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性阐述

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又译为“托尼·本尼特”，全名弗雷德里克·安东尼·贝内特（Frederick Anthony Bennett）］，是继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之后，第二代英国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贝内特也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贝内特的学术思想在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博物馆研究等领域都具有开拓性创新：在文学研究领域，贝内特为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美学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在文化研究领域，贝内特开创了新的理论范式——文化治理性；在博物馆研究上，贝内特打破文化批判传统视博物馆为市民社会一部分的思路，从治理权力装置角度出发，历史性地理解博物馆与权力、博物馆与主体、与社会行为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奠基了当代博物馆研究以治理性为参照依据的新研究路径。可以说，贝内特在上述三个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他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贝内特1947年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市，在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后在苏塞克斯大学（Sussex University）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兴趣集中在艺术和文学社会学上，尤其对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十分关注，这为他以后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角度切入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域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20世纪70年代初，贝内特在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工作，与雷蒙德·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等人结识，开始了自己的文化研究学术生涯。1976—1983年担任开放大学社会学助教、跨文化研究课程讲师，出版了第一部成名之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9）。本书围绕“什么是文学”这一基础性话题，对阿尔都塞学派的本质主义予以擘肌分理的分析和批判。凭借此书，贝内特在西方马克思文艺美学界赢得了世界性声誉。

1983年，贝内特移居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格里菲思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先后讲授社会学课程和文化研究课程，后荣任格里菲思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介政策中心”主任。受澳大利亚实用主义学风的影响和澳大利亚工党的政策性支持，在澳期间，贝内特学术思想的理论支撑也从葛兰西的霸权范式转向福柯的治理性，研究重心由文学审美研究领域逐渐深入文化研究领域，尤其侧重博物馆研究和文化政策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专著和极具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如《邦德及其超越》（1987，与珍妮·沃考特合著）、《文学之外》（1990）、《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政治》（1995）、《文化：一门改革者的科学》（1998）、《文本、读者、阅读形构》（1983）、《将政策置于文化研究中》（1992）等。1998年后，贝内特返回英国，在开放大学接任斯图亚特·霍尔退休后的社会学教授一职，同时担任开放大学“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中心”主任。2009年至今，贝内特任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研究员、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墨尔本大学客座研究员。

自20世纪90年代始，贝内特的学术兴趣逐渐转向文化研究，尤其侧重文化政策研究。他先后承担英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理事会等组织的多个重要研究项目，如他所领导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中心（RESRC）是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资助的大型国际性研究；文化多元性与文化政策研究是欧洲理事会资助的国际项目。重要研究成果有《差异多元性：文化政策和文化多元性跨越研究》（2001）、《澳大利亚的文化：政策、公众、规划》（2001）、《超越记忆的过去：进化、博物馆、殖民主义》　（2004）、　《文化的轨迹：文化、社会、知识分子》（2007）、《文化、阶级、区隔》（2009）。此外还有编辑、与人合作的著作22部，以及大量学术论文。其中影响深远的著作有《解释趣味：澳大利亚日常生活文化》（1999，与人合作）、《当代文化和日常生活》（2004，贝内特主编）、《物质的权力：文化、历史与物质转向》（2010，编辑并参与写作）等。重要学术论文主要有《作用于社会交往：艺术、文化和治理》（2000）、《制作文化，改变社会：“文化研究”的视角》（2007）、《审美、治理、文化》《聚合中的文化》（2009）、《考古学解剖：具体化的时间和文化管理》（2002）、《公民实验室：博物馆、文化实物和管理社会交往》（2005）、《文化的工作》（2007），等等。

贝内特兼收并蓄各家之言，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思想，紧紧围绕文化（文学）与社会间的关系，在众声喧哗的“后学”思潮这一新历史语境下，始终探索一条如何历史性地重新认识文化（文学）现象的学术之路，先后提出了“阅读形构/互—文性”“制度化的‘文学’概念”“文化治理性”“文化政策研究”“聚合中的文化”等重要观点，其学术思想已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范式，正产生着世界性影响力。但迄今为止，贝内特仍是一个广为人知却鲜为人解的学术大家，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各执一词，难有定论。

在当代西方风起云涌的多元学术思潮中，贝内特总是能与各阶段的主流思潮保持着清醒的距离，彰显出卓尔不群的独立思想品格：他以最激进的姿态彻底击碎西方马克思文学传统中的总体性、普遍性、审美自律性等幻觉，追求文化（文学）的历史化和境遇化；他从社会学功能主义立场理解文化和文学现象，消解文本中心主义，转而强调文本的社会使用效果和功能价值，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实用主义倾向；在权力观上，他立足于福柯的治理性概念，彻底拒斥当代文化研究的新葛兰西主义霸权范式，揭示现代治理制度与文化实践、现代知识分子间的复杂关系。

贝内特的特立独行自然遭到人们的争论和非议，即使与贝内特同样具有马克思主义学术背景的伊格尔顿和詹姆逊对贝内特也颇有微词。伊格尔顿曾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含蓄地讥讽贝内特是典型的“左翼极端境遇主义”；詹姆逊则直言不讳地斥责贝内特，认为贝内特的思想“属于他体思想，他忙于以传统的阿尔都塞式的气势汹汹的恐吓方式，追踪和谴责所有这些左派方面的敌人的意识形态错误”[1]。在文化研究领域，对贝内特提出的文化政策更是议论纷纷，质疑者普遍认为治理性视角下的文化研究丧失了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价值诉求和真理批判维度。

笔者认为，由于各人的理论旨趣和立场观点之差异，对贝内特的批评指责难免有偏执一隅之嫌，在既未全面理解贝内特的整体思想框架，又无视其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情况下，对贝内特这种断章取义式的指责是不公平的。事实上，贝内特的学术研究一向成就斐然：20世纪70年代末，贝内特就以《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本不足两百页的著作，敲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厚重大门，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内部展开了与形式主义的有效对话，轰动西方英语国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界。80年代初，贝内特在开放大学发起“通俗文化”课程，首次站在读者立场，以葛兰西霸权概念对英国文化研究范式中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予以调解，在英国文化研究中“这具有决定的、不同寻常的意义”[2]。90年代左右，贝内特作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主要引领者之一，在澳大利亚率先发起席卷全球性质的文化政策研究这一学术运动，开拓了当代文化研究的实用主义方向，为促成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取得世界性的影响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90年代至今，贝内特在转向福柯之后，用自己建构的“文化治理性”理论范式着手关于博物馆的经验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为当代博物馆研究奠基了新的视野和思路。同时，文化研究中当下十分热门的文化公民权研究也与贝内特引领的文化治理性范式不无关系。可以说，贝内特的文化、文学研究，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经验现象的实践分析上，均功绩卓著，他的理论观点和学术实践，以独树一帜的实践性、实用性、经验性，“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3]，他也继霍加特、霍尔、威廉斯等第一代文化研究奠基人之后成为享誉世界的新一代文化研究大家。

据贝内特目前任职的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资料，其著述已传播至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印度、希腊、日本、中国等地，并正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仅Google学术网和JSTOR学术论文网两个网站搜索的数目显示，目前引用、引证贝内特观点和理论的相关著述，不下千部。贝内特不仅对文化研究具有独特贡献，他的文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等文化的社会作用，对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都作出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和贡献”[4]，为我们从社会功能角度思考文学审美和文化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性视角。但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关于贝内特学术思想全面、系统的专题性研究，贝内特仍是一个广为人知却鲜为人解的学术大家，对他思想观点的误读误释比比皆是，断章取义地妄加赞誉或指责的现象也随处可见。

鉴于此，能对贝内特整体学术思想做一个全面、深入的系统研究和评述，填补目前这一学术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前沿性的学术价值。贝内特的学术思想融合了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文学理论以及博物馆学，如能以跨学科视角深度解析贝内特的整体学术思想，对文学理论、文化研究、博物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就国内语境而言，全面系统地研究贝内特的学术思想，在深度理解对方的基础上，与西方当代文化研究最新理论资源展开对话交流，积极借鉴、吸收对方的有益经验和资源，以问题式切入西方当代文化研究学术资源，对促进我国文化、文学研究工作进一步“生产性”地发展不无现实意义。