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家族是构成人类社会体系的组织形式之一。家，即家庭。郑玄曰：“有夫有妇，然后为家。”[1]族，许慎《说文解字》中释为：“矢锋也，束之族族也。”段玉裁注曰：“族族，聚貌。毛传云：五十矢为束。引申为凡族类之称。”[2]族的成立，以家庭为核心单位，是若干具有亲属关系的家庭的集合。家庭是人类繁衍、进行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结构形式，以夫妻关系为核心，包括夫妇与子女。因此，家族，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由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后裔及其配偶、子女等按照一定的规范世代聚居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
文化家族繁盛是中国古代社会引人注目的文学—文化现象之一。某一地域内，众多家族诗礼传家，人才辈出，形成家族文学或学术链，其所居之地由此成为文化活跃区。这一盛况在清代江南特别突出。江南，是整个清代学术最为发达、文学最为繁荣的地区，乾隆帝即认为“三吴两浙为人文所萃”。清代江南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文化家族互结姻娅，家族文人交流不断，推进文学发展，阳羡联姻家族的文学活动尤为典型。清代阳羡文人大多出自崇文尚儒的文化家族，家族间互攀数代联姻，阳羡家族文人在姻娅圈中自为集群，激发写作热情，共享创作成果，成为引导清代阳羡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关于清代阳羡文学，尤其是阳羡词学的研究，学术界已经有一定积累和成果，但是，在地域、家族视野中，探究阳羡联姻家族文学创造力生成、全面深入地考察阳羡家族性文人群体文学活动的研究，还非常缺乏，而本书正是希望在这一知识领域中有所开拓与创新。
本书所采用的“地域”、“家族”研究策略，是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然已有的研究往往为某地某家的单一线性研究模式，而本书的研究，则是以一时一地互有联姻的文学家族共同体为重，探究其独特风貌及其文学成就，是家族视角与群体视角的双向结合，历时性考察与共时性考察彼此交叉。同一时期阳羡联姻家族文学活动涉及诗、词、曲、文等多个领域，本书将视其为一个整体而加以综合观照，为求重点突出，在清代阳羡联姻家族文学活动系统研究中又以词文学活动研究为主干，以此构架全书。
目前，清代阳羡联姻家族文学活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迄今为止，只有与之紧密关联的清初阳羡词派有幸得到重视与探讨。严迪昌先生的《阳羡词派研究》是关于这一论题的开山之作。这本专著以严密的逻辑、翔实的考证，介绍了阳羡派形成的时代背景、词风渊源、发展演变过程、词学理论建树、总体创作成就以及阳羡词人群的独特创作风格，考辨了阳羡派与浙西派产生的时序，理清了阳羡兴起盛衰的时间，以此来明确阳羡派对清词复兴演变与清词流派更替等的重要影响。严著的意义在于，不仅是为一个曾不为人所重视的词派立传，而且力求从地域角度审视流派的产生与发展，特别强调地域人文背景对文人成派的促和作用，如书中首章概述阳羡人文历史景观，是试图“从深层渊源的走向上，尤其是自明中叶以来的阳羡世族文人背景上”，揭示阳羡派“硬箭强弓”的词风是怎样激发于“破巢剩垒”中的。[3]这一立论视角，不仅值得地域文学流派研究吸取借鉴，对本课题的研究亦有不少启发。严先生对阳羡词派初步系统的探究，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此后，孙克强、陈水云等，以论文形式继续申发阐述阳羡派词学理论，各有创获，进一步补充或深化学界已有成果。此外，陆勇强、马大勇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如论文《陈维崧家世考述》[4]、专著《陈维崧年谱》[5]、《史承谦词新释辑评》[6]等。
然而，阳羡词派仅是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以联姻关系为纽带聚合而成的文学力量的重要表征之一。本书的研究，在研究时序、作家范围上明显不同于此，对之既有所涵盖也有所拓展和补充。首先，本书的研究，是对有清一代阳羡联姻家族文学活动的系统观照，重在考察家族文人群体的创作活动，以充实和丰富清代阳羡文学史。其次，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地域性家族文人群体，而且是互为姻亲的家族文人群体，既要对已被关注的清代阳羡家族文人做进一步深入探讨，还将对家族网络中被忽略的作家作品进行论析，并为地域文学史书写提供一定经验。即使涉及已较为成熟深入的阳羡词派相关内容，本书也力求从家族文学活动的视角，给予动态观照，重点考察阳羡词人的唱和活动、词选编纂及其意义、阳羡家族词人创作与阳羡词风演变等问题，以对当前的阳羡派研究有所深化和拓展。由于文学研究存在多样阐释的可能性，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也具有多样性、多元化的特点，这些都决定了本书的研究即将开启一个有别于传统文学史所阐释的别具一格的文学空间。
当前的古代文学研究，不仅注重对文学发生、发展状况做历史性考察，而且越来越强调将考察面下移，寻绎文学活动的原生形态。这种研究趋势与导向，也促使我们更为深入地关注清代阳羡文学演进过程中，阳羡联姻家族共同体的文学兴趣是如何形成，其群体性文学活动是怎样进行的。因此，本书以清代文学发展“地方化”、“家门化”为学术背景，遵循“（地方）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的研究路径，力求系统探讨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与家族内家学传承、家族间文学互动、地域性文学流派与文学群体形成的内在关联性，具体而深入地阐释清代阳羡文学发展过程中，家族文学创造力是如何凝结、怎样发挥的。这个理论体系的建构，将拓展清代家族文学研究的空间，并为清代地域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
本书的研究，将清代阳羡文化家族共生的姻娅空间视为阳羡文人进行文学活动的重要背景，以吸收借鉴现有清代文学家族研究成果、整理分析阳羡家族文献资料为基础，以文化考古的精神，对清代阳羡文化家族的共同特征及联姻关系的文学影响等进行理论阐释，并由此深入，具体阐论不同时代的阳羡联姻家族词文学活动的形式与成就，并以互有联姻的阳羡陈氏、储氏为个案，对其中联姻与家族文学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
本书的研究思路，分别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要历时性地纵向深入关注阳羡联姻家族的文学传统与家族文人互动，揭示清代阳羡文学的体裁特征与风格特征；二是要注意共时性的姻娅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重点论析那些被传统文学史所忽略的阳羡家族文人，揭示清代阳羡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对家族内不同家族文人创作成就的考察，或采用综合视角给予整体观照，或采用对比视角，分析其相似性或差异性，考辨其风格的承继与传衍，以客观全面地呈现清代阳羡文学史的书写态势。
本书对清代阳羡联姻家族文学活动所做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系统探究，主要采用渐进式结构。首先，清代阳羡联姻家族总论，这一部分是本书的理论基础。分别从阳羡地域特征与文学传统入手，考察阳羡地域文化传统与家族生存发展的关系，阳羡文学传统与清代阳羡家族文人及其群体性文学活动的关系。清代阳羡互有联姻关系的家族，基本都具有文化家族性质，因此本书将借助大量方志、谱牒文献勾勒阳羡文化家族群像，揭示其联姻模式与观念，并就联姻对阳羡文化家族及阳羡家族文人群体的影响，文化家族联姻与文学群体生成进行理论阐释。
其次，对清代阳羡联姻家族词文学活动的研究，这一部分是本书的重点所在。整个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词人辈出，传世词集数量可观，阳羡因而被誉为“词人薮”。清代阳羡词人血脉相承的同时，还因家族联姻而具有千丝万缕的亲缘联系。因为，清代阳羡词的演进，始终以联姻家族为主动力量，以创作集群为表现形态。本书欲以阳羡地域词风的定型与嬗变为主线，分别对康熙时期和雍乾时期的阳羡词群的唱和活动、词体创作及其艺术风貌进行详细论述。顺治、康熙时期阳羡词群，以康熙二十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词人群以陈维崧为中心，形成了阳羡词派，学界已多有研究。本书的论述并不着意于探讨他们如何成派，而以考述他们的词业活动为基础，重点研究康熙初年阳羡词人的唱和活动、词论见解、词选编纂，家族词人群同声而和的创作特征。康熙二十年以后，阳羡词派逐渐衰落。以联姻为基础的阳羡文化家族中没有再出现如陈维崧一样的具有卓越成就的中心词人，活跃于康熙二十年以后的阳羡词人主要有陈履端、董儒龙和徐瑶、路传经。他们之间偶有唱和，但未能再振阳羡雄风，其创作实践甚至出现偏离阳羡悲慨词风而近浙西的倾向。雍乾时期的阳羡词群，以史承谦为领军人物，储氏家族储国钧、储秘书，任氏家族任曾贻等与之多有唱和。这班才士对浙西词风多有不满，独推婉丽词风，他们的创作风格呈现游离于阳羡与浙西之外的状态，形成了清代阳羡地域词风的多样性。阳羡联姻关系网中连接着数家、数辈的家族词人，于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词集群，并非陈陈相因。他们的创作实践，随着时代风会的变化、词史演进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并投射于清代阳羡词发展演变的过程中。
最后，阳羡联姻家族文学活动个案研究，旨在从微观领域探讨联姻对家族文学活动的影响。本书择取了互有联姻的陈氏与储氏家族，一方面考察联姻对家族命运的现实影响所引发的家族文人的群体性文学互动的特征，如陈氏昆仲的家族唱和词；另一方面考察联姻对家族文人文学兴趣的影响以及家族文学的新变，如储氏虽以古文为家学传统，但受陈维崧专力攻词氛围之影响，也投身词文学创作，而不同时期的储氏词人对迦陵词风既有接受又有反思。
总而言之，本书在家族和地域的双重视野中，系统客观地展示以联姻家族为载体的清代阳羡文学的演变轨迹，展示清代阳羡文学兴盛和发展的状况，力求更为全面地理解清代地域文学的多样性。并以阳羡联姻家族文学活动为样本，把握清代地域文学发展的社会、人文背景，以及清代地域文学创作的原生态，并由此观照“文化部落”盛衰与文学发展、消长之辩证关系。
[1] （汉）郑玄注：《周礼》卷三，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867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 （清）段玉裁注、（汉）许慎：《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3] 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21页。
[4] 陆勇强：《陈维崧家世考述》，《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5] 陆勇强：《陈维崧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6] 马大勇：《史承谦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