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性开启的“碎片化”时代

20世纪以前的世界文明,以前现代的农业文明和现代的工业文明混合为特征,表现出文化、哲学与美学对统一性、同一性、整体性的酷爱。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期,英国人将世界带进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文明时代,规模化、高效率的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超越农业文明的生产力带动了大量乡村人口进入城市,促进了都市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世界进入电气时代,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这一变化随后在信息革命和资讯革命中推向高潮。因此,加拿大的大卫·莱昂指出：“现代性关乎从16世纪中期以来发生的许多层面上的一切大规模变迁,农业工人被从土地上赶到流动的工业城市则宣告了这个变迁的开始。它质疑所有的传统行为方式,用自己建立在科学、经济增长、民主或法治的权威取代了传统的权威。它使个体无所适从：如果身份在传统社会是赐予的话,那么它在现代性中是建构的。它以理性的名义征服世界；稳定和社会秩序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2]工业革命不但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引起了观念上的革命。工业革命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是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僵化、凝固的生活方式,“日新月异”成为日常生活和观念世界的特征。破坏旧的一切,建构新的世界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我们把它称之为现代性。当然,现代性依然有很多不同的定义,19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并不与传统的社会与文化决裂,而只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与变化。他指出,现代社会的交流方式有了新的显著特点,它表现出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现代社会交流并非简单地归结为对于过去传统的‘拒斥’,而是意味着进入一个持久的、骚动的新世界。现代社会从本质上说是不稳定的,必须面对难以控制的张力,经历革命和反革命的骚乱。这是一个祛魅的世界,即与寻求魔幻的方式求得解救彻底决裂。”[3]随着现代性向纵深的发展,20世纪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之一,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兴趣和积极探索。按照伯曼的说法,“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现代的环境和经验直接跨越了一切地理的和民族的、阶级的和国籍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把全人类都统一到了一起。但这是一个含有悖论的统一,一个不统一的统一：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所谓现代性,也就是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中,用马克思的话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4]伯曼揭示了现代性追新猎奇、开拓冒险、推陈出新的精神以及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它自我矛盾之处。齐格蒙特·鲍曼将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性命名为“流动的现代性”,“流动”要求突破传统、打破疆界、“破旧立新”,在鲍曼看来,传统就像定型化的“固体”,阻碍社会变革,现代性就像流动的“液体”和“飘荡”的气体,轻灵自由,要求蜕变,追求新奇。正是现代性流动的“液体性质”和“气体性质”改变着这个世界。事实上,据鲍曼的观点,现代性“瓦解传统”的这一诉求,马克思在他的《共产党宣言》中就进行了论述,马克思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鲍曼从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变革的角度对现代社会做了深入的分析：“社会按它的习惯方式止步不前,社会的风格过于死气沉沉,而要转变和重塑社会目标,又会遭到过多抵制,一旦我们回想起‘瓦解传统’这一著名的生造词语,我们的理由就会更加充分。现实应该从自己的历史的‘死亡之手’(dead hand)中解放出来。而且这种解放,只有通过瓦解传统(这也就是说,要破坏那些持续了较长时间的、貌似时间推移或不受时间流逝影响的任何东西)的方式才能实现,这一点是决定性的因素。在这一意义上说,如果说‘精神’是现代的,那精神确实是现代的。这种目的和意图反过来要求‘亵渎神明’：那就是否认和放弃过去,而且首要的是否认‘传统’——即现在仍然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积淀和残余；因而,这也要求粉碎那些允许传统抵制‘液化’(即抵制对传统的消解和变革——译者注)进程、对传统其保护作用的信仰和忠诚。”[5]鲍曼甚至把这样的过程比喻为世界的宗教的世俗化一样的过程,在这个“渎神的节日”里人们乐于从事的活动就是“亵渎神明”。这个“神明”便是我们曾经视为天经地义、永远不可改变的传统。他说：“我们要瓦解的第一种传统和要‘亵渎’的第一个‘神明’是传统忠诚,是束缚人们手脚、阻碍人们前进和约束人们进取心的习俗性的权利和义务。人们要迫切地着手建构新秩序(确切地说,是新的传统),就必须摆脱旧秩序加压在新秩序创建者身上的枷锁和负担。‘瓦解’传统意味着首要的任务是,摆脱挡在人们通往效益性计算道路面前的障碍——即毫不相干的义务和责任。”[6]当然,鲍曼在这里强调的是传统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滋长的阻碍,赞同现代性,就得扫清资本增值道路上的绊脚石。同时,不可否认,注重计算、效益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它促进了世界物质文明的进步,为后现代主义的诞生创造了条件。鲍曼以“流动现代性”来形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求新求变”、勇于探险、富于拓荒精神、不可阻挡的特征,因此流动现代性具有“可塑性”。相对应的传统社会则是“固体”的、静止的、作茧自缚、故步自封的。在他看来,“固体是一次定型,并且一劳永逸。”[7]“固体”成为老化迂腐传统的符号象征。

在西方,意识到现代性的流动性、易变性的还有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他给现代性的定义是：“现代性,我指的是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是艺术的一半,它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波德莱尔的定义指出了现代性在时间上的特点是不连续的、零散的,由此在空间和事物的印象上也可能是非统一的、非总体的、不完整的、“碎片化”的,它根源于工业文明带来的时间的飞逝感和都市的快节奏,其结果是生活变成了倏忽而逝的零散的表象。现代性同时还不可避免地带有前现代的特征,即长久不变的特征。波德莱尔的时间意识怀疑、否定了传统的连续性、进步性的历史意识,这启发了后来的理论家对现代性的研究,它预示了以解构传统观念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的必然到来。“现代性概念中‘新奇’的过渡性与时间意识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对单线进步观的挑战——经常联系在一起,使得现代性研究能够成为‘对未知领域的一个勘察,伴生着突如其来、令人震惊的对抗风险’(哈贝马斯)。一个可能的启示,是将社会和社会关系看作处在流动状态中,处在运转中,处在永恒的运动中。”[8]这一点康德和罗森茨威格已经意识到,在18世纪,康德就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除了表象之外没有其他的现实存在”。而罗森茨威格也指出,“在表象之外没有现实存在……世界的本质就是表象,大量的和不确定的表象”。[9]现代性导致了坚固的人生根基和据点的丧失,人们在现代社会感受到的与自己疏离、陌生的异乡感和不安全感。滕尼斯认为,现代社会“只是一个过渡的、表面性的现象,人们走进它,好像走入一个异乡”,同时,这种“新奇”注定要消亡。的确,现代性社会的“新奇”与魅力之处也恰恰表现在它的不稳定的特征,它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历史的某一时刻,而是永远处在躁动不安和打破现状之中。齐美尔这样描绘了现代性的形象：“生活川流不息,无所阻遏；它的永不休止的韵律对抗着任何特定形式的固有聚留物。”[10]与此相应的,处在现代性社会的人们不再相信事物是永恒的,也不再敝帚自珍地保留所拥有的一切,他们坚信世界在破坏中得以重建、获得新生。他们是旧时代的拆除者,高举铁锤,开着推土机去向传统开战,捣毁一切陈旧的事物,他们是新时代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在这些破坏者眼中,“没有什么恒常之物。但恰恰因为如此,他在任何地方都能发现道路。在别人因墙壁或山脉而阻隔的地方,他却看到了一条道路。但是因为他处处看到路,他也就不得不处处清除这条道路上的障碍……他将存在的事物化为瓦砾,并不总是为了瓦砾本身,而是为了那条穿过瓦砾的道路”[11]。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依赖于城市的发展,城市是时尚的诞生地,时尚构成了波德莱尔所说的现代性的“短暂易逝”的一面,时尚的这种“走马灯”式的美又使现代性显得神秘莫测,当然时尚也体现了一种经得起时间淘洗的永恒的美。“如果说,这种无从捉摸的现代性不只是存在于‘大城市的景致’(危险的人群、‘壮丽的景观及环境’)中,那么它置身于何处呢？波德莱尔强调它存在于时尚的稍纵即逝的美中,‘一种对完美的嗜好,漂浮在自然生活在人类大脑中所积累的一切粗俗、平庸、邪恶的东西之上’,‘一种为不安的心灵所永远渴望的完美’。事实上,时尚保留了‘自己时代的道德和审美的感受’。艺术家又一次面临一个任务,即‘从时尚中提取任何可能包含着历史诗意的元素,从过渡中抽出永恒’。”[12]而城市里体现了现代精神的主体是那些“浪荡子”,浪荡子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对时尚的美表现出执着的爱和忠诚。在弗里斯比看来,对现代性具有独特感受和体验并进行过田野研究的是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是他们发现和揭示了资本主义巨变带来的社会和历史存在的新方式,弗里斯比这样评价了三人：“他们的中心关怀是表现为过渡、飞逝和任意的时间、空间和因果性这三者的不连续性的体验——这种体验存在于社会关系的直接性中,包括我们的社会和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过去的关系。”[13]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静止、凝固、连续的社会形态,它逐渐兑现了当年波德莱尔的预言,“现代社会性具有永久变动的势头,其特征是内部断裂和多重破碎,这就使得保持历史连续性的方向成问题。现代性具有这一特征：那就是现代性的不确定性、无法控制的动力、空间移动性及时间速率。一言以蔽之,即走向‘综合性的混乱’。”[14]现代性对“变化”的孜孜以求为后现代思潮打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