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宣传思想[1]1
陈力丹
毛泽东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他的宣传思想曾经指导着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他的宣传思想扎根于中国特有的环境，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遗产之一。
毛泽东的“宣传”概念
什么是宣传？关于这个概念的含义，毛泽东的解释是相当广泛的。他说：“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2]行动本身也是一种宣传，他说过：“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3]毛泽东关于“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4]的著名评价，也是从长征这一行动本身来论证其宣传上的意义的。毛泽东一向把宣传工作视为全党的任务，而不仅仅是宣传工作者的业务。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新闻媒介也看作是主要的宣传机关。他说“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指党的七大——引者注）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5]在这里，新闻记者是宣传家的观点，明确了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双重任务。他们既是新闻的传播者，又是党的宣传工作者，二者既有区别，又是融为一体的。
与毛泽东关于宣传一词含义相适应的是他关于宣传形式的说明。仅《毛泽东选集》提到的就有十几种，如标语、图画、歌谣、壁报、讲演、群众大会、谈话、传单、布告、宣言、论文、报纸、书册、戏剧、电影、募捐活动等等。实际上他把传播信息的全部形式，有声的和无声的，有形的和无形时，都包括了进去。这些形式的总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重视和运用这种力量是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宝贵经验之一。
宣传的目的
毛泽东是党的领袖，因而他谈到的宣传主要是党的政治性宣传。关于这种宣传的目的，他讲了许多话，总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条。第一条，为了提高人民的觉悟。他说：光有先锋队的觉悟不够，还必须使全国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是不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6]从这个正确的估计出发，毛泽东把宣传的重点放在还没有觉悟的人群方面，放在以往不被人看重的社会下层。他为红四军起草的宣传决议，就曾将忽视对城市贫民、妇女、青年、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列为当时宣传的主要缺点。他特别注意在农民中的宣传工作，研究了农民运动中普及政治宣传的问题，将这种宣传水平逐步在简单口号的基础上充实起来[7]。重视对农民的宣传，是毛泽东宣传思想的一个要点，这与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总体战略是相联系的。毛泽东也注意到城市小资产阶级易于受资产阶级影响的问题，特别要求在他们中间进行革命的宣传[8]。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宣传上的策略。恩格斯早在1873年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说，“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9]
第二条，为了达到万众一心，争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把这一点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说：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10]。在谈到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时，他曾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人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11]
这两条宣传的目的，一条要求大多数人觉悟，一条要求在这个基础上齐心合力。二者紧密联系，缺一不可，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把它们比作感动上帝（人民）的过程和结果。
宣传在党的工作中的地位
宣传贯穿于党的绝大部分工作的始终，因而它在党的工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党的最有利的行动手段之一。宣传之于其他工作，毛泽东讲过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的工作。”[12]在中国民众当时相当愚昧的特殊环境中，将宣传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必要的。因而，毛泽东把忽视宣传工作视为单纯军事观点的表现[13]。他认为，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自己的伟大革命战争中，宣传（即政治动员）是经常的运动，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这个政治上的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14]
毛泽东不是宣传万能论者，他如此强调宣传在党的事业中的地位，在于宣传是党的辩证唯物主义领导方法的组成部分。他为党制定的领导方法即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15]。在这种科学的工作方法中，有一半是宣传工作，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曾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并直接将“到群众中去”等同为“宣传”。他说：“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16]
宣传成功的基石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很重视宣传，但在效果上却有很大差距。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多次谈到这种差距，他说：国民党军队已有对我军宣传“毒矣哉”的惊叹[17]，到解放战争时期，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18]。就此，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19]
这原因不是别的，首先在于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党的理论和政策，是为经济上贫困、政治上受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谋解放的，因而他们“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20]。毛泽东在论述关心群众生活时指出，“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21]在这里，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构成了党实行有效宣传的基础，这也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宣传效果所以不一样的根本原因。毛泽东特别引述过江西长冈乡群众的话：“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22]如果党不是为群众谋福利的，不是什么事情都想到人民，不论是美妙的词句还是严厉的威胁，任何一种宣传归根到底都是不起作用的。
其次，鉴于党和人民利益的一致，党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惧怕任何严峻的事实，党的宣传内容是真实的，毛泽东常常这样告诉全党：我们要“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23]他不赞成只向人民讲有利条件的一面，而是主张也要向群众公开说明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况，这就是他所说的“倒宣传”。[24]党的宣传工作的历史证明，向人民说假话，实际上是在自己挖掉自己实行有效宣传的基石。
第三，党的宣传内容是正确的，使群众得到了或看到了实际的收效，这是宣传得以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说，党的宣传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宣传科学的世界观。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批评了不注意宣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倾向，他说：“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25]
实践是检验政策和口号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因而，党的宣传内容的正确性是通过不断纠正偏差实现的。毛泽东把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作概括为两项任务：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它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就是在了解敌我友三方面情况的基础上不断调整政策宣传[26]。毛泽东起草的《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就是这种工作的典型一例。通过那次纠正宣传中的偏差，他规定了宣传部门几个月检查一次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的制度。
宣传的党性原则
党的宣传，是一个巨大的集体在外部的公开表现，它要求上下左右一致，否则，宣传所造成的逆向效果是相当危险的。在环境险恶的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这样。因而，毛泽东要求党的宣传人员与党的纲领和策略保持一致，反对离开党的纲领和策略的感情冲动式的宣传。1942年，新华社的两个分社出于对国民党的义愤，发表了反对国民党的新闻稿。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评，他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务使我们的宣传人员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他要求“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27]
宣传往往是行动的先导，因而，有的时候它同实际行动保持着一段距离。毛泽东为党规定的宣传任务具有战略的眼光，他坚决反对宣传工作中的实用主义和冒险主义。中国的社会环境相当复杂，他根据不同情况对宣传工作作出过各种具体指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主张在这个革命阶段“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又反对“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目前行动纲领的实践”[28]。即使是符合国情的现实行动纲领，他也区别了宣传和行动的地区，例如抗日救国的行动纲领，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宣传纲领，而在解放区则是行动纲领[29]。在解放区实行土改时，他注意到巩固区和游击区的不同，要求巩固区的是行动，而游击区只作宣传工作[30]。毛泽东正确地把握了宣传的内容和具体行动的界限，其观察问题的依据是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思想状况。这种科学的工作方法，保证了党的宣传工作发挥其积极作用，防止了由于宣传上的偏差给革命带来的重大损害。
毛泽东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他在解放军将进驻北平时对宣传工作的指示，鉴于许多党的宣传人员习惯于农村中的宣传，他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对城郊种菜的地方宣传“实行土地改革”；在城市里也不要宣传“消灭封建势力”；甚至像“将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口号，也只要求用于军队内部、教育，不要求当作宣传口号。他还指出：“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写大字标语是否适宜，亦值得考虑。”毛泽东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宣传必须适应新的环境，争取最大多数，所以他说：“在大城市，凡事均须重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31]毛泽东当然知道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势力是革命的必要进程，但他更意识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宣传要服从一个时期内的政策和策略，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
宣传艺术
毛泽东不仅论述了党的宣传工作的一般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位精通宣传艺术的大师，宣传不同于简单的鼓动，它应当有科学的论证，它本身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套合乎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宣传方法，就是他对宣传进行研究的结果。其代表作是《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首先要求党的宣传工作者端正宣传态度。他特别反对“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的狂妄态度[32]，多次批评过那些老想着“我多么高明”的神气和民众隔膜，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人，他要求他们在进行宣传时，采取和被宣传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33]
毛泽东还要求研究宣传对象，使宣传适合民众口味。他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做宣传工作的人，对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34]他劝同志们多看几遍列宁怎样写传单的文章，像列宁那样经常和熟悉宣传对象情况的人商量，根据这种调查和研究来进行工作。为了向“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农民群众”[35]进行有效的宣传，毛泽东以自己研究中国农民的行动为全党做出了榜样。
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宣传方法，这种方法以背诵的方式传达政治纲领，毫无实效[36]。他也反对命令主义的宣传方法，这种方法仅仅简单地用“或者是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是走蒋介石的道路”来压人，手中并无动人的货色[37]。他要求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宣传对象理解的宣传工作，把问题讲得十分实际。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做一切宣传动员工作，这就是毛泽东倡导的宣传方法的基本公式。
为提高全党的宣传水平，毛泽东提倡学习语言和改进文风。他曾批评说：“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喜欢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喜欢听。”他提出三条学习语言的途径，即向老百姓学习语言；吸收外国语言中适用的东西；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38]在文字的宣传上，他对党八股深恶痛绝，写道：“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39]他提出三条改进文风的方法，即学习逻辑，使文章有一种内部的联系；学习文法，使语句通顺；注意修辞，使文章写得生动一点[40]。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为宣传工作者指出了学习语言和改进文风的努力方向，即必须使语言和文风具有中国的特性，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使它们成为与伟大中华民族血肉相联的一部分[41]。这一重要思想，是同他总结中国历史的教训联系在一起。他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42]毛泽东关于宣传与文化要具有民族形式的思想，对于形成党的独立自主宣传文化的传统，有巨大的影响。
[1]本文原载于《新闻大学》1993年第4期。
[2]《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838页。
[3]同上书，第67页。
[4]同上书，第150页。
[5]同上书，第838、1101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1101、1131页。
[7]同上书，第35页。
[8]同上书，第64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591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1318页。
[11]同上书，第480、511—512页。
[12]《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86页。
[14]同上书，第481、513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899页。
[16]同上书，第933页。
[17]同上书，第67页。
[18]同上书，第1384页。
[19]同上书，第1485页。
[20]同上书，第7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138页。
[22]同上。
[23]同上书，第1131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237页。
[25]《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30页。
[26]同上书，第802页。
[27]《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6页。
[28]《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704—705页。
[29]同上书，第752页。
[30]同上书，第1284页。
[31]《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159—160页。
[32]《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663页。
[3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3页。
[34]《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836—837页。
[3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5页。
[36]《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481页。
[3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5页。
[38]《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837—838页。
[3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8页。
[40]同上书，第217页。
[41]《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534页。
[42]《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7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