的汉族人群或是为了进入高氏、宇文氏家族所统治的政权中，或者是为了便于和鲜卑人交流，当或多或少地会一些鲜卑语，这说明自五胡十六国以来由于胡族从北部边地不断涌入中原地区，胡汉各族在中原地区杂居，胡汉各族为了相互交流，在语言上必然相互学习，这样胡族的语言文化对汉族及其语言或多或少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汉族还受到了胡族文学艺术的影响，这在艺术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东魏北齐政权制定的宫廷音乐，即所谓“正声”里也混杂着西凉等外来乐曲，西魏北周政权的乐曲杂糅康国、龟兹、高昌、西戎等伎乐，国家的宫廷乐曲尚且如此，而民间由于胡汉杂居，民间的汉族乐舞必然也掺杂进一些胡族乐舞，因此说在西魏北周统治区的乐舞当然是受到胡文化影响的。

在社会习俗方面，东魏北齐政权统治区和西魏北周政权统治区生活的一些汉族，包括个别汉士族，一改汉晋时期世家大族注重门第、以儒学为荣、多以传授习读儒家经典为业的风俗，而喜好交游豪杰，崇尚武力，习武之风兴盛。甚至在西魏北周政权所统治河西地区曾一度出现了胡化倾向。还出现了汉族所起的名字也受胡族影响的情况，甚至发生了汉族改胡姓这种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现象。还有在两性观念上，一部分汉族妇女受到胡族的影响，采取了一些过于开放的性观念，在性生活上过于放肆。另外，在服饰器物上也受到胡文化的影响，一些汉人穿着胡族服饰，特别是胡床这一胡族的坐具逐渐演变为我们现在常用的坐具——椅子，进而在整个中国都普遍使用起来。

至于为什么在这一时期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生活的汉族民众会在社会风俗、姓名文化、妇女的两性观念、服饰器物等方面出现这些变化，这主要从几方面来看，一方面，与当时中国北方自五胡十六国时期起中国北方胡族包括个别的汉人建立了许多割据政权，这些割据政权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导致该地区战乱不断，士族或避地江左、河西，或在原居地聚族建坞堡以自卫，由此一改习读经史、崇尚儒学的传统，转而崇尚武力。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士族本来就是以武力起家，特别是关陇地区自两汉以来就以“关西出将”而闻名，因此该地区以武力起家的士族当甚众。再加上胡族大量涌入，特别是关中及河西地区胡族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大量涌入，胡汉各族在该地区杂居、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特别是外来的胡族及胡化族群带来粗犷开放的草原文化因素所致。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进入关陇地区胡族的文化对该地区汉文化影响力超过山东地区这一事实。

---

[1]《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3743页；《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2858页，卷八七《西羌传》，第2869页，卷八九《匈奴传》，第2944页；《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集释所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58—859页。

[2]见《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所云：“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08页）

[3]《魏书》卷八一《宇文忠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95页。

[4]关于北齐高氏族属的问题，当前学术界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种说法：（1）周一良先生的“非汉人说”（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刊于《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214页）；（2）姚薇元、王仲荦先生的“鲜卑人说”（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三《内入诸姓·高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6—148页；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546页）；（3）缪彦威（钺）先生的“鲜卑人或鲜卑化汉人说”（缪彦威：《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刊于《读史存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78—94页）；（4）谭季龙（其骧）先生的“高丽人说”（见于谭其骧的信函，缪彦威先生附于《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一文附记，见《读史存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 年版，第93—94页）；（5）陈寅恪先生的“鲜卑化汉人说”（《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293页）。这五种说法谁是谁非，史学界尚无定论，但是对于高欢本人鲜卑化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异议。陈寅恪先生《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十八篇（一）“北齐的鲜卑化”中说：“说他是汉人，为就血统而言。《北齐书·神武纪上》所说：‘神武既累世（高谧、高树、高欢三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这就是‘化’的问题。高欢在血统上虽是汉人，在‘化’上因为累世北边，已经是鲜卑化的人了。‘化’比血统重要，鲜卑化人也就是鲜卑人。‘化’指文化习俗而言。”（第293—294页）因此北齐高氏进入中原以后的“汉化”就需要进行研究。

[5]《隋书》卷三五《经籍志》，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089页。

[6]诗作原文见于河北省磁县兰陵王高长恭墓前《兰陵王碑》阴，并收入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齐诗》卷二安德王高延宗《经墓兴感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74页。

[7]按：《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有云：“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这些图书当是隋朝统一全国后集中于东都洛阳的，这时准备运至关中。

[8]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三《内入诸姓·韩氏》，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136—137页。

[9]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四《四方诸姓·窦氏》，第190—192页。

[10]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三《内入诸姓·高氏》，第146—148页。

[11]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二《勋臣八姓·刘氏》，第43—49页。

[12]按：《魏书·阳平王熙传》说其父名吐万，《元显墓志》说其父名万，两处记载不同，可是《元显墓志》称其祖为司徒，其父为并州，而《阳平王熙传》中记载元显祖父元他改封淮南王，官至司徒，其父元吐万死后赠官并州刺史，因此元他就是元显的祖父，元吐万也就是元显的父亲。而元显的父亲之所以在传中名吐万，墓志中名万，当是其父南迁后觉得“吐万”不够文雅，故改名为“万”之缘故。

[13]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第九《西域诸姓·白氏》，第398—402页。

[14]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四《四方诸姓·窦氏》，第190—193页。

[15]只是苦于史籍中没有厍狄干、王周二人子孙的人数记载，故无从考述。

[16]《隋书》卷三二《经籍志》，第945页；卷三四《经籍志》，第1017页。

[17]《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第1587页。

[18]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第二《高车诸姓·李氏》，第321—323页。

[19]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四《四方诸姓·窦氏》，第190—193页。

[20]《周书》卷一五《于谨传》，第243页。

[21]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三《内入诸姓·贺若氏》，第94—96页。

[22]《北齐书》卷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03页。

[23]由于现存的《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有脱误，故采用《北史·文苑传》。

[24]（唐）魏徵、长孙无忌：《隋书》卷三三《经籍志》，第960页。

[25]《隋书》卷五七《薛道衡传》，第1406页。

[26]（唐）徐坚：《初学记》卷一四《飨宴》，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0页。

[27]黄寿成：《北齐文林馆考》，《暨南史学》第七辑，第385—396页。

[28]《隋书》卷二七《百官志》，第753页。

[29]《隋书》卷二七《百官志》，第754页。

[30]《隋书》卷二七《百官志》，第754页。

[31]《隋书》卷二七《百官志》，第754页。

[32]黄寿成：《北齐文林馆考》，《暨南史学》第七辑，第385—396页。

[33]《周书》卷七《宣帝纪》，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24页。

[34]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四《四方诸姓·窦氏》，第190—195页。

[35]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三《内入诸姓·娄氏》，第98—102页。

[36]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三《内入诸姓·韩氏》，第136—138页。

[37]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第二《东夷诸姓·王氏》，第296—298页。

[38]《北齐书》卷二六《薛琡传》，第369页。

[39]《北齐书》卷五十《恩倖·和士开传》，第686页。

[40]据《北周》卷二《文帝纪》、《北齐书》卷二七《万俟普传》记载，这其中万俟普和万俟洛父子原来还是西魏高官，万俟洛甚至曾为西魏政权的宰相，大统二年三月才从西魏统治区叛逃至东魏的，将他们算入东魏北齐统治区实在有些勉强。

[41]《北齐书》卷一五《窦泰传》，第193页。

[42]《魏书》卷八八《良吏·窦瑗传》，第1907页。

[43]《北齐书》卷一五《尉景传》，第194页。

[44]（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二十《王则传》，第271页。

[45]《北齐书》卷四十《白建传》，第532页。

[46]《北齐书》卷四一《綦连猛传》，第539页。

[47]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叱列延庆妻阳平长郡君尔朱氏墓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17页。

[48]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薛广墓志》，第425页。而薛广看似汉人但是下文又说，其曾祖是薛野猪，祖父薛虎子，但是《魏书》卷四四《薛野猪传》说“代人也”，而且据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内篇第四《四方诸姓·薛氏》考证，薛野猪、薛虎子都是胡人，代郡薛氏本姓叱干，故此薛广也是胡人。

[49]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三《内入诸姓·寇氏》，第68—70页。

[50]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三《内入诸姓·梁氏》，第64—66页。

[51]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第一《东胡诸姓·王氏》，第276—279页。

[52]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第二《东夷诸姓·王氏》，第296—298页。

[53]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第四《高车诸姓·李氏》，第321—325页。

[54]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三《内入诸姓·韩氏》，第136—138页。

[55]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第二《东夷诸姓·王氏》，第296—298页。

[56]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四《四方诸姓·窦氏》，第190—195页。

[57]《周书》、《北史》《明帝纪》皆云北周明帝宇文毓的小名叫“统万突”，但是其诸弟字除宇文觉字“陁罗尼”外，皆作“某某突”，故此“统万突”当也是宇文毓的字。

[58]《周书》卷一《文帝纪》，第1页。

[59]李贤与李穆是兄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周·李贤墓志》亦言“汉将[李]陵之后也”，第482页。

[60]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齐诗》卷二安德王高延宗《经墓兴感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74页。

[61]《魏书》卷四一《源贺传》，第919页。

[62]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四《四方诸姓·窦氏》，第190—193页。

[63]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8—1533页。

[64]《周书》卷五《武帝纪》，第85页。

[65]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西魏北周·徒何伦墓志》，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67页。

[66]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385页。

[67]这段记载中的“领人酋长”“领人庶长”，应为“领民酋长”“领民庶长”，而《隋书》如此，是因为要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之缘故。

[68]《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2993—3003页。

[69]《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第724-747页。

[70]《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第724-747页。

[7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72]《北齐书》卷七《武成帝纪》，第91页。

[73]黄寿成：《北周政权是否实行九品中正制》，《文史哲》2014年第4期。

[74]《隋书》卷二七《百官志》，第751—770页。

[75]黄寿成：《北周政权察举制度考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76]（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一《名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

[77]《北史》卷七《齐显祖文宣帝纪》，第254页。

[78]《北齐书》卷八《后主纪》，第108页。

[79]《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第307页。

[80]《北齐书》卷四六《循吏·宋世良传》，第639页。

[81]黄若琰：《北周后期为何货币不标明重量》，《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8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邺城文物菁华》，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8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邺城文物菁华》，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9—11页。

[84]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8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考古》2008年第9期。

[8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第199页。

[8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

[88]王翠萍：《北魏洛阳城的空间形态结构及布局艺术》，《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8年第9期，第40页。

[89]王翠萍：《北魏洛阳城的空间形态结构及布局艺术》，刊于《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8年第9期。

[9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考古》2008年第9期，第26页。

[9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考古》2008年第9期。

[9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考古》2008年第9期。

[93]李毓芳：《汉长安城的布局与结构》，《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5期，第72页。

[94]李毓芳：《汉长安城的布局与结构》，《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5期，第71—74、54页。

[95]肖爱玲：《隋唐长安城》，西安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96]《周书》卷二四《卢辩传》，第404页。

[9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98]《魏书》卷八四《儒林·卢景裕传》，第1859页。

[99]《北齐书》卷四四《儒林传》，第582页。

[100]（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三《唱导》，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21页。

[101]吕思勉：《秦汉史》第二十章“秦汉宗教”第六节“道教之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27—832页。

[102]《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第51页。

[103]（北齐）颜之推、今人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一《治家》，中华书局1993 年版，第53页。

[104]《北史》卷六《齐世宗文襄帝纪》，第234页。

[105]《北齐书》卷二二《李元忠传》，第313页。

[106]《北齐书》卷二二《李元忠传》，第319页。

[107]《北齐书》卷二九《李玙传》，第396页。

[108]赵向群：《魏晋五凉时期河西民族融合中的羌化趋势》，《西北师大学报》1996 年第1期，第81页。

[109]（北齐）颜之推、今人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五《诫兵》，第355页。

[110]《北齐书》卷四八《外戚·元蛮传》，第668页。

[111]《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第66—67页。

[112]《隋书》卷一《高祖纪》记载，杨坚曾随其父为普六茹氏。《旧唐书》卷一《高祖纪》记载，李渊亦“至隋文帝作相，还复本姓”，而这时姓大野氏的当是李渊或其父，因为李虎已死。另外《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周·谯国夫人故步六孤氏墓志铭》说“夫人讳须蜜多，本姓陆，吴郡吴人也”。是陆通之女，均说明臣僚一旦被赐姓其子嗣也要改为所赐的胡姓，并且其后代继续沿用。

[113]按：《晋书》卷六五《王导附子恬传》云：“恬久之乃沐头散发而出，据胡床于庭中晒发，神气傲迈，竟无宾主之礼。”卷七三《庾亮传》云：“亮在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觉亮至，诸人将起避之。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竟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