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家族文学研究已经“热”了十多年了，迄今为止这一跨学科的研究仍显示着方兴未艾的态势，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具有切合文学研究内在规律的必然因素。所谓“必然因素”，简单地说，人类正常生活都是群体性、社会性的，文学创作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家创作的土壤在社会历史之中，而文学作品归根结底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受社会关系影响和制约。
社会关系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盘点起来千头万绪，且因人而异。但有两种关系属于基础性的，每个人都必然身处其中，那就是地缘关系与亲缘关系。曾有文化人类学者提出“亲族或血缘关系乃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结构要素，而在国家社会则以地域关系为主要结构基础。”这种二分倾侧的观念，一度曾被接受和沿用，不过人们早已认识到这一理论的片面性，而将“地域关系”与“亲族或血缘关系”同样视为“国家社会”的“主要结构基础”。
我一直以为，研究家族文学或文学家族，是要以研究地缘关系与亲缘关系为起点的，这两者是这一课题所关涉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关系。分而言之：文学家族不是文学家在家族中的简单集聚，而是有着血缘脉络的文学群体结构，这种文学群体结构与地缘关系又紧密牵连；家族文学是家族所系的血缘关系的衍生物，同样受到家族所在的地域文化意识的深刻映射、影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觉得邢蕊杰的《清代阳羡联姻家族文学活动研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选题，一刀双刃正好切应了“地缘”与“血缘”两个关捩。
我最初对阳羡的关注是杜牧曾在《许七侍御弃官东归潇洒江南颇闻自适高秋企望题诗寄赠十韵》中云“尘意迷今古，云情识卷舒。他年雪中棹，阳羡访吾庐。”进而读《樊川集》有《李侍郎于阳羡里富有泉石，牧亦于阳羡粗有薄产，叙旧述怀，因献长句四韵》，可明杜牧与李褒都曾在阳羡营建别业，以作隐居休闲之用。由此切近唐代文献，方知自安史之乱后，多少唐代文人向往这一清淑之地，并建庐于其地，流连于其间。
邢蕊杰显然注意到了这一文化现象，对唐代以来“文人与阳羡”的关系做了系统的梳理，是相当有意思的。她进一步揭示的是，阳羡具有怎样的地理位置，这种地理环境在江南具有怎样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与江南其他地方相同的应是水网密布，山光清嘉，故称“山川阳羡由来胜”；而异于吴中的是其偏于太湖西滨，处于江、浙、皖交界处，交通往还不甚便捷。正是这样的地理区位使阳羡具有一种远离繁华的沉静之美、深幽之美，中晚唐文人和北宋文人之所以心仪阳羡，盖因此也；靖康之变时，大批北方家族南奔于斯，且世代繁衍于斯而不迁，亦因此也。唐顺之在《与王尧衢书》中称：“春来卜居阳羡，此中山水绝清，无车马迎送之烦，出门则从二三子登临山水，归来闭门食饮寝梦，尚有余闲，复稍从事于问学”，是道出箇中奥妙的。阳羡这样的地域环境中产生的文学家、文学家族，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与他处不同的质地，即使与江南各郡相比，亦必自有其特色。这方面，邢蕊杰深入地域文化，对自然环境与清代阳羡家族文学的关系是值得称道的。
研究家族文学或文学家族，对家族的姻娅关系应予以特别的关注，其中的原因研究史学、社会学的学者多有论述，当代美国学者艾尔曼在《经学、政治和宗族》也指出：文化家族“其势力、声望不仅是基于宗族本身的凝聚力，士绅家庭还利用联姻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目的，与其他大族联姻可以强化宗族的凝聚力。……宗族借助联姻形式强化自身的组织性，乃是士绅生活的一大特征。”其实这种宗族在姻娅关系中强化的“自身的组织性”，不仅有利于“社会和政治的目的”，同样也有利于文学、文化的目的。我在《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姻娅网络与文学创造力生成》一文中谈过这样的观点：“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文学创造力是怎样育成、怎样发挥的？在诸多的因素中，家族姻娅网络的凸显程度非常引人注意。这一网络不仅联结着为数众多的杰出作家，而且成为一种意味特殊的创作环境和创作群体，家族间基于一定的亲缘关系相互扶持，几代人在姻娅圈中自为集群，交相师友，激发写作热情，共享创造成果，形成了清代地域文学中极具特色的江南现象。”
以上观点如果要进行实证的话，那么阳羡文化家族可谓十分典型。在这里，若干文化家族具有强大的话语权，他们的话语自然包括了文学，而且涉及到诗、文、词、曲各个方面，形成了全面的覆盖。将这些具有强大话语权的家族之间关系梳理一下的话，几乎彼此之间都有着姻娅关系的牵连。这种牵连不是一对一的简单方式，而是错综循环的；不是一代两代的时间范围，而是累叶世代性的。这比“朱陈村”现象要有意思得多，文化现象也丰富得多。清代阳羡文化家族固然有门内的文学活动，更多的是家族之间的集群活动。正因为姻娅关联是如此的复杂广泛，所以家族文化的联唱是多声部的、复合性的，相当生动、精彩。邢蕊杰对清代阳羡家族联姻而形成的多维性、多层性的关系做了大量的文献考证工作，在此基础上对家族之间的姻娅关系图作了清晰描绘，由此构成了对清代阳羡文学的扎实的分析基础。我们对清代阳羡文学成就和特点的把握，正是在这幅斑斓的图绘中得到的，这也是这部著作给人印象深刻之处和成功所在。
邢蕊杰硕士生阶段就从我学习，接着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从太原来到苏州求学深造，我身边前后六七年时间。那时候我的学术兴趣基本上集中在家族文学方面，与学生课上课后谈论的学术话题大都是“家族”和“家族文学”。其实当时国内学术界家族文学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可以说许多有志于这一学术方向的学者都是一条陌生河流中的泅渡者，一种兴趣与热情、一份追求与努力是否能够取得成果，并没有把握。所幸清代江南有着天然的文学资源，任由你从哪个地区去发掘，总会有不少收获。我鼓励邢蕊杰到“阳羡”去探一探那里的家族文学的矿石，她是一个勤奋而踏实的勘探者，而骨子里的那份沉静的灵气与阳羡文化气质也很相应。几年下来甚有收获，毕业论文写得相当可观，答辩时得到专家组的一致肯定，我很为她高兴。
毕业之后，蕊杰来到人杰地灵的绍兴任教，一个山右人渐渐江南化了，这对于她继续从事江南文学家族研究很有助益。当时的博士毕业论文她并没有急于出版，在一些专题上继续深入研究。当申请到不同层次的科研项目后，其研究更加专注了，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反响不错。这本著作，是蕊杰研究阳羡家族文学的一个向度的成果。她没有追求“全面”，但因其抓住了家族文学中“姻娅关系”这个“大判断”性的问题，使单向度的讨论有了纵深感，对家族文学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蕊杰的这部著作与当年博士毕业论文中相关部分比较面貌颇有不同，文献发掘丰富了，理论阐发也深入了，文字上也打磨得精细了。我向来既鼓励学生积极研究，但对急功近利是反对的。在大家都竞走式地进行科研时，“慢点走”，多读点文献，多思考一些问题，多斟酌打磨文字，就显得特别不容易，也特别可贵。诚然蕊杰这二十多万字的内容应该还有充实、提高的空间，但基本格局、气象颇让我感到欣慰。著作即将出版，蕊杰来信，请我写篇序言，此似不可辞之事，便聊书数语，充为引喤。
罗时进
2015年初春书于吴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