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虽引证、引述贝内特观点的论文、著作不下千部，但由于贝内特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文学、文化、政治、社会学、博物馆学、传媒研究等诸多领域，有关他的评论大多只是针对某一相关领域的散论和专评性论文，且寥寥可数，引论和散论居多，国外目前对贝内特的研究还未走向全面、系统。

就目前所收集到的评论资料看，从范围来说，主要集中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从评论倾向看，各评论观点意见完全冲突，赞同与批驳各掺半，即使针对贝内特的同一种思想观念，各评论观点也相互抵牾、意见相左。从书写形式来看，持赞同意见的文章虽居多数，但均为散论和引证，没有专评；持批评意见的均是专评，但为数不多。

具体而言，就评论内容看，批评者对贝内特的指责主要集中在“阅读形构”概念和“治理性”理论依据上，认为贝内特往往以偏概全，有将仅具一定适用限度的理论观点泛化的极端倾向。此类代表性评论文章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5]《伊格尔顿采访录》《符号学唯心主义》《官僚性》《在“文化的”社会中的公民权：一条国际主义路径》等。也有批评者指出，贝内特过于追求政治效果和达到效果的手段，存在一定的功能主义倾向，忽视了主体的意识情感和缺乏对伦理价值标准的设定。这一意见的代表性文章主要有《沃洛希诺夫、贝内特和政治书写》《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知识：托尼·贝内特和话语转向》《扩大的实践：审美、色情和文化研究》《普遍主义和乌托邦》《文化政策研究》等。

持赞同意见的基本都是散论，他们在肯定贝内特突出的理论贡献的同时，以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阐发贝内特的话语历史观、阅读形构、文类观、文化治理性等理论观点的适用性和合理性。此类代表文章主要有《评论：批评和社会行动》（Review Essay Criticism and Social Action，by James W Davidson）、《当代诗歌中的文学历史和反面实践问题》（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Oppositional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Poetry，by David Kellogg）、《上帝的游戏和治理性：〈文明2〉和超媒介知识》（God Games and Governmentality Civilization II and Hypermediated Knowledge，by Shawn Miklaucic）、　《阅读形构的政治：以尼采在德帝国为例（1870—1919）》（The Politics of Reading Formations：The Case of Nietzsche in Imperial Germany（1870-1919），by Geoff Waite）。

从评论范围看，文学方面（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最具代表性的专评是在贝内特的《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79）发表两年后，由安妮·蕾莉（Anne Reilly）和普鲁斯佩·罗塞兹（Prospero Saiz）共同撰写的30多页的专评《沃洛希诺夫、贝内特和政治书写》（Volosinov，Bennett，and The Politics of Writing）。文章主要批评以贝内特为代表的英国左派文学研究在挪用俄国形式主义时，以自己的理论和政治立场先入为主地误读了俄国形式主义，致使俄国形式主义成为达到左派政治目的的材料和工具，却根本无视形式主义本来的真实面目和理论观点。文章用大量篇幅分析沃洛希诺夫[6]的言语互动理论和贝内特对沃洛希诺夫的误读。作者指责贝内特移用沃洛希诺夫的目的只是使之更接近于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指出贝内特为达到对文本的政治再书写目的，“忽视了对话语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解”，这是功能主义和“历史主义目的论”的行为。[7]笔者认为，安妮·蕾莉和普鲁斯佩·罗塞兹对贝内特存在的功能主义和目的论倾向的认识可谓一针见血，因为这的确是贝内特长达30年学术研究最主要的特点。可是，评者并未理解贝内特的移用和误读本身就是有意为之的后结构主义立场：文本的再书写重于文本的所指。可以说安妮·蕾莉和普鲁斯佩·罗塞兹与贝内特立场的抵牾，体现了80年代后结构主义与现实主义在“表征”和“现实”问题上的分歧。

同样的指责还见于基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知识：托尼·贝内特和话语转向》（Marxism and Historical Knowledge：Tony Bennett and the Discursive Turn）一文。文章主要质疑贝内特《文学之外》（1990）一书的后结构主义立场。论者站在传统历史学家的角度，批评以贝内特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中解构主义相对论倾向，认为贝内特完全忽视了历史事实和真实世界，一味追求表征和语言的差异性，“丧失了意义的确定性，打破了符号与现实的必要联系”[8]。结果使贝内特自己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沼，由于丧失了历史的真实性和确定性，贝内特主张的政治理想的合理性依据也势必荡然无存。

如果说上述两篇评论集中体现了80年代学界关于“表征”与“现实”、“话语”和“世界”的争论，是现实主义传统对以贝内特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立场的责难的话，那么对贝内特80年代中后期建构的“阅读形构”的指责，则是文学内部研究视角的“文学自主论”与文化研究外部视角的文化多元决定论、境遇主义间的分歧。迪特·弗罗英德利布（Dieter Freundlieb）的《符号学唯心主义》和伊格尔顿《伊格尔顿访谈录》集中代表了这种意见。两位论者都指出贝内特过于强调历史情境主义的文本消费和文本使用效果，具有忽视文学生产论和文本审美价值的极端化倾向。

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评（90年代之后至今），主要对贝内特提议的文化治理性范式和文化政策研究仅以福柯哲学为理论基础提出质疑，认为文化治理性、文化政策研究仅依靠这一条理论路径，不但忽视了对主体能动性的关注，而且其明显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因缺失伦理价值标准的设定，极易沦为权力的帮凶。最典型的批评文章是乔纳森·斯特恩（Jonathan Sterne）的《官僚性》　（Bureamentality）和吉姆·麦克盖根（Jim McGuigan）的《文化政策研究》。乔纳森·斯特恩肯定以贝内特为代表的文化政策研究的确开辟了文化研究新的方向，但指出，文化政策研究仅以福柯的治理性为理论基础远远不够，还须补充文化研究的批判性传统。作者通过分析贝内特的文化研究政策和文化治理性所依赖的理论依据存在的内在矛盾，即福柯治理性哲学中的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间所存在的张力，尖锐地指出，福柯哲学自身存在的张力势必造成文化政策研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与其理论基础的矛盾，即政治改良的自由人道主义目标与反人文主义的权力哲学具有不可调和的张力，后者暗中颠覆了文化政策研究实践所指向的政治目的，结果造成理论和实践的分离，这种分离给文化政策研究留下了自身无法解决的伦理政治问题。

贝内特的文化治理性和文化政策研究由于悬置伦理判断和价值标准，也同样遭到吉姆·麦克盖根的质疑。在《文化政策研究》一文中，虽然吉姆·麦克盖根的主要目的是对以贝内特为代表的文化政策研究予以修正而不是抛弃，但文章还是指出了以贝内特为代表的右翼倾向的文化政策研究所存在的种种弊端。文章认为，以贝内特为代表的文化政策研究缺失对伦理价值标准的适当设定，没有在“实用真理”和“批评真理”间保持适当平衡[9]，只一味偏重前者，批判性这一伦理价值维度却明显萎缩，使文化政策研究成为官僚权力的同谋，结果是，文化政策研究的政治实践以公民身份权这一社会民主改良修辞取代了文化研究传统的革命修辞。文章最后提出，要“自由地运用福柯和哈贝马斯洞见中的合适部分以阐释文化政策的特定问题”[10]，建议用多视角的理论资源充实文化政策研究的上述缺憾。

二　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对贝内特的认识已从翻译介绍发展到研究性批评，但目前还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专著问世。

最早译介贝内特著述的是《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刊登的寿静心译的《科学、文学与意识形态——路易·阿尔都塞文学观念》一文，该文译自托尼·贝内特1982年伦敦版的《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第6章。此后，随着国内文化研究热的兴起和蔓延，贝内特的文化研究著述相继被译介引进。陶东风在1999年《文艺研究》第1期发表了《托尼·贝内特谈文化研究与知识分子》一文。随后国内相继出现诸多译文。[11]2007年，由南京大学文学院王杰、强东红等人以论文集的形式翻译出版了《本尼特：文化与社会》一书，该书选译了贝内特每个时期和每个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一些著述，这是目前国内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较系统译介贝内特著述的论文集。迄今，国内还没有关于贝内特专著的译作。

国内评论性论文的出现与2005年、2009年贝内特先后两次来华访问不无直接关系。2005年，贝内特应邀到北京语言大学访问和演讲，随后该校硕士生罗昔明于2006年写了《托尼·贝内特及其政治文化观念》硕士论文。这是国内首次关于贝内特的学术研究，也是迄今所有评论文章中较全面地介绍贝内特主要思想观点的论文。该文以贝内特对文化与权力关系的揭示为主线，介绍式地简述了贝内特的一些主要观点。本文仅就观点说观点，没有将贝内特的学术思想、学术实践与其所依托的思想资源、知识背景和现实语境联系起来，也未能把握其各观点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对贝内特主要观点的理解显得粗疏，甚至有个别的误读现象。

2009年，贝内特应以王杰为代表的南京大学官方的邀请来华，推动了国内学界对贝内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关注和研究热潮，王杰及其博士生先后发表了9篇论文，为国内贝内特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除此以外，有上海师范大学刘云茹、孙鹏程合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质主义困境及解构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文论为视角》和罗昔明的《托尼·贝内特：从美学批判到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策与管制——托尼·贝内特的文化批评观念剖析》《托尼·贝内特文学批评观念剖析》等6篇论文，罗昔明的这些论文与其硕士论文内容基本雷同。

除了罗昔明这6篇论文外，目前国内研究贝内特的论文共计10篇，这些论文主要涉及贝内特文化与文学两个研究领域，内容多属介绍与阐述性质，系统深入的研究较少。具体来看，文学研究类有7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美学角度评析贝内特的文学观。其中，简介性质的论文有张玉琴的《托尼·本尼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基本视野》、王杰的《托尼·本尼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强东红的《理论与实践：托尼·本尼特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阐述性质的论文有周海玲的3篇论文：《审美历史化和政府治理性——试论托尼·本尼特文化研究中的关键因素》《历史中的文本——托尼·本尼特对大众文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读者的主体幻象与阅读构形——读者反映批评与马克思主义读者研究的对话与发展》。周海玲的研究重心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问题域上，评述了贝内特关于美学自律和他律关系的思想，及其阅读形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接受理论史上的地位。相比而言，周海玲的论文是目前看到的较有深度和新意的文章。同时刘云茹和孙鹏程合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质主义困境及解构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文论为视角》一文，也是阐述性质的评论。论文分析了贝内特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质主义的批评和以其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解构策略，介绍了贝内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和阅读形构的概念，但未能走向深度分析。张良从的《大众阅读与解释的操控——试论托尼·本尼特的阅读理论》一文主要介绍贝内特的阅读理论，但论者似乎未能真正理解贝内特阅读理论的核心是阅读形构概念，没从学理深度对其阅读理论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共计3篇。段吉方的《理论与经验：托尼·本尼特与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从英国文化研究学术传统背景凸显贝内特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概述了他的治理性观点。曹成竹的《知识分子：一个从批判到实践的社会群体——兼论托尼·本尼特的知识分子观》和郑从荣的《一种“自下而上”的位移——论本尼特实现左派知识分子文化目标的现实途径》，主要介绍和简析了贝内特的知识分子观。

通观国内贝内特的研究，多以译介和概要评析为主，即使有几篇深入的文章，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框架下的阐发和片段性研究，未能走向全面性的系统研究，也没有辩证地看待贝内特主要观点的得失利弊。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几乎没有涉及贝内特的博物馆研究，也没有关注近年来贝内特以治理性为理论基础对文化研究的整体理论范畴做出的结构性重构。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贝内特的认识仅限于对他某个领域内的某个观点的分析，没有走向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难免因论者立场不同而对贝内特的成败得失作出漫画式的处理。国内对贝内特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第一，大多为译介和概要式评析性质的研究，系统深入的全面研究处于空白；第二，即使有个别稍有水准的研究，也拘泥在贝内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领域上，忽视其对文化研究理论结构性重构的开拓性贡献和重要意义，对其博物馆领域的研究也完全处于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