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贾二强
近年来,已毕业的学生陆续将学位论文修订整理付之枣梨,多邀我作序,每临此刻,我都心怀喜悦。寿成君的这部书稿现置于案头,面对学生又一部大作,欣喜之余,更有一番别样的感受。寿成君与我有一层特殊关系,他是业师黄永年先生的哲嗣,因此与我之间并非寻常的师生之谊。忆及十几年前,寿成君考入我门下攻读博士,我曾戏言,你这位学生真令我省心,你的学业径由令老太爷代管代行可也。这番话竟使他十分紧张,连忙说:那可不行,和你们这些学生不同,我的这些事他从来不管!果不其然,先师真是内外有别,平日对我辈学业生活关怀有加,可谓无微不至,而寿成君在读期间,却从未对我提出任何要求,由此我也深深体会到他老人家对我辈门生的心血投入。
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先生对魏晋隋唐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独具慧眼,提出承五胡十六国之后,北朝至唐代前期的种族与文化是认识这一时期历史演进的关键。这一观点得到广泛认同,此后中外学人多所关注,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如众所知,先师黄永年先生是中古史的一代学术大家,北朝隋唐史尤为其所专擅,大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堪称这一领域的经典之著。在考察这一时期政治史的同时,黄先生对于汉胡民族和区域文化也备为重视,在若干重要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认识,深化了陈寅恪先生的研究。鉴于这一时期历史的复杂性,多种矛盾多种问题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前贤的工作虽然打开了宏观的思路,提供了有益的方法,但是对于所涉一些具体研究领域,尚有待于深化和细化,因而这一课题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寿成君充分吸取前贤时辈的研究成果,将其考察重点集中于北朝后期。他从胡汉关系入手,主要从民族认同和区域文化视角,围绕民族冲突相互作用和文化交汇融合,就北朝时期的社会发展演进予以全面的考察探求。
公元6世纪30年代,称雄北方约一个半世纪的元魏解体为东魏、西魏,黄河流域大体形成以晋陕黄河至河南洛阳一线东西分治的局面,后又为把持朝政的权臣取得政权,分别建立高氏北齐和宇文氏北周。公元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581年杨坚代周建隋。这一段历史虽为时短暂,仅经历了不到50年,却经历了数次政权更迭、改制、内乱以及战争等重大事件,时局动荡,波谲云诡,成为观察和探究中古时期民族与文化交融变迁极其重要的一个窗口。
寿成君通观这一时期种种社会矛盾和风云变幻,经认真思考审度,选取了儒学传承、礼义习俗、典章制度、经济活动、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家庭家族等若干对于呈现一个时代文化状态具有指标意义的专题,采撷文献史料中的相关记载,主要通过各类人物生平活动和社会现象,细致而微地解析其时民族融合和文化发展的概貌、趋向和过程。
这部著作具有的最突出特点在于就此课题的微观细化和全面深化。如上所言,前贤于此题目已多有卓见,并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循此思路,寿成君不惮繁细,采用传统学术的考据方法,全面收集相关史料,进行了深入开掘。面对每一具体问题,他均尽量罗列排比材料,全面撷取文献中有关记事,逐一详加对比,分析综合,获得个人的结论。以典章制度为例。西魏北周在制度方面的复古倾向,前人多有关注,如行用所谓周礼六官之制,即是这个时期改变官制的重大举措。一般而言,论者多以《通典》的记述为据,通常以为这一制度仅施行于北周。寿成君经认真爬梳辨析史料,根据《周书·文帝纪》的一条记事大统年间宇文泰“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寻亦置六卿官”,至恭帝三年正式实施,遂提出这一制度始行于西魏末年,此后终北周一代,弃置了前代北魏所行用的台省制度,一直采用此周礼六官之制。北周的礼仪制度如圆丘、宗庙、社稷等祭祀典礼亦多循西周之礼;选举制度则恢复两汉的察举,而并未实行汉魏以降的九品中正制。凡此种种均与北齐、南朝迥然有别。这一复古趋势与历史发展方向相背离,并不代表时代的主要潮流,对后世影响也极其有限,而寿成君就此予以特别说明,这实则代表了胡族政权统治者对于汉主流文化的认同和靠拢,只不过是一次选择偏离注定不会成功的尝试。
寿成君经过一番细致的探索与比较,就论题主旨得出了基本的认识:由于这一时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等历史因素的不同,各胡族的种族差异,各自发挥了独立的影响。而这一时期东西对峙的两个政权之间及其统治区域内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了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全新汉文化,从而为日后隋唐时期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基于这一认识,寿成君还针对海外学者提出的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文化是一种既非胡又非汉的第三种形态,申明了不同的见解。由于大量繁复细密的引据和论证,因此他的这些认识可谓持之有故,有据有理,无疑加深了人们对于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认识。
这一课题的文献十分有限,厘清研究思路后如何合理而恰如其分地收集和使用材料却很费思量,看得出寿成君在这一方面下足了功夫。由于史料的细心开掘和周密的安排,书稿中总体看来材料却并不显单薄,因而各专题各事项的论证亦相当充分,这也是书稿予人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其治学范式尤具先师之遗轨,学风朴厚笃实,足见寿成君颇得家学真传,素有根底,而先师学术,后不乏人,这也令我感到十分宽慰。
寿成君与我属于同代人,由于早年处于“文化大革命”动乱之世,未能完成系统的中小学学业,因此治学之路走得十分艰辛。而他命运尤为多舛,数次错失深造机缘,但矢志不移,玉汝于成,近年来不断有佳作问世,亦足以告慰先师在天之灵。
以寿成君坚忍不拔勤于探索的学术品格,我相信他将在学术上做出更多的贡献。
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