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当代价值[1]1

魏国英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毛泽东关于新闻传播观点和学说的理论体系。作为党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毛泽东新闻思想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说的基础，并在几十年党的新闻实践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如今，我国已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新闻界已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传播环境之中。新闻体制、新闻观念、新闻运作都面临着新的调整和转变。在这一时候，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新闻理论，对于新闻战线的同志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着重从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当代价值角度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始终与党在一定时期的目标一致——新闻工作的根本特性

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它的根本属性是由它的根本性质决定的。毛泽东认为，新闻工作“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2]，并根据不同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及时调整宣传重点，为党的各个阶段的基本路线服务。这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核心环节。这一理论对当前新闻战线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的新闻不是中立的。“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3]。坚持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青年时期就提出报刊要“每天干预运动和就运动直接发言”，“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4]。在人类历史上，他们首次把报纸看作是阶级运动的发言人、党派利益的代表者。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一思想，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报刊的关系，明确提出了报刊宣传的“党性原则”。列宁认为，要建立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解决历史性的课题，“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使党组织“不断向深广发展的纲”。他还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5]。

毛泽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注意把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完成了使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说中国化的过程。他认为，新闻的党性原则实质上就是新闻的方向问题，即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社会主义新闻的党性，归根结底就是要求党领导的报纸、广播、电视、出版物，始终与党和人民在一定时期的革命目标保持一致，始终贯彻和体现党和人民的利益、愿望、要求和意志。

历史有很多相似性。正如马克思第一次走上政治生活舞台就担任《莱茵报》主编一样，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则主编了《湘江评论》。以后的几十年，他一直参与和领导着党的新闻工作，并把它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把新闻的宗旨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连为一体，强调“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新闻工作的“使命”。而他自己的实践，则是最好的证明。

20年代，毛泽东主编《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他开宗明义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6]30年代，他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写的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中，也指出：“《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7]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解放区的各种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关心得更加具体。《新中华报》创刊一周年，他专门写庆贺文章，指出该报第二年的政治方向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8]。之后，他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发刊词”，指导创办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其宗旨都是为了紧密配合党在战争年代的中心工作。

毛泽东坚持把实现党的路线作为新闻工作的第一使命，是深刻体会到新闻宣传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的。按照列宁的观点，“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针”的报纸，是“向工人群众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公开喉舌”[9]。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1929年，他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写的决议中就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10]1948年，他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再次强调：“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1]毛泽东已经把新闻工作看作是党的整个革命机器的“发动机和传送带”。

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是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在主张新闻宣传始终与党的路线保持一致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要不断适应形势的变迁和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及时调整宣传的重点，以保持新鲜的活力和强大的威力。

大革命时期，他强调党报党刊要为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促进革命高潮”服务[12]，抗日战争时期，他要求新闻工作要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加强统一战线服务，解放战争时期，他则指导新闻宣传为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根据全国即将解放并将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明确而及时地提出“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3]。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无疑给新时期的新闻工作以极大的启示。改革开放条件下的我国新闻工作，依然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发展下来的。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14]对于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党报党刊不能随意发表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否则，“党就要涣散，就不可能统一，不可能有战斗力”[15]。小平同志的这一见解与毛泽东的新闻思想从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现实生活中，人们时常能够发现新闻宣传有偏离或违背党在新时期基本路线的地方，这些东西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消极的不良影响。今天，当人们重温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时候，应自觉地把那些不符合党的基本路线的东西纠正过来，这是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新闻思想最有意义的行动。

反映和指导经济建设——新闻工作的新使命

历史毕竟前进了。时代毕竟变迁了。中国已经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时期，新闻工作应该积极地跟上这一步伐。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许多论述，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

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总结讲话中，毛泽东说过：“搞经济建设，还要靠报纸，要使报纸在经济建设中，在整个工作中起很好的作用。”[16]配合和宣传经济建设工作，已成为新时期新闻工作的新使命。

毛泽东是重视新闻媒介宣传报道经济建设工作的，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是如此。1933年，他在中央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上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17]他认为，“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18]。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首次提出检验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是非的生产力标准。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更是告诫全党要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包括新闻宣传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此为中心。1958年，他还清醒地提出了“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19]。

毛泽东认为，新闻宣传应发挥推动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在延安时，他在陕甘宁边区一次座谈会上讲：“我们有很多的政治经济工作，如果办好报纸，就可以使这些工作做得更好，报纸这个东西是反映和指导政治经济工作的一种武器。”[20]

“反映和指导”，这是毛泽东对新闻功能的一种表述。“反映”是报道事实，传播信息；“指导”则是通过新闻传播，引导广大群众为国家、人民和切身利益奋斗。“反映”为了“指导”，“反映”中蕴含“指导”；“指导”建立在传播和“反映”的基础上，表达着“反映”的本质。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特殊功能就体现在这里。解放前，毛泽东主张报纸要“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21]；解放后，他强调一切新闻媒介，都必须服务于生产建设，认为报纸应多报道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生活，应多反映与国家和人民利益相关的生产和生活问题。196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刊登了《卖菜札记》和短评《领导还是被领导？》，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认为“大白菜也上了头条，很好”，“有看头了”[22]。足见他把关于国计民生的经济生产工作，放在了新闻宣传何等重要的位置！在毛泽东看来，“一条很好的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23]，“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24]。

事实表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把新闻工作纳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轨道，是一条基本的经验和基本的规律。苏维埃政权一成立，列宁就鲜明地提出报刊要“由主要报道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25]，强调“生产宣传应当重新放在第一位”[26]，报纸要“减少政治方面的篇幅，扩大生产宣传栏”，以“影响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全部工作，使它们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生产宣传力”。他甚至还提出“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的口号，申明新闻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重要性。

严格说来，毛泽东在指导新闻宣传为经济建设工作服务上面是有失误的。特别是他的晚年，由于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新闻工作一度曾偏离正确的航向。但是，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对新闻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生产生活问题的关注还是相当突出的。这是他的新闻思想当代价值的主要成份。他的失误，本质上讲，正是他背离了自己科学思想体系的产物。

当前，中国正从事着建设有自己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突出报道经济建设，则是新闻工作重点的重点，中心的中心。新闻应全面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涌现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经验和新作法，积极引导人民群众投身四化大业，这是新时期新闻战线神圣的使命，也是新时期新闻战线得以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和契机。

群众喜闻乐见——新闻工作的客观标准

新闻工作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7]毛泽东关于新闻工作方法的一系列言论，同样充满了智慧和科学精神。

在一次与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时，毛泽东曾颇有见地地指出：“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了吧。”[28]在毛泽东眼里，检验新闻工作的一个重要客观标准，就是群众是否爱听，爱看，喜闻乐见。不受群众欢迎的新闻，再正确也是没有力量的。新闻一般说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播，一是接受。“传”与“受”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新闻传播不能缺少受众意识，因为“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报刊就完全萎靡不振”[2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使新闻媒体必然处于文化市场的激烈竞争之中，新闻也要具有一定的商品性。因此，学会赢得读者和听众，不仅是新闻宣传的一种必需，而且也是新闻事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怎样才能把新闻报刊办得群众喜欢，便成了每个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请看事实”。[30]这是毛泽东的名言。他是主张新闻用事实来说话的。1925年，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说：“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31]毛泽东多次指出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严禁扯谎。他认为“红军缴枪一千说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32]。解放后，他也一再强调新闻报道的真实性问题。1959年广东大雨，他批示“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33]。他曾明确提出：“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34]在毛泽东看来，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新闻党性原则的基础，是新闻得到群众信赖和喜欢的最根本的保证。列宁说过：“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要向公众全面报道和阐明真相，不浮夸、不武断、不造谣、不做见不得人的私人报道[35]”。毛泽东忠实地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

当然，新闻真实并不是有闻必录。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眼里，“真实在飞跃，真实就是发展，真实就是冲突，真实就是斗争，真实就是明天”[36]。所以，毛泽东认为新闻宣传要有倾向性，文字和材料都要有鼓动性，新闻在传播事实信息的同时，要能有较强的教育功能和指导功能。他反对人云亦云，人家说什么，就反映什么。主张新闻媒介要捕捉和选取那些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特征、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势的典型事例来加以真实地报道，善于将正确的舆论导向寓于大量的事实报道和信息传播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新闻工作的群众路线。他曾讲到：“我们的报纸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37]“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说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特别关注读者的作用，认为办好报纸，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38]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新闻宣传的一切功能，都是在读者、听众的接受中最终实现的。毛泽东把读者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这是唯物史观精神在他新闻理论中的出色反映。

新闻报道的文风也是毛泽东历来所关心的。他认为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是文章应具有的特点；报纸要“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39]；他希望要“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40]，新闻宣传要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敢于为群众讲话。不赞成“用钝刀子割肉”，“半天也割不出血来”。

毛泽东是个诗人和文学家，他的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使他对新闻宣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十分看重。他曾对上海著名老报人赵超构说：“你们的报纸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41]他希望新闻宣传要“软”“硬”结合，既有思想性，又有趣味性；既要短小，又要精粹；既要深刻，又要生动。这样，才能受读者欢迎。他还主张要不断创新，要勇于“标新立异”，要考虑不同的读者层次和接受习惯，形式和内容都要“多样化”。毛泽东亲自动手撰写和修改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消息、述评、社论、评论、发言人谈话、广播讲话、访问记、编者按语等，那文采飞扬、活泼生动、简洁明快，机智幽默的文风，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至今仍是新闻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毛泽东新闻思想作为历史的产物属于过去的年代，但是它的当代价值却有着无限的生命力。毛泽东新闻思想在新时期还在继续丰富和发展，它并没有终结对于真理和规律的认识。

新闻战线的同志，只要以毛泽东新闻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密切联系实际，就能够使我国的新闻事业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登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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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

[2]《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

[3]同上书，第19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7页。

[5]《列宁全集》中文一版，第5卷，第6—8页。

[6]《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7]《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8]《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730页。

[9]《列宁全集》中文一版第18卷，第206页。

[10]《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4卷，第1318页。

[12]《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4卷，第1428页。

[14]《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6页。

[15]同上。

[16]1956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

[17]《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1卷，第119—120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1卷，第125—126页。

[19]引自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决议》1968年12月10日。

[20]《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21]同上书，第113页。

[22]同上书，第218页。

[23]同上书，第116页。

[24]《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

[25]转引自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26]《列宁全集》中文一版第31卷，第365页。

[27]《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1卷，第139页。

[28]《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4页。

[30]《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31]同上。

[32]同上书，第29页。

[33]同上书，第214页。

[34]同上书，第213页。

[35]《列宁全集》中文一版第9卷，第283页、213页。

[36]《卢那塞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5—56页。

[37]《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4卷，第1319页。

[38]《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728页。

[39]同上。

[40]《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4卷，第1319页。

[41]《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