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新闻思想探源[1]1
薛克成
作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思想的奠基人毛泽东，在他的革命一生中，始终不渝地关怀和指导着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他亲自主持办了几家报纸。在革命各个时期，对新闻工作有许多精辟的讲话和重要指示，为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撰写了大量的新闻消息、评论、社论，修改审阅了数以千计的稿件，直到晚年，他还说愿做报纸的专栏作家。
然而，毛泽东新闻思想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源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办报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同源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毛泽东新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一 基本原理上的明显继承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的办报思想是多方面的，在基本原理上具有明显的继承性。特别是在办报的宗旨，党报的性质，党报的作用等根本问题上，这种直接继承性表现得更为突出。
关于办报的宗旨。
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写《政治周报》发刊词时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2]1940年2月7日，他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又说：《中国工人》的任务是：“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3]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办报是“为了革命”，为了推翻剥削者，“实现人民的统治”的思想，明显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3年9月，马克思就《德国年鉴》的出版计划写信给卢格，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办报思想，“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的批判”，马克思自己解释说，“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而且，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主张把“批判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4]。卢格是个资产阶级激进派，马克思和他存在着原则的意见分歧。《德国年鉴》虽然仅在1844年2月出版了一二期合刊就停刊了，但马克思提出的办报思想是十分可贵的。1845年3月，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在阐述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时说：替工人阶级说话，是为了“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是为了“保护英国人民，使他们不致日益受人鄙视”[5]。
这里可看出，一个说，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一个说，要对旧的社会制度进行“革命”，“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一个说要“保护英国人民”，一个说，要“实行人民的统治”。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办报思想是何等相似！
关于报纸的性质。
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时说：“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6]同年6月，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编辑部文章，论述作为上层建筑的新闻事业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时又指出：“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毛泽东关于报纸的阶级性的思想，特别是在世界上还存在着阶级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思想，和对“新闻自由”的批判，正是马克思、列宁办报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1905年11月间，列宁写《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论证了无产阶级报刊的党性原则。他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并且声言，“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7]列宁在这里讲的“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指的是共产党组织的机关报。他还批判了“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的虚伪性，指出那些要求“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人，“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是他们利用“自由”这个招牌，“鼓吹反党的观点罢了”[8]，列宁讲的这些话，现在仍不失指导意义。
后来，列宁又针对米雅斯尼科夫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给资产阶级以“出版自由”的主张，作了更为深刻的批判。列宁认为，首先要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为了那一个阶级的自由？要求人们从政治的和属于那个阶级的自由这两个观点看“出版自由”的阶级实质。他认为，“在全世界上，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暗中收买、公开收买和制造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舆论’的自由”[9]。同时，列宁对“出版自由”还作了历史的分析。他指出：“出版的自由”最早是资产阶级处在上升时期为了反对封建制度提出来的。在当时，“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国内资产阶级虽已被击溃但还未消灭，国际资产阶级还包围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下，“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有利用新闻出版阵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自由”，等于把武器交给敌人。因为，“出版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我们决不会这样做，我们不会去帮助世界资产阶级”。[10]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报纸应该成为阶级专政的机关报。
但近几年来，我国新闻界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出现了惊人的混乱。有的人鼓吹以“人民性”代替阶级性，主张“新闻自由”。
其实，阶级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也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而消失。但是，一个阶级形成之后，它的观念形态在意识方面的能动反映，是不会因为阶级在经济上被消灭而立即消失的。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它还有相对的稳定性。在阶级消灭之后，还影响着社会和人们的思想，在一个国家，在世界上，只要阶级还存在，阶级的政党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报纸作为党的工具，就不能不具有阶级性，党派性和政治性，那种以“人民性”代替阶级性的观点，是站不住的。
关于党报的作用。
1948年4月，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1]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时说的：“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12]不仅观点是相通的，文字表达也极为相似。
二 “结合”上的明显创造
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的办报思想，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把马克思、列宁的办报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宝库增添了新的血液，其主要方面是：
1.发展了党报应当是“党的旗帜”的思想，提出了党报是“党的工具”。
1890年，恩格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写给读者的告别信，总结《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战斗历程时，提出了党报应该是“党的旗帜”[13]这一命题。但是，“党的旗帜”怎样表现？恩格斯只是说，在党内出现了错误和错误潮流时，“党报才旗帜鲜明，反对错误和错误潮流，决不能使党报成为简单的传声筒”。但作为“党的旗帜”的党报，在一般情况下，应该怎样做？是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党报作为“党的旗帜”，“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和生活”，使其办成“名符其实的党报”。并且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是“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工具”。从而提出了“工具论”这个命题。把报纸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否执行党的路线，当作衡量党报的党性标准。这些比恩格斯的思想完整得多，丰富得多。
2.发展了党报是“鼓风机”的思想，提出了党报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1901年底至1902年初，列宁写了《怎么办？》，批判经济主义者贬低革命报刊宣传作用的谬论，进一步阐明报纸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组织作用，认为报纸应该“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鼓动阶级斗争和人民的义愤的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14]在这里，列宁只是说党报应该成为“鼓风机”，可以鼓动阶级斗争和人民的义愤，但报纸自身的属性是什么？是不是报纸自身具有的阶级属性，而鼓动被剥削阶级和全体人民行动起来，向剥削阶级作斗争呢？列宁没有说。
毛泽东则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这个思想。他认为“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的工具”，党报的“鼓风机”作用是党报自身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作用于社会的反映。
而且，对于报纸的作用，毛泽东的许多思想都超过了他的前者。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认为，报纸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对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15]从无产阶级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通迅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16]
3.发展了党报对错误思潮必须“公开论战”的思想，提出了党报批评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
1900年9月，列宁写《火星报》编辑部声明时宣布：“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堆砌。相反地，我们将本着严正的明确方针办报”，反对“那些似是而非的暧昧不明的机会主义的修正”，对错误思潮进行有系统的“斗争”和“公开展开论战”[17]。
中国的报刊，60年代初期，曾经开展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即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但这是极特殊的情况。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与其他党派的宣传工作的原则区别，“就在于我们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原则”，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而且要“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18]这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党报的开展对错误思潮作斗争的思想更加丰富了。
4.发展了依靠工人阶级办报的思想，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
1912年5月，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说，我们要动员广大工人群众“积极地参加我们的办报工作”[19]。他认为，“工人参加办报的意义首先在于使报纸这样一个锐利的阶级斗争武器能够从奴役人民的武器变为解放人民的武器。”[20]应该说，在依靠谁办报这个问题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斯大林是讲得最多、最明确的一个。
但是，毛泽东却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21]无论在广度和深度，都比斯大林的思想深刻得多。而且，在1958年，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中，总结了党办报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党报具有五大作用的理论，进一步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报纸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调动了全党和广大群众参加办报的积极性，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参加办报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促进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开展。
三 直接继承和发展的原因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办报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这不是主观的夸张，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集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一，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本质地决定毛泽东新闻思想必然源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旧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有半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22]毫无疑问，作为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新闻思想，自然与这样的文化绝缘。
鸦片战争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入侵，使中国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然而，伴随这种资本主义入侵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是发展着的。而且，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力量，新的观念影响着社会。但是，旧中国的这种新的政治力量，对革命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23]小资产阶级由于各阶层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对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只是到了革命高潮，可以看到胜利曙光时，才积极参加革命。这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革命”。[24]一个对革命摇摆不定的阶级，当然也不能为毛泽东新闻思想所吸收。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25]从青年时代就“心忧天下”，“坚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毛泽东，必然接受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以此作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特征，通过报纸、广播、通讯社等新闻工具，为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而大造革命舆论，达到革命的目的。
特别是在1920年夏，已经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直没有动摇过的毛泽东，更加本质地决定了以他为杰出代表的毛泽东新闻思想，必然源于马克思主义。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探索，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在1919年7月14日。这时，毛泽东还没有完成世界观的转变。他自己也曾经说过，在湖南师范读书期间（1912—1918），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怎样认识毛泽东新闻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
诚然，世界观的转变要有个标志，但世界观的转变又是个过程，要有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时，虽然还未完成世界观的转变，他当时还是个唯心主义者，但他同时“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26]。而且，在1917年还倡导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个学会随着五四时期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很快成为一个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职责的革命团体，成为全国革命领导的核心，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最后完成世界观的转变，但他坚决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他的“改造中国和世界静的意志，无疑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第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性，客观地决定了毛泽东新闻思想必然源于马克思主义。
列宁评价马克思主义学说时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在于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学说的产生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承。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并逐渐在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事业。1917年11月7日，他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推翻了沙皇统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当时，世界上竖起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27]独立革命的思想，走中间的道路是不存在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作为中国革命先进分子代表的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用于指导中国革命，自然也就成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渊源。当时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成立文化书社、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他对于两面旗帜、两种世界的选择，毛泽东选择了共产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一边。
毛泽东当时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在他为新民学会友人易礼容的信加的按语，给黎锦熙先生的信中也得到证实。
1919年，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两个运动。一个是驱张运动，一个是自治运动。对这两个运动，当时国人有不同的议论。1920年3月17日，毛泽东给黎锦熙先生的信说：“稍有觉悟的人，应该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这样枝枝节节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是坐定一个‘即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28]1920年7月，毛泽东为易礼容的信加按语说：“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彻底而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根本主张是什么呢？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29]
再从毛泽东给向警予、罗傲阶的信也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在同一天，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向警予、罗傲阶写了信。给向警予的信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选环境一法。”[30]给罗傲阶的信说：“中国坏空气大深太厚，吾何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斟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所趋赴。”[31]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另辟道路”，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所说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主义不仅是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也是他办报的指导思想。
[1]本文原载于《学术论坛》1993年第6期。
[2]《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3]同上书，第4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3页。
[6]《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页。
[7]《列宁全集》第12卷，第93—94页。
[8]《新闻学小辞典》，第10页。
[9]《列宁全集》第32卷，第492页。
[10]《列宁全集》第32卷，第492页。
[11]《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0页。
[14]《新闻学小辞典》，第9—10页。
[15]《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16]同上书，第164页。
[17]《新闻学小辞典》，第8页。
[18]《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页。
[19]《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44页。
[20]《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8页。
[21]《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22]《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84页。
[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页。
[24]同上书，第7页。
[25]同上书，第9页。
[26]《西行漫记》，第125页。
[27]《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6页。
[28]《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0页。
[29]《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7期。
[30]同上。
[31]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