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阳羡联姻家族形成的地理人文环境
家族文学活动，离不开特定地理空间和人文历史，即所谓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自然地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限制着居于其中的人选择怎样的方式生存繁衍，以适应环境。家族生命力持续稳定，方有促成群体性文化行为产生的可能。而任何群体所进行的文化创造，又总是包含着他们和地域基础之间一种必然的联系。特定地理空间人文特性的形成，是人的群体性社会实践与环境的长期作用下逐步整合显示出来的，一方面它不断变异，随着人类活动的渐次丰富而不断有新的内容补充并沉积；另一方面，它又相对稳定，将沉寂下来的文化传统内化为一种精神气质，从而展示出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独特品质。文化史是种族的、文化的和地理的三种因子之和。[1]丹纳所谓的“决定文明的三大因素为种族、环境与时代”[2]，强调的正是地理因素的影响力。
因此，地域对家族文学活动必然产生诸多影响。对自然地理特征及地域人文传统的探究，是家族文学活动研究的基本参照系之一。更进一步说，地域对家族的影响，不仅是山川、气候、物产等纯粹、稳定的自然地理因素，更为重要的则是人文传统的建构、传衍及其对人的作用。基于此，本书对清代阳羡联姻家族文学活动的探讨，始于对其地域基础和人文背景的关注。
第一节 阳羡地域特征
人杰与地灵紧密关联，才俊辈出的文学家族，总是被视为一境灵秀之气陶冶滋养之结果，地域的自然地理特征与经济文化特征对家族文学发展既有限制又有推促。地域空间是影响家族发展的重要因素。家乡地域的山川地理、风土民情、文化氛围的熏陶，被认为是家族文人成长的重要的自然与人文因素，是造就家族文学品格的最基本条件。清代阳羡联姻家族文学活动生发于怎样的地域空间中呢？本节将从阳羡的空间特征、环境特征、民风特征三个方面详述之。
一 空间特征：偏于太湖西滨
阳羡位于江、浙、皖交界处，濒临太湖。太湖水系由西南部的水流发端，汇于荆溪，“东至阳羡入海”[3]，而阳羡最早的名字就是荆溪。荆溪本为当地东溪（东氿）、西溪（西氿）、南溪、北溪的统称，绵亘数百里，是古太湖水入海的宣泄口之一。春秋战国时，该地属楚国，“荆”乃楚地古国名，《左传·庄公十年》有载“荆败蔡于莘”，“荆溪”一名又有楚国属地的含义。秦始皇灭楚后，因“吴楚间谓荆为楚”，“秦以子楚，改为阳羡，其地本名小震居，在荆溪之本，故云阳羡”[4]。阳羡在秦汉时属会稽郡。晋永兴元年（304），惠帝为表彰阳羡人周玘举义兵平贼、保卫朝廷之功，遂分吴兴之西境及丹阳之东界为阳羡、临津、国山、义乡、永世、平陵六县为义兴郡，其中国山、临津、阳羡三县的县城，在原阳羡境内。此地从此又被称为义兴。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撤销义兴郡，把阳羡、义乡、国山、临津四县，合并为义兴县。唐武德三年（620），唐高祖废国山、义兴二县，于义乡置鹅州，七年，改鹅州为南兴州。义兴在这几十年中又被称为鹅州和南兴州。唐武德八年，恢复义兴县，属常州府。宋时，太宗赵光义因避讳，改义兴为宜兴，此后一直沿用此名。清雍正二年（1724），两江总督查弼以宜兴赋重事繁，题请分两县，雍正三年析宜兴县舆图，置荆溪县，并隶常州府。
阳羡地域广袤。清康熙时，徐喈凤根据历代方志所载考其旧城范围为：“东九十里至太湖中项沙洲苏州府吴县界，西七十里至渡济桥镇江府溧阳县界，南八十里至啄木岭浙江长兴县界，北六十里至五洞桥阳湖县界，东南八十里至董塘浮山嘴浙江长兴县界，西南百里至伏牛岭分界山安徽广德界，东北六十五里至百渎口分水墩阳湖县界，西北九十里就洛村镇江府金坛县界。”[5]由其区域所辖可知，阳羡东临太湖，西与溧阳、长兴、阳湖等交界，太湖既是阳羡的一道屏障，也是这一区域通往吴地的桥梁。
阳羡是太湖与西南岸内陆互通的重要通道，为太湖的西南门户之一。从其地理形势看，它恰好处于江、浙、皖三地交汇地带：“宜邑山川之险，东北分水堰，西北滆子湖，南阻铜官、离墨诸峰，东南由湖
诸山达长兴界，西南由张渚诸山达长兴、广德界，其东面则自上百渎，自下百渎，俱滨太湖，惟西面路稍平夷，直达溧阳界，然长荡湖、大坯山阻其西北，戴埠、白塔诸山阻其西南，诚所谓四塞之地也。”[6]这一“四塞之地”在特殊时期还具有一定的军事战略意义。春秋战国时期，阳羡即为秦楚兵戎相向之地，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孙权年十五当阳羡长，协助其兄孙策在此扼守。南宋抗金英雄岳飞，在此组建“岳家军”，击退金兵，声威大震。明初大将徐达，在此围困元军，从而打开了东南门户。
偏于吴越江南边隅的地理条件赋予阳羡奇秀的自然风景。浩瀚太湖之滨，水网丰富，纵横交错，逶迤天目余脉，峰峦叠嶂，界坞连绵，晴日烟云缭绕，阴天岚雾朦胧。自古以来，对阳羡山水风物的美誉频见于古人的诗句之中，“阳羡山水甲于江东”[7]、“阳羡溪山古有名”[8]、“山川阳羡由来胜”[9]、“阳羡溪山名浙右”[10]、“阳羡山水奇胜”[11]。
位置偏僻的山水清嘉之地，往往会成为家族流动、迁徙时首选的安居之处。在对阳羡望族谱系延展的追踪过程中，可以发现，陈氏、任氏、万氏、路氏等阳羡家族，几乎都是在朝代更替、战乱迁徙的背景下，从他处迁入阳羡的。任氏于南渡时期建炎初年，自河南偃师南渡，徙宜兴筿里，任庆源为任氏始祖。路氏祖籍湖南东安，在当地以代出文人雅士、朝有富官重臣而称望，宋末避战祸迁江南，路氏第十二世孙路亮为阳羡这一支始迁祖。陈氏，亦是自南宋灭亡以后迁往阳羡的：“我陈氏居亳村自南雄府尹云衢公始，而由浙之永嘉徙义兴（阳羡），则自府尹之曾祖承先公……公系出宋儒止斋先生裔，生宋德祐元年乙亥，又七年而宋亡，其迁宜当在元初。”[12]万氏，于元末明初从安徽濠梁徙居阳羡，万氏始祖为万胜，胜生寿，寿生雄，雄生璵，璵生吉，正是在这样的代有子孙的繁衍中，万氏家族逐渐壮大，并通过博取功名而获取了地域声望。
古代的偏僻之地，所遭遇的兵火重创与毁坏也比较少，生活环境相对安定，根植于此的世家大族往往可延续数十世以上，支脉分衍，绵延不绝。阳羡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同时又富有上苍所赐予的山水相依的秀丽景致，各个家族迁入此地而长久居之，岂能不乐焉。明人唐顺之称“宜兴溪深而谷窈，石峭而泉冽，自古宦游之士，多欲徙而家焉”[13]，道出了其魅力所在。
二 环境特征：山水清嘉
阳羡重峦叠嶂，铜官、南岳、芙蓉、龙池、善权、石亭、张公等各擅其胜，或气象峥嵘，呼吸风雨，或吐纳景光，若置身天际而与之行游。其水系发达，滆湖、洮湖、荆溪、西溪、东溪、罨画溪等皆“威风习习春溪寂，浮云漠漠春溪流”[14]。南岳山以古松为著，“悬崖生，围十数抱，根盘曲石壁，怒突天矫”[15]。龙池山则险奇无比，“山高五里，南岩曰白云岩，壁立数百仞，一望皆石，其石皆白，取径峰腰仅可置足，最窄处则架阁……西转而望震泽，波涛悉在”[16]。罨画溪因梁代任昉“长溪水东舍”之句，又名东舍溪，溪水绀绿，“溪两岸多朱藤花，映溪远望如画”[17]。玉女潭灵秀兼具，“潭在山半深谷中，渟膏碧莹洁如玉。三面石壁下插深渊，石梁直其上如楣，而偃草树蒙窜，中深黑不可测。上有微竅，日正中，流影穿漏下射，潭心光景澄澈，俯挹之，心凝神释，寂然望去……潭四周无隙，水伏流而南出岩石之下，汇为小池，玉洁不流”[18]。阳羡风景中最令人叫绝的是那叠叠群山中的洞天福地，张公洞与善卷洞最负盛名。清人周启嶲称：“荆溪盖有十景焉，若夫挟山灵之变幻入其中，辄流连循览而莫能己者，善卷、张公为最。二山之胜惟以洞，洞之擅胜于二山也，景自殊。”[19]善权洞如层楼，上层“渠渠若广厦”，下层“披石斗泻汇而为湫”[20]。张公洞形如瓮，入洞处平坦宽敞，深入之则如临栈道，怪石错立。这些天然化成的欲界仙都又为阳羡增添了神奇的魅力。明人王慎中曾惊异于阳羡山峻水秀的自然造化：“予出行县至义兴入其境，顾而美之曰：‘此非吴地与？何其风景物象不类吴中也！’及其纵而游之，益以得其美焉。其山水之胜者，往往幽邃而旷远，明秀而静深，至于草木泉石亦皆发色含气而有余光欤！夫澶绮靡腴衍而泽丽者，大不同焉！”[21]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阳羡山长水远，气秀地灵，“清淑之气，钟而为人，而辞藻发焉”[22]。自然山水作为艺术生成的本源，唤起人们对美的向往，吸引人们去游赏、探奇，并将对美的体验付诸艺术形式之中。故震泽、荆溪之汇注，铜官、南岳之耸拔，张公、玉女之灵异，被历代文人反复题咏。南朝梁代的任昉，唐时的独孤及、许浑、皇甫冉、权德舆、卢仝、杜牧、陆龟蒙等，两宋的杨亿、梅尧臣、王安石、苏轼、贺铸、尤袤、朱熹等，明代的李东阳、唐顺之、文徵明、董其昌等，都曾到阳羡探幽访胜。题咏诗词。这些文人的文化印迹，使阳羡的灵秀山水又增添了一份浓厚的人文气息。
陈维崧《蒋京少梧月词序》称：“铜官崎丽，将军射虎之乡；玉女峥弘，才子雕龙之薮。城边水榭，迹擅樊川；郭外钓台，名标任昉。虽沟塍芜没，难询坡老之日；而陇树苍茫，尚志方回之墓。”[23]这些带有历史沉淀的人文景观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阳羡文人而言，岂不妙哉。清代阳羡词人石亭探梅、龙池观松、东溪修禊等风雅集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连篇佳作，既得益于他们对家乡山水风情的喜好，也源自他们暗求与先贤精神遇合的心境。
在中国文化史中，自谢灵运伐山开径以极游旷放之后，山水逐渐从单一的审美客体逐渐转化为审美与移情兼而有之的心神物化的对象，成为文人内在情感的外在寄托。秀丽宜人的阳羡悄然处之深奥之地，具有超然于物外、内敛自束的闲静韵味，能够给予人心灵的慰藉。对此，明人唐顺之的体会最为深刻，他在《与王尧衢书》中称：“抱病懒慢久缺书。问知执事不谓我踈也，春来卜居阳羡，此中山水绝清，无车马迎送之烦，出门则从二三子登临山水，归来闭门食饮寝梦，尚有余闲，复稍从事于问学。”[24]阳羡变幻莫测的林壑山色，奇特美妙的山水之窟，让他感叹不已：“嘉靖丁未春，余以病客荆溪，遂同杭子宣登龙池。僧居嵌岩中如鸟巢，梯其门以登。值二老僧相对煨笋，遂以笋供余二人，因留宿，与老僧坐至夜，分说楞岩因缘事，老僧意甚朴野可爱也。明日晓起，岚气满山，乾坤如混沌状，阶前竹柏亦在摩荡中，咫尺不可物色。日且午始开霁，则诸峰历历，澄湖映隐，观草木百里之外若在几前，盖宇宙间晦明不常若此。既午出，往石屑。石屑两山夹涧，山高百余仞，而涧道仅阔四五十步，人家缘涧以居惟亭。午则见月色，盖其胜又与龙池异观矣。既午饭，遂从西霞步入舟，意兴悠然，如有得也。呜呼！此岂可与沉酣声利者道哉！”[25]龙池、石屑皆山雾缭绕，舒张着灵性，给人以心诚明澈、自由舒适之感，作者不由叹喟，此番自然而纯粹的美景，追逐名利而心有重负之人很难有所体会。李泽厚认为，经由考试出身的士大夫，常常由野而朝，由农（富农、地主）而仕，由地方而京城，由乡村而城市。这样，丘山溪壑、野店村居倒成了他们的荣华富贵、楼台亭阁的一种心理需要的补充和替换，一种情感上的回忆和追求，从而对这个阶级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26]因此，阳羡的青山秀水被闻而慕之，不仅缘于青嶂云泉的自然清新，更为重要的是，它那幽静深远的淡泊气质，与士人追求自由、舒缓精神的心境形成默契。
阳羡这一独特的文化气质尤其与厌弃世事、求田问舍的退隐之辈相衬相契。唐宋以后，此地往往成为厌倦官场沉浮的文士首选的休憩之处，“荆溪山水清且美，屡日贪欢犹未休”[27]。正如清人徐喈凤《望江南》组词所言：
荆溪好，春水浴春山。风卷浪花渔欸乃，烟迷岸柳鸟绵蛮，兰桨荡忘还。
荆溪好，夏雨涨无边。波撼小城仙峤动，气蒸众壑蜃楼悬，人在水中天。
荆溪好，风景入秋清。霞映水村翔鹜远，月临山寺落钟轻，此际倍移情。
荆溪好，冬景更清真。雪霁万峰浮玉垒，冰融二水渡银津，四顾绝纤尘。
如此诗情画意的青山绿水、水乡风情，岂能不令人惬意忘返。游心抒怀，绸缪往复于此，最能感受到心灵的自由澄明，也最能体会到脱俗独立的生命价值，“乘此纵长啸，悠然物外心”[28]。这也就不难理解清初众多阳羡文化家族出现父子、兄弟等相继以隐为生，在铜峰画水之间以著述、诗酒、艺术等聊寄此生这一文化现象的地域背景。
与太湖流域的吴江、华亭等相比，阳羡诚为一处与众不同之地。以农耕为重的文化传统以及朴素淳逊、敏于习文的民风民俗，还有那令人赏心悦目的淡泊无欲的自然之境都随着历史发展而逐渐沉淀为特定的人文内涵，对当地的家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地僻”而远隔通都大邑，渐益养成“俗俭”和山地丘陵型“佶直”心性[29]，这一地域人文性格又衍化为古板与耿直。《重刊宜兴县旧志》中“万吉，……平生冠履、饮食、拱揖、趋走一遵矩薙，未尝见其有戏谑、笑傲、箕踞、跛倚之容”[30]；“陈一经，……年十六，有里艾私挑，正色拒之。后，每迂步弗过其门”[31]等恪守清规、严肃持正的描述不免夸张，但于一时一地，由“佶直”心性衍化而来的反映于群体的保守性可略见一斑。明清易代之际此地抗清尤为激烈，“该邑士民、乡绅投入人员之多，转辗流徙之久，邑中诸望族遇害或牺牲的人数之巨，均居江东前列，惜有关文献大都因忌讳有碍而或遭毁禁或久亡逸”[32]。就阳羡而言，耿直不再是个人品行之高标，而演化为地域群体认可的精神价值。清廷大势既定，此地又成为众多隐士奇人的汇集之处，大批文士潜于这一质朴淳俭、服田力穑的环境中清娱终生。以上种种，从时间断层而言，是特定时期的特殊社会文化现象，但从历史过程来把握，则成为阳羡地域文化的重要表征。
三 民风特征：重视耕读
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生活，物质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33]地处太湖之滨的阳羡，拥有以水为母体的优越的生态环境，“鱼米之乡”之美名天下传闻。这对阳羡的经济生活、家族文化均有很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农轻商的社会经济传统，二是重文教科第的人文风尚。
太湖流域是传统的蚕桑区、丝织区，号称“湖丝遍天下”，名冠一时。[34]明清时期，江南的绫绸绢纱行销各地，太湖流域大批丝绸业市镇应运而生，以苏州府最为集中。吴江县有四镇三市，皆人沸繁荣，盛泽镇“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黎里镇“居民千百家，货竝集市”；平望镇“明初居民百家，贸易如小邑。自弘治迄今，居民日增，货物益备……千艘万舸，远近毕集”；同里镇“明初居民千百家，室宇丛密，街巷逶迤，市物腾沸”[35]。市镇商业引人注目的发展势头之中，却没有常州宜兴的身影。虽然宜兴濒临太湖，但它远隔商品经济发达的通都大邑，同时，其“势稍偏而平土亦隘”[36]，自身也不具备成为都会的地理优势，故而商贾罕见，在市镇商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严重落伍。
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中称，明清江南地区苏、松、太、常等应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经济区。首先，该地区由太湖水系和江南运河连为一体。其次，该地区已形成高层中心地的基本经济腹地。复次，在此地区的高层中心地中，有一个中心地（即苏州）高居其他各地中心地之上。第四，该地区中心地苏州周围，由南京、杭州、松江（明）—上海（清）构成了三角形的核心区。[37]处于太湖西部的阳羡，并不属于这一经济核心区，处于依附地位。太湖如同一道天堑将其与江南的腹地——苏州分隔开来，它们之间在地缘上的联系仅能依靠太湖水系。与“民物丰阜，商贩骈集，百工之事咸集”[38]的姑苏繁华相比，宜兴显然十分沉静。它很少受到来自经济中心区域商业气息的熏染，很少有人口进出流动的变化，民风淳朴，而无奢华享乐之风尚，“其土不为游贾于四方，而四方贾人亦以僻绝罕至其地。其民终身不见都会之绮丽与奇邪之人，而自老于岩壑之间，是以其俗俭陋而木憨，畏吏而简讼，山泽之税不待督”[39]。
位于江、浙、皖三地交界处的阳羡，一面牵着多山的浙西，一面连着水系交错的苏南，形成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宜兴“阴多山，其阳衍沃”[40]，南面为多山的丘陵地带，植被茂密，而北面则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平原。地处山地西障、太湖西屏的宜兴并不贫瘠，荆溪水把上游带来的泥沙，在下游近太湖这段低湿之地，慢慢沉积，逐渐形成肥沃平坦的低地，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宜兴环山为邑，所产多竹木名材、熊狶异兽，柿栗茶荈之饶，其民人工织履治丝葛，善猎射自食”[41]。宜兴保持了江南特有的水系发达的生态特征，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加之平原、丘陵纵横交错的独特地貌，十分适合农耕文明的发展。
阳羡历来以耕稼为重。《重刊宜兴县旧志》对当地的农业民俗有详细描述：“其民业则种稻。平田宜夏至后，山田、圩田宜夏至前，清明浸稻种，谷雨以谷芽入田，芒种插苗，……田极高者，种菽粟或木棉，或交秋种荞麦。极低者，秋前莳穜稑。……在山乡樵户以八月入山斫柴，俗谓八月柴。……茶户以谷雨日赛茶神，入山采茶，俗谓开园。……其种苎芋、烧石灰、造纸料、渔舟、猎户、蚕桑、摇织之事，各就所居。”[42]长期以来，此地“齐民尽力农桑”[43]，耕稼自给，传承和延续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农耕传统，为当地家族长期稳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在此基础之上，自足俗俭、淳朴安逸的民风随之而生。《重刊宜兴县旧志》中“佶直淳逊，巨室无歌舞声艳丽”[44]、“人性佶直，黎庶淳逊”[45]、“士大夫不衣文绣，不乘舆马”[46]等记载，皆为此地民风的真实写照。又《光绪宜荆新志》称：“宜兴风俗偁于古者屡矣。地偏而俭也，性佶直而淳逊也。士好儒术而不好远游，民重耕稼而罕为商贾也。盖其山水劲厚而回秀故成风俗，愈朴愈美。”[47]民风淳厚，衣食无忧的现实环境对精神文明的发展无疑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支持力。
在朴实民风的浸润下，当地的士子皆尚儒术而不好远游。蒋景祁称：“荆溪故僻地，无冠盖文绣为往来之冲也，无富商大舶移耳目之诱也。农民服田力穑，终岁勤动。子弟稍俊爽者，皆欲令之通诗书，以不文为耻。”[48]家族子弟通诗书，即家族世代以儒为业，这对地方氏族向文化家族转型具有重大意义。家族子弟敏于习文，又形成以文为重的社会习俗，对当地家族文化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北宋时阳羡曾有“一邑三魁”之盛誉，“宋熙宁六年，佘中，字行老，魁廷对；绍刚试礼部第一，绍材试开封第一”[49]，成为遍传天下的盛事。这一事实也说明，重视文化教育、以科第传家，在宋时的阳羡已成为社会共识，这一传统的积淀成为阳羡家族以文化为立族取向的潜在源动力，清代阳羡文化望族群翩然出现、互结姻娅的社会现象，与这一人文传统有深刻联系。
第二节 阳羡文学传统
家族文学活动，是特定地理空间的文学传统影响外化的表征。依托客观的地域基础，一定地域空间所发生的文化行为及文化产品历久而积，形成家族共同认可的文学精神与传统。因此，必须系统探寻阳羡地域文学传统，方能更为深入地了解清代阳羡联姻家族共同的文学取向及其文学活动特定态势的心理渊源及人文根基。
一 唐宋文人对“隐阳羡”的文学构筑
阳羡偏于海隅、深处幽阻的环境特征，使之禀赋了高蹈脱俗、自由淡泊的“桃花源”式的文化地理气质。陆机云“山泽多藏育，士风清且嘉”[50]，越是幽僻清嘉的山水之处，则越容易成为隐者栖居之地。况且，隐逸在江南文化史上本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商周时代的泰伯奔吴、延陵高风，唐代李华就曾言：“其旧俗则泰伯之让德、延陵之高风，因是而佐王孙，缘物而兴之，远也矣！”[51]隐逸在江南之极盛，主要出现在唐代。阳羡山水亦属江南的名胜之区，必然成为唐代文士心意向往之地。
我们可以从现存唐代诗歌中窥见中晚唐文人或避难，或置业，或隐读于阳羡的大致情况。天宝进士皇甫冉，字茂叔，润州丹阳人，因避安史之乱而寓居阳羡，在此营建别墅。皇甫冉颇喜阳羡山水，曾有多首相关的题咏之作，如《荆溪夜湍》《洞灵观》《三月三日同义兴李明府泛舟》等。即使是赠及友人的诗，皇甫冉亦不忘夸赞阳羡之景，如《酧裴十四诗》云“旧国想平陵，春山满阳羡”[52]，《归阳羡兼送刘八长卿》诗云“湖上孤帆别，江南谪宦归。前程愁更远，临水泪沾衣。云梦春山遍，潇湘过客稀。武陵招我隐，岁晚闭柴扉”[53]。中唐诗人刘长卿与他的友人李幼卿，在阳羡均有别业。刘长卿《酬滁州李十六使君见赠》诗序云：“李公与予，俱于阳羡山中新营别墅，以其同志，因有此作。”[54]李十六，即李幼卿，字长夫，他在阳羡的别业称为玉潭山庄，又名蒙溪幽居。李幼卿任滁州刺史时，曾修书于独孤及，请其代为照看玉潭山庄。独孤及寄诗云其“日日思琼树，书书话玉潭”[55]，反映出李幼卿对阳羡风光的流连忘返。中唐诗人顾况在阳羡也有居所，其《赠僧诗》明确提道“家住义兴东舍溪，溪边莎草雨无泥。上人一向心入定，春鸟年年空自啼”[56]。中唐诗人孟郊在阳羡亦可能有庄宅，因其《寄义兴小女子》诗云：“江南庄宅浅，所固唯疏篱。”[57]晚唐诗人杜牧亦“于宜兴县近有水榭”，且自称“阳羡粗有薄产”，并有“他年雪中棹，阳羡访吾庐”[58]之行，以及“终南山下抛泉洞，阳羡溪中买钓船。欲与明公操履杖，愿闻休去是何年”[59]，“一壑风烟阳羡里，解甲休去路非赊”[60]等诗句，表达闲居阳羡的情趣与乐趣。
唐昭宗时宰相陆希声，自号君阳遁叟，曾隐读于阳羡，著《二十七咏》“记（阳羡）台池泉石林木之胜”[61]。其《君阳遁叟山居记》称：“遁叟以斯世方乱，遗荣于朝，筑室阳羡之南而遁迹焉。地当君山之阳，东谿之上，古谓之湖湫渚。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颐山，谷曰谿谷，以颐养蒙昧也。”[62]韦庄《婺州和陆谏议将赴阙怀阳羡山居》诗云：“望阙路仍远，子牟魂欲飞。道开烧药鼎，僧寄卧云衣。故国饶芳草，他山挂夕晖。东阳虽胜地，王粲奈思归。”[63]可印证陆希声对阳羡山居的留恋之情。陆相山房、杜牧水榭等人文遗迹，都成为后代文士乐于吟咏的诗题，宋代蒋颖叔曾题陆相山房云：“二十四桥芜没尽，溪边犹有故时桥。”[64]描绘其幽居之胜。
纵览唐前阳羡文化史，此地并没有出现过真正具有影响力的隐逸贤人，但这并不妨碍唐代文人在其诗文中乐此不疲地强调阳羡的闲适与淡泊。阳羡适隐的文化地理特质由此而深入人心。自唐以后，阳羡逐渐成为历代文人士大夫共同向往的“桃花源”。对此，王安石的解读颇有见地。他有《寄虞氏兄弟》诗云：“一身兼抱百忧虞，忽忽如狂久废书。畴昔心期俱丧勇，此来腰疾更悉虚。久闻阳羡安家好，自度渊明与世疏。亦有未归沟壑日，会应相近置田庐。”他又有《寄阙下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诗称：“父兄为学众人知，小弟文章亦自奇。家势到今宜有后，士才如此岂无时。久闻阳羡溪山好，颇与渊明性分宜。但愿一门皆贵仕，时将车马过茆茨。”王安石的这两首诗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阳羡”与“渊明”，揭示了他对阳羡地域文化内涵的深刻理解。在王安石看来，阳羡地处偏僻、溪山明媚，与陶渊明离世而居田园的淡泊性情似有几分相通。基于这一认识，王安石表达了渴望置田庐于此的人生追求。再如明人沈敕的《荆溪外纪》云：“江出芜湖之西南，东至阳羡入海。盖荆溪上通芜湖，下注震泽，达松江而入于海，溪流既远，澄澈可望，溪南峰峦，相映如画，名贤取此为隐处之胜。”[65]明代散文家唐顺之亦认为，居阳羡者自足养尊，闲暇之余，游娱其间，可观廻溪峻岭、飞泉石窦，“乐其风土之醇，而无宾客送迎”[66]，充分肯定阳羡实乃隐居佳地。唐宋文人乃至明代士大夫对阳羡适隐的强调和推崇，构成了阳羡隐风的历史情境，逐渐汇入地域人文脉流之中，并随着苏轼买田阳羡的推动，内化为一种被家族集体认同的心理范式。
苏轼在两宋词史及后代文学史上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极具人格魅力的人物，他结合老庄和禅宗的思想，以顺乎自然之道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当遭遇人生挫折时，他力图不以此自苦，努力以一种旷达的心态来对待，将其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暂时现象，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让人获得心灵慰藉的东西。他并不是隐士，但他一生都在反复咏叹归去，宦海沉浮与归隐情结伴随其终生。在隐逸问题上，苏轼以陶渊明回归自然的精神追求为典范，最终却放弃陶之归园田居的行为模式。虽然他高唱“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但他更希望体验的是“来往一虚舟，聊从造物游。有书仍懒著，且漫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67]的自由心神，形成了遗世而独立的个性化心志。
苏轼“阳羡梦”的构筑始于宋嘉祐二年（1057）。是年，年仅22岁的苏轼与同年进士宜兴蒋之奇共赴琼林筵，听蒋之奇介绍完自己的家乡后，苏轼十分向往，当即作《次韵蒋颖叔咏罨画溪》，诗中的“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之语表露出他对铜峰山水的一丝钦慕之情。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被差遣赈灾常州、润州，得以亲身游览阳羡。在同年进士单锡（宜兴人）的陪同下，苏轼游览了此地的各处名胜，再次深深陶醉于阳羡山水的清秀美丽，他明确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在此“解佩投簪，求田问舍”[68]。作于此时的诗歌《寄述怀古》其五也表达了这种急流勇退、买田归老阳羡的想法：“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将老，杀鸡为黍子来无。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生计一身迂。”苏轼“居于阳羡”之梦想在借诗指画的基础上也更进一步，但这一梦想尘落于现实之中，已又经历了一番时光流转。宋元丰七年（1084），苏轼上表乞居常州，明言“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69]。他借《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倾诉了归隐阳羡、寻求安宁的心愿，其一曰：“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他又作《满庭芳》一阕诉尽了他与阳羡的尘缘之遇，其词上片云：“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西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70]此时的苏轼已在宦海沉浮中几经波折，乌台诗案的打击，黄州之贬的寂寥失落，都让苏轼对人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乞居常州宜兴亦是他内心的自觉选择。苏轼在阳羡所作的《种橘贴》（又名《楚颂帖》）明确表达了他的归隐心志：“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恰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王逸少云，‘我卒当以乐死’，殆非虚言。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橘三百本。屈原作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元丰七年十月二日书”[71]苏轼欲在阳羡买园、种橘、构亭，其意十分明显。屈原《橘颂》，借咏物而抒写节操品志，旨归明确，即“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受命不迁的忠诚品性，二是深固难移的坚定自持。苏轼拟构亭以“楚颂”名，实系颂扬屈原“独立不迁，深固难徙”的品质节操，明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人生态度。
苏轼虽高调唱诵自己的阳羡归梦，但此梦从未真正落实，刚到此地仅三十余天，苏轼就被朝廷调往登州。但是，苏轼对阳羡人文冶化的影响，却是此前在此地留下足迹的陆希声、杜牧等人所无法企及的，“峨眉仙客，曾驻吾乡。惹溪山千载，姓氏尤香”[72]。在清代，祭东坡成为阳羡联姻家族共同参与的地方风俗活动之一。对于清代阳羡家族文人而言，陆希声、杜牧等人的“隐行”，源于诗人对山水清静的迷恋与享受，尚不足以震撼他们的心灵。苏轼的“隐心”，则将屈原与陶渊明的心神融会整合，把屈原的激愤弃世、陶渊明的归隐山林转化为谋求尘外之乐的心理解脱根植于心，此种独特的人生态度极易引发精神世界的共鸣。
苏轼阳羡买田，卜居归老，托身于溪山，借助诗词形式把独立、不流的归隐之心魂落在阳羡，以明其波澜不惊之人生态度，为阳羡播育下泽润后世的精神种子。清代阳羡家族文人因此而获得了一种可以慕而效之的精神心理：身在尘世中，心在物外游。这是一种受自然庇护的入世之乐。
阳羡适隐的文化地理气质，陶渊明式的冲淡闲适与苏东坡式的独立不流的相融相汇潜移默化地浸润着阳羡家族的文化行为。清初顺治、康熙年间，阳羡成为欲惬平生之欲的逸士、僧道的庇护所，与此同时，阳羡家族内部出现了父子相继、兄弟并行的大规模团体式隐逸，在清代江南实属罕见。吴氏的吴洪裕、吴固本，潘氏的潘绍显、潘廷瑜，陈氏的陈贞慧、陈贞祥，任氏的任大烈、任绳宠等，他们或为明末仕宦，或为中举待选之名士，但是一入新朝，他们无一例外地决意不仕，选择了沉于诗酒、隐于乡里的生活。这种群体性心理共识的产生，从人文地理的因素而言，正是缘于地域文化精神内脉的影响。阳羡家族将陶渊明式的冲淡闲适与苏东坡式的独立不流两相结合，将其心神融汇于日常文化活动之中。阳羡家族文人回归自然、守护淡泊的人生选择，是受阳羡醇厚而独特的隐逸气质所影响的集体性的、自觉的选择，体现了阳羡家族在山崩地裂的易代之际对自我价值实现方式的清醒认定。
二 《荆南倡和诗集》与阳羡唱和传统
雅集唱和是较为常见的古代文人交往互动的方式之一，文人雅集多发生在山清水秀之地，文徵明《玉女潭山居记》载，唐时李幼卿、陆希声曾居阳羡玉女潭边，“唱酬篇咏，流传至今，有以想见其盛也”[73]。见诸文字的阳羡唱和中，《荆南倡和诗集》最具地域影响力。该集问世于元末明初，其中唱和诗以咏荆溪风光为主，它的问世印证了清代以前阳羡唱和活动的某个时代侧影，而它的留存与传世，又被视为一种文化沉积，为清代阳羡家族文人所钦慕效仿。
《荆南倡和诗集》所录的唱和诗人只有两位，分别是马治与周砥。马治，字孝常，宜兴人，自幼好学，诗文典雅冲澹。周砥，字履道，号匊溜生，别号东皋生，苏州人，博学攻诗，效东坡书甚工，亦擅画山水。马治与周砥在宜兴的唱和主要集中在“癸巳、甲午、乙未”这几年间。此时，元朝的政治危机、民族矛盾已经十分尖锐，蒙古政权如同即将倾倒的大厦摇摇欲坠，在风雨飘摇的兵事纷争的日子中苟延残喘。朱元璋、张士诚在南方各自扩张自己的势力，形成两股强大的力量挟制着元朝，而朱、张之间又多有争斗，江南多战事。迫于如此现实，周砥不得不离乡避乱，流寓宜兴，恰逢马治，二人同馆于荆溪周氏家塾。他们居荆溪期间，“随事倡和，积诗一卷，录成二帙，各怀其一”[74]。
从《荆南倡和诗集》中“两涧
集得轻字”、“四月一日南楼听子规联句”、“五月廿日雨中饮南楼”等题可知，马治与周砥的唱和次数频繁，随事而发，马治在序言中描述了这一情景：“前年余归养亲，始寓荆南山中。……去年春，履道自吴门来，与余俱主周氏家。周氏好学者有贤行，得客予二人，乃大喜，为屋涧东西以馆之，置茶具、酒杯，属其子弟从之游。盖今二年之间，亦稍稍事搜览。天高气清，间则相与登铜官，窥玉潭，咏颐山。晚晴送具区之洪波，招天目之远云，而长兴、桐川诸山若奔走来会，可喜者，始咎向者缺游观之胜也。闲居读书，念亲旧别离。舆夫风泉月林之间，载咏载歌，商今古，较人事，吊吴封禅遗迹，思孝侯折节从学之勇，不可复见。舆夫杜牧之之风流、苏长公之英灵，则复感叹，悲咤噆噆不已。予与履道意思皆然，因合前后所作为《荆南倡和诗》若干篇。”[75]他们之间的频频唱和，并非沉耽于诗，有意为提高诗艺而作，也不是借诗歌表达优游山林的感受。他们称其诗歌乃随事而发，是强调作者真性情的抒发，以诗反映内心的真实情态，周砥序曰：“盖吾二人之诗，非艰深劳苦以得之。见山而心乐焉，则欲养其德也。观水而志达焉，则欲果其行也。登高而见白云之英英，则思吾亲之在远也。与山僧野老往来以游，则亦未绝于朋从也。居穷约而无怨尤之辞，则知安乎命分之故也。是皆有感于中而形于言尔。谓非为学之道乎？虽然，荆南山水岂以吾二人而著，即天下名山水多矣，其峰峦洞谷岂尽胜荆南哉？彼或当四方之要冲，遇贤达之游咏，则名著于无穷矣。荆南既僻左，寡贤达之遇，则其名不著，岂特山水也哉？”[76]他们的诗歌并非向山水潜心体道，寓理于诗，也不专注于闲居山林，吟咏风月，而以借物寄情感怀的模式为主。阳羡山水优而不著，周砥甚感惋惜。心有志向的他躲在荆溪山水之中而未能用于世，与寂寞山水产生共鸣，故而发出“彼或当四方之要冲，遇贤达之游咏，则名著于无穷矣。荆南既僻左，寡贤达之遇，则其名不著”的感受。“有感于中而形于言”，说明他们重视寄托手法，把独特的人生感受寓于了唱和诗之中。
诗歌承载的是诗人心灵世界。如果透过诗歌文字本身去追寻诗人的内心情思，这收有一百七十九首、众体兼备的一卷《荆南倡和诗集》（以下简称《荆南集》）便瞬间丰富起来。《荆南集》涉题广泛，生活趣味、山水之感、离别之思、悼古伤今，无不入诗，其中吟咏荆溪山水的唱和之作占到了一半之多。
题咏阳羡山水已经是历经无数诗人之手的传统题材，但在马治、周砥这里，阳羡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被大量地纳入诗歌唱和之中，题咏阳羡风情因此而被强化为一种惯性的文学传统。《过任彦升钓台》《经杜樊川水榭故址》等写怀古幽思，《过西涧》《张公洞》《望颐山》等写山水之景，皆明快简洁。因二人的叙述视角不同，同一景观在他们的笔下呈现了不同的面貌，如《至铜官最高处》：
来游石磴青天上，斜日晴云高下飞。笑说东湖一杯水，行人何事不能归。（马治）[77]
丹崖翠壁半空浮，秋尽铜官思一游。何限吴人白云里，心随飞雁到长洲。（周砥）[78]
马治从俯瞰角度，写湖水似杯水，以此映衬山峰峻拔，周砥则选择特定画面，言崖壁浮于空中，造势凌厉惊人，显示了铜官山的奇险。
然而，马治、周砥并非真心有意在山水之中逍遥，故其诗中常常隐约着淡淡的哀愁或忧伤。马治《绝句五首》其二曰：“一架蔷薇绿，经愁忆故庐。乡书夜来到，只是更愁予。”周砥《绝句五首》其一曰：“朝朝感霜露，昔昔梦乡关。何以慰亲念，因悲行路难。”周砥流寓此地，已是作客他乡，心中难免有所失落，加之其个性豪放自负，“幼家徙无锡，居市上，未尝与群儿戏，自知弄笔研。稍十四五，择从文学高等游，俄而才思大进，举州皆惊，……履道素飘挺，性节义”[79]，且胸怀志向，“谓士学以适变通其道”[80]，渴望在有生之年能有所作为。周砥《秋思》其二云：“白下门西江水滨，寒烟衰草卧麒麟。当时谈笑尘沙静，谁是东山折屐人。”以谢安折屐的典故，暗示自己渴望像大器晚成的谢安一般，日后能够有所成就。周砥对避世荆南的闲适平淡生活并不满意，他认为自己只是荆南山中的匆匆过客，故常常触景伤情：“缠弄新春色，已有萦愁意。欲倚不成眠，待扶还似醉。疏雨飘枝湿，暮雀衔花坠。脉脉独含情，故园那得至。”[81]这首诗中所描绘的刚出芽的柳枝明显是诗人自己的化身，春是四季的开始，春柳是生命萌动的标志，但在充满愁思的作者眼中，弱不禁风的柳枝已含情愁，因不得归家、无依无靠而暗自悲伤，他如“凄凉怀故旧，寂寞卧丘园”[82]，“落花风里酒旗摇，水榭无人春寂寥”[83]等句都表达了相似的感情。
马治的心态要平和豁达许多，他很清醒地认识到：“予与履道徒以流连至此，遭时屯阨，不能羽翼以飞。殆所谓匪鳣匪鲔，潜逃于渊；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噫！士至于此，乃得于一丘一壑，尽心焉。”[84]“匪鳣匪鲔，潜逃于渊；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出自《诗经·小雅》中的《四月》，乃是遭逢变故的大夫有家不能归的行役之语，以鳣、鲔逃于深渊和鹑、鸢高飞云天作比，自述其心中的忧苦。马治借此亦隐喻他所处的环境，并以先哲之慧言自我安慰：“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智者，恒存乎疢疾。诗亦然。又况重于诗者乎。异时年迈，志衰皤然，两翁复相遇于山巅水涯，开卷一笑，则犹藉此以识忧患穷愁之岁月云。”[85]他更加看重精神追求，认为精神的东西才是永恒的，虽然他偶有岁月蹉跎、生命无常的感伤，但更多的时候，他都以平和之心观物，借诗歌营造清新意境，典雅冲淡。
周砥对于自身命运的敏感与警觉程度要远远高于马治，面对历史遗迹，他所倾注的忧患意识比马治更为深沉。怀古诗《上董山读孙氏古碑》中，诗人激越悲昂，奋笔直问历史本质：“亦有文章效封禅，奈无功德济刑名。长江纵有崤函险，终使秦人念子婴。”以辛辣之笔讽刺了孙权、子婴等不察历史动向、自固而为的不识时务者。《重刊宜兴县旧志》载，某年阳羡善卷洞自开，烟雾缭绕，并露出一石碑，孙权闻之后认为此地有龙脉之气，故命人立碑撰文，以固其江山千年不变。周砥在深刻讽刺孙权的荒诞之举的同时，将秦朝子婴认为长江天堑如肴函之险、自己的江山可因此高枕无忧作为又一例证，子婴、孙权的政权最终在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中消亡，作者借深刻的笔触讽刺了他们的荒诞无能。周砥诗歌感情激越深沉，意义深刻警醒，既为作者“心之所感，情之所发”，更是其洞悉世事变换的真知灼见。
周砥与马治的唱和仅维持了三年，随后二人各有所为，命运极不相同。满怀丈夫之志的周砥离开宜兴后，返回吴门。他始终对荆南之乐念念不忘，“每燕语间，未尝不叹荆溪之胜，诵孝常之诗之美”，“自吾别孝常去荆南，谓山林燕咏之乐不可复得矣”[86]。荆南山水给予他心理上的宁静，“荆南美春物，云锦十万里”[87]，马治与他的唱和又使他获得了心理安慰，“山馆荆南共苦吟，每于何处更关心”[88]。马治亦视他为知己，周砥后入张士诚幕，不幸死于兵火中，马治闻此极为伤痛，“不知履道去予，如予当有几人也。男儿四十非短命，穷达贵贱，已不足介于死生之间……其诗在，人未有裒之四方而编之，为履道可哀也”[89]，字里行间都透出了惺惺相惜的知音之情。马治又作《悼履道》追忆深厚友谊，感叹人生无常，无奈沉痛。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称：“其撰是集，正元末丧乱之际，感时伤事，尤情致缠绵。……以视松陵唱和、汉上题襟，虽未必遽追配作者。而两人无全集行世，存之亦足以窥见一斑。”[90]虽然周砥自称《荆南倡和集》为“野人之语，恐世之嗜好者少，故不敢出”，实为谦语。《荆南集》问世后，为时人所重。当时诗坛大家郑元祐、高启、徐贲等都为之作序，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
从诗歌艺术流变的角度而言，《荆南倡和诗集》未能占据诗歌史的某个高峰。但是，诗人真性情的抒发，彼此坦诚的酬唱，足以叩开后世读者的心灵之门，从而形成一个人文传统，绵延不断。马治和周砥早已被历史遗忘，但是他们在荆南山水渡过的那短暂的诗情画意般的生活却因《荆南倡和诗集》永存于世。那些富有情感的文字深深根植于他们歌唱过的这片土地，获得了永久的生命。阳羡词人对家乡风光的吟诵，阳羡词人对亲朋故友的沉痛悼念，无不晃动着《荆南集》的影子。晚清阳羡文人蒋氏蒋萼与亲友万立钧等人互有唱酬，结集而成《阳羡唱和集》。他在序中明确表示，“是集仿周砥、马治《荆南倡和集》而成，本名《荆南倡和后集》，因宜兴分治后，城南山水皆隶荆溪县，故名《阳羡唱和集》以别之”，揭示了地域文学传统的深刻影响。
三 竹山词对清代阳羡家族文人的影响
清代阳羡词学兴盛，若从地域视角溯其渊源，必当推究到“竹山”情韵，“吾荆溪之人文之盛也。……邑词名者则宋末竹山始也”[91]。竹山，乃宋末四大家之一、遗民词人蒋捷之号，其词作别集亦名为《竹山词》。《竹山词》抒写了黍离麦秀之悲和荆棘铜驼之感，充满怀旧与伤感情绪。但其问世后，并没有立即引起词坛的强烈共鸣，慕效者甚少。在对蒋捷其人其词的接受过程中，词论家一致高度认可的是蒋捷的品行。吴照衡称竹山“品谊之高，不止为填词家也”[92]，况周颐亦对其“抱节终身”[93]大加赞赏。蒋捷而立之年中进士，南宋即灭亡。正值壮年，面对新朝之利诱，蒋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隐逸不仕，终生落拓于吴越两地。
《竹山词》主要记述蒋捷隐居生活中所目睹的现实苦难、所经历的精神苦闷以及他消解苦闷的过程与方式，现实而自然地呈现自我的心态情感、人格精神。这种独特的笔法，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说。毛晋赞其“语语纤巧，真世说靡也；字字妍倩，真六朝隃也”[94]；刘熙载认为“蒋竹山词，未极流动自然，然洗练缜密，语多创获。其志视梅溪较贞，其思视梦窗较清”[95]；而周济则认为“竹山薄有才情，未窥雅操”[96]，陈廷焯亦有“竹山词外强中干”[97]，“竹山……仅得稼轩糟粕，既不沉郁，又多枝蔓”[98]的贬斥之词。
蒋捷虽然恬淡寡营，与所处的时代保持了游离的姿态，但在其笔下，处处以家国之恨的悲慨、背井离乡的丧乱为词心，与现实境遇的关系又最为紧密。蒋捷善于以赋笔直诉所见所闻、所想所感，与张炎、王沂孙、周密等南宋遗民词人沿袭姜夔密丽清雅的艺术风格，多用咏物写景的象征手法曲传心事[99]。如《贺新郎·兵后寓吴》反映战火之后词人流亡漂泊的艰难生存境况：“深阁帘垂绣。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万叠城头哀怨角，吹落霜花满袖。影厮伴，东奔西走。望断乡关知何处，羡寒鸦、到著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相看只有山如旧。叹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趁未发、且尝村酒。醉探枵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翁不应，但摇手。”词的开头采用了倒叙的手法，以特定的生活画面展开漫漫思绪，在时空中不断铺衍。黄昏中寒鸦尚有杨柳可归，而词人望断乡关，却不知家在何处。词人如今只有“枯荷包冷饭”，并且还要不断“东奔西走”，寻找维持生计的机会。“万叠城头哀怨角，吹落霜花满袖”“相看只有山如旧”，与另一首《贺新郎·秋晓》所言“万里江南吹箫恨，恨参差白雁横天杪”，都是借眼前的实景寄内心之苦情，深沉悲慨。深秋拂晓的寒冷萧瑟，与词人内心的亡国之悲，漂泊之苦的感伤心绪相契合，可谓语工而情真。
《竹山词》处处含“恨”，这种新旧朝交替所引发的特殊而复杂的情感，既包括亡国之遗恨、思乡之愁恨，还包括个人羁旅行役、功业无成之悲恨。蒋捷比较擅长写各种“恨”，具体而真实，谢章铤即认为“蒋竹山《声声慢》（秋声）、《虞美人》（听雨），历数诸景，挥洒而出，比之稼轩《贺新郎》（绿树听啼鴂）阕，尽集许多恨事，同一机杼，而用笔尤为崭新”[100]。蒋捷的羁旅行役词，将伤春与乡愁主题相结合，如“送春归，客尚蓬飘。昨宵谷水，今夜兰皋”[101]“天不教人客梦安。昨夜春寒，今夜春寒。梨花月底两眉攒。敲遍栏杆，拍遍栏杆”[102]等。词人离乡背井，既非负笈游学，亦非世宦迁谪，而是因战乱逃难所致。湖海飘零中所滋生的个人感慨，总是以挥之不去的故国之思为情感底色。词人时时流连于无法抹去的旧朝记忆之中，萦怀难去，如《梅花引·荆溪阻雪》：“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词开篇即为词人自述矛盾困境，因雪的阻隔而无法归家，但他自问之词又是“身留”还是“心留”，显然这种因阻隔而引发的愁绪又不仅仅是因眼前的现实而起。若“心留”为何还是无法愉悦？词人进一步在现实与过去交错的记忆之中，苦苦追寻旧日的欢游，但却是梦中也难以觅到，真正令词人无法愉悦的是今昔的阻隔，那么“心留”又有何用？“无人愁似我”，表明愁绪难解，“有梅花，似我愁”，以物观我，映衬自我的孤独与寂寞，是对其无可归依的生活状态、愁绪难遣的心灵现实的感慨。
在诗词的世界里，怀旧之情、亡国之痛本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情感质素，但蒋捷以其对漂泊流离、无家可归的生存困境的亲身体验来反映今昔有别之悲感，为这一传统内容又辟出了一重新意。如《贺新郎·怀旧》通篇采用比兴之法，叹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之恨：“梦冷黄金屋。叹秦筝、斜鸿阵里，素弦尘扑。化作娇莺飞归去，犹认纱窗旧绿。正过雨，荆桃如菽。此恨难平君知否？似琼台、涌起弹棋局。消瘦影，嫌明烛。鸳楼碎泻东西玉。问芳踪、何时再展，翠钗难卜。待把宫眉横云样，描上生绡画幅。怕不是、新来装束。彩扇红牙今都在，恨无人，解听开元曲。空掩袖，依寒竹。”整首词笔法空灵，意象繁多，以典型的抒情形象、具体的抒情意象写出了亡国遗恨与个人失意交杂而成的一种情绪状态。词以美人梦归故里起笔，“素弦尘扑”、“纱窗旧绿”、“翠钗难卜”等意象，直言旧物蒙尘，暗含失落之情，“消瘦影，嫌明烛”则刻画出忧思伤神的状态，“彩扇红牙今都在，恨无人，解听开元曲”，是失时佳人自言其孤寂、凄怨与无奈，结尾处“空掩袖，依寒竹”巧妙化用冯延巳“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之意境，笔触充满跳跃感，画面场景多有转换，飞动流转间隐藏着孤独、失落之意，《贺新郎》这个词调，在两宋词人手中一般多填格调豪迈或悲愤之语，词情质实深厚，而蒋捷这一首，则以表现含蓄的情感境界为主，大量采用传统的婉约意象琴筝、斜阳、娇莺、纱窗、明烛等，嵌入美人感旧的含蓄幽婉的情境中，表达生存困境与亡国之恨交织融合的悲凉凄苦，词情隐幽，有言外之韵味。
在词论家和词史研究者眼中，蒋捷所承继的主要是稼轩之风。蒋捷也确为见诸文字的较早对“稼轩体”推尊与体认的南宋词人之一。《水龙吟·效稼轩体招落梅之魂》通过“招落梅之魂”来追忆已经灭亡的南宋王朝，表达黍离之悲，通篇采用比兴之法，“君毋去此，飓风将起”、“叫云兮，笛凄凉些”、“归来为我，重倚蛟背，寒鳞苍些”、“招君未至，我心伤些”[103]等，渗透着激越与愤慨。《尾犯·寒夜》表达欲有所为而不得为的孤愤情怀：
夜倚读书床，敲碎唾壶，灯晕明灭。多事西风，把斋频掣。人共语，温温芋火，雁孤飞、萧萧桧雪。遍阑干外，万顷鱼天，未了予愁绝。
鸡边长剑舞，念不到、此样豪杰。瘦骨棱棱，但凄其衾铁。是非梦、无痕堪记，似双瞳、缤纷翠撷。浩然心在，我逢着，梅花便说。[104]
词人寒夜倚床读书，连连感叹没有出现祖逖、刘琨这样闻鸡起舞的英雄来重整山河，以致情绪激昂，唾壶敲碎，更叹世事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万顷鱼天”竟无法包容难以了绝超越的亡国愁思，感情之沉雄，与稼轩词的词境多有相似。词人自始至终都怀有崇高的“浩然心”，但却只能逢着梅花说，以抑笔收束全词，可谓跌宕顿挫，沉郁深厚的情感之中又透发出悲苦与凄清之感。
《竹山词》中总是跃动着词人这样一种微妙的心绪：对南宋故国的难以忘怀，对元蒙统治的誓不妥协，对生活处境的无可奈何，对人生道路的坚定不移。这种复杂的心态，使竹山词词情悲郁，词语直爽。蒋捷承辛弃疾而来，但却不及稼轩豪迈雄壮，与辛弃疾抱负相近、渴望用于世的蒋捷，内心则比辛弃疾更加绝望，沧桑变故的现实境况使他再无机会施展“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报国之志，他已经无力承受“壮岁旌旗拥万夫”的壮大情怀，他的词中多渗合凄冷声情，如“奈旧家，苑已成秋”[105]“星月一天云万壑，览茫茫宇宙知何处”[106]等。
相似的历史境况与生存境遇，引发了清初阳羡家族文人对竹山词的异代同感。陈维崧作《女冠子·癸丑元夕，用宋蒋竹山韵》，徐喈凤作《女冠子·元夕病足自嘲，用蒋竹山韵》，史惟圆作《女冠子·元夕，和其年用竹山韵》，次韵蒋捷作《女冠子·元夕》，乃清代家族文人传承竹山词的重要表征。节序词是宋词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李清照于南渡之后，忆“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拈金雪柳，簇带争齐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107]，将今不胜昔的伤今感旧的情怀抒发得缠绵悱恻；南宋遗民刘辰翁依易安之声，言“香尘暗陌，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108]，又为这一主题注入了沉郁悲慨之气。元夕词从此超越了节序词的基本层面，被赋予了时代内涵和人文情感，成为抒发伤今怀旧之感的固定模式之一。蒋捷的元夕词亦不例外：“蕙花香也，雪晴池馆如画。春风飞到，宝钗楼上，一片笙箫，琉璃光射。而今灯漫挂。不是暗尘明月。那时元夜。况年来、心懒意怯，羞与蛾儿争耍。江城人悄初更打。问繁华谁解，再问天公借？剔残红炧，但梦里隐隐，钿车罗帕。吴笺银粉砑。待把旧家风景，写成闲话。笑绿鬟邻女，倚窗犹唱。夕阳西下。”[109]因易代之痛及遗民情怀的双重作用，蒋捷这首词较刘辰翁更加个性化。“而今灯漫挂。不是暗尘明月，那时元夜”，悲凉而深沉。繁华难借，唯有将旧家风景写成闲话，词人似乎要轻松面对沧桑巨变，但在内心深处实难挥去。
《竹山词》被清代阳羡家族文人视为文学经典与精神支柱。陈维崧、史惟圆、徐喈凤等人，似乎与蒋氏互知心境，将竹山元夕词中的感伤国家兴亡、个人飘零落魄的哀婉幽怨抒发得更为淋漓沉痛。如陈维崧“叹浮生故国，难把前欢借。蜡珠红灺。总湿透昔日，传柑双帕。春罗愁细砑。也料写他不尽，十年前话。约东风选梦，惹人重到，旧樊楼下”[110]，徐喈凤感“愁听更鼓城楼打。唤小姬抚痛，难把风流借。短檠花炧”[111]，史惟圆“掩重门自醉，风月何须借。烛花休炧。待寻理旧句，题残罗帕。粉桃笺细砑。收拾艳思绮语，作渔樵话”[112]，皆是今不如昔的沉痛感叹。他如陈维崧的《个侬·丙午元夕雨》《烛影遥红·丁未元夜》《水龙吟·己酉元夕，洛阳寓署对雪》《探春令·庚戌元夜》《春从天下来·壬子元夕》等一系列元夕感旧词，诉一己怀抱，凄音不减竹山。万树在词艺上也瓣香蒋捷，其《声声慢·秋色》效仿竹山平韵调《声声慢·秋声》，以仄韵协之。
异代同感的共鸣，并不足以显示《竹山词》对阳羡家族文人所有的影响力量，竹山高洁形象与狷介品格，亦是阳羡文士普遍认同的行为楷模。清代阳羡词人中，史惟圆的行迹和怀抱最似蒋捷，曹吉贞《摸鱼儿·赠史云臣》称：“绕荆溪，数间茅屋，竹山旧日曾住。吟花课鸟无遗恨，领袖词场南渡。逐电去，谁更续、哀丝脆管红牙谱？湖山如故。又幻出才人，镂冰绘影，抒写断肠句。”[113]史惟圆词的情调与《竹山词》如出一辙，其行文表达也承蒋捷之法乳，“依旧春光皓，恐梨花落尽，庭院成秋”[114]，“潮打孤城，月迷故苑，总是断肠句”[115]等句，置于竹山词中，实难辨识。
蒋捷独特的词艺、词境承稼轩而来，抒情悲苦然不流于凄晦柔弱，深沉疏豪，气韵流宕。蒋捷《竹山词》的恨与悲，融会于清代阳羡家族词人群心声之中，在清初勃郁于胸的时代情绪影响下，阳羡诸家借鉴蒋捷之法，通过今昔对比的写实手法来表达故国之思、落魄之痛，深沉悲慨。他们由蒋至辛，与稼轩词脉相通，将家国之痛、身世之感交融于词中，应时而扬稼轩风。因此，情系竹山，已不仅仅是阳羡家族词人群对乡邑先贤开词学先河的崇敬，更是特殊时代背景之下的自觉选择。
[1] 潘光旦：《种族与文化机缘》，《潘光旦文集》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2] 参见［法］丹纳《艺术哲学》第二章“艺术品的产生”，丹纳提出“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3] （清）赵弘恩等监修，黄之隽等编纂：《江南通志》卷十七，（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5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张元济纂辑：《四部丛刊》三编第40册，上海书店1985年版。
[5] （清）李先荣等原本，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重刊宜兴县旧志》卷一《疆域志·疆域》，清光绪八年重刻清嘉庆年本。
[6] （清）李先荣等原本，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重刊宜兴县旧志》卷六《疆域志·疆域》，清光绪八年重刻清嘉庆年本。
[7] （宋）杨亿：《送张泌之毗陵诗序》，《武夷新集》卷七，（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0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 （宋）苏颂：《送沈学士守毗陵》，《苏魏公文集》卷七，（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0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9] （宋）刘敞：《送沈康学士知常州》，《公是集》卷二十四，（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0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 （宋）潜道：《慕容居士双南轩》，《参寥子诗集》卷八，（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1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1] （明）归有光：《题玉女潭记》，《震川集》卷十五，（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2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2] （清）陈行山：《始祖宋亲军指挥使承先公小传》，《亳里陈氏家乘》卷十一，民国二十九年开远堂藏本。
[13] （明）唐顺之：《重修宜兴县学记》，《荆川集》卷八，（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2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4] （清）任绳隗：《罨画溪茶舍诗》，（清）李先荣等原本，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重刊宜兴县旧志》卷九《古迹志·名胜》，清光绪八年重刻清嘉庆年本。
[15] （清）李先荣等原本，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重刊宜兴县旧志》卷九《古迹志·名胜》，清光绪八年重刻清嘉庆年本。
[16] （清）任元祥：《龙池山志》，《鸣鹤堂文集》卷六，清光绪刻本。
[17] （唐）陆希声：《君阳遁叟山居记》，《唐文粹》卷七十五，（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3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8] （明）文徵明：《玉潭仙居记》，（清）李先荣等原本，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重刊宜兴县旧志》卷九，清光绪八年重刻清嘉庆年本。
[19] （清）周启嶲：《善卷张公二洞合记》，（清）李先荣等原本，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重刊宜兴县旧志》卷十，清光绪八年重刻清嘉庆年本。
[20] （清）李先荣等原本，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重刊宜兴县旧志》卷九《古迹志·名胜》，清光绪八年重刻清嘉庆年本。
[21] （明）王慎中：《双溪诗集序》，（清）卢文弨纂，庄翊昆校补：《常郡艺文志》卷六，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22] （明）沈敕：《荆溪外纪》卷二十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23] （清）陈维崧：《蒋京少梧月词序》，《陈迦陵文俪体集》卷七，张元济纂辑：《四部丛刊》初编第281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
[24] （明）唐顺之：《与王尧衢书》，《荆川集》卷八，（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2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5] （明）唐顺之：《赠庵中老僧诗序》，《荆川集》卷三，（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2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6] 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27] （明）唐顺之：《宋莆田方生自宜兴归应试》，《荆川集》卷二，（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2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8] （明）唐顺之：《暮春游阳羡南山》（其四），《荆川集》卷二，（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2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9] 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4页。
[30] （清）李先荣等原本，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重刊宜兴县旧志》卷八《人物志·理学》，清光绪八年重刻清嘉庆年本。
[31] 同上。
[32] 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23页。
[33]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饮冰室合集》第14册，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50页。
[34]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35] （清）陈
修，沈彤撰：《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1年版。
[36] （清）胡观澜：《宜兴县旧志序》，（清）李先荣等原本，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重刊宜兴县旧志》，清光绪八年重刻嘉庆年本。
[37]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38] （清）陈修，沈彤撰：《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1年版。
[39] （明）唐顺之：《赠宜兴尹林君序》，《荆川集》卷十一，（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2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0] （清）施惠、吴景墙等纂修：《光绪宜荆新志》卷一《疆土志·物产记》，清光绪八年刻本。
[41] （明）唐顺之：《赠宜兴尹林君序》，《荆川集》卷十一，（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2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2] （清）李先荣等原本，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重刊宜兴县旧志》卷一《疆域志·风俗》，清光绪八年重刻清嘉庆年本。
[43] （明）徐显卿：《宜兴县旧志序》，（清）李先荣等原本，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重刊宜兴县旧志》，清光绪八年重刻清嘉庆年本。
[44] 同上。
[45] （清）李先荣等原本，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重刊宜兴旧志》卷一《疆域志·风俗》，清光绪八年重刻清嘉庆年本。
[46] 同上。
[47] （清）施惠、吴景墙等纂修：《光绪宜荆新志》卷一《疆土志·风俗记》，清光绪八年刻本。
[48] （清）蒋景祁：《荆溪词初集序》，（清）曹亮武、蒋景祁、潘眉等纂：《荆溪词初集》，清康熙刻本。
[49] （清）李先荣等原本，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重刊宜兴县旧志》卷八《人物志·文苑》，清光绪八年重刻清嘉庆年本。
[50] （晋）陆机：《吴趋行》，（晋）陆机著，郝立权注：《陆士衡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页。
[51] （唐）李华：《送薄九自牧往义兴序》，《李遐叔文集》卷一，（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0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2] （唐）皇甫冉、皇甫曾：《酧裴十四诗》，《二皇甫集》卷一，张元济纂辑：《四部丛刊》三编第60册，上海书店1985年版。
[53] （唐）皇甫冉、皇甫曾：《归阳羡兼送刘八长卿》，《二皇甫集》卷三，张元济纂辑：《四部丛刊》三编第60册，上海书店1985年版。
[54] （唐）刘长卿：《酬滁州李十六使君见赠》，《刘随州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55]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
[56] （唐）顾况：《赠僧诗》（其一），《顾况诗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7] （唐）孟郊著，华忱之校注：《孟郊诗集校注》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58] （唐）杜牧：《适高秋企望题诗寄赠十韵》，《樊川文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59] （唐）杜牧：《李侍郎于阳羡里富有泉石，牧亦阳羡粗有薄产，叙旧述怀，因献长句四韵》，《樊川文集》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60] （唐）杜牧：《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群》，《樊川文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61] （清）赵弘恩等监修，黄之隽等编纂：《江南通志》卷十三，（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50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2] （唐）陆希声：《君阳遁叟山居记》，《唐文粹》卷七十五，（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3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3] （唐）韦庄：《婺州和陆谏议将赴阙怀阳羡山居》，《浣花集》卷五，张元济纂辑：《四部丛刊》初编第131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
[64] （宋）蒋叔颖：《题陆相山房》，（清）李先荣等原本，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重刊宜兴县旧志》卷九《古迹志·名胜》，清光绪八年重刻清嘉庆年本。
[65] （明）沈敕：《荆溪外纪》卷二十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66] （明）唐顺之：《赠宜兴尹林君序》，《荆川集》卷七，（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2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7] （宋）苏轼：《菩萨蛮》（买田阳羡吾将老），《东坡乐府》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2页。
[68] （宋）苏轼：《踏莎行》（山秀芙蓉溪明），《东坡乐府》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2页。
[69] （宋）苏轼：《乞常州居住表》，《东坡文集事略》卷六十五，张元济纂辑：《四部丛刊》初编第158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
[70] （宋）苏轼：《满庭芳》（归去来兮），《东坡乐府》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71] （宋）苏轼：《入荆溪题》，题下有注云“按此所谓《种橘帖》也”，（清）李先荣等原本，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重刊宜兴县旧志》卷十，清光绪八年重刻清嘉庆年本。
[72] （清）陈维崧：《满庭芳·蜀山谒东坡书院》，《迦陵词全集》卷十三，张元济纂辑：《四部丛刊》初编第282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
[73] （明）文徵明：《玉潭仙居记》，（清）李先荣等原本，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重刊宜兴县旧志》卷九，清光绪八年重刻清嘉庆年本。
[74]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12页。
[75] （元）马治：《荆南倡和诗集序》，（元）周砥、马治：《荆南倡和诗集》，（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3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6] （元）周砥：《荆南倡和诗集序》，（元）周砥、马治：《荆南倡和诗集》，（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3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7] （元）马治：《至铜官最高处》，（元）周砥、马治：《荆南倡和诗集》，（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3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8] （元）周砥：《至铜官最高处》，（元）周砥、马治：《荆南倡和诗集》，（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3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9] （元）马治：《周履道哀辞序》，（元）周砥、马治：《荆南倡和诗集》，（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3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0] 同上。
[81] （元）周砥：《对新柳》，（元）周砥、马治：《荆南倡和诗集》，（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3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2] （元）周砥：《雨中一首》，（元）周砥、马治：《荆南倡和诗集》，（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3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3] （元）周砥：《经杜樊川水榭故址》，（元）周砥、马治：《荆南倡和诗集》，（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3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4] （元）马治：《荆南倡和诗集序》，（元）周砥、马治：《荆南倡和诗集》，（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3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5] 同上。
[86] （明）高启：《荆南倡和诗集后序》，（元）周砥、马治：《荆南倡和诗集》，（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3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7] （元）周砥：《怀荆南山中》，（元）周砥、马治：《荆南倡和诗集》，（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3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8] （元）周砥：《忆孝常》，（元）周砥、马治：《荆南倡和诗集》，（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3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9] （元）马治：《周履道哀辞序》，（元）周砥、马治：《荆南倡和诗集》，（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3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90]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12页。
[91] （清）蒋景祁：《荆溪词初集序》，（清）曹亮武、蒋景祁、潘眉等纂：《荆溪词初集》，清康熙刻本。
[92] （清）吴照衡：《莲子居词话》卷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17页。
[93] （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5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421页。
[94] （明）毛晋：《竹山词跋》，（宋）蒋捷：《竹山词》，（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4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95] （清）刘熙载：《词概》，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695页。
[96] （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34页。
[97]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794页。
[98] 同上。
[99]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7页。
[100] （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四，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379页。
[101] （宋）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竹山词》，（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4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2] （宋）蒋捷：《一剪梅·宿龙游朱氏楼》，《竹山词》，（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4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3] （宋）蒋捷：《水龙吟·效稼轩体招落梅之魂》，《竹山词》，（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4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4] （宋）蒋捷：《尾犯·寒夜》，《竹山词》，（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4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5] （宋）蒋捷：《高阳台·送翠英》，《竹山词》，（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4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6] （宋）蒋捷：《贺新郎·吴江》，《竹山词》，（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4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7] （宋）李清照：《永遇乐》（落日镕金），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08页。
[108] （宋）刘辰翁：《永遇乐》（璧月初晴），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087页。
[109] （宋）蒋捷：《女冠子·元夕》，《竹山词》，（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14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10] （清）陈维崧：《女冠子·癸丑元夕，用宋蒋竹山韵》，《迦陵词全集》卷二十四，张元济纂辑：《四部丛刊》初编第282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
[111] （清）徐喈凤：《女冠子·元夕病足自嘲，用蒋竹山韵》，程千帆主编：《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82页。
[112] （清）史惟圆：《女冠子·元夕，和其年用竹山韵》，程千帆主编：《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837页。
[113] （清）曹吉贞：《摸鱼儿·寄赠史云臣》，程千帆主编：《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524页。
[114] （清）史惟圆：《忆旧游·本意》，程千帆主编：《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834页。
[115] （清）史惟圆：《齐天乐·端午阴雨，和片玉韵》，程千帆主编：《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8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