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棱镜”照耀“伪托邦”

去中心化的“微文化”的大量出现,似乎真的构成了一个普遍自由的文化情境,并让宏大社会结构变得四分五裂。“微信”将即时互动变为事实；“微博”颠覆着主流媒体的操弄；“微电影”在挑战传统电影模式；“微生活”脱离了整体生活的支配；“微托邦”仿佛就是人人可欲的现实乌托邦。完全个人化的生存、生产、生活,从不能变成可能,作为人能够想象的一切,看上去都可以在虚拟空间获得实现。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微托邦”世界,选择的路径好像是无限敞开的,给个体提供了解构权威、摆脱奴役、超越现实的诸多机会,这个时代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可能生活在自由和真实之中。然而,这个事关自由的“微托邦”,是不是来得太过轻松？我们真的可以确定,那个躲在晦暗角落中点击鼠标、敲打键盘的屌丝自我,的确能够用话语造反,用想象夺权,用创造革命,并最终建立一个现实版的乌托邦？

即便斯诺登没有揭露“棱镜计划”,谁也不会相信“微托邦”就是一个“事实”。实际上,“微文化”喧哗中的“微托邦”生产,或许仅仅是这个时代的孤寂大众,与其网络化生存状况之间的一种想象性关系。这构成了在自由、真实中生活的幻觉,却不能将这种“自由感”和“现实感”落实于具体生活之中,并建立一个以契约和承诺为基础的、哪怕是小之又小的“初级共和国”——一个真正现实版的“微托邦”。而各种“棱镜门”曝光的意义,在揭露权力触角无处不在、社会被整体性控制的状况之外,更重要的是戳破了那些有关网络自由、微观抵抗的各样“微托邦”泡沫。“自由”的“微文化”“微空间”“微托邦”,其实时刻面临着来自巨型“棱镜”的窥视与过滤,它们规定着抵抗、造反和革命的形式、内容与流向,并及时关闭导向真正解放和自由的门径,从而让即时生成的“微托邦”变成不能汇聚片刻的悬浮沙砾。

“棱镜计划”并非单一现象,而是无数隐匿“棱镜体”的具体化。试图形成笼罩私人空间、公共空间和交际网络的巨型棱镜,一直以来都是社会权力主体试图达成的诉求,而人类的赛博化生存方式,则让这种巨型棱镜体的建构成为可能。帝国棱镜、商业棱镜、意识形态棱镜……如今都能够在互联网空间获得实现。这些棱镜装置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就是如“棱镜计划”这种具体的信息监控体系,其与国家机器有着直接的关联；另一种则是“文化棱镜”一类的意识形态体系,其将各种主流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载入网络世界,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主导着话语生产、情绪脉动与信息流向。棱镜系统在互联网空间的普遍存在,让基于“微托邦”的自由想象变得黯淡无光,而被认为是一种历史创新的“微文化”,或许亦不过是线下文化系统的简单线上挪移,基本的文化评价体系、典范构成、阐释方法等,其实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如果社会既有的整体性权力架构没有彻底变革,而只是权力播散影响力的媒介发生了变化,如果现代社会的权力棱镜已经完成了媒介转型,那么所谓自在的“微文化”,从未脱出权力、资本的掌控,反而继续被强制以既定的形式和意义。也许,各种“小、轻、微”文化,既没有带来新的美学形式、生活方式和公共空间,当然也不会给予自由等概念以新的内涵,反而让人在巨型棱镜的映照下变得更加渺小而透明。赛博时代的“微托邦”,只不过是把现代人的生活状况、现代之后的疏离、孤独、自闭的自我变得更加极端了而已。一方面全球化巨型资本主义体系的彻底形成,一方面是个人空前的原子化；一方面是现代技术导致的时间、空间的极具压缩,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隔离的加剧；一方面是个人自由在网络空间中的虚拟增长,一方面是个人在现实空间中对权力的更加无能为力；一方面是极端个人主义“微托邦”的流行,一方面是反个人的巨型权力网络的暗自成型。在无数棱镜的照耀下,逃匿于“微托邦”中的魍魉大众,几乎无处遁形。

与前互动时代的“广播电视人”的被动静默相比,当代“赛博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声能力,并能够在“微文化”的创意中,生产出各种“微托邦”。但是,媒介革命在赋权个人的同时,也扩张了国家机器的权力网络,使之能够通过信息符码的分析,进入并掌控个人的意识、潜意识领域,权力施与的“私人定制”,或者已经是事实。柏拉图视野中的群氓,是一群被动承受谎言的“洞穴人”[7],而今天的赛博“洞穴人”为之莫名兴奋的虚拟图景中,他自己发明的“微托邦”。也许,各样“微托邦”的发明,的确带来了有关主体解放与自由的无数幻象,但是依然未曾改变人之自缚洞穴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