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对象和意义
（一）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致歉言语行为。首先，本书认为致歉和道歉在对言语行为的指称内容上是相同的，只不过它们在语体色彩上有差别，鉴于“致歉”的书面语色彩更强，所以选用“致歉”指称相应的言语行为。其次，研究对象有时间范围上的限制，是现代的。我们按照中国历史分期的惯常理解，认为“现代”是指五四运动到现在的时期。再次，研究对象有空间范围上的限制，是汉民族社会文化为主流的区域，在汉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实施的致歉言语行为。最后，研究对象有语言地位上的限制，是汉语共同语的，由方言、土语等表达的致歉言语行为不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二）研究意义
本书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理论意义表现在：第一，语言，人类之独有，礼貌语言，社会之需要，致歉语言是礼貌语言之一。通过深化对致歉言语行为的认识，我们同样能够加深对礼貌言语行为的认识。第二，致歉言语行为属于塞尔言语行为理论分类中的表达类，学术界对表达类言语行为的全面研究较少。通过对致歉言语行为的系统研究，可以管窥表达类言语行为，研究成果作为一个积累，日后再与其他表达类言语行为研究成果对比、概括，可以推进对表达类言语行为的认知。第三，致歉言语行为是言语行为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我国的《民法通则》中，第134条第1款第10项将“赔礼道歉”规定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可见，人们已经非常重视这个言语行为，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言语行为。第四，以往对致歉言语行为的研究大都是在某些方面、某个片段上的研究，本书尝试从致歉事件的起因到结果的整体研究。第五，本书计划以收集到的大量现代汉语致歉语料为基础，以期归纳、分析出现代汉语致歉言语行为的性质、功能、类型、结构、完形等，解析致歉言语行为的语言表达形式和制约因素，明确大众对致歉言语行为的认知心理，尝试解读致歉言语行为的实现过程，继而获得对现代汉语致歉言语行为的全面、深刻认知。
实践意义表现在：第一，通过端正对现代汉语致歉言语行为的认知，克服中国人爱面子、羞于致歉的心理，可以帮助人们乐于实施致歉言语行为，促进人际关系和谐，进而实现社会和谐。第二，通过揭示现代汉语致歉言语行为的完形模式、表达方式、制约因素等，可以帮助人们易于实施致歉言语行为。第三，通过解析冒犯度与致歉度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帮助人们善于实施致歉言语行为，取得预期的言语效果。第四，本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对外汉语致歉言语行为的教学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帮助。
二 致歉言语行为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近50多年来，国外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致歉言语行为作过研究，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如定性与定量研究、田野调查、问卷调查、语篇补全测试、语篇分析、访谈、角色扮演及语料库等，研究结论更加深入、科学。
从收集到的文献可知，奥斯汀（John Austin）在他的《哲学文集》（1961）一书中首先对致歉言语行为作了思考和认识，次年在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中作了深入研究。后来，有戈夫曼（Erving Goffman）、塞尔（John Searle）、弗里泽（Bruce Fraser）、利奇（Geoffrey Leech）、奥施坦与科恩（Elite Olshtain & Andrew Cohen）、布朗和莱文森（Penelope Brown &Stephen Levinson）、霍尔姆斯（Janet Holmes）等众多学者在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语言学等领域开展了对致歉言语行为的进一步研究。具体情况如下。
1.致歉的语用学研究
（1）致歉的言语行为研究。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属于语言哲学中的日常语言学派（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的研究内容，是由日常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Austin）提出的。日常语言学派摆脱了对语言学的逻辑语义研究，注重研究日常生活中语言的实际使用状态，认为符合一定“合适条件”（felicity condition）的言语就会行使一定的言语行为。语言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而是行为。
奥斯汀（John Austin）在《哲学文集》（1961）一书中区分了借口（excuse）、辩解（justification）与道歉（apology）的异同，认为借口与辩解都属于解释，解释是社会人对不曾预料到的行为所做出的陈述，借口是对责任的否认，从而摆脱指责，而道歉则是指既接受责任又承认错误。在他的《如何以言行事》（1962）一书中提出言语行为理论。他区分了两大类话语：言有所述（constative）和言有所为（performative），并认为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奥斯汀对言语行为做出五种分类：裁决型（verdictives）、行使型（exercitives）、承诺型（commissives）、行为型（behabitives）、阐述型（expositives）。按照他的划分方式，致歉属于行为型言语行为，用于表明说话人所采取的态度。
塞尔（John Searle,1979）在奥斯汀研究的基础上找出了区分不同言语行为的12个侧面，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言外之的（illocutionary point）、适从向（direction offit）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expressed psychologicalstate）。塞尔以此为切入点，将言语行为也分为五大类：阐述类（representatives）、指令类（directives）、承诺类（commissives）、表达类（expressives）、宣告类（declarations）。他将致歉归入表达类言语行为，是对命题中所表明的某种事态表达说话人的某种心理状态。这一类言外行为没有适从向，说话人既不想通过说话来引起客观世界的改变，也不需使自己的话语符合客观现实，命题内容的真实性是实施这类言语行为的前提。
戈夫曼（1971）将致歉定义为一种弥补性的行为，这一行为的产生源于说话者对听话者的冒犯。弗里泽（1981）认为致歉要有“我为……道歉”（Iapologize for...）言内行为，并指出只有在两种基本条件成立时，致歉才有可能发生：第一，说话者对自己的举止行为承认负有责任。第二，由于说话者自己的举止行为产生了冒犯对方的后果，说话者因此传递出某种遗憾的信息。利奇（1983）认为致歉属于和谐类[1]的言语行为，受歉方是受益者，致歉的言外之的和礼貌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奥施坦与科恩（1983）认为致歉是一种“言语行为集合”（speech-act set），是由使用致歉词语、解释情况、提供补偿等策略分别或组合在一起实施的。奥施坦（1989）总结道歉的目的在于支持受实质或潜在的冒犯行为不良影响的听话人。她将承认有过失和负有责任视为致歉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增加了自我羞辱（self-humiliation）这一成分。
霍尔姆斯（Janet Holmes,1990）将致歉定义为这样一种言语行为：当A冒犯了B，道歉可以被用来维护B的面子，并且弥补A冒犯应该承担责任的后果，进而恢复A与B之间的和谐（A是道歉者，B是被冒犯者）。并认为“道歉是一项针对被冒犯者面子需要的言语行为，目的在于补救一项需道歉者承担责任的冒犯行为，从而恢复道歉者与受歉者之间的平衡”。法索尔德（Ralph Fasold,1990）也提到致歉的合适条件：说话人对其正在致歉的行为负有责任；说话人对该行为表示遗憾；该行为对听话人造成伤害。他认为人们在致歉时更多使用第二个条件，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提到责任或是冒犯本身而仅牵扯到说话人，并且它所传达的信息是模糊的。人们倾向用第一个条件间接致歉，而避免使用第三个条件，因为那样只会加剧已经造成的伤害。
（2）致歉的礼貌研究。利奇（1983）结合格赖斯（Paul Grice）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与交际双方的“惠”（Benefit）、“损”（Cost）程度，提出了“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认为说话人说话时往往都尽量多给别人一点方便，让自己吃一点亏，在交际中使对方感到受尊重，从而获得对方对自己的好感。利奇指出，礼貌行为既是一种非对称的行为，又是一种对称的行为。非对称，因为对受话者或第三者礼貌，就意味着对说话者不礼貌；反之亦然。对称，因为人们希望保持言语行为与心理上的平衡。致歉要遵循礼貌原则，是使听话人受益，说话人受损，从而达到损益平衡的言语行为。利奇认为致歉可以看作用来恢复交际双方对称关系的手段，或者至少是减少交际双方不对称的手段。致歉是一种消极礼貌，是说话人冒犯听话人之后重建和谐的尝试。
布朗和莱文森（Penelope Brown & Stephen Levinson,1987）认为礼貌就是“典型人”（Model Person）为满足“面子”（face）需求所采取的各种理性行为。他们的礼貌概念是策略性的，即通过采取语言策略达到给交际双方都留点面子的目的。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理论通常被称为“面子保全论”（Face-saving Theory）。典型人所具有的面子是社会成员所想要的“个人形象”（self-image），它分为“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即不希望自己的行为受到别人的干涉和阻碍，和“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即希望获得别人的赞同和喜爱。许多言语行为本质上是“威胁面子”（face-threatening）的，致歉即是一种威胁说话人积极面子的言语行为。当说话人意识到威胁了听话人的消极面子，就需要采取致歉这种消极礼貌策略来减轻对听话人面子的威胁，维护对方的面子以恢复两人之间的关系。面子威胁行为的大小与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权势（power）与不同文化中言语行为本身所固有的强加的绝对级别（absolute ranking of imposition）相关。
霍尔姆斯（Janet Holmes,1990）认为致歉不但是支持面子的行为，而且是传达情感意义的社会行为，进而从功能上把致歉定义为 A 为了弥补自己的冒犯行为，向B致歉，以挽回B的面子，从而恢复A与B的平衡的言语行为。乔斯勃格（Anna Trosborg,1995）则认为致歉就是要恢复社会和谐，并且要维护面子，采取保护取向（protective orientation）是要维护听话者的面子，采取防御取向（defensive orientation）是要维护说话者自己的面子，因此就会有不同的策略。
梅尔（A.Meier,1995）以为礼貌并不依赖于“面子威胁行为”（FTA），是否礼貌取决于言语策略的实际运用结果。就致歉来说，在没有经过现实检验之前，讨论致歉是否礼貌其实是无用的。梅尔在“恰当”（appropriateness）的框架下，将致歉命名为“修复工作”（Repair Work），认为致歉是说话人认为自己的行为跌落到特定群体所谓道德标准下，有可能给自己的形象带来损伤时而产生的一种修复形象损伤的行为。梅尔的“修复工作”是在批判和继承布朗和莱文森礼貌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考虑到语境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我们认为言语行为理论及礼貌原则等是以英语国家文化为背景，牺牲文化差异为代价而寻求的普遍性原则。其理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使用语言时，这些理论的合适度要作审慎的思考和验证。
（3）致歉的语用策略研究。弗里泽（1981）将致歉策略分为十种。直接的四种，分别是宣布道歉（announcing that you are apologizing）、说明有道歉的义务（stating one's obligation to apologize）、提供道歉（offering to apologize）、要求听话者接受道歉（requesting the hearer accept an apology）。但直接策略里没有包括承认冒犯事实和表示遗憾。间接的六种分别是表示遗憾（expressing regret for the offence）、请求原谅（requesting forgiveness for the offense）、承认责任（acknowledg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ffending act）、保证克制（promising forbearance from a similar offending act）与提供补救（offering redress）等。[2]
其后，奥施坦和科恩（1989）在对德语、加拿大法语、希伯来语和澳大利亚英语等八种语言和语言变体中的“请求”和“道歉”言语行为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把致歉策略整理为八种：直接道歉（an 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表达说话者对冒犯所负的责任（taking on responsibility）；对造成冒犯的原因进行解释和说明（explanation or account）；提供补偿（offer of repair）；承诺将约束自己（promise of forbearance）；使用加强道歉预期的标示词（intensifiers of the apology）；减轻责任（strategy of minimizing）；表达对受害人的关心（concerning for the hearer）。
霍尔姆斯（Janet Holmes,1990）在研究新西兰致歉语时指出致歉有四种范畴：显性表达（an explicit expression of apology），包括直接致歉（offering apology）、表示后悔（expressing regret）、请求原谅（requesting forgiveness）；解释澄清（an explanation or account; an excuse or justification）；承认责任（an acknowledgment of responsibility），包括接受指责（accepting blame）、表达自我缺陷（expressing self- deficiency）、表达无意图（expressing lack of intent）、提供补救（offering repair/redress）等；保证克制（a promise of forbearance）。
乔斯勃格（Anna Trosborg,1995）认为致歉策略分为拒绝承认责任类（opting out），包括直接或间接否认责任（explicit or implicit denial of responsibility）、辩解（justification）、嫁祸他人（blaming someone else）、攻击别人（attacking the complainer）；逃避致歉类（evasive strategies），包括减轻冒犯程度（minimizing the degree of offence）；间接致歉类（indirect apologies），包括直接或间接承认责任（explicit or implicit acknowledgement of responsibility）、直接或间接解释（explicit or implicit explanation or account）；直接致歉类（indirect apologies），包括致歉词语使用（expression ofapology）；补救支持类（remedial support），包括表示关心（expressing concern for hearer）、保证克制（a promise of forebearance）、提供补救（offer of repair）。[3]
杉本（Naomi Sugimoto,1997）提出了三种类型策略：主要策略、次要策略和不常用的策略。主要策略指致歉者常用的致歉策略，包括明晰致歉（explicit apology）、解释（accounts）、描述损害（description of damage）、弥补（reparation）。次要策略包括赔偿（compensation）和允诺不再犯错。不常用策略包括对责任的明确估价（explicit assessment of responsibility）、自罚（self-castigation）和感激（gratitude）等。她（1999）在研究日本与美国致歉策略比较时，发现日本人更多地使用次要策略，如补偿、允诺或保证不再犯错。美国人通常是不提出补偿以避免削弱他们的地位、避免申明责任或避免承担将来义务，但他们也把冒犯归因为疏忽或非自己所能控制。日本人会努力挽回面子，强调不是恶意但对冒犯承担责任。
我们认为在关于致歉策略的研究中，乔斯勃格的分类与总结更为全面详尽。但查阅到的致歉研究成果多是侧重研究致歉的策略，也就是关注行为方法，不太注意行为结果。语效是言语行为的重要内容，致歉的语效应当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内容之一。
2.致歉的制约因素研究
在查阅的文献中，我们发现很多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探讨致歉言语行为的实施受文化和主体因素，如权势、社会距离、性别、年龄等的影响。
威尔兹比卡（Anna Wiezbicka,1991）认为言语行为理论和与哲学家塞尔、格赖斯著作相关的以及以后的会话逻辑理论都认为美国白人的说话方式代表了人类一般的说话方式。伯格曼与卡斯帕（Marc L.Bergman &Gabriele Kasper,1993）认为致歉是一种补偿行为，不同的文化间对于致歉含义的了解是不同的。梅尔（1998）也强调了文化的作用，指出对致歉语的研究要从描写型转向解释型。因此许多西方国家的学者根据本国的情况，对语用理论的普遍性进行研究，并考虑到了交际中的社会变量对语言使用的影响，从而为语言使用者的跨文化语用能力与社会语言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指导作用。
沃默和奥施坦（Helmut J.Vollmer & Elite Olshtain,1989）通过研究德国致歉语的使用，分析了社会权力对致歉言语行为的影响，认为强化词（intensifiers）使用与社会权力呈负相关，直接致歉语使用与社会权力不相关。霍尔姆斯（1990）收集了新西兰致歉语183个自然对话并建立了语料库，研究社会变量对新西兰致歉语使用的影响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后来，她（1995）以新西兰受西方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为调查对象，对男女在礼貌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质、量分析，就两性的礼貌标准和礼貌价值观展开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她发现男女在理解和使用致歉言语行为上存在着较大分歧：男性一般从自我出发，认为致歉是承认失败有损本人面子的行为，因而尽可能避免使用；女性则更能从他人出发，把致歉当作减轻或消除由冒犯带来的不良影响和修复关系的礼貌行为。因此不难想象，致歉最常发生于女性之间，而罕见于男性之间。此外，女性对空间（距离和动作）和言语冒犯敏感于男性；而男性对时间侵犯最为敏感。轻微的冒犯可能引发女性的致歉，而男性一般只对较严重的冒犯致歉。科恩（1996）以致歉语为例论述了社会语言能力，包括文化、年龄、性别、社会阶层与职业、交际中的角色与地位共同作用选择策略完成言语行为。阿弗格瑞（Akbar Afghari,2007）对波斯语的致歉言语行为进行了社会语用研究，并研究了社会距离与权势与致歉强化语使用的相关关系。
以上研究加深了我们对致歉有关制约因素的认识，但是对致歉的原因——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冒犯行为的研究不够深入，仅在一篇文献（霍尔姆斯，1990）中发现对冒犯行为的分类研究。冒犯行为是致歉言语行为的引发原因，也是它区别于其他言语行为的特点之一。如果对原因认知不深刻，必然影响对结果认知的效果，所以应该对冒犯行为给予足够关注。
3.致歉的跨文化研究
80年代以后出现许多关于实施致歉言语行为的跨文化研究。科恩与奥施坦（1983）调查研究了希伯来语中的致歉言语行为的实现模式，比较了母语者与非母语者的致歉语使用。他们发现二语习得者在致歉情景中所出现的文化或者形式的不得体现象是能够被辨别出的。他们基于得到的数据，制定了一套致歉言语行为的语义公式，包含五个基本原则。乔斯勃格（1987）把学习丹麦语的英语人士使用的致歉策略与本地人的进行比较，得出了社会语用策略确实会从一种语言迁移到另一种语言的结论。布卢姆—卡尔卡、豪斯与卡斯帕（Shoshana Blum- Kulka,Juliane House &Gabriele Kasper,1989）进行了著名的大规模言语行为实证研究，这次研究被称为“跨文化言语行为实现项目”（Cross- Cultural Speech Act Realization Project）。它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对比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实施“请求”与“道歉”言语行为的异同以及比较不同文化间这两种言语行为的实现方式的差异。奥施坦（1989）就“请求”与“道歉”这两个言语行为设计了七种致歉情景，利用会话补全问卷（DCT）、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检验等研究方法对希伯来语、澳大利亚英语、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加拿大法语、丹麦语、俄语与德语等八种语言和语言变体之间言语行为实现异同进行了对比，并证明在同等的社会与语境条件下，不同语言间实现致歉言语行为具有相似性。
Hammouri（1998）对说英语的美国人和约旦人的致歉策略进行研究，发现两者都使用直接致歉、提出补偿、承担责任、做出承诺策略，但约旦人有特别使用的策略：对所发生的事情赞扬上帝、攻击受害者以及对冒犯程度最小化。Suszczyn-ska（1999）对英语、波兰语以及匈牙利语三者间的致歉语分析表明致歉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策略的选择和顺序上，而且还体现在语言的形式与内容上。塔塔（Jasmine Tata,2000）的研究结果显示墨西哥裔美国人比英裔美国人更加注重地位在语言使用中所起的作用。马戈-瑞特（Rosina Márquez- Reiter,2000）以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原则为理论框架，使用布卢姆—卡尔卡的五种致歉模式，对比了英国人与乌拉圭人使用致歉策略的差异，以及社会变量，包括社会距离、社会权力与冒犯程度对致歉策略的影响。Soliman（2003）对埃及和美国致歉风格进行了比较，发现两国母语使用者都使用加强语气的标志词来表达真诚；使用叹词（如，oh）以表示关心；倾向于对冒犯行为表示尴尬。所不同的是埃及人倾向于攻击地位低的受害者。
（二）国内研究综述
1988年，何自然在他的《语用学概论》里介绍言语行为理论时，两次提及道歉作为例证，但没作展开论述。1997年，贾玉新在《跨文化交际学》中作了恭维语和致歉语的文化对比分析。此后，国内其他学者以从事外语、跨文化研究的学者为主，开始关注汉语致歉言语行为的研究。研究者主要是引进、介绍国外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借鉴有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汉语的致歉言语现象；通过对汉语致歉言语事实的总结证实国外相关研究结论的正确性或对结论做出部分修正和补充；将汉语与其他语言的致歉言语行为作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深化对汉语致歉言语行为的认识。部分学者在描写汉语致歉言语行为的同时，意识到从汉文化这个深刻根源解释汉语致歉言语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1.汉语致歉的语用学研究
（1）汉语致歉的言语行为研究。国内研究者对致歉言语行为的认识基本是建立在国外相关研究结论的基础上。随着研究的趋热，研究者的认识更加深入，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在做简单的重复工作。可喜的是一些研究者更换研究视角，得出新颖的观点，如崔信淑、李军的研究。主要研究如下。
谭占海（2001）认为致歉是发话人表示对自己已经采取的某一威胁面子行为的后悔。向别人致歉等于认错，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伤害自己的面子。致歉的功能：挽救对方面子、协调交际双方的关系、实现交际目的、表示对受话人的同情、表示对受话人的感谢。罗朝晖（2004）认为致歉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目的是为了保持人们之间的良好关系；进行致歉是一种礼貌行为，是重视听话人面子的需要；致歉是一种补救措施（remedy），是补救性交谈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它的基本功能是为一项冒犯行为（offence）提出补救办法，恢复交际双方的平衡与和谐。致歉言语行为的实施可通过言语方式和非言语方式，但在社会交往中，我们更多地使用言语方式。邹白茹（2007）认为致歉是“为不适当或有危害的言语行为承认不是，承认对人委屈或无礼，同时表示遗憾”;“坦率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把大事化小为减轻罪行所做的辩护”。崔信淑，李军（2012）将致歉行为在因果关系及时间的经过中把握，并将构成致歉行为的语言表达分为三个语言范畴，分别命名为“对事件的提及与说明”“致歉”“修复、维持、发展人际关系”。
（2）汉语致歉的语用策略研究。国内研究者研究致歉策略大多是借鉴国外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从汉语的角度，对致歉策略和模式作了一定的补充、完善，是概括、总结性的研究。主要研究如下。
罗朝晖（2004）参照Olshtain & Aijmer（1996）对致歉言语行为表达程式和策略的分类以及他本人调查收集的材料，把汉语致歉策略分为以下12种类型：显性道歉（Explicit Apology）、重述冒犯行为（Restatement of Offence）、承担责任（Taking on Responsibility）、解释和说明理由（Account-excuse-explanation）、提出补偿或补救措施（Offer of Repair）、请求原谅或惩罚（Asking for Forgiveness or Punishment）、表示关切（Concern for Feelings and Attitude）、承诺或保证（Promise for Forbearance）、否认冒犯（Denial of Offence）、回避道歉（Avoidance of Apology）、表示惊叹或遗憾（Expression of Emotion or Regret）、减轻责任（Minimizing Responsibility）。李军（2007）认为汉语致歉言语行为由必有手段和辅助手段组成，必有手段包括专门道歉词语、承担错误和补救措施三种，辅助手段则有呼唤语、需要道歉的事实陈述和原因解释，并分析了这些致歉手段的构成特点及相配组合情况，对汉语致歉言语行为的语用特点作了概括。即致歉程度的深浅受对听话人造成不利程度的大小和说话人主观上想表达的致歉程度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对听话人的不利越大，说话人希望表达的致歉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致歉程度高的手段或者是多种手段的组合模式。方瑞芬、彭博（2011）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致歉策略做了一定的修改，分为明确道歉和不太明确道歉两个类型。其中不明确道歉包括解释、补偿、允诺不再犯错、表示不是故意伤害对方、表示对对方的关心以及承担责任等。方妍（2011）结合科恩与奥施坦（Cohen & Olshtain）和乔斯勃格（Anna Trosborg）对致歉言语行为的研究，将致歉言语行为的策略分为七类：一是显性表达策略，即施为用意表达策略（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s）；二是承担责任策略（Taking on Responsibility）；三是减轻责任策略（Reducing Responsibility）；四是解释说明策略（Explanation or Account）；五是表达对听话者的关心策略（Showing Concern for the Hearer）；六是提供补偿策略（an Offer of Repair）；七是保证克制策略（Promise of Forbearance）。
这方面的研究还有：谭占海《言语交际中的道歉策略》，钱乐奕《汉语道歉言语行为之分析》，李正娜、李文珠《析汉语道歉语的使用模式》，李志君、秦傲松《汉英道歉策略对比研究》，张永莉《汉语道歉中的语用策略》等。
汉语致歉的策略研究基本上是借用国外的研究成果，对汉语致歉策略的独立思考不多。另外，策略分类数目较多，各自独立表述，割裂了彼此间的联系，对致歉言语行为实施的指导效率低，运用难度高。心理学上的研究表明，一般人的短时记忆模块数为7±2，所以各自独立的策略数目过多，难以实现对言语行为实施的有效指导。
2.汉语致歉的制约因素研究
（1）影响汉语致歉的文化因素。语言与文化紧密相联，语言承载文化，文化塑造语言。致歉作为一种语言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必然有它深远的文化根源。从收集到的文献资料看，还没有专文对汉语致歉作文化方面的研究，但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在相关文章中尝试从文化角度关注、解释致歉言语行为，主要研究如下。
顾曰国（1990）对利奇（Leech）的策略准则和慷慨准则进行了修订，提出了“中国式”的礼貌原则，其中策略准则包括（1）行为动机层：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2）会话表达层：尽量夸大得到的益处。慷慨准则包括：（1）行为动机层：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2）会话表达层：尽量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他（1992）追溯了现代礼貌概念的历史渊源，并根据礼和礼貌的联系归纳出五条礼貌准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贬己尊人准则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称呼准则在用作称呼语的词项上也很具中国特色。他强调：语用准则来源于文化，是一种进入言语行为的文化准则，具有鲜明的文化特点；语用准则不同于语法规则，它属于语言活动，是制约规则，可以相互兼容和通融，也可以相互抵触，使用时需随机应变、灵活运用；语用准则有多功能性：对多元选择项做出制约，对理解话语和言外之意提供必要的前提，以及对语法所无法合理解释的语言现象做出功能解释。
李军（2007）总结：第一，汉文化中社会权力差别比较明显，社会地位高的一方对于自己认为比较轻微的不合适行为较常使用不出现专门道歉词语的道歉方式。第二，汉文化中，熟识的人尤其是亲人之间，不道歉或不使用专门道歉词语来道歉比较常见。第三，汉文化具有含蓄、爱面子等传统特点。这些导致了汉文化中不用专门道歉词语的道歉方式的使用频率比较高，也因此形成了汉语中丰富的道歉表达方式。
（2）影响汉语致歉的性别因素。性别因素是影响致歉言语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它是人类社会显性、普遍的存在因素。国外的相关研究也很充分。作为研究对象，性别因素更易把握、区分，所以在汉语致歉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关于性别因素的研究更加丰富一些。研究者们大都关注性别与致歉频率、致歉策略选择、致歉语使用等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如下。
周娉娣、张君（2002）用调查数据表明男生的致歉言语行为基本上符合布朗和莱文森（Brown & Levinson）的面子理论，他们的致歉与行为的难易程度、社会权力、社会关系相关。但女生的致歉言语行为受社会因素影响较小，她们则更注重维系良好的社会关系，因此不管社会关系和地位差异如何，女生的致歉大多是针对与她们地位相同的亲人和朋友。潘小燕（2004）认为语言中的性别差异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向别人道歉；女性更易于选择“直接表达道歉”的道歉策略，使用正式、得体的道歉语；而男性道歉策略的选择则受到社会因素如社会距离、社会权力等的影响；女性更爱使用程度副词，如“真”“十分”等。李燕（2006）对男女大学生致歉策略的选择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女性更倾向于使用道歉语以及复杂形式的道歉语；女性更倾向于使用多种道歉策略，通常使用一个基本道歉策略和其他道歉策略；而男性则更倾向于使用简单的道歉策略，通常使用一个道歉策略。孙娟娟、王会刚（2009）探究致歉言语行为中的性别差异，调查结果表明：首先，男女受试者使用的道歉策略均与奥施坦和科恩（Olshtain & Cohen）提出的道歉策略理论框架基本相符。其次，较之女性，男性的道歉言语行为更多地受到社会权力的影响。另外，反映在社会距离上，两组受试者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在道歉类型上，男性对他人时间的冒犯较为在意，而女性对话题造成的冒犯和空间冒犯更为敏感。
这方面的研究还有：赵弘《汉语道歉语的性别差异研究》，王力、刘欣红、王锦山《言语行为理论中汉语道歉语的性别差异》，方瑞芬、彭博《英汉道歉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研究》等。
（3）影响汉语致歉的其他因素。除了性别因素外，汉语致歉还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如主体间社会距离、权势差距、年龄差距等。研究者们就这些相关制约因素也做了大量研究，主要表现如下。
钱乐奕（2003）认为致歉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其使用有着很大的伸缩性。在不同的场合下，说话者和听话者也会由于社会距离、社会权势、冒犯的程度和致歉的必要性等因素而采取不同的致歉方式。罗朝晖（2004）认为权势关系和人际距离的变化影响致歉策略和手段的选择。致歉方处于负权势关系时，显性致歉、重述冒犯行为、解释申明理由的频率偏高；而致歉方处于正权势关系时，提出补救措施和回避致歉的频率偏高；处于平等关系时，致歉方很少解释说明理由。此外，无论操英语者还是操汉语者，对距离较疏远的对方采用显性致歉策略的频率都明显高于对关系亲密者采用此策略的频率。致歉方对关系亲密者使用重述冒犯行为、解释说明原因和提出补救措施等策略的频率比对关系疏远的人采用这些策略的频率高。肖涌（2005）从社会距离角度出发，通过“语篇补全测试”，研究汉、英文化中致歉策略在动态的社会距离中的分布。结果发现：汉语致歉行为对社会距离的感知度比英语致歉行为的感知度高；汉语在解释、直接道歉、补偿和求罚四个策略上，明显地受社会距离感知动态的影响，而英语只是在解释这个策略上体现出影响。这种差异反映了汉语文化“关系取向”以及英语文化“个人取向”的深层社会结构。李鹏（2011）论述了性别因素、社会关系、文化背景和个人心理等因素将会影响到致歉言语行为使用的礼貌性。
以上研究成果对汉语致歉制约因素的研究存在一定偏颇，对性别、社会距离、社会权势的关注更多，研究深入，其他多种因素同样影响致歉策略和致歉语的选择，如年龄、职业、性格、情绪、时间、场合，尤其是冒犯行为的类型和程度等因素，研究成果缺少，不够深入，这些都有待加强研究。此外，冒犯行为不仅是致歉言语行为的制约因素，它更是触发致歉行为的诱因。国内对冒犯行为的明确研究很少，仅发现周林艳的《致歉言语行为研究》一文中有比较详尽的论述。自然，正如国外研究现状一样，对汉语冒犯行为研究不足，直接影响汉语致歉言语行为的深入研究。
3.汉语致歉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国内研究者对致歉的跨文化研究比较深入，研究成果比致歉的其他方面都丰富得多。这些研究主要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汉外两种语言中致歉语和致歉策略选择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成果对加深汉语致歉言语行为的性质、特点、语用策略、影响策略选择的因素等的认识及对提升二语习得教学效果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研究内容以英汉致歉的跨文化研究为主，也涉及俄汉、日汉、韩汉及汉族与少数民族致歉言语行为的比较。主要研究如下。
（1）汉英致歉的跨文化比较。钱乐奕（2003）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着重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和以英语为母语的英国人的致歉方式进行了分析比较，指出直接表示致歉的模式使用频率高，同时在致歉时，中国人更注重加强自己的致歉语气以避免冲突，而英国人的致歉则注重自己的行为是否给对方带来了实际的冒犯。李志君、秦傲松（2005）以语篇补全测试为工具，通过t-检验和频数统计方法对汉语与英语中的致歉策略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汉、英文化在道歉策略的使用模式和施为用意表达策略（IFID）、承担责任策略（RESP）的使用上具有一些共性，但部分道歉策略的使用、IFID策略的修饰语、道歉的具体内容和语言形式因语言结构、文化价值观和情景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李燕（2006）研究表明中、美两国大学生在致歉策略上的差异反映出两国不同的文化。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文化取向。美国有着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取向，而中国有着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取向。个人主义文化取向更加重视维护自己独立性的积极面子，从而损害了与他人和谐关系。集体主义文化取向更加重视与他人的和谐的关系，为此，人们会损害维护其独立性的积极面子来满足与他人保持和谐关系的需要。王海萍、项骅（2009）利用致歉视频作为引发手段从跨文化社会语用及语际语用两个方面探究中英受试对致歉言语行为的评价。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受试倾向于把面子与致歉必要性联系起来，而英国受试在评价中优先考虑冒犯情节的严重性，即前者更具面子导向性而后者更具事实导向性。同时，该研究也体现了致歉言语行为中身势语的重要作用，身势语受文化背景的制约，身势语得当与否影响言语行为的实现，这要求在实际语言教学中应积极提高学生的元语用意识。吴叔尉、胡晓（2010）认为英、汉语致歉言语行为存在差异，这与各自的文化因素有关，反映出中西价值观和社会行为规范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致歉频率、道歉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道歉语的回应方略等方面。要想减少这方面的语用失误，就需要英语学习者加强对跨文化差异的认识和敏感性，努力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这方面的研究还有：黄永红《对言语行为“道歉”的跨文化研究》，胡晓《中美道歉言语行为的跨文化研究》，张国霞《跨文化交际中的道歉行为与道歉策略》，姜占好《中澳大学生英语道歉策略的对比研究》，范镜春《英汉道歉用语的语用对比研究》，谢亮蓉《道歉策略跨文化研究》，邹白茹《道歉策略对比分析与第二语言语用能力培养》，赵永刚《英汉道歉言语行为的语用对比研究》，洪溪珧《道歉语的跨文化研究》等。
（2）汉语与其他语言（英语以外）致歉的跨文化比较。李擎（2011）研究表明，中、日、英三语中的致歉策略使用有一致性也有差异。相同之处在于三国都倾向于使用同种模式的致歉策略，且对“明晰表达道歉”和“解释原因”两种策略的使用频率最高。而差异在于由文化模式和社会地位差异所引起的策略使用频率、偏好等方面差异。崔信淑、李军（2012）调查、对比分析中日致歉言语行为得出结论：向对方道歉时，日本社会规范所认同的语言行为是以道歉语言表达表示诚意；主要以惯用道歉语言表达来实现，其次以对事物的提及与说明来实现。而中国人的道歉与对方的亲疏程度有密切关系，主要以惯用道歉语言表达和对事物的提及与说明来实现。
这方面的研究还有：陈永洙《汉语“对不起”等四种道歉词语的中韩学生运用情况及对教学的启示》，汪成慧《俄汉交际中的道歉言语行为与道歉策略》，张国霞《汉维大学生道歉策略跨文化语用对比研究》等。
最后，国内致歉言语行为的研究多是从某个单一视角的研究，研究框架比较松散，缺少从整体视角、严密框架下的研究。另外，对致歉话语形式的研究不够透彻。致歉话语形式是落实致歉言语行为的各种不同语言表达手段，涉及词汇、句法、重叠等等。致歉策略是指导致歉言语行为的方案和路径，具有隐蔽性的特点，属于语义深层，结合具体语境，将语义深层外化到句法表层，致歉话语形式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致歉话语形式的合理使用将显现和强化致歉言语行为的实施效果。现有研究成果对致歉话语形式研究较少，仅关注到了致歉标记语，如郝晓梅《对汉语道歉语“对不起”的语用分析》，孙利萍《话语标记“不好意思”的历时演变及功能》等。鉴于致歉话语形式的重要作用，相关研究需要深化、拓展。
三 解决的问题
本书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汉民族社会文化背景，对搜集到的大量现代汉语致歉言语行为语料统计、分析，欲解决如下问题：第一，解析致歉言语行为的概念、性质、分类、功能等，明确大众对致歉言语行为的认知心理，推进人们对致歉言语行为的认知进程，改变人们对致歉言语行为的认知状态，解决人们爱面子、羞于致歉的问题。第二，揭示致歉言语行为的完形模式、表达方式、制约因素等，帮助人们掌握实施致歉言语行为的技能，解决人们想致歉却不知该怎样致歉的问题。第三，解析冒犯度与致歉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帮助人们习得实施致歉言语行为的技巧，解决人们致了歉却没收到预期效果的问题。
四 研究方法与语料来源
本书的研究将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措施，综合运用归纳法、演绎法、文献法、问卷法、统计法、变换分析法、内省法等多种方法，以尽最大可能对致歉言语行为做出细致、科学的研究。
本书的语料来源主要有五个渠道：一是现当代影视剧剧本，我们从其中的人物对话里摘录致歉语例，共阅读该类剧本26部，分别是《雷雨》《日出》《龙须沟》《北京人》《春华秋实》《上海屋檐下》《茶馆》《面子问题》《原野》《明朗的天》《逃亡》《王昭君（历史剧）》《春蚕》《红楼梦》《乌鸦与麻雀》《梨园英烈——二百五小传》《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马路天使》《十字街头》《逃亡》《桃李劫》《渔光曲》《上海24小时》《漂亮妈妈》，收集到致歉语例200多条；二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小说，我们也是从其中的人物对话里摘录致歉语例，共阅读该类小说39部，分别是《骆驼祥子》《杜拉拉升职记》《围城》《憩园》《倾城之恋》《我是你爸爸》《红高粱家族》《寒夜》《四世同堂》《红高粱》《倪焕之》《家》《白鹿原》《看上去很美》《第四病室》《活着》《杜拉拉升职记（第二部）》《平凡的世界》《奋斗》《沉沦》《沉重的翅膀》《淘金记》《一地鸡毛》《边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红楼梦》《许三观卖血记》《青春之歌》《林家铺子》《半生缘》《受戒》《夜的眼》《高兴》《兄弟》《大红灯笼高高挂》《子夜》《废都》《来来往往》《我叫刘跃进》，收集到致歉语例400多条；三是当代热播的电视剧，我们从剧中的人物对话里摘录致歉语例，共观看该类电视剧8部，分别是《北京青年》《心术》《北京爱情故事》《奋斗》《雍正王朝》《杜拉拉升职记》《家有儿女》《媳妇的美好时代》，收集到致歉语例300多条；四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我们搜集到与致歉言语相关的语料2000多条；五是日常生活中真实致歉言语行为实录以及内省语例，收录近100条。
来自渠道一、二、三、五的语例，共计1000多条，这部分语例信息全面，除了致歉话语形式外，致歉的原因、主体因素、语境因素以及伴随致歉语言的非语言形式都能够体现，基本接近生活中真实的致歉言语行为，所以，这部分语例是本书的重点研究对象。文中的分析、定性是建立在这部分语例的基础上，佐证也主要是由这部分语例来完成。来自渠道四的语料，共计2000多条，这部分语料除了致歉话语形式外，一般只能找到语言语境，其他与致歉相关的重要因素都被省略了，这种语料很难加深我们对致歉言语行为的认识，我们只在论述致歉标志语的句法形式时使用了这些语料作为佐证，因为出自语料库的这些语料方便归类，易于在形式上对照，所以，在关注句法形式时，这些语料还是有优势的。
[1]利奇根据语言的言外功能及其达到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一社会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将言语行为分为四类：竞争类、和谐类、合作类和冲突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