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跨媒介转型：微时代的文学路径
对比印刷媒介时代的《红楼梦》和网络媒介时代各种转型之作可以看出,前者追求权威、经典,注重作者意愿的表达,力求塑造出独一无二、达到至臻之境的、范例式的经典。虽然无论是小说的权威版本,还是戏剧中的典型形象,都凝聚着无数研究者和艺术家的心血,但目的却是找到一个“最”贴近、“最”符合、“最”像的。在这种对确定性寻求的过程中,难免会排除一些有损清晰明确的个性化意见。而后者在红楼梦的开放性、包容性方面十分大度,它是受众意愿的狂欢,充分尊重读者、观众、网民的自主性,鼓励他们发挥想象力,建构一个属于公众的“红楼梦”。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跨越并偏离了原始的文本。
印刷媒介试图寻求的是一种解释的确定性。其实,《红楼梦》的生命力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笼罩其上的模糊和不确定性。围绕这部小说,存在着诸多谜题：有关版本、作者、评点、人物原型……同时,宏大的结构、丰富的内蕴、广博的指涉、精心的比喻,也使其人物形象圆满生动,情节发展呈现复调格局,结构脉络具有“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特征。但是,印刷媒介的传播是单一中心、主张确定性的,与之相应,印刷文化体系中的《红楼梦》虽然样式众多,却大都在进行确定性的寻求,力求将其明确、固定。研究著作讲究权威,期望还原唯一、排他的文学和历史；各类续书,不论作者能力眼界高下,也都在力求贴近原著。即便是人各有异的舞台表演、绘画作品,也在试图将不确定的《红楼梦》确定下来：戏剧确定在神态、身段上,绘画确定在笔墨、线条上。一方面,它们为《红楼梦》开辟了新的艺术形式领域；另一方面,具象化、细节化的形象却剥夺了抽象文字所营造的想象空间。同时,出色的艺术家都是个性鲜明的,为达到艺术效果,配合特定艺术形式,不同艺术家都会根据自身理解对原作的人物、情节等进行放大、突出或是省略和裁切。因此,各类《红楼梦》解读和再创作都带上了艺术家和艺术门类自身的特色。同时,艺术家竭力淡化作品中“人”的因素,而让角色“活起来”的意思是,艺术形象必须独立于任何个人之外。因此,这些红楼作品是既“像”又“不像”的。“不像”的部分源于艺术家本人以及艺术门类自身的特质和局限性,“像”的部分源于艺术家对原作超乎常人的理解、把握能力和对艺术手段的掌握。例如,梅兰芳在京剧《黛玉葬花》中,以一男儿身扮演十三四岁的娇弱少女,其定妆照中“眼睛是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鲁迅《论照相之类》)即遭到鲁迅诟病,但排除这些个人因素,他却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身段、扮相在舞台艺术中的优势,将黛玉颦颦的神、缠绵的意表达了出来。又如,在颇受公众推崇和认可的戴敦邦所绘《红楼梦》图画中,人物眉眼仅以极简的笔法勾勒出线条,但公众并不追究,而是沉浸于那寥寥几笔中流露的风流袅娜和无尽萧瑟。
然而,受众的接受却并非建筑在细分艺术门类基础上,而是出于接受者总体的趋同心理,对“红楼梦”这个主题进行统一和总体性的认知。也就是说,不论是文字、舞台还是绘画,受众心目中的“林妹妹”应当有高度的同一性：比如聪颖、脱俗、敏感、瘦弱、忧虑等。这种同一性是一个符号化、简单化的过程。尤其是为了使更多人认识和了解《红楼梦》,出现了许多“横排本”“简体本”甚至“普及本”和“缩略本”。作为对名著的普及,它们是必要的,但小说的魅力源于细节,删去细节的版本在展示效果上无疑会大打折扣。有了这些普及版本,伴随着受众在接受—认知中的自动省略和突出,原本充满暗示、隐喻和谜语,“谁解其中味”的《红楼梦》变成人人都能简明扼要地总结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的中学课文。它从含混到明确,繁复故事逐渐变成梗概——封建大家庭没落过程中,宝黛钗三人的爱情悲剧；复杂的人物性格也成了一一对应的符号：娃娃脸的宝玉天真多情,瘦弱的黛玉敏感忧郁,丰腴的宝钗温柔宽厚却性情真伪难辨……
诞生并流传于印刷文化中的《红楼梦》不可避免地实践着单向且封闭的传播：研究者、编辑、作家和艺术家们共同构建起了一个力图消除差异的红楼梦传播体系。这个体系围绕着文艺精英构成的信息源点,利用各种媒介——无论是印刷品、舞台还是银幕——作为传播渠道,而其受众却几乎没有参与能力,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源发出的信号,也就是文化精英选择并过滤过的相互趋近的视点。
与印刷媒介不同,在网络媒介中,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和传播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读者能动性。当互联网新媒体逐渐显示出其强大的挑战性,以全新的“多向—互动”模式革新甚至破坏以往唯一中心的单向传播时,“红楼梦”就显出了别样的面孔：它可以是“Q版”的,可以很“无厘头”。柔弱的林妹妹可以上体育课锻炼身体、自强不息；慧黠的林妹妹也可以指导香菱积极理财,成为只靠自己的时尚“白骨精”。如果有关《红楼梦》的话题只剩下对经典手抄本和老照片中偶像的膜拜,那笼罩在这种精致趣味之上的光晕必将随着机械复制时代越来越普泛化的文化而日渐褪尽,成为怀旧记忆中保鲜的花朵。实际上,它不是文化精英赏玩的对象,而是一再被提及,总是有话题,是具有生产能力的网民—公众延续了《红楼梦》及其他伟大作品生生不息的力量。在言人人殊的互联网上,拥有超高辨识度和典型性的林妹妹脱离原著语境,披挂起现代装备,让互联网成全她的新形象。
《红楼梦》的媒介转型是一个积极的创造性过程,它并不是静态的,即便在印刷时代已诞生了许多被视为“不可超越”的版本,仍然不断有新形式出现。而网络时代更是如此,网民以极大热情积极参与,创造了网络《红楼梦》蔚为大观的成果。虽然民众的解读和同人创作多半随意,却在无形中应和了其他媒体的热门观点。
如刘心武在“揭秘红楼梦”时,充分发挥作家的想象力,将小说演绎成集阴谋(九子夺嫡)、凶杀(黛玉之死)、婆媳关系(贾母与王夫人对宝玉婚事的主张)为一体的通俗小说[9]。而中国台湾美学家蒋勋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则无形中回答了“为什么网民对《红楼梦》情有独钟”这个问题。他认为《红楼梦》中始终洋溢着“青春”的基调,里面的各位主角,宝玉、黛玉、宝钗,都只有十三四岁,就连凤姐儿出场时也不过十七岁。蒋勋一再提醒读者,要注意角色的年龄,只有将人物还原为十几岁初中生的心态,才能理解宝玉对姐姐妹妹、对琪官和秦钟的爱——那是一种小男孩成长过程中朦胧的性觉醒；而黛玉好了、恼了,反反复复的确认与失落,也正是情窦初开小女生的小心思[10]。互联网上人气超高的“红楼同人”小说,网民自发组织参与的红楼活动等,就是网民以实际选择对“青春红楼”的认同和支撑。我国网民构成中,学生占最大比例,这些在校的年轻人,正处在充满诗意且关注异性的青春期。青春的年纪、情感的话题是一个很好的诱因,将他们吸引到读红楼、品红楼的行列里,甚至不乏将自身与红楼人物对照,在虚拟世界里进行身份置换者。
同时,网络传播多中心、消解话语权威的特点与《红楼梦》本身也十分契合。网民具有强大的信息接收和包容能力。他们认可红学专家、意见领袖的专业学术观点,赞美明星艺术家塑造的人物角色；同时又以民众的智慧和普通人的视点对经典和偶像进行着戏仿、解构、重建。他们的行动,颇可以看作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接受理论”的鲜活注解。这一理论认为作品中存在着一种“召唤结构”,需要读者建构完成,没有读者参与的作品不过是“半成品”,代表人物是德国美学家尧斯和伊瑟尔。这种肯定读者能动性的观点在理论界广受推崇,但问题是并没有出现与之相符的足够的论据。在印刷传播中,虽然“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读者却没有渠道将印有他们个性的哈姆雷特表现出来,因此只能处于失语处境。而互联网上对《红楼梦》争相建言,积极介入的盛况,是网民以行动在否认以往将读者视作单纯接受者的看法,他们为接受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网络作品创作与阅读基本同步、修改与传播同时进行,《红楼梦》变成一个网民在传播中生产的多中心动态对象。这种动态性包容了《红楼梦》中模糊、不确定的部分,而这更能够使《红楼梦》的辐射范围越发扩大。
随着时代变迁,作品诞生的语境、历史背景渐渐远去,媒介的更替会带来更多语言、习惯、表达方式的改变。在媒介转型、文化变迁的大环境中,伟大作品不可能是封闭的,它必然会具有新的面貌,生成新的形式。《红楼梦》绝不能仅仅作为观望、研究的对象,向后人孤立地展示“古代”的文学成果,更会迎接新媒体,介入新传播过程,拥抱新的受众,参与新的媒介内容,担负起文化传承的重任。只有面对并投身于微时代众说纷纭、争相建言的语境中,才能焕发其更大的魅力。
[1]许苗苗,北京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网络文学的媒介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3CZW004)、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重大研究项目“微文化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研究”(项目编号：ICS-2014-A-03)阶段性成果。
[2]参见商伟《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07页。
[3]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0页。
[4]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8页。
[5]同上。
[6]数据来自APP软件“喜马拉雅听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专辑的18556个粉丝,统计时间是2014年8月15日。
[7]何向阳：《白日梦》,鲁枢元、童庆炳、程克夷、张晧主编：《文艺心理学大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8]以上网络作品见“晋江文学网”,2014年8月15日。
[9]参见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10]参见蒋勋《蒋勋说红楼梦》,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