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手抄本到印刷品

初名《石头记》的《红楼梦》成书于清乾隆时期。那时,白话小说并不是什么受人尊敬的文体,这部作品没能为它的作者带来任何经济上的收益或声誉上的提升。虽然如今看来,《红楼梦》达到了古典艺术的至臻境界并具有超越性,但在当时,《红楼梦》只在小范围内供志同道合的朋友赏鉴。它采用小说形态,但作者边写边改,脂砚斋等边读边评的做法,却类似文人之间的往还唱酬,目的不在娱乐大众,而是自我消遣。这导致《红楼梦》前八十回成书后很长一段时间仅在曹雪芹的亲友中以抄本形式小范围传阅[2]。抄录者的增删或笔误以及曹雪芹本人想法的变动和为回应评点的改动等,导致现存手抄版本有十余种之多,长度也参差不齐。比起脱胎于评书、话本的作品,白纸黑字的抄本有相对固定的形态,但各抒己见的手抄本依然带有作者身份混淆、真实意见不明等早期小说常见的谜题。直到曹雪芹去世近十年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才首次将一百二十回本以活字印刷出版,并于第二年修改再版[3]。无论续书是否偏离了作者的原意,但不容否认,相对完整的情节使公众容易接受,批量化的刻印使作品广为流传。这两点使程本成为后来的标准本。至此,《红楼梦》经历了从手抄本到印刷品的第一次媒介转型。

经由批量付印的印刷品之助,读红楼、品红楼成为社会时尚,以至于嘉庆年间出现了“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4]。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了第一版《红楼梦》,并多次再版、重印,即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停止。此外,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等都曾刊印《红楼梦》的不同校点版本,横排、竖排、繁体、简体、校注、影印……真可谓琳琅满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成立以后,原本零散、偶发的《红楼梦》研究走向系统化、规范化,其校订注释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红楼梦》广泛吸收了以往研究成果,成为如今最权威的版本。该所编辑出版的《红楼梦学刊》展示红学研究的最新发现和成果,发掘红学新人、奖掖奇思妙想,进一步拓展了《红楼梦》的涵盖范围,使它从一桩文学个案变成一个专业性学科和文化主题。可见,在印刷品的传播中,出版社和期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印刷和刊刻使《红楼梦》的内容固定下来,大批量的发行让更多人得以领略这部书的妙处。这是《红楼梦》传播上的一个飞跃,由此,它得以正式介入印刷文化体系,迅速占领并演变为尽可能多的媒介形式。仅在印刷文学领域内,就有红学研究者专业客观的校注、评点,也有一些作家带有主观化生发的解读、演绎；更有“红楼续梦”“红楼梦外编”等续写。《红楼梦》续书之多,在长篇小说中打破了纪录[5],从清代至今源源不断。

在印刷本《红楼梦》的传播过程中,有两类读物不容忽视,那就是课本和连环画。在“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列入了《林黛玉进贾府》《葫芦僧乱判葫芦案》《香菱学诗》等多个篇目。2000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中也有《红楼梦》,并在封面标明为“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纳入中学教材体系使阅读《红楼梦》不再单纯地关乎文学趣味,而是成为衡量个人文化素质的指标之一。同名连环画的绘制和发行则是印刷品传播推广《红楼梦》的又一次突破。特别是198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著名画家戴敦邦绘制封面的一套十六册图书,其中有九册发行量均超过百万,第一册和第十册印量甚至高达三百万册,创下了纸质图书的惊人业绩。伴随着简明的故事梗概,传神的图画演绎将文学经典《红楼梦》转变为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大众文化读物,提高了这部作品人物的公众辨识度和认同度。

当然,拥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红楼梦》绝不仅仅局限于印刷品,而是转化成了多种媒介形式,如戏曲、评书、舞台剧、广播和影视剧等,并成为绘画、剪纸、雕塑、手工艺品的常见题材。但印刷术却有惊人的功效,它几乎可以为各种媒介形式提供对应的印刷版本,并将之传播、推广。如以影视截图为画面的连环画书,辅以剧照的戏曲底本、海报、宣传册等,报刊文章更是将之作为评论对象。绘画更离不开期刊和画册,甚至登上了邮票、扑克牌、日历……在不同文艺工作者不断地改编和再创作过程中,《红楼梦》变得更加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